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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洋务历史试论 戴逸
从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时期，一般称之为“洋务运动”，时间共三十年，占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将近一半。这三十年内，人民革命运动虽然相对地低落，但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却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两次鸦片战争是封建主义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西方在军事力量上的较量，结果是中国失败了。中国社会开始了半殖民地化。但是经济和文化思想领域的激烈斗争和深刻变化，到六十年代以后才真正开其端。当时，外国侵略者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向中国人民展开了全面的猛烈的进攻，清朝政府在外国侵略势力和中国人民的两军对战中力图调整步伐、加固营垒，以应付来自双方面的压力。它的主要办法就是把资本主义国家在武器制造、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当作自己的强壮剂，在维护封建主义统治的目的下，仿效西方，实行枝枝节节的改革，这就是洋务活动的由来。
清朝政府的洋务活动有两个轴心，一个是以“求强”为目的的军事方面，一个是以“求富”为目的的经济方面。但是在三十年中，随着形势的推移，洋务活动的重点也在不断地调整，因而形成了洋务历史的三个阶段。 一
洋务历史的第一个阶段，从1864年到1873年。这时，清政府正在疯狂地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急需用新式武器来装备反动军队。同时，它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理解也只有“船坚炮利”这一点。因此，洋务的重点集中在军事工业方面。沪（江南制造局）、宁（金陵机器局）、闽（福州船政局）、津（天津机器局）四大兵工厂相继创立。这些企业从设计施工、机器装备、生产技术一直到原料燃料的供应，完全都要依靠外国。
这一阶段中创办的许多官办军事工业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它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杂混合体。首先应该看到官办军事工业是非商品生产的企业，它生产出来的军舰、枪炮、弹药由封建政府直接调拨给军队使用，不计算产品的价格、不参加市场的交换，生产经费则由国库按定额拨付。企业本身没有盈亏可言，没有从利润转化来的资本内部积累，没有依靠自身运转而进行的扩大再生产。企业的繁荣或停滞决定于政府的财政盈绌和拨款多少，不决定于市场需求和企业本身的生产与管理。这种内部关系是一切官办企业（包括军事的或非军事的）缺乏生命力的根源，也是它非资本主义一面的突出表现。但是，同时应该看到：这些工厂在大机器生产下集中了大量的工人，工人们以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是中国早期的工业无产阶级。工厂的产品不以商品的形式出卖，但工人的劳动力却以商品的形式购买，这是近代官办军事工业的独特性所在。实际上，它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种复杂混合物，是封建官营企业向资本主义企业转化的中间形式。在这里，企业并没有一下子摆脱封建官营企业的固有性格，某些旧质态（非商品生产）仍然保存下来，但企业也不是旧日官营企业的简单再版，某些新质态（大机器生产下的雇佣劳动）已经开始萌生。
军事工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整个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下来，移植到中国，必然要发生畸形现象和一连串的困难。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应不上，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乱等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通道。清朝政府不久就发现：军事工业很缺乏经济效益和军事价值，产品成本高昂，一艘自造军舰所花的经费，可以用来向外国购买两艘或三艘同样型式的军舰，而且自造的舰只枪炮，质量低劣，除了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之外，不可能用来应付任何外来侵略。七十年代之初，清政府内部发生了关于造船和海防两次争论，检讨军事工业腐败、停滞的原因，并确定海防的方针。当然，封建阶级不可能从失败中寻求正确的教训，而只是稍稍改变了步伐。洋务重点从自己制造武器转变为向外国购买武器，同时又注意到了经费筹集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这样，洋务历史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二
洋务历史的第二个阶段，从1874年到1885年。当时外国侵略势力加紧了对中国的进攻。日本入侵台湾，英国在烟台谈判中的讹诈，中俄伊犁交涉的波折，一直到震动远东的中法战争，边疆危机，纷至沓来。清政府为应付来自外部的危机，购买更多军舰和枪炮，部署沿海的防务。从1874到1885年先后向英、德、美、法购买大小舰艇三十九艘，建立了以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为主干的北洋舰队，1885年新设了海军衙门。
