第5版()
专栏：
美国小农经济的贫困和破产
樊亢
美国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它的农业有很高的生产力。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因而大肆颂扬美国的农业，片面地宣传它的生产率如何高，生产量如何大，却避口不谈美国农业的矛盾和危机。美国农业是资本主义农业高度发达的一个典型，同时也是包蕴着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一个典型。资本主义农业日益增长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以及产品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它的基本矛盾。此外，它还有以下的矛盾：资本主义大农场主和中小农民、农业工人的矛盾；工商业垄断资本家和同它们进行竞争的农场主以及被他们剥削的中小农民的矛盾；技术进步和日益提高的生产能力同资本主义有限市场的矛盾；破坏土壤以追求最大限度利润同维持土地生产能力的矛盾；增加农产品出口的需要和其它国家反对倾销间的矛盾；以及其他等等。大农场主和控制农业的垄断资本不断加强对中小农民的剥夺，是一个主要的矛盾。美国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整个历史，也就是中小农民遭受大资本的剥削，不断贫困破产的历史。美国中小农民所经历的贫困破产的命运，正是表现了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道路和规律性。
从肯尼迪关于“家庭农场”的谎言说起
大生产排挤小生产，这就是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实质。资本主义的卫士们都竭力掩盖这一点。他们使用“家庭农场”的概念混淆资本主义农场和自耕农的区别，掩盖中小农民贫困破产的事实，宣扬美国小农经济优越的“理论”。例如美国资产阶级学者骚斯说：“美国农业，这就是家庭类型的农业”。曾任美国农业部长的本森说：“家庭农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美国农业的骨干”。美国总统肯尼迪在今年年初发表关于农业问题的演说时也宣称“家庭农场是美国的基本制度”，是“世界上最有效的农业”。他们所以大肆鼓吹“家庭农场”，是因为美国资本主义农业的矛盾和危机日益尖锐了，妄图用它来掩盖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
“家庭农场”并不是什么新理论。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都曾经宣扬过这种理论。在二十世纪初，当美国农业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小生产被大生产排挤的过程正在加紧进行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吉姆美尔曾用“劳动农户”、“小劳动农业”等概念，歪曲美国农业的性质和发展的道路。他说，“美国大多数农户都是劳动农户”，“农业资本主义正在瓦解”，“小劳动农业正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列宁在当时严厉地批判了这种资产阶级观点。列宁说：“吉姆美尔先生所捍卫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实质上是绝大多数资产阶级教授、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即最新的变种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理论”，“这种理论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错觉、幻想和自我欺骗（《列宁全集》第22卷，第2页）。
关于美国小农经济的宣扬，还可以追溯得更早。早在十九世纪初，美国总统杰斐逊曾经提出要建立一个“自由农民国家”的理想。杰斐逊和后来的资本主义卫士们进行反动的欺骗不同，他主张国家公有的土地应该分配给农民，而不是为地产公司和大投机商所侵占。他的主张在当时代表着广大农民的利益，是具有进步的、民主的意义的。不过，他的建立“自由农民国家”的思想，完全是不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幻想。
这一切关于“家庭农场”、“劳动农业”、“自由农民国家”的理论，都是在宣扬“小农稳固论”、“小农优越论”的思想。为了使人们了解真象，让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历史实际究竟是怎样的？
小农经济的分化和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美国独立以前的殖民地时期，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十分之九以上的人口都是农业人口。由于北美殖民地社会建立的特殊情况，它的农业中存在着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在南部，英国殖民者主要建立了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在其他地区，英国贵族地主曾企图培植封建制度。但是，由于北美可供移居的土地很多，农民纷纷向西部移居，逃脱封建的束缚和压迫，封建制度没有能够形成，贵族地主只是把封建关系的某些成分带到殖民地来。这样，在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中，除南部的维吉尼亚、马里兰、南北卡罗来那和乔治亚以外，小私有制的农民经济得到广泛发展，成为农业中的主要形式。
