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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活跃在各地报纸上的活思想
不要把个人置于被动地位
某机关在讨论革命化的时候，有人认为，有几百万名官兵的解放军，它的革命化的工作所以那样好，就是因为那里的集体环境好，是个锻炼人的地方。自己如果在那样的集体里，是自然而然可以革命化的；现在没有革命化，原因不在自己。四月六日的安徽日报就这个看法，发表了一篇杂谈。
这篇文章说，不错，集体环境，对于每个人都有影响，对于每个人的革命化，确实是相当重要的。在比较好的集体中，个人的革命化，就可能比较地顺利一些；相反，在比较差的集体中，个人的革命化，就可能比较地更为艰苦一些。
文章说，但是，集体环境只是客观条件，人们能不能革命化，还在于各人的主观努力如何。可以想一想：在同一个集体中，为什么会有先进、中间、后进之分？原来水平大体相同的人，在大体相同的客观条件下，为什么有的进步快，有的进步慢？其原因要从各人自己身上去找。
文章说，现在我们大家都生活在革命化的集体里，有实现革命化的很好的客观条件。当然，每个集体的情况不同、革命化的程度有所差别，甚至暂时可能还有一些缺点。作为这个集体的一个成员，应该怎么办呢？是先等待集体革命化，还是先力求个人革命化？谁都知道，集体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它是由一个个成员组成的。个人的革命化，对集体的革命化是有促进作用的。因此，那种只想到集体革命化一面，把个人放在完全被动的地位的看法，是不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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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活跃在各地报纸上的活思想
远处着眼当前落脚
远和近，是对立的统一，正像古话说的“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看来，要学先进，赶先进，也必须着眼长远，脚落当前。
长远着眼，就是说要胸怀壮志，在战略上藐视困难，有赶上先进的雄心。但是，雄心壮志只有和实干精神相结合，才能建大业，成大事。落脚当前，就是说要有实干精神，从现实出发，从当前入手，一步一步地学，扎扎实实地赶。在农村，当前十万火急的事情，就是准备春耕播种。落脚当前，就要把学先进、赶先进的革命干劲，落脚到当前的春耕生产，特别是播种准备上。
无近不成远。如果不抓住农作物播种、管理、收获等各个生产环节一步一步地扎扎实实地赶先进，要在总产或单产上赶先进，那是不可能的。
四月十一日的湖北日报，报道了天门县渔薪区各人民公社在比学赶帮运动中，从当前生产入手，学先进，找差距，精益求精地进行棉花播种准备。报纸的编后要求湖北各地像渔薪区一样因地制宜地学先进，扎扎实实地赶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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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活跃在各地报纸上的活思想
管得宽的“假队长”
一个人，不管干什么事情，只有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且把这件事情和整个革命事业紧紧联系起来的时候，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把事情真正办好。
山东邹县城前公社大崇村大队社员曾宪生，在打拦沟坝的时候，看到老中农曾昭选干活马虎，就提出批评。曾昭选说：“你又不是队长，该你什么事？”曾宪生回答得很好：“我是社员，队里的事有我一份，我就有权管。”
还是这个曾宪生，去年三秋大忙的时候，看到一个女社员没有出工，就去喊她。她不满意地说：“你是什么官？！上级没有叫你当干部，社员也没有选你，整天瞎操心！”曾宪生回答得也很好：“我是什么官？我是无产阶级的代表，队里的事我就要管。”
因为曾宪生管得多、管得宽，人们称他是“假队长”。这个称呼也很好。
