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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怒吼吧，刚果！
雷奔你像沉默的铁砧，刚果呵，多少年了，你总是蹙着眉头弓着腰；帝国主义沉重的铁锤，在你背上疯狂地敲打；你一次次咬牙切齿，把它弹得高高；但，我一次又一次呵，看见你鲜血四射火星冒！刚果呵，我听见你痛心的喊叫！五个世纪了，从森林中，从茅屋里，一批批刚果人被赶向港口；一声声铜锣，牵着奴隶船向远洋里飘。呵，被贩走的是奴隶，留下的还是奴隶，刚果呵，我听见你捶胸怒号！刚果的灵魂在呼叫！来一个晴天霹雳吧，炸翻这不公平的世道！刚果的灵魂在呼叫！透过重重乌云，我看见刚果的土地上布满刺刀，环绕着狰狞的殖民大盗；浑身捆绑的卢蒙巴昂首站立，临死前高唱战歌入云霄；即使落入囚牢，也不哭泣求饶！恶毒的子弹虽然穿过胸膛，卢蒙巴像铜像巍然不倒！不倒！不倒！卢蒙巴激昂的呼声，像原子在非洲大陆奔跑！卢蒙巴飞扬的骨灰，在草原掀起风暴！不要看那无耻的傀儡，正在横行霸道；不要看那白宫的匪徒，举着血杯狞笑；血染的大旗已经烧红非洲，千千万万个卢蒙巴，就要排成长列，冲向敌堡！怒吼吧，刚果，抡起复仇的枪刀！祖先的白骨在呼喊：用仇人的污血洗赤道！怒吼吧，刚果，挖出你地下的原子，爆！爆！爆！把殖民主义的断墙残壁，连根炸掉！巍峨的红旗在呼唤，刚果呵，你的解放大旗快快飞飘！刀枪如林的喊杀声，就是你明天胜利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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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谈话剧
关于戏剧语言的杂感
张光年
说来惭愧，我是个多年的戏迷，可是长期间没有摸到戏剧艺术的门径。记得二十多年以前，初次读到高尔基的《论戏剧》，看见他把语言问题提到那么重要的地位，当时很难充分理解。那时也曾偶尔涉猎一些我国明清人的曲话，其中很大部分谈的是语言和声腔，我也不大感到兴趣。有什么办法呢？要想从前人的艺术经验中吸取营养，到底还需要起码的水平啊。
解放以后，我编过几年戏剧创作的刊物，同剧作家们接触较多，读过不少好的、不大好的、已发表的、未发表的剧本。这才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光是一般地强调思想、典型和个性是不够的；思想要化为语言，化为有内容、有光采的语言，化为打动人心的佳句；而要写出维妙维肖的人物，语言是基本的手段。生活的丰富必须表现在语言的丰富上。才能和经验也要表现为驱使语言、挑选语言、提炼语言的能力。
老一辈的剧作家们在语言的运用上各有独到之处：郭沫若的语言热情而豪放；田汉的语言圆熟流畅而长于抒情；老舍的语言干脆利落而富有幽默感；曹禺则是用性格化的语言刻画人物的能手……。最近重读《胆剑篇》，觉得它在历史剧的语言上提供了新的经验。教我们看到，尽可能不用或少用现代化的政治术语，从古语和戏曲语言中吸收某些有用的东西而加以改造，有助于创造一种古代的历史气氛，并且同样能够表达今天剧作家的新的思想。像“刀剑收起，仇恨记下。”“崖石啊，你好比苦成老爹铁硬的骨头！这剑上的钢锋啊，你好比苦成老爹望着我们的眼睛！”“好一夜透雨啊，每一滴都仿佛滴到我的心里。”……这类的句子，是有思想，有感情，有形象，有动作的，都是打动人心的好句子。它们也许是作家深入形象世界的时候信手拈来的，但也很可能是花了很大工夫，从很多句子里挑选出来的。
我们的话剧，当然要着重描写新时代的劳动建设和革命斗争。怎样抒写新生活的诗意，怎样把无限丰富的劳动人民的语言提炼为鲜明生动的戏剧语言，这是更困难的任务。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用活生生的群众语言创造出了一系列活生生的工农兵形象，这些经验值得加以总结。现在，衣服是工农兵而说起话来是学生腔的剧本，不常看到了，这不能不说是剧作家们实践工农兵方向的重大成果之一。现在我们感到很不满足的，是不是这样几个问题：一个是，近几年有些剧本中间，概念化说教的毛病重新抬头；再一个是，有些青年作者，往往把自然形态的语言直接搬到舞台上，而不善于挑选和加工；同时，不少剧作家渴望提高创作质量，因此也渴望提高语言的质量，他们感到自己写的对话缺乏表现力，缺乏诗意，很想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这几年我读剧本不多，因此必须声明，我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多少发言权。
概念化说教的重新出现，恐怕跟这几年有些青年剧作家写得多、接触生活少很有关系。我所指的并不是完全概念化的剧本，那种剧本不容易得到发表和上演的机会，有些剧本，多少有点生活，有点人物，某些部分还是比较生动的。可是在表现尖锐的思想内容、也就是在“点题”的时候，作者没有充分的感性材料艺术地把思想描写出来，表现出来，或者烘托出来，而只好采取最简便的办法，通过正面人物的嘴巴把思想直说出来。这样，正是在画龙点睛的地方把龙的眼睛涂黑了，自然使全剧受到极大的伤害。如果事情是这样的，那么对症下药，治疗艺术上的贫血，只有深入生活，增加营养。当然，语言的概念化，也还有关艺术思想、艺术趣味、艺术技巧等问题；但是，很难设想一个剧作家故意抛弃他所掌握的生动活泼的语言，而宁愿保持对于概念化说教的酷爱。