但是，小农经济从来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在当时处在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发展阶段的北美殖民地，小私有制的农民经济只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经济结构而存在着。而且，小农经济不是完全平均和稳固不变的。移民者家庭劳力的强弱，农具的多少，以及天灾人祸等任何意外事故，都影响到小农经济的状况。根据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对纽约和麻萨诸塞两个殖民地四百六十八个农户的统计，有三百二十九个农户土地面积为一至二十英亩，一百一十三个农户有二十一至四十英亩土地，十三个农户有四十一至六十英亩土地，八个农户有六十一至一百英亩土地，有五个农户土地面积在一百英亩以上。农户的土地面积已经有很大的悬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财产不均和阶级分化现象日益显著起来。雇佣劳动在农业中也出现了。1792年，华盛顿在《论农事书》中曾写过，在农业中不仅日工而且年工已十分普遍。这说明，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小私有制的农民经济已在不断地进行着资本主义的分化。
独立战争后，建立了独立的北美合众国，摆脱了英国的殖民地束缚，废除了封建残余。这一切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小农经济分化的过程和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更加迅速起来。首先，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在东北部原有各州进一步成长。随着西部土地的不断开拓，农业资本主义在广度上也有极大发展。西部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也是按着农民分化的道路进行的。美国政府在独立革命后宣布西部土地为国有财产，并把土地出售给到西部来的移民。最初的一个土地法令是1785年发布的“西北开辟章程”，规定西部土地按六百四十英亩的地段出售，每英亩售价二美元。显然，这一法令只是有利于种植场主和土地投机家，普通农民没有力量购买这样大的地段，只得以高价从投机商手中转买一小块土地。广大农民为争取购买土地的较有利的条件对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来颁布的土地法在出售土地的地段大小和价格方面都有所降低。1804年，杰斐逊执政时颁布的土地法规定，西部国有土地按一百六十英亩的地段出售，每英亩土地的价格为一点二五美元，并采用分期付款的办法。南北战争中，联邦政府在群众要求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压力下，于1862年颁布了“宅地法”。宅地法规定，每个移民只须交纳十美元手续费便可占用一百六十英亩国有土地，耕种五年以后成为土地的所有者。
由于实行上述一些土地法令，小农土地所有制在一定时期里曾得到广泛发展。但是，宗法式的小农土地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农业形成的一个阶段。它很快就发生阶级分化，从中形成资本主义的农场。正如列宁所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列宁全集》第31卷，第6页）。在没有封建关系束缚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关系在农民经济分化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宗法式的农民转变为资产阶级式的农场主。列宁把美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道路看作是一种典型，称之为“美国式道路”。
吉姆美尔等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认为，独立革命后的土地法令、特别是1862年宅地法的实行，使资本主义农业受到“劳动农业”的排挤，使美国成为“小农的天堂”。列宁专门写了《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的论文予以驳斥。列宁根据丰富而确切的材料对美国农业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论证了美国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和小生产被大生产排挤的铁的事实。
美国农民的阶级分化，首先表现在一部分农民破产和丧失土地而沦为佃农上面。美国官方统计材料表明，1880年，在美国全部农户中已有26％是佃农，而到1910年，佃农农户增加到37％。南部由于废除奴隶制不彻底，盛行着半奴隶制的分成租佃制，这里佃农农户比重最高，1910年占南部农户的49．6％。在北部和新移民的西部，由于农民的分化，资本主义的租佃制在这些地区已发展到相当程度，佃农农户的比重分别为26．5％和14％。
抵押制是资本主义土地关系的另一种形式。在抵押制下，贫困破产的农民在名义上仍是土地所有者，但是，他们为了继续经营土地，不得不把土地作抵押向银行借款，以利息的形式向银行家支付地租。所以，从抵押土地的农户的数字，也可以看到小农日益被剥夺的事实。据美国普查材料，在1910年，美国陷入抵押债务的农户达到全部农户的三分之一。因之，列宁说：“谁掌握着银行，谁就直接掌握着美国三分之一的农户，也就间接统治着这些农户的全体群众。”（《列宁全集》第22卷，第89页）