大众日报四月十三日《一事一论》的文章说，曾宪生不是队长，却起到了队长的作用。一个普通的社员为什么能够这样以社为家、事事管得宽呢？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是“社员”，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意识到了“队里的事有我一份”。他是一个普通的社员，又不是一个普通的社员。他已经由一个“自在”的社员变成一个“自为”的社员。他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地位和责任，处处、事事以一个“社员”、“无产阶级代表”的标准要求自己，就能把队里的事情看成是自己的事情。可以说，在曾宪生身上，个人和集体，已经融合成为“一而二、二而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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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甩掉落后帽子前后
——天津第五车俱厂提高产品质量的经过
本报记者 方辰 王良俊
在天津市一条偏僻的马路上，有一排排被人们称作“鸽子窝”的低矮厂房，便是天津第五车俱厂。
一年以前，这座专门生产自行车锁的小工厂生产的“跃进牌”车锁还是全市落后的产品，现在已成为名牌产品了。
一年以前，“跃进牌”车锁“价钱贵，清一色，一把钥匙全国开”；现在车锁的钥匙品种已增加到三百种。
一年以前，每一把车锁的成本，高达二元七角三；现在已降到一元六角九。
从这些数字里可以看出：这个小工厂在一年中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但是，更重要的是全厂职工的精神面貌变了。
一叶障目
一年多以前，第五车俱厂厂长叶如柏，因为“跃进牌”车锁过不了质量关，终日坐立不安。一天，他偶尔拿起上海自行车锁厂的“永字牌”车锁看了又看，心想“这不就是改进生产的样板吗？”便派厂部秘书田宝昆带着四名老工人，到上海参观学习。
上海自行车锁厂，是一个有二十多年生产经验的老厂。他们生产的“永字牌”自行车锁，是全国第一流的名牌产品。田宝昆和四名老工人，一进上海自行车锁厂，便被几台小巧精致的专用机器吸引住了。有的专用设备，别说没见过，就是连听也没有听说过。他想：有了这样好的生产设备，不愁生产上不去。他带着几张自动专用设备的草图回到了天津。全厂集中了几名老工人，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按着葫芦画瓢，仿造了两台自动缠簧机，但是却缠不出弹簧来。叶如柏决定亲自到上海去看看。
叶如柏到了上海自行车锁厂，便一头扎到自动专用设备最多的金属加工工段。七台自动的和半自动的专用机器，简直把他吸住了。他看到，正在操作的工人把材料放在料台上，转眼间，便从机器里蹦出一个一个加工好的车锁零件。其中有一台自动缠簧机，一个工人每一班能生产三万个小弹簧。可是，在自己厂里，生产这种小弹簧，工人是用手摇缠簧机、手镊子、剪刀等工具，一个人一天只能生产九千多个小弹簧。他想：只要有了先进生产设备，要什么样的产品就能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可是，在自己厂里，很多工人还用手工操作，车锁的质量哪能赶得上！他叹了一口气说：“即使人家站着不动，我们拼命地赶十年，也赶不上。”他连学习的勇气也消失了。
逼 上“梁 山”
“不进则退”。随着时间的消逝，“跃进牌”车锁的销路每况愈下，成了赔钱的产品。
一九六三年春天，正在愁眉难展的天津第五车俱厂干部和职工，受比学赶帮革命竞赛热潮的激励，开始振奋起来。“生产条件，从天上掉不下来，我们又老是抱着生产条件落后的包袱不放，怎么能不落后呢？只有发愤赶上去。”干部们从讨论中，从总结两次学上海失败的教训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就这样，他们在三月初，又组织了有领导干部、技术员和老工人的学习组，第三次去上海学习。这一次，他们从车锁的第一道生产工序开始，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跟班劳动，分析对比，不管经验大小，不学会不罢手。他们发现：上海车锁厂的每一道生产工序，都有工人们用自己的心血培育出来的革新花朵。一些自动和半自动的专用设备，几乎都是厂里老工人自己反复试验制造出来的。他暗自思忖：人家能自己动手，我们为什么就做不到？
在冲压工段跟班学习的老工人杨恩普又发现：大多数工人使的都是同自己厂一样的普通冲床，生产效率却比自己厂高出很多。原因是他们使用的模具比较先进。有一台冲床使用的是复合模具，锁盒上的七个铆钉眼一下就能全部冲完。可是自己厂里，用的还是早就被上海工人淘汰了的老模具，锁盒上的七个铆钉眼就得冲四次，三台冲床才顶住人家一台的产量。
这一切，使他们得到了很大启示：有了革命思想和干劲，生产条件差是可以改变的。技术员孙德明说：“我们的落后帽子老是甩不掉，就是因为缺少这股干劲。”
他们从上海回来以后，把本厂的每道工序、每个部件，和上海车锁厂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分析对比。经过对比，从一百三十五道生产工序中找出了对生产有影响的一百二十一个问题。其中有八十多个问题，在现有条件下，只要认真学习和推广上海车锁厂的先进经验，就能很快得到解决。解决后，全厂大部分技术经济指标就能赶上或接近上海车锁厂的先进水平。需要继续创造条件才能解决的问题，像增添自动的和半自动的专用设备等等，只占百分之二十八。
