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16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剧评

让我们思想中的枪杆子永不生锈
——谈广州部队战士话剧团演出的《南海长城》
冯牧
广州部队战士话剧团最近演出的《南海长城》,是一出有着蓬勃的革命气势、绚丽的生活色彩、引人深思的主题思想和生动紧凑的戏剧情节的好戏。这样的戏,不但可以使人开阔眼界,而且可以通过它的创造得有声有色的革命人民的艺术形象,帮助人们擦亮眼睛,加强自己的思想武装。这样的戏,可以唤起人们的革命感情,有助于提高人们的革命警惕性,认识我们生活当中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
我所以乐于写下自己的感想,向广大观众推荐这个戏,是由于当我在不久前初次看到演出时(那时它还处在边演边改的“试演”阶段),它的饱满的战斗精神和革命热情就使我受到了感动。在那以后不久,我曾经去南海沿岸地区和一些海岛上进行过短期的访问;我看到过和《南海长城》中所反映的生活相类似的生活;我遇到过和戏当中所歌颂的人物相类似的人物。生活形象和艺术形象在我的头脑中逐渐融合起来了。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向我表明:这出戏当中所创造的形象是经得起生活检验的;我们从舞台上所看到的南海渔民和民兵的壮丽而鲜明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感情,是符合我们伟大的生活真实的。现实生活向我提出了见证:《南海长城》真实而概括地涌现了南海地区革命人民的坚强的战斗精神和豪壮的英雄气概。它在一个相当广阔的生活背景上反映了不久前在我国沿海地区发生的使举世为之瞩目的事件:我们的武装起来了的革命群众,和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一起,迅速而干净地一举歼灭了窜犯大陆的二十几股美蒋武装特务匪徒。
壮丽的生活,在这里得到了令人信服的生动体现。无论是从生活当中或是从戏当中,都让我看到了这样的令人兴奋鼓舞的事实:我们的革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一起,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筑起了一道真正的不可摧毁的钢铁长城;任何想要侵犯我们国家的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都将在这道长城面前得到自己应得的惩罚,就像戏当中所描写的那群牛鬼蛇神所得到的一样。
《南海长城》便是这样一出充溢着新鲜的生活气息、响彻着我们时代强音的戏。作为一部及时地、迅速地反映我们生活中的重大斗争事迹的作品,它集中地再现了近年来在我国南方沿海各地所进行的军民合力围歼窜犯大陆的美蒋股匪的英勇斗争。这些以消灭反革命匪特为中心的阶级斗争,都是一些势如破竹的和规模不大的战斗,可是,在这些战斗中,哪怕是像这个戏中所描写的全歼敌人“海盗”小队的一次小战斗中,也能够充分地显现出这样的动人情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长壮大起来的革命人民,已经把他们的全部思想感情、他们的生活命运,同祖国血肉不可分离地连接在一起了。
这是一出有着引人入胜的情节的戏,但是,它又决不是那种仅仅以惊险情节来吸引观众的普通的“情节戏”;区别于这类作品,它使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场轰轰烈烈、惊心动魄和可歌可泣的歼灭匪特的军事战斗,而且还能够使我们通过这场斗争深切地感受到居住在南海地区的渔民们的时刻都在发展着的精神面貌。从这些纯朴而豪迈的人们身上,不管他们是从漫长的阶级斗争战斗道路上走过来的老一辈的渔民们(如像把自己的全部生活命运都和革命联结在一道的钟阿婆和赤卫伯),或者是在社会主义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渔民们(如像身上兼有着渔民和战士气质的民兵区英才、钟好和甜女),都可以使我们看到一种世代相传的闪闪发光的珍贵事物,这便是:时时刻刻都在决定着他们的行动的革命情感和阶级情感。这些人们,经过了十几年的辛勤劳动,他们的生活是幸福而富裕的;可是,他们又是那样深切地认识到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的根源是什么。因此,他们都能够作到以国家为重,以集体为重。他们长年生活在海防前线,他们和人民解放军产生了亲如手足的深情厚谊,因此,他们坚强地屹立在保卫祖国的光荣岗位上;在解放军的革命化、无产阶级化的作风感染下,他们作到了使自己不仅是勤劳的渔民,而且又是坚强的战士。戏中所着力描绘的区英才便是突出地体现了这种优秀品质的一个生动人物。这个虽然脱下了军装、却始终保留着革命军人的高贵品质的复员战士,在整个戏里从始至终都置身在斗争的激流之中。他不但经常生活在对敌斗争的尖锐冲突之中,而且也经常生活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斗争的漩涡之中,这种从头到尾交织在一道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发展和解决,使得区英才的忠诚而淳厚的性格在斗争过程中逐渐鲜明和丰满起来;同时又使得这个作品虽然主要描述的是一场剿匪战斗故事,却并不落于这类题材所容易产生的常套和窠臼之中。作品生动地表现了敌我斗争,也合理描述了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这种以敌我矛盾为经、以内部矛盾为纬的艺术构思,使作品得以比较深入地体现了我们时代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而且能够使我们从这些戏剧冲突当中看到了比较广阔的时代背景和时代气息。