雇佣劳动是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主要特征和标志。1910年，美国农业中全部就业人数为一千二百一十万人，其中雇佣工人有二百八十七万人，占全部农业就业人数的23．7％。雇佣劳动的发展，在全国各个区域中，在农业的各个部门中都可以看到。而且，在二十世纪头十年中，雇佣工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农村人口和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
上述材料，充分表明了美国农业中小农日益被剥夺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列宁对美国全国农户按产值多少所作的分类统计，更有力地证明了美国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据列宁的统计，1910年，占全部农业户六分之一左右的资本主义农户，集中了全国农业生产的一半以上，而占全部农户一半以上的小农户所占的生产额还不到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可见，资本主义大农业已成为美国农业中的主要力量。
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小农经济地位日益恶化，大批遭受剥夺
随着美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垄断资本在农业中的统治地位的加强，小农经济的地位比以前时期更加恶化了。
当列宁写关于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论文时，美国还处在刚刚开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阶段。1910年，美国只有一千台拖拉机，化学肥料和改良种子的利用也还不普遍。自那时起，美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有了迅速发展，达到了高度的集约化和专业化。农业集约化和专业化的进展，成为中小农民贫困破产不断加剧的重要原因。因为，农民缺乏资金改进生产技术，就更抵不过由于高度集约化而大大提高生产率的大农场的竞争和排挤。高度专业化使农民在出售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和购买生产资料以及消费品时都要遭受大商业家的盘剥。农民从在种子公司购买小麦种子开始，到他们从面包公司购买面包为止，他的全部生产和生活都受着大商业的控制。特别是垄断资本已统治了农业。铁路公司、银行、农产品加工公司、肥料和农具公司，以及其他一切金融资本家的业务代表，布下了天罗地网，从各个方面对农民进行勒索和剥削。这一切，使越来越多的中小农民陷于贫困破产的厄运。列宁早在1913年就曾说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中的小生产注定要灭亡，注定要陷于最受压制、最受压迫的境地。”（《列宁全集》第19卷，第274页）正是在资本主义的这一残酷无情的发展规律下，中小农场不断大批地被剥夺了。据美国官方普查材料，1920年，美国农场总数为六百四十四万八千个，1954年减少到四百七十八万二千个。三十四年中农场数目减少了一百六十六万六千个。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剥夺运动之一。最近美国发表了1959年的农业普查报告，农场数目更减少到三百七十万三千个，即五年间减少了一百多万个，占农场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注一）。这就是说，在五年间，每四个农场中就有一个农场因破产而被剥夺了。中小农户破产和被剥夺的过程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大农场在吞并小农场的基础上增强了自己的实力。1920年，一千英亩以上的大农场有六万七千个，占农场总数的1％，占有全国农场土地总面积的23．1％。到1950年，这些大农场的数目增加到十二万一千个，占农场总数的2．3％，它们所占农场土地总面积也增至42．6％。1959年，这些大农场的数目更增加到十三万六千个，它们在农场中的比重增加到3．7％。
大农场在美国农业中占着绝对统治的地位。全国农业生产的大部分都集中在它们手中。据1949年的统计，每年销售额在五千美元以上、占农场总数22．4％的大农场，生产了全国销售的农产品的73．5％；另外的77．6％的农场，只生产了销售的农产品总额的26．5％，其中44．3％的小农场，在全部农产品销售额中只占了4．4％。肯尼迪在今年年初发表的农业咨文中也透露出，目前在美国，大约一百五十万“技术进步”的大农场，生产了全部供销售的农产品的87％，另外二百多万个农场生产了其余的13％。这表明，为数众多的中、小农场在农业生产中差不多完全无关轻重，它们不过在自己的小农场上苟延残喘地勉强维持生计。据估计，1949年，一个农民的最低家庭预算大约为四千美元，但是在这一年有82．5％的农场家庭收入在四千美元的最低水平以下，其中有28．1％的农场家庭，即一百三十六万六千个家庭的收入是少于一千美元的。肯尼迪在农业咨文中也不得不供认，1961年美国有“二百万以上的农场经营者的收入特别低，因为它们拥有或控制的土地或资本太少”。这些目前尚保持了自己的农场的贫困的小农，虽然拚命劳作以求自保，也终将不免破产和被剥夺的厄运。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规律。
美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证实：美国的小农经济没有一天不在分化，他们之中大多数必不可免陷于贫困、破产的境地；资本主义越是向前发展，小农之遭受剥夺就越为迅速、严重。资本主义大农场是美国农业生产的柱石。美国农业的现代化和生产的高度发展，是靠资本主义大农业，而不是靠小农或所谓“家庭农场”达到的。资本主义大农业，正是依靠牺牲广大小农的利益和剥削雇佣工人的劳动而生存发展的。
