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
专栏：
树雄心大志 攀科学高峰
甘肃省农业大学饲料生产教研组代表 任继周
我们甘肃农业大学饲料生产教研组，由于把政治作为各项工作的灵魂，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并以教学为主，把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因而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80％的学生都达到了优良成绩，基本上完成了本科学生和研究生的培养任务。同时，为外地多次举办了草原讲习会，草原训练班，培养了二百多名各级草原工作人员。几年来，我们深入生产实际，在草原学的理论研究工作中也作出了一些成绩，今年年初，我们编著并出版了质量较高的草原学教科书，修订了“草原调查”和八十万字的“牧草学”等大学参考用书，此外，还编写了七本有关草原、饲养等方面的通俗读物。
实行现场教学
几年来，在校党委的领导下，经过不断总结、提高，我们深深体会到，要认真做好“三结合”，实现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三丰收，深入实际、进行现场教学是个重要方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斗争，但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胜利了。
在我们开始试行现场教学的时候，就有人说：“生产现场局限性大，不可能学好系统理论。”也有人消极地设想“到现场去有什么教什么”，意思是不要系统地理论教学了，这些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千方百计，细致安排，把教学内容与现场条件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如1959年在天祝草原上讲到草原类型一章时，发现松小滩现场教学地点与已经肯定的任何类型都不一样，我们就运用关于类型的基本理论来探讨当地的草原类型，通过反复研究，不但弄通了关于类型理论的各个方面，而且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草原类型：高山——干旱草原。又如在讲草原改良的同时，就提出松山滩这样的草原，应该如何改良。经过师生共同讨论，提出了改良当地草原的综合措施方案，结果使牧草产量提高了三倍。同学们说：“把理论学活了，再搞草原工作心里有了底。”这就有力地反驳了“现场教学局限性大，不可能学好系统理论”的说法。
为了充分发挥生产现场教学的优越性，我们还注意了把教学内容与生产季节紧密结合起来。根据教学大纲，“人工饲料基地的建立”本来要在学期末讲授，但在生产现场要在生长季节开始时就进行各项生产劳动。于是我们就把这一部分调到前边来讲。通过实践，学生获得了实际知识，促进了生产。如学生在放牧羊群时，经过细致安排，分组进行观测，最后搞清了春乏末期羊群的采食规律，发现了羊只的“临界时间”，及其他一系列的重要问题；又如在帮助牧场划区轮牧时，发现通用方案有大量浪费现象，经过研究，提出了新方案，可节约草原面积50％。
另外，我们组织了学生的实验课，把实验设计充分与生产现场结合起来，严格要求，通过实验完成了生产任务，也完成了研究任务。如牧草种子鉴定，结合牧草试验区的播种进行，干草调制，结合生产进行。同学们说：“草原学试验不是纸上谈兵，很有味道。”我们还组织了学生的专题小组，教师指导，分题包干，研究生产现场所发现的课题，如高山干旱草原这一新类型的肯定，就是通过十八个专题小组，分工协作的研究成果。而现场教学，又给毕业论文的命题和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譬如“草原有毒、有害植物的清除”研究，是个保护、改良草原方面有重要理论意义及生产意义的题目，只有到生产现场，才能在各种条件下，深入探讨真理论和具体措施。而这些毕业论文，都是教研组整个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通过上述方式，在草原学的现场教学中，以教学为中心的三结合，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教师常常深夜为学生批改作业，审查研究计划和研究报告，学生更是不避风雪，不怕辛苦，热情洋溢，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提高教学质量、大搞科学研究的群众运动。两条道路的斗争，大破“饱和论”
