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对党的“团结——批评——团结”方针的体会
何凤栖
任何事物都是包含着矛盾的，党的生活也不例外。毛泽东同志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页）由此可见，党内存在着不同思想的斗争是一种正常的现象。重要的问题是在于采取什么方针和原则来进行党内的思想斗争，使党真正团结一致，成为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对待党内的思想斗争，不能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自由主义取消党内的思想斗争，结果党内产生腐朽庸俗的作风，使某些组织和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48页）因此，必须坚决反对自由主义态度。
同样，在党内的思想斗争中，采取惩办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过火做法也是错误的。“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7页）毛泽东同志一贯反对这种错误做法，提出了正确的党内思想斗争的方针，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把这个方针简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从严格地划清党内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出发，明确规定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党内思想斗争的根本原则。
划清界限、分清敌我是革命斗争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正确对待党内斗争的首要前提，我们不能把敌我矛盾当作党内的是非问题来处理，我们也不能不加分析地把党内的是非问题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时说：“在党内斗争中，党首先严格地区别了党内的是非问题同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问题的界限。”只有划清了两类矛盾的界限以后，才能谈到正确处理党内的是非问题。
党内的是非问题，主要是正确的思想原则同错误的思想原则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产生党内的这种不同思想的斗争，有社会的根源，也有认识上的根源。社会的根源就是社会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认识上的根源就是思想认识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上存在着主观片面性。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思想斗争，只能采取思想斗争的方法来处理。毛泽东同志说：“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主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人，往往是不懂得或者不承认党内斗争主要是思想斗争，并且采取了强制压服的方法来处理党内的是非问题，结果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党内的思想分歧，相反地会加深党内的思想对立。
为了正确地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我们在处理党内思想斗争的过程中，就需要做到目的明确，方法对头。目的明确，就是要清楚知道批评是为了教育同志，增强团结；方法对头，就是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两方面是密切联系的；如果方法不对头，就很难达到教育同志、增强团结的目的；而如果目的不明确，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党内的是非问题也不容易处理得好，甚至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团结的愿望”是进行党内思想斗争的出发点，没有这个出发点，就不可能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并且继续团结他们为党工作。但是，任何党内矛盾的解决都必须经过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矛盾既不能掩盖，也不能调和，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分清是非，统一认识，使矛盾得到解决。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主张无原则的和平，取消思想斗争，当然不能分清是非，统一认识，解决矛盾。而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态度，同样不能解决矛盾，不能使犯错误的同志心悦诚服地改正错误，相反地会伤害同志，不利于团结。