新式的防务体系需要大量经费、大量技术、军事人才以及新式的后勤支援。因此，清政府也开始经营和提倡采矿、运输、电信、教育等事业。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1875年派遣赴英法留学生，1876年创办台湾基隆煤矿，1878年创办直隶开平煤矿，1880年架设津沪电报线路、开设天津水师学堂，1881年创办热河平泉铜矿，1883年创办山东平度招远金矿等等。当然，这些事业在技术、装备、原料等等方面仍不能不依靠帝国主义。
在这一阶段里，军事仍然是洋务活动的中心，但是范围已大大推广，前一阶段官办军事工业的清一色局面已经突破，开始生产民用品（如采矿）和提供民用服务（如运输：电信）。并且，为了解决经费和管理上的困难，在非军事部门内吸收了私人投资或鼓励私人经营。以上列举的矿场企业中除基隆煤矿外，都有大量私股。所谓官督商办的形式，盛极一时。在一些远离军事的部门，还出现了纯粹商办的小型加工企业（如广东的缫丝业）。这时候，清政府已经不可能阻塞新式企业的出现，而且它为了自己的军事、财政利益，不得不借重私人的财力支援。一部分地主、官僚、商人也在清政府的荫庇下，开始步上资本主义的轨道，向资产阶级转化。
在中国的早期工矿企业中，官督商办是一种普遍的形式，官和商的这种特殊结合表明了中国工业发生发展道路上的严重困难。在那时，一系列障碍摆在每一个创业者面前：帝国主义的竞争，厘金剥削，封建习惯势力的阻挠，官吏豪绅的勒索。仅仅依靠单个企业自身的力量，不可能抵抗这些强大的阻力，处在襁褓时代的新式企业必须从企业的外部找到奥援和靠山。在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政权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工业襁褓儿除了匍匐在封建专制政权脚下，乞求它的荫庇之外，就没有更好的出路，这就是官督商办盛极一时的原因。有一种例外情形，某些企业没有从政权这边找荫庇，而是到侵略者那边找倚靠。这些企业挂上外国字号，聘请外国经理，向外国政府注册。虽然所依附的主体不一样，但同样说明：企业离开外部荫庇就难于生存下去。在当时，资本主义企业还缺乏独立活动的充足条件。
近代工业所碰到的阻力是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方面来的。为了克服或缓和这种阻力，它又必须依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是一个历史的矛盾，而“官督商办”就是这种历史矛盾的产物。从商的方面来说，它只有躲进封建政权的荫蔽所里，才能够绕过很多自己无力克服的障碍，如请求减税免税的优待，请求政府贷款，获得专利权和特别保护等等，依靠这些支持，企业活动才有较多的保障。从官的方面来说，急剧变化着的形势迫使自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利用私人的工业投资，不得不在压抑工商业的传统政策上打开一个缺口，通过这个缺口，以便汲引资本主义的涓滴之水，来润泽即将枯萎的旧秩序。
官和商的合作虽然暂时地缓和了外部压力，但是企业内部引进了封建势力，同样又发生了许多困难。政府的贷款，利率极高，是一种饮鸩［zhèn］止渴的高利贷；企业得到减税、免税、专利等特权，要以承担苛重的封建性义务作为代价；一批寄生虫官僚，硬被安插在企业的各级机构里，贪污舞弊，无所不为。官督商办把官和商两种不同的力量揉合在一个企业里，两者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愈演愈烈。事实证明：官督商办的形式并没有给中国工业铺筑一条康庄大道，恰恰相反，它愈来愈成为工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 三
洋务历史的第三个阶段从1886年到1894年。这时，边疆危机略有缓和之势，而贸易危机又接踵而至。从1885到1894年的十年间，对外贸易总数达二十二亿两，入超达两亿六千万两，而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不过七千万两左右。洋纱洋布像决堤的狂潮一样，冲刷着自给自足的中国经济结构。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被抛入贫困破产的深渊，经济领域中的残酷斗争在激烈地进行着。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响起了“商战”的呼声，清政府也企图从对外贸易的巨大逆差中捞回一点利益。于是，洋务的重点又从军事方面转移到了经济方面。
在这个阶段里，由于海军经费已移拨给颐和园修建工程，海军的发展基本上停顿，军事项目退居次要地位，纺织、铁路、炼钢成了最重要的项目。李鸿章在大力建设津榆铁路（天津到山海关），以及漠河金矿、上海织布局、华盛纱厂等等；张之洞在武汉忙碌地搞一个“自相挹注”的工业体系，其中包括汉阳铁厂、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汉阳枪炮厂，以及纱、布、丝、麻四个轻工业工厂。有些一向反对任何新事物的顽固派也在逐步改变态度，认识到采矿、设厂所能带给自己的利益，更多的官僚、地主、买办以投资者的身份卷进了洋务潮流。工业投资总额正在上升，其中官办、官督商办虽还是主要的形式，但纯粹商办的企业已逐步增长。特别是九十年代之初，主要由私人投资和经营的纺织业、缫丝业、火柴业有蒸蒸日上之势，可惜不久就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战后的马关条约中规定了外国在华的设厂权，这对中国工业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幼弱的民族工业刚刚显露发展的迹象，立即遭到了帝国主义的当头一棒。