职工们看到了自己厂同上海车锁厂的差距，也看到了自己厂的许多有利条件。他们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水到渠成
上海自行车锁厂工人的革命精神，像火种一样，很快引燃了天津第五车俱厂职工的热情。职工们动手大搞技术革新，展开学先进赶先进的革命竞赛。
过去，冲压组套裁车锁盒，每张一米宽、两米长的薄钢板，一直是套裁七十五个，从来也没有想到能多裁几个。组长李玉桥看到上海车锁厂工人创造的“缩小留边余量”的套裁方法，用同样大的一张钢板，裁出九十五个锁盒。他便在一张纸上比画、琢磨起来。果然，也裁出九十五个锁盒。这件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一天，李玉桥安装一个锁盒模具。这本是日常做惯了的工作。但是，那天他一触到锁盒模具一边的一条一指多宽的缺口（自行车锁锁梁开关挪动的地方），心里就一动：锁盒在成型过程中，为了留这条缺口，要把一条不到一指宽的钢板冲剪下来。这部分钢板能不能利用起来呢？想到这里，他把手一拍说：“有了！”当晚，他便进行试验，结果套裁出一百零五个锁盒，超过了上海自行车锁厂。接着，冲压组的工人们，巧裁锁盒底片、巧裁车锁钥匙、巧裁锁别子……也一个接着一个的试验成功了。每一把锁耗用的钢材，从零点七五七公斤降到零点五四公斤。一九六三年，他们用巧裁方法节省下来的钢材增产了十二万五千多把车锁。
烤漆工人，改变了多年沿用的沾漆方法，烤漆上的灰粒没有了，烤漆由过去仅有的一种黑色，增加了红的、绿的、紫的、蓝的几种颜色，车锁盒又鲜亮又光滑。
在金属加工工段，双扣卡具、复合模具、固定锁胎……，一个接着一个诞生。
去年十一月，他们把“跃进牌”车锁同“永字牌”车锁，做了一次质量对比，车锁的开关灵敏度、烤漆、电镀等五项质量指标，有三项已经达到或接近“永字牌”的质量水平。生产成本一个月比一个月降低。他们主动地连续四次降低车锁出厂价格，到年底还交给国家二十八万元的利润。
兴奋之余
“跃进牌”自行车锁在市场上的好名声，接连不断地传到工厂里来。工人们个个心里乐开了花。
这时，天津市轻工业局又组织一批工厂去上海学习。叶如柏想：三月底才从上海学习回来，六七个月的工夫，他们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吧。于是，他只派了厂部秘书和一个管财务的干部，到上海车锁厂查对一下技术经济指标。没想到，秘书从上海打回长途电话说，短短的几个月，上海车锁厂跑得更远了。第二天，他立即带着十二名干部、技术员和老工人，动身去上海。
叶如柏一走进上海车锁厂，便被一片朝气蓬勃的新气象逼得透不过气来。去年三月份，这个厂只有十一台自动的和半自动的专用机器，现在已增加到二十一台。金属加工工段过去的老机床不见了，现在全工段七道生产工序，排列着整整齐齐十四台自动的和半自动的专用设备，只有两个工人看管。去年三月份，钥匙品种还只有三百种，现在已经增加到一千种了。
上海车锁厂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上海车锁厂短短几个月中的崭新变化，在天津第五车俱厂职工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工人跑到厂长室和党支部表示自己的决心：“我们不能老是当‘老赶’，要自己动手挖掉落后的根子，迎头赶上去。”
在那些日子里，保全工董宗唐，几乎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半自动的锁梁铣头机的设计工作上。当时，他连一张草图也没有，只是从学习回来的人口中，了解到这种机器的一个大概模样。这位有二十多年工龄的老钳工，制造过许多机器，然而自己设计制造半自动的车锁专用机器，还是头一次。他打算把上海厂铣头机的脚踩走刀改为自动走刀，这就更增加了困难。他同周围的老师傅商量；冒着凛冽的寒风跑到兄弟厂里，找老工人研究；在深夜还伏在桌前，向做了五十多年钳工的老父亲讨教。董宗唐和保全组的工人们，经过了二十天时间，只花了几块钱铸造了一个刀架，终于制成了一台半自动的锁梁铣头机。董宗唐的信心更高了，接着又设计制造出两台自动缠簧机。
就是这样凭着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在兄弟厂的帮助下，他们很快就试制成功了日夜渴望的第一批四台自动的和半自动的专用机器。操作工人只把盘条送进自动滚梁机的料口，一个个半圆形的锁梁，便自动地从机器的另一端跳出来，过去一天的工作量，现在两小时就干完了。（附图片）
天津第五车俱厂厂长叶如柏（右）同技术员孙德明正研究改进新试制成的铣钥匙用的自动铣槽机。 新华社记者 时盘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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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塑料薄膜保温育秧效果很好