揭穿“家庭农场的优越性”的欺骗
“家庭农场”按其本身的意义，是指不使用雇佣工人而靠农民及其家属的劳动经营的自耕农场。美国究竟有多少农场是家庭农场？它们在美国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我们有1949年美国各类农场雇佣工人情况和出售农产品情况的统计材料可作参考。农场类别（注二）农场数目占农场总数的％雇佣工人的农场的％不雇佣工人农场的％占产品销售总额的％甲类 103，231 1．9 93．1 6．9 26．0乙
类 381，151 7．1 88．0 12．0 24．8丙 类 721，211 13．4 79．7 20．3 22．7丁 类 882，302 16．4 68．0 32．0 14．4戊 类 901，316 16．8 52．5 47．5 7．3己 类 717，201 13．3 32．9 67．1 2．3部分时间农 场639，230 11．9 32．6 67．4 1．8住宅农场 1，029，392 19．1 14．0 86．0 0．3特殊农场 4，216 0．1 53．5 46．5 0．4总 计 5，379，250 100．0 49．6 50．4 100．0
可以看出，美国不雇佣工人的农场约占全部农场的一半（注三）。它们主要是小农场和一部分中等农场，从它们在全国农产品销售总值中所占的份额来看，这些农场在美国农业生产中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而在另一方面，最高的三类是绝大多数都雇佣工人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它们占农场总数的五分之一多一点，却生产了全部出售的农产品的73．5％。正是这些资本主义大农场是美国农业的骨干，它们体现着美国农业的制度。
主要是小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它们的土地和资金都比较少，在经济上是远不能和资本主义大农场相抗衡的。据1949年的统计，己类农场每一美元产品的成本要比甲类农场高出二倍。又据1954年的统计，甲类农场每一农业工作者生产的纯产品量比丁类农场高四倍多，比己类农场高约三十二倍。大农场在有效地利用资金和土地方面也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从每一千美元的投资中，甲类农场得到二百二十五美元的纯产品，丁类农场得到八十六美元纯产品，己类农场得到的纯产品则只有二十七美元。甲类农场从每一英亩耕地上得到三十美元的商品产品，丁类农场是十八美元，己类农场只有八美元。可见，“小农经济优越”、家庭农场是“世界上最有效的农业”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的欺人之谈。
也有一些人说，“家庭农场”在经济上的优越性表现于：它是农民个人的经营，能更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者的积极性，因而它是有生命力的，它比大生产更有利。这种说法是把小农在饥饿线上的拚命挣扎当作它的优越性。列宁在论及农业中的小生产时曾说过：“小生产是受大资本支配的，同农业中的大生产相比较是落后的，因此它只有大大降低需求和进行苦役般的持久劳动才能维持”，小生产者“必须不顾自己和自己子女的健康而拚命加紧劳动，竭尽全力地工作”（《列宁全集》第19卷，第274和276页）。美国关于“家庭农场”的调查研究材料正说明了这种情况。这些研究报告说：“许多农民拚命地干活，以致大大地超过了他们的力量的限度”；“一个农民单独地工作显然是不利的。他们不但为紧张的工作日程所束缚，特别是在畜牧场，甚至当他生病时，也得不到休息。”（乔治·惠勒：《美国农业的发展和问题》，世界知识社版，第218—219页）可见，所谓小生产者的积极性，不过是他们为求生存而作的过度劳动和拚死挣扎罢了！
有些资产阶级学者还提出了“家庭农场”在“社会政治上的优越性”的说法。他们说，在家庭农场里，农业工作者同时就是主人，因此，“这里不存在被分为工人、资本家和管理人员的社会里的那种显著冲突。农场主一身而二任的身份，使他们在对待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上要更稳重一些”（阿克曼和哈里斯编：《家庭农场政策》，芝加哥大学版，第396页）。他们并且说，由于“家庭农场”在“社会政治上的优越性”，所以国家要尽力维护它们，从经济上资助它们以巩固它们的经济地位。
从上面关于美国小农处境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小农场主只不过在形式上是独立的主人，他们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时时刻刻处在贫困破产的威胁下。他们不堪垄断资本和大农场主的剥削，越来越剧烈地展开了反抗斗争。据报载，今年8月，美国中西部各州的两万多名小农场主为抗议垄断资本家竭力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曾经在衣阿华州的得梅因市集会。他们指出，由于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过低，成千上万的农民已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然而，由垄断资本家控制的“经济发展委员会”在不久前还要求进一步减少农场数目。集会的小农场主强烈抗议垄断资本这种进一步扼杀他们的要求。目前，由于美国农业的矛盾和危机日益尖锐，小农场主的处境日益恶化，他们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正以更加广泛的规模开展起来。