三十年的洋务历史在经济上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局面？到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时为止，各类近代化企业（不包括军事工业和运输电信事业）的资本估计约二千万两。这个数目等于1894年一年中对外贸易入超赤字的三分之二（该年入超二千九百万两），等于大半个颐和园的修建维护费用，等于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等于甲午战争赔款的十分之一。这个微小的数目就是二十多年来经历了千辛万苦的中国工业资本的全部积累，可见洋务历史上工业发展的速度十分缓慢，只能和蜗牛的步伐相比。
中国的工业资本为什么只积累起这样微薄的数目？中国社会当时虽然穷困，但并不是绝对的缺乏资金。问题在于积资千万的官僚、地主、富商还缺乏投资工业的迫切愿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仍是主要的基础，这种经济基础被全部政治上层建筑支持着，购买土地是传统的、可靠的资金出路。此外，高利贷剥削和商业投机也是发财致富的捷径。而工业投资由于缺少政治和社会的保障，反而是一种极冒风险的事业。在这样的条件下，面团团的富翁宁肯把资金用来购买土地，发放高利贷，从事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而不愿意投放到自己不熟悉的、很有亏折可能的工业中去，人们的愿望总是受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的，当社会资金向工业流转的渠道还被整个旧制度堵塞着，那就不会有热情激发的创业欲和投资欲。因此，归根到底，不动摇、不推翻旧制度，中国的工业就不可能正常地、顺利地发展起来。
上述洋务历史的三个阶段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一个特殊环境和一条特殊道路。可以看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帝国主义、封建政权有密切的关系。大机器首先是在帝国主义支持的官办军事工业中采用，在军事工业的带动和影响下，依次扩及到其他部门。其他经济部门开始时大多作为政府军事项目的附庸和补充，并且在官督商办的形式下才获得了比较方便的活动条件，只是后来才稍稍摆脱政权的控制而出现更多的商办企业。至于工业投资人，主要是封建的官僚、地主或洋场买办。中国资产阶级中虽然也有从工场手工业主人或包买商直接转化来的，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对于这些和帝国主义、封建政权联系很少的旧式工商业者来说，近代企业的入口处显然有一重难以逾越的门槛，这是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道路不同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近代企业发展的阻碍，但同时又是近代企业不得不依赖的靠山。这种矛盾的关系表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软弱性和在政治上的两面性也可以从中得到清楚的说明。 四
竭力地鼓吹和推进洋务活动的是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一批官僚、地主、买办，这些人被称为洋务派。历史学界对洋务派有不同的评价。从根本上说，洋务派是一个反动政治派别，它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疯狂地屠杀人民，在历次对外交涉和对外战争中，妥协投降，带来了民族的屈辱和灾难。在以后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革命运动中，它又站在反对立场上，进行破坏和镇压。这个集团在近代历史上遗下无穷的罪恶。
但是，洋务派又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一个官僚集团。它的某些主张和某些措施，如开工厂、采煤铁、行轮船、筑铁路、设学校、译书籍等等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在洋务派的主持和倡导下，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开始出现，这是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对立的新事物。随之也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新的社会力量在和周围旧势力的斗争中逐步地成长壮大，毁灭旧制度的条件也在日积月累地形成中。洋务派本来期望自己的措施可以加强封建统治，结果和它的期望恰恰相反。它不自觉地把机捩拧拨了一下，当机捩一旦转动，就逐渐地向着毁灭旧制度的爆炸点走去，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迫使它停止下来。中国近代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有的同志拿洋务派的动机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个人升官发财为理由，否认它有资本主义倾向以及它在客观上所起的历史作用，这是不全面的。洋务派是一个官僚、地主和买办商人的复杂混合体，它的封建性、买办性当然非常鲜明，他们办工业的动机也不可能纯正，但是，还应该看到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企业是由他们创办起来的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历史上很多进步措施，往往不是出于什么高尚意志和善良愿望的促使，而有时候倒是和微小卑劣的动机结合在一起。