河北渤海区农场大面积推广
据新华社天津电 河北省渤海滩上种植水稻的国营农场今年大面积推广使用塑料薄膜保温育秧。目前，有十二个农场已用这种方法育秧一千六百七十一亩。
渤海滩地区春季天气变化很大，常常出现大风、阴雨和低温。水稻下种育秧早了，遇到低温阴雨就要烂秧；育秧时间晚了，要在五月底六月初才能开始插秧，而这时又正是干旱季节，用水和劳力都很紧张，经常有部分水稻不能适时栽插。用塑料薄膜保温育秧，可以比一般育秧方法提前半个月左右，在三月末四月初下种，插秧时间可以提早二十天左右。这样，就能保证水稻有充足的发育成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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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趁牧草发绿前及时除治鼠害
青海一些牧区超过除害计划
据新华社西宁电 青海省牧区趁牧草还未发绿的时机，积极除治草原鼠害。动手较早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到四月一日，已经实施了毒饵灭鼠措施的草原达十一万亩，已超过了全年计划除治面积。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同德、兴海两县，放了毒饵的草原面积，已达全年计划面积的一半以上。
青海省草原有一种“鸣声鼠”，经常成群结队在草原上打洞，破坏牧草生长。为了保护草原，发展畜牧业生产，青海省畜牧厅去年曾在黄南、海南、果洛三个藏族自治州，用磷化锌毒饵试验灭鼠，效果良好，受到牧民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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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州山区普遍重视药材生产
种植面积扩大幼苗生长良好
据新华社贵阳电 贵州省开始播种红花、党参、生地等四十多种中药材。今年这个省药材种植面积比去年扩大。已经出土的药苗生长良好。
贵州山区今年普遍重视药材生产。药材主要产区湄潭县，许多生产队都划出适宜的土地专门种植药材，组织有经验的药农负责管理。全县今年播种的白芍、白芷等特产药材，比去年扩大二百多亩。有些国营农场也积极发展药材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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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树立自力更生思想自繁自养
温江专区春配耕牛超过去年
据新华社成都电 四川省温江专区积极繁殖耕牛。到三月上半月，全区已春配耕牛一万零四百多头，比去年同期增加近一半。
温江专区是历史上的缺牛区。农民缺乏繁殖耕牛习惯，每年都要向外地购进大批耕牛。畜力不足，还影响了这个地区实行精耕细作。因此，千方百计自繁自养耕牛，就成为这个专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之一。
去冬，温江专区的领导部门认真总结、推广先进社队繁殖耕牛的经验，在干部和社员中树立自力更生、自繁自养耕牛的信心，从而迅速打开了局面。过去很少繁殖耕牛的什邡县，今春耕牛的配种数已比去年全年的配种数增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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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真的赶不上吗？
比学赶帮的激流冲进了天津第五车俱厂，使这个厂的产品由质量低劣的滞销货一变而为名牌产品。看来，这是一个激变。
比学赶帮的澎湃形势，是促使这个厂发生激变的客观因素，而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则是决定这个厂发生激变的重要的决定的因素。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设备的改善，这是激变的集中表现。而精神状态的振作、革命意志的确立，这才是发生激变的开端。
在产品落后的企业里，革命任务十分具体。这就是革产品落后的命、革设备落后的命，革思想落后的命。落后的穷困的本身包含着革命的好转的因素，敢不敢革命，敢不敢甩掉落后的帽子，这就要看人的精神状态如何了。当人们的精神状态处于懦怯而自卑的情况时，那只有抱残守缺，自甘落后，慨叹自己距离太远了。当人们的精神状态处于觉醒而自豪的时候，那就会向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且敢于责问自己：为什么人家能办到的事，自己却办不到？