解放以后，我们饲料生产研究组担任了草原学教学任务，当时我们谁都没有学过草原学，也没有一本现成的教科书，参考资料也很缺乏。怎么办呢？找一本外国书照本宣读呢？还是把外国书拿来改头换面敷衍了事呢？党指示我们：课，一定要开，也一定要教好，并且要建立我国自己的草原学。
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一场激烈的斗争。美国草原学家蒋森，1943年考查我国西北若干牧区后，所得出的“中国西北牧区家畜已达饱和点”的反动理论，曾为我国广大畜牧工作者所深信不疑，而且广为传播，甚至怀疑高速度发展畜牧业的方针。因此在对待畜牧业发展问题上，有人主张“要把家畜养好，首先应该先杀掉一批”；有的人主张“限制产羔率”。这些形形色色的谬论，实质上都是马尔萨斯人口论在畜牧业上的翻版，直接危害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了驳倒这个根深蒂固的反动论点，我们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组织起来，花了几年时间，在甘肃、青海两省的草原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我国牧区不是饲料不足，而是有巨大潜力。如皇城滩、大马营、三角城等草原只要把现有牧草充分合理利用，就可立即增加百分之百以上的家畜，如果适当改善草原的利用和管理制度，其载畜量将更为可观。用铁的证据，打击了“饱和论”。
第一步，我们胜利了。但是，作为中国的草原学术论，面前摆着两个难题必须解决：①当时确实有些草原由于解放前国民党反动统治，形成放牧过重，已经变坏或开始变坏；②目前仍有春乏问题。几乎每年春季，由于饲料不足，在不同的地区都要形成季节性乏弱现象，甚至大批死亡。为了适应我国畜牧业高速度的发展，为了建立起我国完整的草原学新理论，我们遵循着“实践——理论——实践”的原则，在查阅国内外大量文献的同时，几乎跑遍了甘肃省的各个牧区、半农半牧区以及一部分农业区。终于发现了不同的草原上有它不同的实质，并据此研究分析，把我国草原分成高山、亚高山草原、森林草原、湿润草原、干旱草原、半荒漠草原、荒漠草原、高山干旱草原等七个基本大类。摆脱了沿用已久的片面、杂乱的标准分类方案（如湿地草原、高草区、低草区、洪丛区等），比较完满而系统地说明了我国草原，尤其是西北草原发生与发展的规律。
但是，当我们把这一理论写成论文发表时，又触怒了一些以权威自居的人物，他们搬弄着外国一些所谓权威学者的论著，说我们违反了这，搞乱了那，总之是不能同意。当时，党大力支持我们，我们信心更足，又重新作了审查，决定坚持下去。决定通过类型的进一步研究，找出提高生产的途径，使新的草原学在有了骨架的时候，肌肉也丰满起来了。
提高草原生产力
我们在人力不足、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在马哨岭和祁连山交界的山谷里，设立了我国第一个草原定位研究据点——天祝高山草原研究站。我们在那里搭了一顶帆布帐篷，并根据类型的体系，在研究站周围十来里的大小山岗上，安置了各式各样的仪器，探索高山草原的各项秘密，攻破丰产关键。在这里，我们也遇到了考验，工作刚开始就有人不同意把研究站设在这样“苦”的地方，有狼、有狗熊，离居民点“太远”，甚至预言我们不会坚持下去。我们中间也曾有过一个人，受不了“苦”，哭哭啼啼，不吃饭，不起床，中途跑掉了。但是我们坚信，只要有党的支持，我们这顶帐篷一定不会垮下去。在最困难的时候，党支持了我们，两位研究生到这里来作毕业论文了。他们本来的选题不在草原上，但党看出这是一个有希望的萌芽，在困难中，给了我们支援。有了基本力量，工作就开展起来。我们昼夜在广阔的草原上奔忙着，有时为了抢季节、抓时间，要日夜苦战，困极了，边走边睡，跌跤摔醒了，爬起来又走。高山草原上气候很冷，就是六、七月间也会下雪、结冰。但是无论风雪多大，不论是白天还是夜里，我们像时钟一样准确地巡防各个仪器装设点，观测记录。怕冻裂了蒸馏水瓶子，同志们就把它放在自己的被窝里。这样，我们终于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最后找到了高山草原各型特点及其演替规律。根据这些研究成果，制定了提高高山草原生产力的技术措施。结果，用很简便的划破草皮的方法，经过1959年试验证明，可以提高高山草原产草量达五倍，并在植被成分上大为改观，优良禾本科牧草由原来的3．95％增加到66．09％，杂草类由59．33％减少到29．76％，毒草由22％减少到0．75％，已经从双子叶型过渡到禾本科型。这项成果，已经在我国有关地区普遍推广。