在全剧中虽然着墨不多、却使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另一个人物,是钟阿婆。从她的身分来看,她并不是民兵;但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发自衷心的关怀和热爱,她对于革命事业的强烈的主人翁的责任感,她对于党、政府和人民军队所时刻流露出来的深沉的信赖和爱戴,都使人感觉到她不仅仅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一家之长”,是一个把自己全家都献给了革命事业的革命母亲,同时又是一个继承和体现了南海渔民的革命传统和战斗精神的革命战士。她培育出了革命的儿女;她已经在开始过着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渔民的幸福生活,但是,一旦当我们的革命事业受到敌人侵犯的时候,她马上便毫不犹疑地挺身而出,像一个英勇的船长一样,率领着她的革命后代,为革命事业而赴汤蹈火,飘洋过海。当戏进行到第四场,我们看到钟阿婆以自己的胸膛卫护着祖国的国旗,看到她饮下一杯豪壮的酒,并且毅然率领她的儿女开始了战斗的航行的时候,是不能不为她的饱满充沛的革命胸怀和战士气魄而深受感动的。
同区英才、钟阿婆、赤卫伯这样一些人物成为鲜明对照、并且置身于尖锐的思想斗争的另外一个方面的,是区英才的妻子阿螺和民兵林望高。他们和其他的民兵一样,也是勤劳而正直的劳动人民,而且同样是在社会主义的阳光雨露中成长起来的。但是,在生活当中,他们迷失了方向,他们驶进了错误的航道,而且几乎在汹涌的波涛上翻了船。这两个人,一个是在平静的环境中长大,“二十几岁就戴上了手表的年青人”;对于个人幸福生活的迷恋和追求使他手上的枪和思想上的枪都生了锈。另一个人,则是在安逸的家庭生活中逐渐滋长了太平麻痹思想,在狡猾的敌人面前解除了思想的武装。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不能不和以区英才为首的民兵战士之间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冲突。而当发生了敌人侵犯的紧急情况,人们握起枪杆和武装匪特进行战斗的时候,这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斗争便自然而然地和属于敌我矛盾的聚歼匪特的军事斗争交织一起。作品相当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同时也相当准确而恰当地处理了这两种不同的矛盾和斗争。
关于阿螺的思想变化的刻划,是生动而自然的,这个曾经被叫作“螺号”的生气勃勃的渔家姑娘,在结婚之后,却像一头海螺一样,钻进了个人生活的贝壳,对于民兵活动失去了热情。她和另一个走进了迷途的民兵,林望高的思想发展过程,使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引人深思的事实:只有抓紧阶级斗争和阶级教育这把钥匙,才能够正确而深刻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而恰当的处理,又会反转过来促进和推动对敌斗争的胜利。这个戏,通过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相当鲜明地为我们体现了这样的引人思考的主题,这就是: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和阶级敌人还存在,人们就永远不能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人们就应当永远保持和加强着自己的革命武装——特别是思想上的武装。而放弃了这种思想武装,就像戏中的阿螺和林望高一样,听任自己头脑中的枪杆生锈,就无异于为我们的阶级敌人敞开了一条复辟的途径。
作为艺术形象来说,阿螺和林望高的形象也许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很深刻的程度,可是,他们的生活道路,他们的思想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场势不可免的尖锐斗争,却应当说是富有相当普遍的教育意义的。
这出戏描写了对敌斗争,也描写了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而贯串全剧始终的主调,则是敌我斗争。戏中关于沿海民兵在围歼残匪的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磅礴的革命气势和英雄气概的描绘,是气魄宏大和激动人心的。这种革命气势使我们看到了具有高度思想觉悟的沿海渔民的精神面貌,也使我们看到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在人民群众中所产生出来的强大威力。整个戏当中有许多富有广东沿海渔民生活特色的生动细节,这些细节和贯串全剧的蓬勃的革命气势结合起来,使得整个舞台上闪发着一种穠丽的生活情调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
戏里对于敌人的描写,虽然不像对于正面人物描写那样挥洒自如,笔墨酣畅,并且较多地运用了漫画式的笔触,但其中有些人物还是刻划得颇富特色和相当突出的(如像敌人
“海鲨队”司令何从和九号特务)。没有这样一些描写得比较成功的反面形象作为我们的正面人物的战斗对手,是很难使我们的革命战士的形象真正地站立起来并且迸发出强烈的艺术光彩的。
这个戏在有些地方还存在着笔墨不足和意犹未尽的弱点。我指的是关于人民内部思想斗争的描写。作品里通过区英才、赤卫伯、钟阿婆、甜女、钟好等人和阿螺、林望高之间的矛盾所展开的反对和平麻痹思想、反对解除思想武装的斗争,有许多地方是刻划得相当生动的;但令人惋惜的是,这场具有教育意义的矛盾冲突在全剧中没有能够贯彻始终,而是过于匆促地便得到了解决。这一方面不能不多少影响了阿螺和林望高这两个人物的进一步的深化和丰满;另一方面又使原来贯串在全剧之中的重要的戏剧冲突之一——人民内部矛盾,过早地中断和结束了。这样,作者就不能不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难题:在最后一场戏里,原来比较复杂的斗争和冲突,变成了一种比较单纯的敌我之间的力量上的较量。这恐怕就是第五场戏在思想分量上显得比较单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当然,从全剧来说,这个弱点是局部的和次要的弱点;而且从作者和演员们的虚怀若谷的谦逊精神来看,从他们的勤于深入生活、勇于通过生活实践来不断地修改作品的优良作风来看,我相信这些弱点是不难得到克服的。
四月初旬于南海桂山岛(附图片)
赤卫伯
区英才
甜女
董辰生 速写