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人们采取措施的主观动机怎样，而是这些措施本身是不是符合客观历史发展的要求。至于要考察洋务派的动机，那就应该进一步探究隐藏在主观动机背后的客观历史潮流。洋务派为什么不是完全仿效他们的封建前辈，在传统政策的范围内寻求巩固封建统治的途径？为什么要把升官发财寄托在近代工矿企业方面？正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行程已经使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出现成为必不可免，洋务派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历史的潮流，才会产生不同于以往的新动机、新愿望，在这种动机促使下采取的各种措施也就成了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杠杆。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借这根杠杆的助力，开始转上资本主义的轨道。
当然，洋务派主要是以官僚资格而不是以资本家资格投身于创业活动的。它是一个略带资本主义倾向的集团，而不是一个资产阶级集团。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形成，有待于这个集团的进一步分化。由于这样，洋务派必然会把官场习气、封建作风带到企业中，使企业中发生惊人的贪污、浪费和种种腐败现象，洋务派在创办企业的同时又给企业造成了限制和束缚。应该谴责的不是他们曾经创办了近代企业，而是他们创办企业的封建方式和封建作风，这正是他们自身的官僚立场和封建性格的反映，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特点的反映。近代历史的发展已经使举办机器工业成为一个需要付之行动的课题，但社会上却缺乏像在西方世界中那样一个足够强大的、能抗住一定压力的中等阶级，来肩负起这个任务，于是掌握政治权力而又崇拜西方文明的洋务派就不自觉地进来填缺补空，反串一出他们所不懂得的、不熟悉的戏剧。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在洋务派手里开端，这就显示了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和前途的困难。洋务派给企业带来的不良影响，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轻易地清除干净的。中国资本主义只能背着旧社会所加予的沉重包袱，在曲折的道路上蹒跚行进。
洋务活动经历了三十年之久，最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了这段漫长的历史。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全部消灭了洋务派的新式海陆军，马关条约又把刚抬头的民族工商业紧紧地束缚起来。洋务派的活动从两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失败的，地主阶级并没有达到强化封建统治的目的，资本主义也没有找到一条顺利发展的途径。洋务活动的失败是一件好事情，人民接受了这样的教训：仅仅是军事和经济范围内的枝节改革，不可能使中国独立富强，根本问题是政治问题，任何有成效的改革必须从政治领域开始，而这种有成效的改革不能指望在地主阶级当权派的身上。封建阶级散布的洋务幻想破灭了，它再也编制不出一套可以骗人的“富强”神话。封建阶级在社会上造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反对力量，而在思想上失去了统治人民的阵地，这样就促使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运动的迅速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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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两个问题
——与吴晗、汪原等同志商榷 师宁
从理论上探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对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是会很有益处的。不久前，吴晗同志在这方面发表了《论历史人物评价》一文（人民日报1962年3月23日）。后来，汪原等同志又发表了与吴晗同志商榷的《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意见》一文（人民日报1962年6月17日）。读过这两篇文章，获得不少启发，也感到有些问题还可以作些商榷。这里仅就历史人物受什么支配或决定，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以及原则和方法这两个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一