这一研究成果，还印证了不同类型草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理论。这就给草原改良的理论提供了根本性的变革，打破了治标改良和治本改良的分界限。为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①草原可以不间断地、迅速地发生量和质的变化；②根据事物运动的规律，只要控制草原演替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使其向生产有利的方向发展，就可以长期不断提高草原生产力，而不是一定要短期内改良，然后长期变坏。从而扭转了那种不看有利因素，也找不出草原变坏的真正原因和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悲观失望的情绪，给“饱和论”者以致命的打击。
在大力进行提高牧草产量的同时，也系统进行了草原合理利用问题的研究，对于各型高山草原，作了系统的放牧试验，确定了各型适宜的放牧程度，结合其他定住研究资料，制定了高山草原各型划区轮牧的一整套设计方案，这一方案与畜牧厅和牧研所合作，部分地运用于天祝藏族自治县永牛公社，已经收到良好效果，提高了草原产草量19％，草原面积扩大了15％，改善了家畜营养状况，满膘家畜由过去的41％提高到84％，三等膘家畜由过去的17％下降到2．5％，提高了家畜繁殖率、成活率和生产性能。1959年，附近牧场上家畜春乏严重、大批死亡的时候，这块地区都有效地控制了春乏现象，不仅没有一只牲畜乏弱致死，还收容了附近地区的大量家畜。目前它的经验正在全省范围推广。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饱和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生产实践上，已经被彻底粉碎了。适应于畜牧业高速度发展的新的中国的草原学，已经初步建立起来。
我们取得了一点成绩，这首先应归功于党。这是党领导的胜利，是党的教育方针的胜利。我们表示决不停止步伐，以不断革命精神继续前进。现在我们正在大力、逐步开展在各个草原类型上的系统研究工作，特别是饲料问题十分严重的沙漠地区的草原研究工作。我们正在为天祝羊场、牛场及几个人民公社规划划区轮牧；同时在甘南、坪城等七个据点进行几十项研究课题。根据高山草原所已经取得提高牧草产量达五倍的实例，我们给自己提出新的战斗口号是：“家畜增一倍，饲料增五倍”，保证提前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指标，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尖兵，攀登科学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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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河北通讯
把知识还给劳动人民
——记从扫盲教师到大学教师的童会文
本报记者 张丽君
一到天津，就听说扫盲教师童会文在教大学“解析几何”的课程。赶到天津市业余电业大学，下课铃声响了。从一年级教室里走出来的电业系统的职工，一个个带着满意的神色。天津市电业局调度科技术员石健民对我说：“童老师打破了解析几何的神秘关。”变电站的值班工人王绍荣抢着说：“他抓住了我们成年人理解强、忘性大的特点，讲得重点突出，通俗易懂。知道我们那里会有疙瘩，就帮助我们挖根。”……。
学员们一谈起童会文的好处，就没有个完。他们称童会文的教学方法是土洋结合。变电站的徒工杨绍文是个优秀学员。他当场写下童会文编的三句顺口溜，并且画出图表来向我解释说：“这三句话就帮助我们一下子记住了计算角度函数值的四十八个公式，多解决问题！”原来这是童会文吸取了其他教师的教学经验，灵活地应用到教学中去的结果。
这个班的学员中，有变电、供电、发电、输电等各个生产部门的技术员和工人；原有的文化程度有上过高中或大学的，也有初中毕业的。可是童会文的教学博得了他们异口同声的赞扬。
童会文这个才二十六岁的共青团员，四年以前还是一个只具有高小程度的扫盲教师。几年来，他在党的教导下，苦学苦干，边学边教，迅速成长为大学的数学教师。现在，他仍然边教边学，一边教解析几何，一边在天津大学进修微积分，准备下学期开课。