为了要真正做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在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时，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采取客观的分析的态度。不要捕风捉影、主观武断，不要毫无根据地乱说，也不要把一些偶然的局部性质的错误夸大起来，任意地提到原则高度，随便给人家扣大帽子。要恰如其分地进行分析，既不夸大错误，也不缩小错误，根据错误的性质、情节和本人的态度，作出恰当的结论。在作结论时，除特殊情况外，应尽可能通知本人参加，如果本人对组织结论有不同意见，应当允许他申辩或保留个人意见，并且有权向上级直到中央提出申诉。
其次，应该采取“一看二帮”的态度。“看”，就是只要犯错误的同志有所觉悟，表示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应该看一看，应该耐心等待，给他改正错误的时间和机会，绝不应该一有错误就“一脚踢开”，断绝人家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不许人家革命的作法，那是非常错误的。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不仅要“看”，而且还要“帮”，“帮”就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人是要有帮助的。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尤其是犯了错误的人，更需要别人帮助。因此，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诚心诚意地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分析错误的性质，找出产生错误的根源和克服错误的有效方法；同时，还要经常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解除思想顾虑，欢迎和鼓励他们所表现的哪怕是最微小的进步。只要我们采取这种正确的态度，就能够有效地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早日改正错误，变成一个好同志，继续为党工作。
最后，还要坚持“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应该着重在思想上进行教育，不应该着重组织上的处分。党的历史经验证明，着重组织上的处分，并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思想批判从严”就是为了彻底弄清是非，提高思想水平，以免重犯错误；“组织处理从宽”就是为了更好团结同志，共同为党工作。当然，对于在性质上和情节上犯有严重错误而必须给予纪律处分的同志，还是要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绝不许可借口“组织处理从宽”，而取消党的纪律。党的纪律处分也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们，因此，仍然要用同志的态度耐心地帮助和教育他们，继续团结他们，绝不应该对他们采取冷淡、歧视的态度。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2页）
目的明确，方法对头，总括起来说，也就是要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所谓“惩前毖后”，就是对错误必须批评，必须揭发，同时又必须对错误的事实进行科学的分析，使犯错误的同志和其他同志受到教育，以免重犯。所谓“治病救人”，就是批评和揭发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把病人的病治好，而不是故意去加重病情，把病人治死。总之是为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因此，对待党内的思想斗争，只有认真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只有做到目的明确，方法对头，才能统一认识，解决矛盾，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新的团结。这个新的基础，是党的团结、党的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又一个起点。当然，经过一定的发展，又会出现新的矛盾，这就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达到新的团结。以此循环往复，推动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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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尖端技术与稀有金属
方世京
目前随着各个部门尖端技术的发展，稀有金属的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了。