把自然形态的语言不加酿造地直接搬到舞台上，使得话剧的“话”像平常说话一样的烦琐、零乱和冗长，使得舞台上无法形成一个美好的、比现实更高的艺术境界，这恐怕是青年剧作家的通病。艺术家的头脑是一个工厂，它把从现实生活吸收的大量原料经过反复的挑选、酿造、浓缩、提炼而再现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艺术真实比生活真实更高更美。如果创造形象的基本材料——语言是没有经过高度提炼的，那种比现实更高更美的艺术境界便无法创造出来。观众感觉我们某些话剧淡而无味，看了不想再看，同这一点很有关系。要改进这个工厂的成品，使在竞赛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在生产过程、生产技术上的不断更新以外，更重要的还是要有充足的、头等的原料。如果剧作家知道的东西，比他写出来的东西要多得多，这才谈得上挑选和加工。如果搜集的材料只够写成一篇特写，却硬要拉成一个四幕剧，那就谈不上什么浓缩或提炼了。除此而外，把生僻的方言、俚语不加挑选地写到剧本里，是不足为法的；为了猎奇，把类似“搞对象”“耍态度”这些劳动人民语言的糟粕拿到舞台上去推广，是应当受到指责的。
语言的刻绘力、表现力是长期磨练的结果。语言的诗意是内心的诗意的自然流露。新生活的诗意，首先是在对于新生活、新人物的热爱中产生的，它表现出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对于新鲜事物的不可抑制的情感。剧作家不只是一个职业的编剧家，他也是一个文学家，是一个舞台诗人。他的兴趣不能太窄狭，他应当全面地提高自己政治修养、哲学修养和文学修养，熟悉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新成就。单从提高戏剧语言的技巧来说，一个青年剧作家如果从古今中外的戏剧名作中挑选出他最为喜爱的若干本，自己试着来做一个新的评点家，把人家的好句子圈点出来，批上自己的心得，揣摩人家怎样用很少几句话刻画出一个人物，怎样把语言写得有形象、有情感而又富于动作性，怎样通过语言概括生活的哲理和诗意，乃至怎样写得简洁，含蓄，句子短而有力，用了哪些既不太熟、又不太生的形容词，如何调理平仄和韵律，使人读起来爽口，听起来够劲……，这样在读戏的时候，听戏的时候长期留心，形成一个习惯，一个嗜好，日常生活听人谈话的时候，也能别具心耳，久而久之，自己笔下的对话一定有所长进。
我觉得，我们的很多青年作家是有才能的，对语言的吸收能力是很强的，只要今后多注意这一方面，养成钻研语言的习惯，一定大有希望。戏剧界大家来提倡，批评家多做些艺术分析；但也不要一下子把调子提得过高，造成压力。提高质量非一日之功，重要的是创造条件，指引门径，交流经验，鼓励青年作者踏踏实实地工作。艺术上的问题是急躁不得的。作者本人也不要急躁。倘使急于求成，硬要在一个剧本里出现奇迹，难免劳而无功。还是要勤学苦练，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解决问题。
〔原载《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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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动力
杨泽
现在，在我们的车间，只要轻轻按动电钮，机器就飞快地运转，工作起来十分得手，比起过去，条件可是好多了！
记得刚进工厂那年，是抗战胜利后第二年春天。我们几个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来到太行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山村。村边的一座古庙和几间民房就是我们的工厂。这在当时是一个不算小的兵工厂，机、钳、铁、木、化工等各个工种都有。
我被分配在机工部，有八、九台机床，因为没有动力设备，机床全靠人力来绞动。在每台机床旁约两米远的地方，栽着两根木桩，两桩之间用一根铁轴架着一个大石轮（旧磨盘），铁轴两端是两只铁摇把，一条麻绳编织成的传动带，连接在机头和石轮上，两个人绞动着石轮，开动机床进行生产。摇轮工人的劳动是那样沉重，即使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摇不过十分钟也会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并且，机床的转速还时快时缓，很不稳定。因此操作就得格外精心，两眼盯着工作物，丝毫不能放松，尤其在夜晚，那盏暗淡的小油灯，使操作者的脸不得不向工作物更靠近，简直一不小心就能燎着眉毛，烧坏眼睛。这些大家全不理会，一心多产炮弹，打击敌人。
这一年夏天，我们这个厂搬到麻田镇附近。这里可以用河水带动机器生产，不仅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也减轻了以前那种沉重的劳动。新的机工房里安装了整整齐齐两排机床，足有二十台，工房下面装着木制大水轮，轮下流着清清的河水。在试车的那一天，大家一早就赶来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当工长喊一声：“开车！”水槽上的挡板立刻倒下，急流顺着水槽瀑布般地向水轮冲去，水轮隆隆转动了，连接水轮与天轴的传动带唰唰地上下飞驰起来，机床全开动了。人群中顿时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与水轮声、机器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雷鸣般的巨响，震动了这个沉睡的峡谷。