童会文走过的道路证明党的指示是正确的。边教边学，水涨船高，用高速度培养教师是完全可能的。
路是人走出来的
1956年，天津市电业系统作为工业的先行官，出现了高速度发展的局面。新厂不断的建立，新机组不断的投入生产。工人们迫切地要求摆脱文化技术的落后状态，成为设备的主人。形势逼人，天津市电业局的业余中等技术学校就应运而生。当学校刚成立时，全校只有一个校长和一个教师。童会文是包办全校伙食、财务和一切零星杂务的事务员兼扫盲教师。
“路是人走出来的，条件是人创造的。”校长潘庆惠说：“只要拿出冲天干劲，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不会就学，边教边学，是可以高速度地培养出自己的专职教师的。”他遵循的一条原则是“教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单科独进，快速培养。”童会文就是在他的督促下，一面当事务员，一面进入业余教师进修学院补学初中课程。到1958年，业余电业中技术学校增办了中技预备班。没有教师，潘庆惠就让刚进修完初中课程的童会文来担任。
工人群众渴望获得知识的心情，对于出身城市贫民的童会文是深有体会的。解放前，他饱尝失学的痛苦。一直到天津解放，劳动人民才有学文化的机会，他才有可能从业余高小毕业。高小毕业后，他担任了扫盲教师。从他担任扫盲教师的第一天起，他就下定决心要为工人阶级知识化贡献一份力量。可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连高小课程都没教过，会一下子教初中。
正当他对自己的教课表示犹豫的时候，潘庆惠就来鼓励他：先下水才能学会游泳，革命工作没有先学会以后再去干的。只有在实际工作中边学边干，并以不断革命的精神对待工作，才能克服困难，胜利前进。
潘庆惠让他准备作一次试讲。
试讲的一节课是代数式。童会文埋头紧张地准备了几天，可是心里还没个底。当他一走上讲台就心慌意乱，书本上严密的内容，他讲得丢三拉四。四十五分钟的内容，他才讲了二十分钟就讲完了。这一堂课下来，教师们对他的讲课进行了评议。潘庆惠鼓励他说：“即使是大学教授，当他第一次讲新课时也是可能失败的。主要问题是深入掌握教材，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它。”
童会文体会到：任何知识的获得决不是轻而易举的，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这次试教的失败，他并不气馁，却成了鞭策他继续前进的力量。为了使自己讲好课，他成十遍、二十遍地熟读教材，经常备课到深夜。他还经常到空无一人的教室里去，一次又一次地演习，直到每堂课要口述的一字一句都铭记在心，口述和板述安排妥当，才算罢休。
刚一开始上课，他总是躲着学生，唯恐学员提问题，一问三不知。因此，上课铃打后他才进教室，下课铃一打他就走了。可是他逐渐意识到：这样做是多么不负责任。教师讲课除了事先作充分准备外，只有通过补课，有问有答，才能帮助教师了解学员究竟学得怎样。于是他不再躲着学员了，主动地到学员中去了解学习情况，和学员建立了亲如手足的友谊。这样他就逐步地掌握了职工学习的规律，越教经验越丰富，越教越教得好。
当1958年底，童会文所教的中技预备班以半年时间复习完初中的数学和物理课程时，职工们已经不满足于用五年的时间从初中程度提高到中技毕业的水平。他们要求更高的速度，要求用五年半的时间提高到大学毕业的水平。于是一项新的教育革命的任务又摆在全校教师面前了：要举办业余电业大学，用最短的时间，把最本质、最有用的知识教给职工。中技预备班要转为大学预备班。潘庆惠又让童会文跟班教学，用一年时间帮助中技预备班的学员复习完高中的数学——代数、几何和三角。
对于童会文来说，如果说教初中代数的时候主要是付出时间去熟悉教材的问题，那么，教高中的课程就需要他付出成十倍的时间去掌握它，熟练它。学、背、讲成为他备课的关键。特别是三角函数，什么飞弦、余弦、正切、余切，……一开始这些符号就把他扰混了。他就把符号、公式像方块字一样写在笺上，早起背，晚上背，即使走在路上的几分钟也不放过。他以愚公移山的毅力去掌握知识，以分秒必争的精神去战胜时间。
从集体智慧中吸取养料
即使这样，边学边教，对于童会文仍然难免有学不懂，理解不透的地方，党时刻在关怀着他。每逢遇到困难，他就会及时地得到党组织的帮助，从集体中得到力量。在天津，他随时可以到大学或中学去听课，同校的数学教师更是互相切磋琢磨的良师益友。一次，童会文在吃饭时谈起“实数运算的意义”一章看不懂时，刘迎春教师马上放下饭碗，把他带进教室，两人一个当教师，一个当学生，认真地讲起来了。