至于美国政府对农业的资助，不过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它的目的是为了缓和生产过剩的危机，以及弥补大农场主因农产品价格下降而遭受的损失。中小农场很少得益。1957年国家发放支持农产品价格的补助金的情况即是一例。在政府发放的补助金中，一百三十万个大的和比较大的农场得到了79％，平均每个农场获得一千九百九十三美元；而另外的三百五十万个农场只得到了余下的21％的补助金，其中有二百七十万个农场平均每个农场只得到一百零九美元。许多小农场则根本没有得到任何补助金。因为，政府规定，只有根据国家规定的比例缩减耕作面积的农场，才给予价格补助金。显然，原来土地就少的小农场，是不能再放弃一些土地不去耕作的，大农场则可以暂时放弃坏地不种，而在缩小了的耕地上进行更集约的经营。
除了伪造种种家庭农场优越的理论以外，帝国主义的卫士们现在还用偷换“家庭农场”原来概念的手法来进行欺骗。他们之中有人说，只要有一半靠使用家庭劳动，就可算作是“家庭农场”。有的说，使用经常的雇佣劳动的农户也包括在家庭农场的范围之内。他们把资本主义农场和非资本主义农场混在一起，企图用“家庭农场”这个迷惑人的概念，来掩盖资本主义农业制度的实质。
帝国主义者所以在当前要大肆鼓吹“家庭农场”的理论，除了企图借以掩饰本国农业日益尖锐的矛盾以外，还有更为恶毒的目的。这里需要从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来考察这个问题。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纷纷取得独立，正在寻求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对它们有极大的影响，资本主义道路日益不得人心。美帝国主义者企图用“家庭农场”这个非资本主义的口号来哄骗它们，为的是同日益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道路相对抗。
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宣传小农经济优越的理论，在实质上正是与帝国主义一唱一和的。
然而，无论什么“家庭农场论”、“小农经济稳固论”的花言巧语，都拯救不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死亡的命运。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的规律。只有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道路，才是消灭阶级剥削、消灭贫困、使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只有社会主义大农业，才能无危机地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强大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
（注一）在从1954到1959年减少的一百多万个农场中，其中有二十三万个是由于美国对农场的定义有所改变而被从农场的统计中取消了。在1954年的普查中，每个农户只要占地不少于三英亩，同时年产值不少于一百五十美元者都算作农场。如占地不到三英亩，但其年产值超过一百五十美元者也算作农场。在1959年普查中，如果占地不到十英亩，同时其商品产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者已不算作农场；或占地虽在十英亩以上，但其年产值不到五十美元者也不算作农场。如果按1954年的老定义计算，则1959年农场减少的数目近八十五万个，占五分之一左右。
（注二）农场类别是按出售产品的价值划分的，甲类农场为出售农产品在二万五千美元和以上者；乙类——一万至二万四千九百九十九美元；丙类——五千至九千九百九十九美元；丁类——二千五百至四千九百九十九美元；戊类——一千二百至二千四百九十九美元；己类——二百五十至一千一百九十九美元，做非农场工作不超过一百天，农产品销售额大于非农业收入者；部分时间农场——产品销售额超过二百五十美元，而做非农场工作超过一百天，非农业收入大于农产品销售额者；住宅农场——农产品销售额在二百五十美元以下，农场主要作为宅地用者；特别农场——指试验农场、监狱农场等。美国农场不论其规模大小，都是高度专业化的商业性农场，它们在产品销售方面的情况，可以反映出生产方面的状况。
（注三）如果把这一半算作是家庭农场，那末，还应当考虑到，1949年美国有一百一十四万多个佃农农场。这些佃农农场的大部分无疑是被包括在里边去了，而佃农农场是不符合家庭农场的标准的，因为它们不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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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针锋相对的斗争
——读书笔记
林韦
最近重读毛泽东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一些著作，颇有所感，抄录一段如下。
“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他们要四、五支队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南下，我们则以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四军的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打破之。实行这样的针锋相对的政策，我们是有理由的。凡一切有理之事，不但我党中央应该提出，我军的任何部分均应该提出。……只有向顽固派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我党我军内部，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军队和巩固党。在对中间派的关系上，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否则都是不可能的。在对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