汪原等同志在文章中主要就历史人物受什么支配的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他们不同意吴晗同志提出的“历史人物无不受其阶级道德的支配”的论点，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的“历史人物无不受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支配或决定”。看来，他们不同意见的双方都没有说明受支配或决定的是历史人物的什么，而这是必须首先明确的。我认为，既然大家探讨的是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那么我们所指受支配或决定的应该是历史人物的活动及其作用。确定了这个前提，我们可以对他们的意见作进一步的研究了。
吴晗同志提出的所谓历史人物无不受其阶级道德所支配的意见，如果不是总的对整个历史人物受什么支配问题的论断，可以说并不是错误的。历史人物总不能不受其阶级的道德观念的支配。
可以看到，吴晗同志在理论上提出历史人物无不受其阶级道德支配的论断，但在具体论述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以及具体评价某些历史人物时，并不是从这个论断出发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情况，似应分别开来看。可是，汪原等同志从理论上批评“吴晗同志在历史人物和历史家的身上，都只强调了阶级道德的支配作用”，认为这
“在实质上”是“把历史人物受其阶级和阶级斗争支配乃至决定的论点，改变为受阶级道德支配的论点”，这是“用道德标准来顶替或者混同阶级和阶级斗争”。而我们在吴晗同志的文章中终究看不出有什么“改变”、“顶替”或“混同”的迹象。汪原等同志并强调说，“吴晗同志还以曹操、武则天为例，来说明自己的主张”，而且根据吴晗同志的文章加以论证。在他们看来，好像吴晗同志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的主导思想就是什么“阶级道德支配论”，以至“阶级道德标准”论。而我们读了吴晗同志的文章，发现实际情况也并不是这样。
这里，首先有必要了解，吴晗同志是在什么情况下，是怎样提到这个问题的。原来，他只是在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要重新给”历史人物以评价时才提到这个问题的。他根据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关于历史上道德论的社会根源和阶级社会中道德具有阶级性的论述，作出“所有历史人物无不受其阶级道德的支配”，“记录这些历史人物的历史家，也无不受其阶级道德的支配”的论断。而吴晗同志的着重点还是在后者。他认为，过去“封建社会的历史家不可能不受封建道德的支配，以他自己所处社会的道德观点，对历史人物作出符合于这个社会这个阶级利益的总结。以此，我们今天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把这些封建社会历史家的总结，重新加以审查、研究，给以批判的总结。”
可以对曹操的评价为例。在文章中看得很清楚，吴晗同志是非常不同意过去历史家从封建道德以至正统观念出发来评价曹操而给以否定的结论的。他认为应该以曹操的政治活动及对当时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为依据，并且具体指出，曹操
“起兵镇压黄巾，杀过一些知名之士如孔融、杨修、华佗等人；军法残酷，围而后降者便屠城，这些确是坏事，不应该替他掩饰。但是他也做了更大的好事。他把长期战乱、民不聊生的北方统一了，建立了法制，减轻了人民负担，发展了生产，还提倡文学艺术，打败乌桓，保卫了边境的安全。总的说来，他是功大于过的，是个应该肯定的人物”。很难认为，这里能够找到什么迹象足以论证：吴晗同志是以什么“阶级道德支配论”来评价曹操，并以此来“说明自己的主张的”。
吴晗同志在批评过去封建历史家对曹操的评价时指出，“奸臣这顶帽子是封建道德造成的，也是正统观念造成的”。汪原等同志郑重指出，并大力论证，“奸”和“忠”一样，“既是封建道德标准，也是封建阶级的政治标准”，“‘正统观念’同样是政治概念”，看来好像吴晗同志所说的“封建道德”就是与政治割裂的，所说的“正统观念”就不是“政治概念”。这倒使人感到有些奇怪。因为所谓“忠”“奸”这种封建道德观念，它本身就是显明的政治观念；而正统观念，在吴晗同志的文章中本来就不是作为其他什么概念，而是作为政治概念，也是作为历史观点提出来的。
在武则天评价问题上，汪原等同志对吴晗同志的意见，显然更有类似上述的情况。
至于汪原等同志提出的历史人物无不受其阶级和阶级斗争支配的论点，在原则上应该说是正确的。历史人物所代表的阶级及其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要求，对于历史人物的活动及其作用，无疑是起着决定作用的根本的条件。可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以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社会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在具体分析支配或决定历史人物的活动及其作用的力量或条件时，还有必要深入一步联系整个社会条件和历史发展趋势来加以考察和说明。
所谓历史人物无不受其阶级和阶级斗争所支配，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固有的必然的客观规律。不过，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些偶然因素，诸如历史人物个人的才能、特点等，也可能对历史人物的活动及其作用发生一定的影响，在阶级斗争中发生一定的作用。自然，这些偶然因素归根到底还是受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支配或决定，而且它们最多只能影响到历史发展的个别的或局部的外貌，并不能改变阶级斗争以至历史发展的总进程。这里主要的问题是要求我们注意具体分析，不能把阶级和阶级斗争对历史人物的活动及其作用的关系理解得过于简单了。