1959年底，天津市电业局举行了一次全局范围的教学表演赛，表演赛的内容是讲高中代数中的一个章节：如何解应用题。参加表演的有三个教师：一个是大学毕业生，一个是高中毕业生，一个就是童会文。童会文在备课时，和刘迎春、翁竹舫两位数学教师共同进行了研究，决定解应用题应从实际出发，所以他们从生产中去找实例来阐明理论问题。为了加强教学效果，他们还做了教具。比赛结果，童会文的讲课获得了最好的评价。
童会文在教学中虽然不断地取得成绩，可是他并没有丝毫自满。他以毛主席的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作为座右铭。
由于童会文的努力，到1959年底，大学预备班结业时，这一班一百多人，参加数学考试的成绩，有92％达到学校要求的标准，其中四分以上的占70％。从今年起，他又跟班教学，担任“解析几何”课的教师了。（附图片）
童会文在讲课 新华社记者 张映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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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疆通讯
维族人民的汉族女儿——殷传玲
本报记者 谈风
在昆仑山下祖国边远的新疆民丰县，只要一提起殷传玲这个名字，维吾尔族人民就会竖起大拇指说：“殷传玲吗？那是共产党的好医生，我们维吾尔族人的好女儿！”
被维吾尔族人民呼作“好女儿”的殷传玲，来自万里之外的江苏省。1955年，殷传玲在扬州医士学校毕业后，主动要求到祖国的边疆地区工作。殷传玲在民丰县医院工作，数年如一日。她奔走在这块被塔里木大沙漠阻隔的边远山区，为维吾尔族农牧民解除疾病的痛苦，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爱戴，屡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模范医生，这次又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
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从山川秀丽的江南到昆仑山下的民丰县，殷传玲除在生活习惯上有不少的变化之外，思想上也经历了一番波折。离开了学校，她抱着满腔的热情来到民丰县。但是当她一看到初创的县医院只有几间破土房，既缺少设备，又没有干部，她心里就凉了半截。她想：“空空的一个人，这叫我怎么工作呢？别人有病我治，我病了怎办呢？”她有些后悔到民丰来了。但是她又感到这种想法不对头，她想起刚来那天，县委书记对她说的话：“你是第一个到民丰的汉族医生，为少数民族人民救死扶伤是党交给你的光荣任务！”“我不能克服困难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吗？”她思想上经过一阵激烈的斗争，最后果决地把头发一甩，跑去向县委书记作了深刻检讨。县委书记热情地勉励她说，遇到困难党会来帮助你。
殷传玲下决心要在民丰县好好工作下去，在艰苦的条件下锻炼自己。她每天热情地接待病人；语言不通，就用手势比划着询问病状。她工作认真负责，态度和蔼可亲，来看病的维吾尔族农牧民，开始喜欢她了。有一天，她正在看病，门帘忽的一响，一个怀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冲进了医疗室，边哭边说。生病的孩子呼吸急促，鼻孔掀动，小脸蛋烧得通红。经过诊断，小孩患的是急性肺炎，由于没有早治，情况很危险。孩子的父亲、祖母也赶来了，殷传玲看到他们焦急的面孔，感到了自己的责任重大。孩子必须住院，但医院没有病房。她住的一间既是卧室，又是诊疗室，留下孩子没地方安放，不留下又眼见有危险，怎么办呢？她决定就让孩子住在自己床上，并立刻给注射退烧消炎药，夜里就坐在地上守护着，像母亲一样为孩子调药、喂开水。整整三个晚上，经过不断的治疗和细心护理，病儿终于脱了险。当殷传玲送孩子出院的那一天，病人一家人围住了殷传玲，不停地说着感谢话，她只听懂这么一句：“毛主席派来的医生是我们孩子的救星！”殷传玲顿时感到一股暖流通过全身，深切体会到县委书记说的“党交给的光荣任务”这句话的深切含意。