这段话是毛泽东同志1940年5月为中共中央所写的给东南局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中的一段。当时我国的形势是：代表亲美派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还没有公开放弃抗日的旗帜，一方面却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削弱和消灭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力量。为了达到这个反革命目的，他们制定出许多“限共”、“溶共”、“防共”、“反共”的方案和计划，高喊“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等反动口号，要求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要求取消革命根据地的各种军政组织和进步的政策法令，彻底实现反革命的统一。为此，他们1939年春夏之交就在山东博山和河北深县袭击过八路军。12月间更下令包围陕甘宁边区部队，侵占了五个县城。与此同时，阎锡山部反动军队在晋西和晋东南对抗日决死队发动进攻。1940年春，朱怀冰部反动军队大举袭击太行地区的八路军。这就是有名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到1940年5月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写这个指示的时候，第一次反共高潮已经被我们打退，但是反动派并不甘心，他们又在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要新四军四、五支队和叶、张两部南下，都是明显的军事阴谋。他们说新四军破坏兵役，宣传错误，也是蓄意颠倒黑白，为发动反革命进攻制造舆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写了上面这个指示给东南局。
这些话鲜明地表达了一种思想，就是对反动派的反革命政策只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抵抗，迫使反动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不敢轻易分裂”。也就是说，不能实行无原则的迁就退让，乞求反动派承认我们的地位，发善心而不来压迫我们，不来闹分裂。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正确而深刻的总结。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看，这是直接关系到革命的前进、后退、成功和失败的重大问题。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陈独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政策不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没有用坚决的行动来打退反动派对革命的进攻，而是想用无原则的妥协退让来“稳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领袖。反动派不喜欢农民运动，他就抑制农民运动，反对农民的土地改革的要求。反动派不喜欢工人武装，他就不发展工人武装，甚至劝告工人放下武器。反动派不喜欢共产党掌握军队和政权，他就把军队和政权让给反动派去掌握。但是，这样的迁就，并没有使反动派停止对人民革命力量的进攻。事实恰恰相反：反动派看见革命派软弱可欺，就步步进逼，直至公开用武力镇压群众运动，解除人民武装，大规模捕杀革命者，绞杀整个革命运动。
在抗日战争时期，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这个时期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之下，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命令和反动宣传，实行独立自主的革命政策，反动派不愿意我们建立革命的根据地，我们坚决建立。不仅是保持原有的陕甘宁根据地，而且猛烈地向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各省一切日本占领区发展，建立了许多块根据地。不仅在山区发展，也在平原发展；不仅在北方发展，也在南方发展。三、四年间，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扩大了许多倍。反动派不喜欢我们发动群众，我们坚决发动群众，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反恶霸，清旧债，并且尽一切可能把群众武装起来。反动派不允许我们扩大军队，我们在发展群众运动的基础上迅速扩大人民武装力量，三、四年间就扩大十来倍。反动派要求取消抗日根据地，取消根据地的军政组织，在根据地建立反共据点和施行保甲制度，等等，我们坚决抵抗，使反动派无法实行。