当然，人家有人家的条件，自己有自己的条件，笼统地提出人家能做到的事，自己一定都要做到，不一定合乎实际。无产阶级革命者从来是重视条件的，从来也是全面地发展地来看条件的。当人家处于有利条件时，仔细分析一下人家这种有利条件的由来，就进一步发现真理：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原则下，用革命的精神，积极地创造条件，准备条件，人们可以把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人家能做到的事，并不是高不可攀的。
天津第五车俱厂在学习上海自行车锁厂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思想准备和革命勇气，曾经一度被人家的优越条件所吓倒。说什么“即使人家站着不动，我们拼命地赶十年，也赶不上。”当他们分析了人家的具体条件以后，才猛然惊起，原来人家的设备条件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本着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创造起来的。于是，照样办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大搞技术革新，成效卓著。原来认为拼命十年也赶不上上海，在短短一年中就飞快地赶上了。
精神和物质的相互转化的原理，在天津第五车俱厂反映得十分明显。革命精神作用于物质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比学赶帮的活动中要大大发扬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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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闭幕
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前三名获奖，二十八名男女运动员获“风格奖”
据新华社南京十五日电 一九六四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今晚举行闭幕式。
在今晚的闭幕式上，这届锦标赛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副省长管文蔚等人，向获得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前三名的运动员发了奖。其中男子双打冠军余长春（上海）和周兰荪（山西）、女子双打冠军李赫男（上海）和韩玉珍（黑龙江）、混合双打冠军张燮林（上海）和林慧卿（上海），都获得了国家体委颁发的流动奖杯。
在闭幕式上，还有二十八名男女运动员获得了锦标赛特别设立的“风格奖”。这些运动员在这次锦标赛期间思想作风好、比赛风格好、观摩学习好、团结互助好、组织纪律好。
锦标赛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体委主任王范在闭幕式上致词说，这次锦标赛显示了我国乒乓球运动水平又有了普遍的新的提高，各地选手水平越来越接近，“快、狠、准、多变”的技术风格得到了更好的发扬。男女单打进入前五名的有上海、北京、广东、山西、浙江、四川、贵州、湖北、黑龙江、江苏十个省市的选手，改变了过去获得优胜的选手集中在少数地区的情况。
王范说，参加这次锦标赛的少年选手不仅人数多，而且成绩好。这反映了我国乒乓球运动的新生力量的迅速成长。
新华社南京十五日电 参加一九六四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各地选手中，有二十八名男女运动员（男二十人，女八人）获得了“风格奖”。他们是：
刘永安（解放军）、赵志民（云南，女）、韩仁萍（湖南）、陈仰安（福建）、许锦家（内蒙古）、梁木森（广西）、俞仁（青海）、宋明琦（辽宁）、李明（宁夏）、房家德（河北）、王达人（江西）、蒋光骝（安徽）、王孝麟（山西）、唐高林（四川）、黄翘林（湖北）、赵守礼（黑龙江）、陈立而（甘肃）、王文华（广东）、胡连利（吉林）、蒋时祥（上海）、卞授余（江苏）、戚婉卿（江苏，女）、李德隶（山东，女）、吴启惠（贵州，女）、华惠敏（河南，女）、刘雅琴（北京，女）、陈雪燕（浙江，女）、董树英（陕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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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坛新秀