在民丰县城里，许多人都知道殷传玲有一个维吾尔族的父亲。每逢巴札（集市）或节日，伊明吐米其老汉便拿上些桃、杏、沙枣等，到城里来探望他的女儿。两人见了面，亲热的真像家人。一个天南，一个地北，不同民族的老小怎么认成了父女呢？这里面有个故事。195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忙了一天的殷传玲正要回房去休息，出门看见有一个老汉蹲在医院门口，双手捧着肚子，眉头紧皱，样子非常痛苦。殷传玲问他：“是病了吗？”老人摇了摇头说：“没病，只是撒不出尿，肚子痛的走不了，在这歇一歇！”这个老汉就是伊明吐米其，他患的是淋菌性尿道狭窄症，已经一天半解不下小便，如不急救，有使膀胱破裂的危险。殷传玲立即把老人扶进病房，连夜为他动手术排尿、导尿，解除了老人的痛苦。根据病情，伊明吐米其需要到条件较好的专区医院才能根治。殷传玲到县上开介绍信，又亲自到车站买票，最后把他送上汽车。伊明吐米其感动的哭了。
崇高的风格
殷传玲很能体贴病人，把他们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有时她自己生病了，也照样拖着带病的身体，去为病人解除病痛。有一次，她正患病，卧床有两天了。这时有人来请医生去看一个急病人。她想到，自己的这点病痛是可以忍受的，如果误了别人的急病，就是有关生命的大事了。于是，她使出混身力气，起了床，带上药物出了门。病人的家离医院有一里多路，殷传玲踉踉跄跄赶到病人家时，已经满身大汗，非常疲累了。病人经过急救苏醒过来了，烧也开始减退。殷传玲这才放了心，她告诉病人过两个小时她再来给打针。当她回去的时候，才感到头晕腹痛越来越紧，走到离医院只有一百多米的时候，一阵天旋地转，晕倒在路上。当她被同志们救醒，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问：“病人的第二次针打过了没有？”
把青春献给边疆人民
殷传玲在医疗过程中经常遇到各种复杂的病症，她在中级医士学校学得的知识，很难胜利完成面临的任务。但是殷传玲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她知道要在这个医疗条件很差的地方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勤奋自学成了她生活中的重要课题。没有老师，就广泛订阅各种医学卫生杂志书籍；白天没时间，就夜里学。到民丰县四年，她不仅学会了内外科、妇科、五官科等多方面的医疗知识，而且完全靠刻苦自修学会了针灸。殷传玲感到在医药条件比较困难的边疆，如果广泛应用针灸治病，既能减少医药不足的困难，又能减轻病人动手术的痛苦。可是在民丰县又找不到会针灸的人教她。殷传玲就决心进行自修。她先挑选疗效特别显著的部分，根据书上说明的针穴，对着人体解剖图记诵。经过几个月的苦学，她记熟了人体各部分的穴位，也了解了它们的作用。但是怎样验证学习的效果呢？冒然给病人扎针，自己没多大把握。于是她就用自己身体作实验。这样作又怕别人阻止，就在晚上等别人都睡了，关上房门，照着书上的说明用针在自己身上作试验。在她身体的各个部位，一次又一次留下了许多针痕。经过多次试验，她渐渐摸准了各种穴位，以后就进一步给人治病。以后又学会用针灸治疗盲肠炎、子宫脱垂、肾炎水肿等慢性疾病。
殷传玲1955年到新疆时还是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现在光荣的加入了共青团，而且成了为边疆各族人民服务的一面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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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北京通讯
山区青年女教师贾桂英
本报记者 朱继功
两年前，十七岁的姑娘贾桂英，在党的领导下，创办起延庆县第一所民办小学，这所民办小学连续两次在全学区的统一考试中获得“冠军”，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奇迹。
这个小姑娘，她是怎样办起来这所学校的呢？
1958年——大跃进的第一个春天，小观头村党支部书记贾怀玉在田里和她商量，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大办业余教育的号召，要在村里办个小学，就要贾桂英负责。那年，桂英刚满十五岁，离开学校摘下红领巾不久。她不断地口问心，自己比孩子们高这么一丁点儿，要开办学校，行么？但她又想到，小观头村地处半山区，全村二十多户一百四十多口人，在旧社会，老乡们生活困苦，糠菜糊口，上学念书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写副对联也得到外村去求人。解放后，这山区附近兴办了学校，贾桂英的哥哥是全村第一个高小毕业生（现在县立中学念书），第二个上高小的就是贾桂英了。她想，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文化，可不行，一定要听党的话，把学校办起来！农业合作社帮助她找到两间瓦房作课堂，开头没有桌子、椅子，村干部都积极支持她，帮助找来了木板和缺腿的桌椅。贾桂英用被废弃的洋灰筒、木棍把它们支架起来，挂起了黑板，贴了标语，真像个课堂的样子了。这就是延庆县第一所民办小学。