反动派那时候仗恃在军队数量和装备上还占优势，想用军事进攻来消灭和削弱我们。这时候如果不作反击，他们就一定会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使我们无地立足。但是我们没有示弱，我们实行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1939年，反共军队侵入我陕甘宁边区，我们坚决把它赶出去。阎锡山反动军队进攻我抗日新军，我们给了他沉重的打击。朱怀冰部在太行袭击我军，我们消灭了他三个师。其他由反动派部队挑起来的大小武装磨擦，也都在我们的坚决反击下归于失败。前面所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就这样被我们打退了。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些可珍贵的历史经验，写出了上面那些论断。以后事变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这些论断的全部正确性。
在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写这个文件的时期，东南局书记项英同志思想严重右倾，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军队，想用迁就退让来停止反动派的进攻，对反动派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缺少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中央这个指示到达以后，项英同志仍然不愿执行，因此使自己在反动派1941年初发动突然袭击时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使皖南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项英同志本人也被反动派杀害。
但这只是地区性和暂时性的错误。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全局说来，是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的。以1941年初这次反共高潮说，反动派也只是在皖南占了一些便宜。他们对新四军其他部队的进攻，都被英勇地击退了。反动派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我们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公开加以驳斥，拒绝，并自己委任军长政委，将新四军编为七个师，在苏中、苏北、苏南、淮北、淮南、皖中、鄂赣湘等地区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这以后，我们的这些根据地和军队更加巩固，取得了更大的发展。
我们对反动派的斗争，不仅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而且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都是针锋相对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其他不少著作，都是这时期思想理论斗争的产物。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坚持了对反动派的各种阴谋活动和反动政策的公开揭露和批评。反动派的每一阴谋活动刚一露头，我们就在报刊上和电台公开揭露，告诉人民，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这种公开的揭露和批评，及时地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提高了人民的觉悟，武装了人民的头脑，使人们经常处于清醒状态，对反动派的袭击有充分的准备。
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对反动派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反动派处于被动地位，很难发动对革命的突然袭击，所谓“反共好，反不了”。到抗日战争末期胜利反攻的时候，我们空前地壮大起来。反动派不许我们缴日伪军的械，我们硬缴到许多。反动派不许我们收复日伪占领的城市，我们硬收复了许多。反动派想要一脚踢开抗日人民，独吞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我们硬是叫他们做不到。
对反动派的胜利的斗争，有力地促进了人民进步力量的发展，团结了中间力量，孤立了反动派。党的威望空前提高，党的思想阵地更远远超过军事阵地。中国人民对于革命胜利的信心，对于建设一个强大独立的民主幸福的新中国的革命热情，空前地高涨起来。我国民主革命在最后几年极迅速的发展和在全国取得胜利，是以抗日时期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为基础的。
当然，在反动派还没有放弃抗日旗帜、没有向革命力量全面进攻的条件下，我们对反动派的斗争是遵守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的。有理，就是道理在我们这边，我们的道理对。这样就能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削弱反动派的政治影响。有利，就是要衡量当时当地的力量对比和各方面的条件，做得有利于整个革命事业，而不是不利于整个革命事业。有节，是要有节制，有限度。不超出当时总方针、总路线所能允许的限度。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地强调过的“留有余地”，“适可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