新华社记者 春光 韦顺 元敬
在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期间，小将打败名手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可是，第一次参加全国乒乓球比赛的福建十三岁的连文川在先输两局的不利情况下，顽强地连扳三局击败贵州一级运动员高云升，还是使人们感到有些意外。
像连文川这样，继承了我国乒乓球运动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优良传统的少年选手，在这次锦标赛中数以百计。从锦标赛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以崭新的姿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特别是他们同世界名将对垒时那种“不畏强手、以我为主”的气势，更使观众称赞不已。
在这次锦标赛中，小将勇战名手的精采场面举不胜举。福建十五岁直握球拍的黄秀才同庄则栋交锋时，一度用快速推挡压住了这位世界冠军的凌厉攻势。直握球拍的连文川同名将徐寅生比赛时，在大板扣杀之间常常突然巧妙地吊个短球，使以打球机智多变著称的徐寅生有时也措手不及。著名女选手王健首战湖南十五岁的小将张子安，头一局竟受制于小张“连珠炮”般的攻势，被迫成二十平。北京十六岁的直拍选手刘雅琴在女子单打分组循环赛中，连续击败包括十九号“种子”、广东名将杨巧来在内的五名选手，以全胜的战绩参加了第二阶段淘汰赛，最后并进入女子单打前十六名……。
在这次锦标赛中，人们不仅看到了直握球拍的少年选手表现出顽强的斗志和良好的技术，也看到了横握球拍的少年选手的实力。在进入女子单打前十六名的选手中，上海十六岁横握球拍的徐若玮就曾先后击败过二十三号“种子”、湖北的陈丽芳和二十一号“种子”、河南的华惠敏。北京十七岁的横拍选手田书元的战绩表上也有这样的重要记录：三比零战胜运动健将福建的丘昌阳，三比一击败五号“种子”、河北削球名将王志良。
这批少年选手绝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乒乓球比赛，多数人还是从一九六一年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以后才开始学打乒乓球的。他们年纪小，功底浅，经验差，可是都怀有当祖国乒乓球运动优秀接班人的雄心壮志。连文川同徐寅生的比赛结束以后，著名教练傅其芳曾经问他：“你同徐寅生比赛怕不怕？”连文川腼腆地摇了摇头。傅其芳又问：
“你想不想赢他一局？”这下子可问到连文川的心里，他“嗯”了一声，把头点了点。另一位云南小将何健民同庄则栋交战时，第一局竟连失十八分。可是何健民在这种劣势下，毫不气馁，奋力反击，终于赢回了四个球。这些情况使傅其芳联想起解放前他十六岁第一次参加公开赛时同名将陆汉俊比赛，由于缺乏信心，在先胜两局的情况下连败三局而失利。他说：“年青一代的精神面貌和技术，同当时的我们，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少年选手们不仅有敢于胜利的雄心，而且有谦逊好学、刻苦锻炼的踏实作风和优良的体育道德。湖南十五岁的女选手李道红看了王健的比赛，当天回到宿舍就拿起球拍一次又一次地挥动手臂，模仿王健的推挡动作。第二天，她同广东运动健将李丽娜交战虽然以零比三输了，可是她却很高兴，因为她有了一个重要收获：在这场比赛中第一次纠正了自己推挡时肩膀和身体摇晃的毛病。云南十六岁的男选手何健民和十四岁的女选手代贤都是左手直握球拍，因此他们就特别注意观摩左手直握球拍名将王家声的打球动作。浙江十七岁的吴小珠同内蒙古选手王景春比赛的第一局，在王景春以二十比十八领先的时候，王景春发球擦边，裁判没有看清，但是吴小珠马上指着台角告诉裁判员这是个擦边球，应给王景春增加一分。宁输技术，绝不能输风格。吴小珠虽然因这一分而输了这一局，但是却赢得了观众特别响亮的掌声。
少年选手表现出来的崭新的比赛风格和体育道德，是在社会主义教育的熏陶下形成的。连文川和黄秀才都是福州市第五中学的学生。这所学校同全国其他地区的学校一样，经常教育学生们以解放军的“硬骨头”精神来对待学习和体育锻炼。今年二月间在武汉举行的二十一城市女少年乒乓球锦标赛中，这所学校的女少年乒乓球队，就勇克八关，赢得了学校基层团体冠军。福建队这次就是带着“打出福建前线人民的战斗风格”的嘱托，来参加比赛的。
这次锦标赛中少年选手的竞技，使人们又一次看到我国乒乓球坛后起之秀的雄姿。参加这次锦标赛的少年选手有一百一十八人，他们反映着祖国各地千百万少年乒乓球爱好者迅速成长的蓬勃景象。可以预期，这批球坛新秀在党和政府的培养下，将会以更快的速度成长为我国乒乓球坛的优秀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