用水轮带动机器，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要保持水轮正常运转，却还有不少困难。河水是沿着漳河边筑起一条很长的水坝引进来的，在夏秋多雨季节河水猛涨时，水坝有被冲垮的危险。所以每逢下雨天气，不少工人要守在渠边随时准备与洪水搏斗，雨过后浑身湿淋淋地回来时，他们总是胜利地欢笑。严寒的冬季到来，渠水结冰，水量减少，机床便不能全部开动。为了多开几部车床，工人们常常冒着寒风大雪，跳进冰冷刺骨的水里，抡着大锤破冰，在这里一年多，没有因为洪水和冰冻，障碍了水轮的转动。
1947年以后，随着解放区的日益扩大，我们这个工厂又搬了几次家，生产条件不断在改善，动力设备不断更新，用上了柴油机、蒸汽机、电动机。全国解放后，又随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们许多自动化、半自动化的工厂兴建起来了。在这现代化的工厂里工作着，我还常想到过去；特别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想起过去的生产条件，就觉得更加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当年工人同志昂扬的斗志，正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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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挺身而出
戈松
我们看到多少这样的同志，在艰巨任务面前，他总是挺身而出；在别的同志需要支援的时候，他也总是挺身而出。这里显示出革命者的胆气。
但更可贵的是，当这件艰巨任务不是有些人所谓“份内之事”时，也能挺身而出。过去的豪杰也曾有扶危济困的义举，但那只是对个别人的同情；革命者的挺身而出却是把这些事都看成革命事业的不可分的一部分。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这是革命者的抱负，那么，负重就是光荣，革命需要也就是行动的准则。因此，只要遇上困难，他就抢着去克服；阶级兄弟有事，就抢着去帮助；面前放着重担，就抢着去挑起来。不在困难面前退缩推诿，而是充满热情，奋身以赴。
有句成语是“见义勇为”，勇为由于见义，见义却必须勇为。见大义的革命红心加上勇于斗争的铁胆，在困难的石头上会迸出火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千百万人在不同的地方挺身而出，去抢挑重担、互扶互助，那么，汇集起来就会成为无比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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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魏克拉马沁格短篇小说集》
寿康
《魏克拉马沁格短篇小说集》，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锡兰现代文学作品。小说集共收《一盆面团》等十五篇短篇小说，作者在这些作品里，尖锐地讽刺全盘欧化的锡兰“上流社会”的人们，严厉地谴责愚昧和迷信，对爱财如命的高利贷者进行无情鞭挞［tà］，对纯朴忠厚的农民表示深切同情。作品中的题材大多采自人民生活中的琐事细节，看起来很像一幅生活素描。在艺术风格方面，可以说严格的客观描写比较多，但语言简练而概括。读了这些短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到殖民主义的毒害，可以看到锡兰人民的生活和风俗习惯。
本书作者马丁·魏克拉马沁格生于1892年，他是在农村长大的，因而对农村和农民生活十分熟悉。三十年代末叶，他曾以锡兰南部农民生活为题材，写了不少优秀短篇小说，对农民贫困的生活、农村阶级分化等作了真实而深刻的反映。他的长篇小说在锡兰同样受到读者欢迎。早期的作品多以妇女争取自由为主题，《丽拉》、《女人》、《海市蜃［shèn］楼》都属于这一类。以农村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著名的有《改变中的村庄》和《一个时代的结束》，前者反映了农村阶级分化的历史过程，后者描写了资本主义侵入农村造成的农村经济危机和农民的革命斗争。在最近的作品里，作者也开始反映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
魏克拉马沁格是锡兰当代著名的作家，锡兰作家协会主席，1959年，他曾率领锡兰文化代表团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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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年轻人，来吧！
韦丘道路赛黄金，河水流云彩，百里长堤内，香蕉森林甘蔗海。年轻人呵年轻人，沃土情深盼你来。不尽淤泥滩，平铺长堤外，雄鹰展巨翅，策马扬鞭赶大海。年轻人呵年轻人，芦花翘首望你来。雪亮胶丝网，银花海面开，水深鱼龙多，龙宫珍宝由人采。年轻人呵年轻人，南海扬波接你来。一九六二、一月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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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得意的巧徒（木刻）
蔡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