例如原子能工业，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能量泉源。铀裂变时所产生的能量，相当于同等重量的煤燃烧时所产生的能量三千三百万倍，相当于汽油二百万倍。苏联最近已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原子能发电站，功率高达二百五十万瓩。在交通运输工具中，原子能发动机显得更有意义。以图—104喷气式客机为例，从莫斯科飞到北京，大约需汽油一百五十吨；如改用核子原料，只需要核桃大一块铀就行了。这可减低飞机的重量，长时间无须添加燃料，增加运输能力和飞行速度，也不需氧气的供给，为宇宙飞船长时间遨游于日月星辰之间创造了条件。如将运油船改用原子能潜水艇，可避免海上风浪，而且不易暴露目标。原子火箭不像普通火箭要带这样多的燃料和氧化剂，可大大地减轻火箭的重量。由此可见，原子能工业在国防及经济建设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原子能反应堆用的燃料就是稀有金属铀、钍、钚。燃料套管需具备耐高温、高强度、与燃料性质相宜、抗辐照、耐载热剂腐蚀、中子吸收截面小等性能，而锆、铍、铌就是很好的套管材料。铍在金属中不但中子吸收截面最小，而且对中子减速能力最高，中子散射截面最大。它可减小反应堆所必需的铀的临界量，并能增大反应堆所能达到的能力。因此，铍是原子核反应堆最好的减速剂和反射层的材料。钐、钷、铕、钆［gá］、镉的中子吸收截面很高，是制核反应堆用的安全棒和控制棒的优良材料。钽和钨等重金属能吸收?—辐射线和慢化中子，是核反应堆优良的屏蔽材料，但价格昂贵，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利用。另外，我们知道轻核聚变的能量比重核裂变的能量大很多，这种聚变是取之不尽的能量泉源。如控制热核反应问题得到解决的话，锂也是这方面最为重要的原料之一。
目前许多国家正在大力研究超音速飞机的生产。由于飞行速度每小时达四千公里，飞机蒙皮温度高达摄氏六百度，非一般铝、镁合金所能胜任。钛熔点高，钛合金比钢强度高一倍，而重量轻一半。因此，钛是这种飞机优良的外壳材料。
在火箭技术方面，苏联飞往月球、金星的火箭，速度已达每秒十一点二公里以上，火箭温度高达摄氏一千至二千六百度。火箭宇宙飞船在返回大气层时，由于蒙皮与空气摩擦生热，温度高达摄氏五千度，超过了所有金属的熔点。虽然能采取一些措施，如消熔、减速、出汗冷却等，勉强应付过去，但提高材料的耐高温性能还是最主要的事。最有希望的材料是钨、钼、钽、铌等高温合金，只可惜它们的抗氧化性尚未圆满解决。铼的抗氧化性能较好，在摄氏一千五百度下尚很少氧化，只是价格太贵。另外，稀有金属的氧化物、碳化物，也是火箭最有希望的零件材料。火箭材料除要求高温高强度外，比重轻是另一很重要的因素。要想达到每秒十一点二公里的速度，如果采用一般燃料，就需要四级火箭。每一级火箭的原始重量对次级重量必须维持十比一左右；如果发射重一吨的宇宙飞船，第一级重量就需要一万吨，真是吓人的数字。如果采用目前最高级的燃料，也需要三级火箭才能达到每秒十一点二公里的速度（核子燃料除外）。这样，想要发射重一吨的宇宙飞船，第一级火箭重量也需要一千吨。因此，减少火箭的总重，减少飞船的重量是很重要的。例如，重一千磅飞船的三级火箭，如果采用铍代替其中钢材的话，则火箭总重可减少二十一万磅。铍比重轻，与镁相当。铍的熔点比任何轻金属为高。在所有金属中，铍具有最高的弹性模量和最高的熔化热。铍比热高，能吸收火箭或宇宙飞船返回大地因空气摩擦和太阳辐射产生的热量。因此，铍是火箭的理想材料。而解决铍的脆性问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宇宙飞船的自动控制、遥远操纵、遥远测量和通讯等，需要有发达的自动控制和无线电工业。
火箭在飞行中不断发出讯号，地面的接收站收到讯号后，由电子计算机算出火箭在空中的飞行情况，如发现它的速度、方向有偏差时，则由中心站发出无线电指令去纠正（包括飞行方向和速度的改变等）。
锗能做功率大、耗电量小、灵敏度极高、质量稳定的高频率检波器和整流器的材料。无线电工业的发展与锗是分不开的。
光电管可以应用在各种自动化装置上，因为它能将光照的影响转变为电的变化，通过电的变化，就可以方便地控制机器的操作。硫化铊、硫化镉、硒化镉、锗、铯、铷等在极弱光线照射时，有发射电子的能力，因此是很好的光电管材料。
半导体光敏电阻和铊盐不但能够量度很微弱的可见光，还可以觉察和量度看不见的x射线、紫外线、红外线等。远处物体反射过来的红光线通过物镜，聚成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物像，落在光电管的前壁，放出电子，电子再射到萤光屏上，显出可见的像来。这样在云雾迷漫的天气里和漆黑的夜间，均能观察远方的物像，对军事工业及航空，航海等都有很大的意义。
使地面上的人能观察宇宙飞行员飞行情景和传送月球背面照片的电视传真，都是借助于光电管的作用。
宇宙飞船的表面温度，飞行员的呼吸和心脏跳动等，这许多非电的科学数据，都可以转变成电的数量，由无线电传送，达到遥远测量的目的。
目前，钛、锆、钨、钼、钽、铼等都是无线电真空管中重要的材料。
很多国家对紫外线发光正在大力研究。利用太阳的紫外线来激发磷光体发光，能使黑夜宛如白昼。铷、铯、镭、铊、钐、铕、铽、镨、铒、铥等都是结晶磷的活化剂，它们所活化过的闪光磷，能够在长时间内发光。白天受太阳紫外线激发过的磷光体，在夜晚也能发出光来。
仪器制造、造船工业、医疗器械需要有耐磨损、耐腐蚀或消毒防腐等材料。钛、锆、钽、铼、铂、铱和稀土金属各有其独特的优点。另外，钛的比重轻，低温强度好，用作喷气飞机的油箱也很适宜。