渐渐地，上学的孩子增加到二十一名了。贾桂英根据他们的程度，分成了四个年级。那时，新华书店的教科书，已经在各校开学前按计划发售完了。没有课本怎么办呢？“抄！”每当夜晚，贾桂英就在一盏油灯下，动手抄起来。她怕孩子们认不得连笔字，只好像练小楷那样一划一竖地写，抄完一课又一课。夜深了，她累得眼酸手痛，困了，伏在桌上打盹。后来，贾桂英觉得这样抄效率太低，她就在刘斌堡中心小学教师们的协助下，刻腊板，用油印的办法把教科书全部赶印出来。孩子们拿着新书，欢欢喜喜，课堂秩序也比以前好多了。
孩子们写字需要纸。贾桂英先是让孩子们向家长要钱买，她也把自己上学时剩下的纸给学生用。开始时，她上课用的粉笔、墨水，有时向社干部要，有时把她娘积攒下的鸡蛋拿到供销社去卖，用卖鸡蛋的钱买点文具用品。但这都是暂时的办法，不是长久之计。支部书记贾怀玉帮助她从自力更生、勤工俭学方面想办法。当时正是杏熟的时候，贾桂英课后便领着一帮大孩子提着篮筐、空书包上山去，几天工夫，她们拣了一大堆杏核，用卖杏核得来的钱买了粉笔、墨水，还给孩子们添了新作业本。秋后，她们又征得了社里的同意，到收获过的庄稼田里拣丢失的杂粮，这笔钱也用了几个月。这以后，人民公社成立了，按月拨钱给学校，经费问题也就解决了。
贾桂英在前进的道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在等待着她。有人借一点小事讽刺她，她父亲也不同意闺女去当什么“孩子王”。遇到这样情况，她就记起了三件事：第一件，在毕业典礼会上，校长和老师们的谆谆嘱咐：“只要你全心全意为人民做事，群众一定会支持你的！”；第二件，民办小学刚办起来不久，支部书记说过，民办小学校是具体贯彻党的“两条腿走路”的教育方针。民办学校只许办好，要是垮了，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最后，她想起了本县的劳动模范花季香，这位年轻姑娘刚试验绵羊人工授精的时候，不是同样受过落后群众的讽刺、挖苦吗，然而花季香终于胜利了。想到这些事，她坚定了办学的信心。有事她就去找党支部，党经常为她撑腰，帮她解决困难。
“要教好孩子，没有教学经验是不行的”，贾桂英下决心要好好学习。她就到母校——刘斌堡中心小学去听课。每次从村里到中心小学往返要一个半小时，听完课又向其他老师谈一些教学上的问题。逢到雨季，山水满山沟，她就光脚涉水过去。这样坚持几个月听课之后，桂英学会了备课，学会了几个年级交叉进行教学的方法，教学成绩有了显著的提高。
俗话说，十个指头不一般齐，班上还有个别调皮的孩子使她感到很棘手。十一岁的贾景义常常到公路上去，拦车，恶作剧。起初，贾桂英同他们讲道理，孩子们当面承认，一转身又去玩，批评也不顶事。她下决心要把他们教好。她便向人请教。贾景义曾在刘斌堡上过两个月的学，后来自动地跑了，曾经教过贾景义的老师告诉她，这孩子很聪明，个性要强，能教育过来准是个好学生。她又去请教全学区教龄最长的梁靖顺老师，梁老师说：“光批评，孩子反而‘疲’了，要抓住孩子的特点，你不妨用他的优点去克服他的缺点。”贾桂英得到很大启发。有一回，她发现贾景义在打扫课堂的劳动中特别认真、积极，就在班上表扬他：“景义劳动得最好，今后就让你做劳动队长！”以后，这个孩子的劳动就更出色了。老师就问道：“你现在不拦汽车，也不骂人，劳动挺积极，还有一件事不够好，你知道不？”孩子吞吞吐吐地：“作业——不好好地做。”老师又说：“你既然知道自己的缺点，下决心改，全面学好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呢！”不久，有一天学生们都回家吃饭去了，只有贾景义还在做习题。桂英很奇怪，景义对她说：“我要做完作业才吃饭！”这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贾景义不仅在学校转变了，在家里也安分得多了，每天回家先做功课再玩耍；早晨离家前，还帮着娘打扫屋子，照看小妹妹。有一天，景义兴冲冲地对贾桂英说：“老师，娘说我完全变啦！”这句话使贾桂英混身的热血在沸腾，教育到底起了作用了。个个孩子不仅学习好，劳动也很积极。1958年年底，全学区十五个小学统一考试，小观头村总平均得八十一点三分，被评为第一名。初小毕业生全部升入了高小，其他学生也都升了班。这一仗旗开得胜了。这个事实不仅使山区所有的教师们大为震惊，连原先认为黄毛丫头办不成小学的“怀疑派”也都对贾桂英说：“我算服了你了！”