第6版()
专栏:

山歌对唱
青年农民女歌手姜秀珍同志,是安徽省贵池县山区罗城公社的一个妇女队长。这个贫农女儿从小就爱唱山歌,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与培养下,她一面从事农业生产,一面唱山歌,山歌为政治为生产服务,起了好作用。她不仅爱唱山歌,而且还敢说敢干,与坏人坏事作斗争。这个新刘三姐,不久前写了一首长诗《山歌唱到北京城》,受到各方的重视。我于三月二十八日到四月二日在罗城访问期间,跟她学唱山歌,写了五首送她,她迅速地也写了五首答我。四月四日在贵池“学习毛主席著作诗歌朗诵会”上,我还未学会“慢赶牛”调,便跟她边学边唱、一唱一和地对唱起来。
刘岚山刘岚山:
迢迢千里到罗城,
学唱山歌我心诚;
师傅不要当客待,
我是一个小学生。姜秀珍:
你要谦虚学唱歌,
可惜我的歌不多;
要学山歌共同学,
社员唱来我们和。刘岚山:
周围团转是高山,
有个罗城在中间;
公社歌声关不住,
声声飞上九重天。姜秀珍:
罗城山歌是动听,
歌声引来北京人;
不是歌手嗓子好,
党的光辉照她心。刘岚山:
李双双来李双双,
要比双双更高强;
跟着党走心一条,
敢说敢干更敢唱。姜秀珍:
莫夸她是李双双,
她比双双差得远;
敢与坏人作斗争,
是党给她撑腰杆。刘岚山:
安徽有个刘三姐,
不唱旧歌唱新歌;
唱得人人干劲大,
粮棉堆满山窝窝。姜秀珍:
你称她是刘三姐,
像拿大海比滴水;
三姐唱歌随口出,
她唱新歌党教会。刘岚山:
主席著作一盏灯,
照到哪里哪里明;
提着灯笼朝前走,
条条大路通北京。姜秀珍:
主席著作像太阳,
照得世界亮堂堂;
我们跟着阳光走,
红旗插遍地球上。


第6版()
专栏:

唱给山村女歌手
——致姜秀珍
贺羡泉你生在偏僻的穷山沟,会走路,就给地主放
牛;老牛驮你上山坡,你跟百鸟比歌喉。地主骂你“学鬼叫”,你骂地主不如牛;贫农的女儿骨头硬,从没向老财低过头!你饿着肚子也唱歌,哪管人喊你呆丫头;红旗一摆天地变——党把你培养成歌手。你领着妇女闹生产,新编的山歌不离口;歌声好似长江水,顺着嗓门滚滚流!你日里唱啊夜里唱,唱了一首又一首;千首万首一个题:“大红旗下跟党走!”如今山村学大寨,千军万马夺丰收!你连夜编歌鼓干劲,比学赶帮争上游!你山歌唱到北京城,脚跟扎在山沟沟;眼睛望着天安门,心里装着五大洲!一心要做“红色宣传
员”,毛主席著作不离手;手中锄头紧紧握,你时刻用革命歌声来战斗!


第6版()
专栏:文化街头

半门新课程
林兮
有同志从广州来,讲了些广州事。其中有一件比较有趣,那就是有些小学的一年级上学期增添了半门新的课程——说话。
说话还要教么?在北京自然用不着专门教了,孩子们一开口说的就是普通话。可是在广州以及上海、福州、杭州……这些方言地区呢?孩子们从小却是说的方言;不教说话,普通话是说不好的。
小学的语文课本是用普通话编的,目的也是要教好普通话。可是单凭几篇课文的阅读背诵,是说不好普通话的。普通话说不好,语文课也未必真能学好。
现在广州市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专门编了以拼音为主的《说话》课本,利用语文自习课的一部分时间,教孩子们学说些日常生活需用的词语和会话。孩子们学得很有兴趣,语文课也因为采用了“从语学文”的原则而有所提高。
比如有一课专教与文具有关的说话。像“橡皮”这种小学生天天要用的东西,课本上没有,学生们原来是不会用普通话说的。他们只会用广州话说“胶擦”。从说话课的补充学习中他们才通过口说耳听和拼音字母,掌握了这个普通话的词。
所谓半门课,就是说“说话”仍然是语文课的一部分,是语文课的补充。可是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补充。我看不仅方言与普通话差别较大的地区需要这样教;就是北方一些方言地区,也可以尝试作这么一种教儿童学说普通话的重要补充。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