其他如钨、钼、镭的化合物、铷、铯可以用作化学分析的试剂。铂、钯和钍、钛、铍的氧化物可以用作催化剂。钨、钒等化合物可以用作织物染色的媒染剂和制革的皮硝子。磷酸铊、加锂的化合物可以用来制造具有韧性、膨胀系数低、紫外线穿透性高的特种玻璃。稀土金属和钒、镭的化合物可以用作陶瓷和玻璃的着色及光学玻璃的制造。鉴于稀土金属对植物生活中的作用，预料将来能用来制造农业上应用的微量肥料。镭可以用作医疗上治疗瘤症。铥能制造轻便的x—光机。还有，如在电子计算机、能量直接转换装置、油漆工业等领域中，稀有金属均占有一定的地位。
添加稀有金属制造的各种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合金，具有非常引人注意的性能。
总之，稀有金属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尖端技术的发展与稀有金属有密切的关系。
为了促进尖端技术更好地发展，对初露头角的稀有金属还需大力进行研究。如解决其中高温合金的抗氧化性，铍的脆性，稀有金属合理的分离、制备与提纯等问题。研究稀有金属各方面的性质，扩大稀有金属的应用范围，让稀有金属在尖端技术中更加发挥作用，并推动尖端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是科学工作者艰巨的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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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现代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派
荆其诚
一
行为主义是本世纪十至三十年代在美国盛行的心理学派。行为主义的创始人华生（John B．Watson，1878—1958）于1913年发表了《在一个行为主义者看来的心理学》①一文，这篇文章是行为主义的宣布。我们知道，传统心理学有两个中心概念，即把意识作为心理学的对象，把内省法作为心理学的方法。行为主义就把自己的矛头指向它们。华生认为，过去的心理学都是在安乐椅上想出来的，行为主义将把心理学改革成为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这种激烈的主张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在华生看来，心理学的意识概念是宗教神学的灵魂概念的同义语。同时，意识是不能被客观地观察的，而一切不能客观地观察的东西都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应该把意识从心理学的语汇中删除。
行为主义认为，心理学的对象是行为。行为是机体的许多简单反射的组合。刺激——反应（S—R），就是行为的公式。行为主义给心理学所提出来的任务是“预测”和“控制”行为，就是当知道了刺激便能预料所要发生的反应，或者根据反应便能知道刺激是什么。这样，心理学家就可以有计划地“控制”行为的发生和变化。华生又把反应分为内部反应和外部反应。前者主要是身体内部的平滑肌和腺体的活动，这种反应可以用仪器进行记录；后者主要是横纹肌的活动，这种反应是可以直接观察研究的。华生在行为公式中没有把大脑的活动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在他看来，科学家只有在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基础上才能谈论问题，而大脑的活动却是观察不到的。按照行为主义的观点，刺激与反应之间只是一种纯粹机械式的关系，一个确定的刺激必然引起某种确定的反应。这就与巴甫洛夫的反射学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巴甫洛夫的反射学说里，外界刺激是引起大脑内部的神经运动过程，如分析综合、扩散集中、诱导等，最后才引起反射活动的。
否认了意识，立刻就遇到如何解释思惟的难题。行为主义把思惟看作是发音器官的肌肉活动。这就是说，行为主义是属于外围论的，即把心理活动的机制从中枢迁移到外部器官的活动上来。在行为主义看来，思惟和语言并没有根本差别，只是在内部和外部反应方式上有所不同。换句话说，人在思惟的时候就是在自言自语，只是将语言降低到无声的水平而已。
华生根据对婴儿的实验和观察，确认婴儿有三种基本情绪反应，即恐惧、激怒和喜爱。每一种情绪反应都由确定的刺激所引起，并表现为一定的反应形式。成人的一切复杂的情绪表现，如害羞、仇恨、骄傲和嫉妒等，都由这三种简单反应发展出来。
至于行为主义的本能学说，华生在1919年以前是认为人和动物有本能的。他说，初生婴儿有某些先天遗传下来的简单活动，以后这些本能逐渐受到学习得来的习惯的补充，而变成完善化了的行为。但是在1925年以后，华生却完全否认了本能的存在。他说，人类行为不论是简单的或者是复杂的，都是学习训练的结果。华生是极端的环境决定论者。他把人看成是完全被动的机体，可以任凭环境的摆布。