第12版()
专栏：内蒙古通讯
“送子大娘”拉布格尔索
本报记者 廖由滨 陶娅
全国文教群英会上，有个年近六旬的蒙古族老大娘，名字叫拉布格尔索。她七年如一日地奔波在好苏乌斯草原上，为这儿的蒙汉族牧民接生婴儿。她接生的婴儿个个健壮，母子平安。人们都称她是“毛主席派来的送子大娘”。
四年前，在现在的内蒙古四子王旗红格尔公社和平管理区，有一个蒙古族牧民妇女巴德玛哈拉，因为难产，两天两夜婴儿还未生下，一家人都认为母婴生命难保了。蒙古族业余接生员拉布格尔索闻讯匆忙赶到，经过她施用新法接生的手术后，一个肥胖的男孩便平安地降生了。全家人一见，都感动地流下眼泪，说：“这个小后代是毛主席送给咱们草原的。”不久，另外一个三十七岁的蒙古族牧民妇女嘎吉达朝，在拉布格尔索的帮助下分娩了。她过去因为用旧法接生，生的好几个婴儿都相继死去。这回，又生了个假死的小男孩。往常牧民们见了假死婴儿，便认为死了。可是，经过拉布格尔索用新法接生的人工呼吸法，却将假死婴儿救活了。“送子大娘”的名字，从此便在邻里传开了。
拉布格尔索对待自己的业余接生工作非常热心，不仅有求必应，还经常自动找上门来。如果你想了解红格尔公社和平管理区有多少妇女怀孕，什么时候分娩，问一下“送子大娘”，就都知道了。她对邻近的每个产妇，都做到产前检查，产后护理，如发现有病时，她就立刻帮助请医生治疗，直到帮助产妇抱上胖娃娃为止。今年春天，白雪复盖着草原，牧民妇女曹吉德嘎分娩了。这时候，五十七岁的拉布格尔索正患胃肠炎病。来请接生的牧民见她有病，不忍心叫她前去接生。但是，拉布格尔索却说：我这点小病，吃点药很快就会好的，可不能因为我让母子们有个好歹啊！于是，拉布格尔索便带病上马，冒着白茫茫的风雪，赶到曹吉德嘎家。经过她日夜守护，终于使婴儿平安地生了下来。紧接着，她又带病一连接下了四个婴儿，个个健壮。拉布格尔索这种不辞劳苦的精神，很令人感动。蒙族妇女额喜萨德拉玛为了感谢她，将自己初生的男孩命名为博德布拉嘎（永远祝贺的意思）。
令人特别感动的，是拉布格尔索在接生工作上留下的蒙、汉团结的故事。去年春天，下乡工作的年青汉族女干部赵秀兰，有一天腹部突然疼痛起来，行动不便，看样子快分娩了。但她因为初到牧区，语言隔阂，加之又是初次，不好意思向旁人讲。拉布格尔索便主动接近她。
“秀兰，你快要分娩了吧，别人瞒得过，你可瞒不过我，来到我们这里，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有啥事你就只管谈好了。”
从此以后，拉布格尔索大娘便经常照看着秀兰。快到临产的前几天，发现秀兰什么东西也没准备，这该怎么办？忽然她想起自己家里还有十多尺布票，便瞒着秀兰，跑到店里把布买回来，然后又利用晚上的时间，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给小孩缝起衣服、被子和褥子，不久便把这些东西准备齐全了。赵秀兰分娩后，又缺奶，婴儿的啼哭声，使拉布格尔索坐立不安，她便每天出去找牛奶，找来后煮熟了，又一匙匙地喂，直到秀兰有了奶方止。同时，拉布格尔索还托人写信，把秀兰的爱人很快找了来。当秀兰满月离开的时候，握住拉布格尔索的手，热泪盈眶地说：“大娘，我一辈子也忘记不了您的恩情”。拉布格尔索却微笑着说，“我们都应该感谢毛主席，是他老人家使我们蒙汉族人民团结成一家人”。
拉布格尔索大娘，在旧社会度过了半生。过去，她亲眼看到过草原上性病和其他各种疾病蔓延，人口逐渐下降，生活一天不如一天的悲惨景象。她自己解放前生了四个孩子，就有两个被旧法接生和疾病夺去了生命。解放后，党为了繁荣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口，派遣大批医务人员深入牧区，通过免费治疗，给牧民们治好了性病，使多年不能生儿养女的蒙族妇女开始了生育。这些新鲜事，深深地感动了拉布格尔索大娘。后来，当牧区开始推行新法接生时，拉布格尔索听说用这个方法能够提高婴儿的成活率，她再也憋不住了，便报名到旗里学习，决心为草原人们幸福和繁荣而努力。在两个月的学习中，她克服了没有文化和年老记忆力不强的重重困难，最后终于掌握了接生技术和新法育儿的知识。回来后，拉布格尔索经常宣传妇婴卫生知识，使和平管理区的四十多户蒙汉族牧民，改变了过去分娩时垫沙土、铺炉灰等不卫生的做法。在抚育婴儿方面，经过她的努力宣传，也彻底改变了过去用羊皮、毛毡包裹婴儿和用牛角喂乳等有损婴儿健康的旧习惯。解放前，这里只有几个婴儿，现在这里孩子成群，人丁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