同时也必须指出，历史人物的活动固然主要决定于阶级和阶级斗争，但这并不是说，历史人物对于阶级斗争，对于客观的社会条件，只是被动地受支配或决定。应该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历史人物的主观能动性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只要善于认识面临的社会条件、阶级斗争的形势，善于顺应或反映历史的发展，他就能够依靠阶级的以至社会的力量，改变某种条件或形势，并起到促进历史发展的作用；虽然这种主观能动性仍然是要受到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制约的。 二
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主要也还是汪原等同志的文章提出来的。原来，吴晗同志文章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几年来对若干历史人物的总结，对如何评价历史人物问题”所提出的六条“意见”。而汪原等同志把这六条意见肯定而明确地理解为六项“标准”，认为问题不在于列举这些“标准”，“而在于如何进一步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地运用这些标准”。关于这一方面，我想作为学习，把问题提出来。
所谓标准，是人们衡量同一范畴或同一性质的客观事物的一种尺度。所谓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应该是可以根据它来衡量历史人物的共同的尺度。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历史人物在历史上对社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发展所起的客观作用（包括积极的或消极的、进步的或反动的、有功绩或有过错等）；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的这种客观作用怎样，科学地给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一般说来，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而怎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具体运用这个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则是比较复杂、比较困难的。困难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一个非常严密而完整的科学体系，必须深刻而全面地领会它的精神实质，并以全面而系统的有关材料作为基础，才能对历史人物作出比较正确的评价。
在我看来，吴晗同志的六条意见，并不是作为标准，而是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原则和方法提出来的。汪原等同志把它们当作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可能是把标准与原则和方法混为一谈了。这是有必要加以区别的。所谓标准本身并不就等于怎样运用这个标准的一些原则和方法。运用同一个标准，而所根据或理解的原则和方法不一致，是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的。因此，在确定一定的标准的前提下，明确认识一些原则和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依据我的理解，吴晗同志第一条意见的中心思想似是历史主义的原则问题，这原是无可异议的。问题是他把这个观点归结为应该根据“当时当地的标准”，而不应该根据“今时今地的标准”，就可能使人发生误解，好像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
“标准”，应该是历史人物所处的“当时当地的标准”。历史观点要求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这并不等于说可以根据“当时当地的标准”，这一点必须加以区别，不能混淆。或者可以说，吴晗同志在这个意见下面是作了说明的，这里只是“概念”上的模糊。可是联系全文来看，这种模糊也可能并不是偶然的。例如，吴晗同志在文章中的另一个地方，就曾经明确指出，“一般地说，凡是在当时历史上起过作用的人物，在当时和后代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什么看法才对，主要应该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是拿武则天作例子，是根据唐朝大政治家对她的评价，还是根据宋朝道学家对她的评价？这是个关键问题”。在吴晗同志看来，作为根据的自然应该是“唐朝大政治家”对武则天的评价。这就是所谓“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这就是所谓“当时当地的标准”。
我们知道，在封建时代，对当时人物作出评价的大多数人，自然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家、文学家或政治家。他们一般总是用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观点、哲学观点或道德观念，从他们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利益出发来评价人物的。如果按照吴晗同志的意见，那么，我们在评价封建时代历史人物时，就得以他们的评价作为“根据”。同样，在评价近代社会资产阶级的历史人物时，就得以资产阶级历史家、文学家或政治家的评价作为“根据”。而这是不可想像的。我们并不否定历史上一些历史家、文学家或政治家对某些历史人物所作的评价对我们仍然有着批判地借鉴的意义，但这完全不能代替我们今天重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给以科学的评价。
再看吴晗同志提出的第四条意见：“评价历史人物应从政治措施，政治作用出发，而不应该从私人生活方面出发，也就是政治第一，以政治为衡量历史人物的尺度”。所谓“应从政治措施，政治作用出发，而不应该从私人生活方面出发”，如果不是泛指评价一般的历史人物，而是指的评价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例如吴晗同志提到的武则天和曹操），应该说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但是，历史人物的情况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如果像吴晗同志文章中那样泛指评价一切历史人物，那么这样提法恐怕未必是全面的。至少，如果不是政治人物，而是科学、文学、艺术方面的人物，那主要地是看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而不必要也不可能从“政治措施”出发来衡量。
把“评价历史人物应从政治措施，政治作用出发，而不应该从私人生活方面出发”这个原则，概括地引伸为“也就是政治第一，以政治为衡量历史人物的尺度”；我们似难从中找出必然的联系。如果按照吴晗同志前面这个原则的本来的意思，是否可以一般地归结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看他们活动的主要方面，从他们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上去评价，而不必拘泥于无关重要的细节。
可以看到，中外历史上曾有不少这样的历史人物，他们当时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或不是进步的，甚至是反动的，但是他们给后人留下了有价值的科学文化遗产，在科学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对于这样的历史人物，我们似应该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他们实际的历史业绩。
上面着重谈到的只是吴晗同志文章中提出的两条意见。其余四条意见，虽然也有一些理论问题和具体人物评价问题值得研究，但这些意见本身并不像上述两条那样难于完全理解，这里就不再作探讨。总的说来，吴晗同志的六条意见的提出，并不是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而是作为一些原则和方法。可以说，第一条和第六条意见（“评价历史人物，决不可以拿今天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古人。把古人现代化了，不但歪曲了历史，是非历史主义的，而且也失去了对今人的教育意义”），主要的是讲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要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第二条（“评价历史人物要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出发，归结为阶级的活动”）和第五条意见（“要注意阶级关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人物，但是不可以绝对化，把阶级成分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尺度”），主要的是讲要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本文只限于就吴晗同志、汪原等同志的文章中涉及的某些有关问题作些初步商榷。我认为，关于历史人物的活动及其作用受什么支配或决定，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以及原则和方法这两个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作全面而深入的具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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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王船山的学术渊源的探讨
《新建设》1962年8月号发表了嵇文甫的《王船山的学术渊源》一文，文中着重地探讨了王船山批判和继承了哪些学派而构成他自己的一套哲学体系的问题。
作者认为：（1）王船山明白地标出以张横渠为宗。船山于横渠和程朱有歧异的地方，常站在横渠方面。船山不离气而言理，正是和横渠的唯气论一脉相通的。（2）王船山在学风上反对王阳明学派，和东林派气味相近。东林派在学术上是以反王阳明学派面貌出现的。王船山也极力驳斥王阳明所谓“无善无恶”之说，根本反对“天泉证道”那种单传秘授的办法。他极推尊泾阳，称东林派有“卫道”之功。（3）王船山研究过佛学，善于辨析名理，用佛家的方法去攻佛家。他对老庄诸子也有很深研究，并能从他们辨析名理方面吸取思想资料。（4）王船山与晚明考证和“质测”之学有直接关系。船山和方以智在学风上互相影响的地方很不少。他们很重视考据征实和实事实物的考察，同时也很重视自然科学，称之为“质测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