行为主义的思想根源是错综复杂的。它从机械唯物主义出发，最后却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此外还表现了一些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华生否认意识，实质上是实证主义哲学的观点。实证主义认为，只有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东西才能相信是实在的，而直接观察到的东西都是存在于人们经验之内的，所以物质对象就等于经验。这就构成了把客观事物归结为主观经验，经验以外的东西不存在的主观唯心主义结论。实用主义者威廉·詹姆士早在1904年发表的《意识存在吗？》②一文中，也是想取消意识，代之以经验的。近代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总是企图模糊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差别，把主体与客体融化在主观的经验之中，使自然科学走上唯心主义道路。行为主义的兴起正是在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的时期，所以华生的哲学思想没能跑出它们的圈子。华生否认人的意识，取消人的自觉性，把人变成生物反应的总合，就等于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这种做法是符合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压迫和奴役人民群众的行为作了辩护。因此，行为主义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来看是荒谬的。
但是在资产阶级科学中，理论与事实材料之间常是矛盾的。在克服一个错误理论的同时，必须批判地对待它的事实。行为主义对心理学的客观研究是有过推动作用的。行为主义动摇了传统心理学的基石，为内省心理学敲了丧钟，此后心理学脱离思辩讨论的阶段，更多地从实验研究和事实分析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另外，行为主义强调心理活动的动作环节，观察婴儿收集事实材料，这也是有意义的。
二
到本世纪的四十年代，行为主义开始衰落下来。心理学界比较普遍地认为，否认意识、抹煞心理过程和忽视大脑作用是行不通的。但是，行为主义使心理学成为自然科学的斗争却得到许多人的支持。这一路线的继承者们并不把自己叫做行为主义者，而把自己的工作叫作“行为研究”或“行为心理学”，也就是去掉“主义”二字以区别于华生的传统行为主义。有时他们也自称“新巴甫洛夫学派”。我们姑且把这一路线叫做“新行为主义”。新行为主义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新行为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引进了“操作主义”。操作主义是在本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由物理学和语义学哲学中发展出来的，它企图从科学方法使各门科学统一起来。操作主义认为，科学概念所取得的意义要以所应用的操作方法来确定。在物理学中，所谓温度是由温度表的刻度表示出来的，如果改换了测量温度的工具和方法，那末温度概念的涵义也就改变了。因此，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要有大家共同承认的标准测量工具、标准操作方法、统一叙述事实的原则等等，以避免在研究问题时因各人所用的术语有着不同的涵义而造成混乱。操作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论，它从强调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主观性来否认真理的客观性。按照这个理论，科学材料只不过是操作的后果，而科学事实的本质则是很难知道的。在我们看来，实践是真理的最后标准；而操作主义则认为，认识的真实性要从人们的主观感觉上来确定，或者由大家来随意约定。操作主义体现在心理学中，就是要求心理学家用统一的自然科学的语言表达方式，说明事实材料是在什么样操作过程下得来的，把材料客观化或者用大家所约定的逻辑和数学公式表达出来，并能够加以验证。在心理学研究中作到了这些，便满足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上的要求。实际上在这个原则指导之下，尽管心理学家可以形式主义地运用一般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但是他们不一定对事实材料的实质进行分析。
第二，新行为主义提出研究行为的大脑机制的任务，并在研究中应用一套新的概念体系。在华生的学说中只有S－R公式，脑的中枢环节是不重要的。而新行为主义却公开宣布要研究行为的大脑机制问题。但是，由于新行为主义贯彻操作主义原则，所以在大脑机制的研究中就创造了一套“严格”的数理化了的术语。托尔曼（E．C．Tolman）在1938年引进了三个基本概念。行为起始于外在刺激条件，终止于行为反应。刺激条件是已知的东西，可以人为地布置和控制，所以叫做“独立变量”。行为反应需要根据刺激条件和通过脑的某种活动才实现出来，是可以观察到的东西，但不是独立的东西，所以叫做“依存变量”。脑的活动不能被观察到，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叫做“中间变量”。在心理学实验中，要根据行为的“独立变量”和“依存变量”，推测大脑活动的“中间变量”，也就是从确定的操作手续中研究行为的中枢机制。由于大脑的中枢过程是根据间接材料推论出来的，所以有很浓厚的假设性质。
以上是新行为主义的一般理论原则。由此可以看到，新行为主义是传统行为主义的发展，同时掺杂了近代物理学和语义学的观念。
三
在现代美国的新行为主义理论中，赫尔（C．L．Hull，1884—1952）的数理分析理论比较流行。这一学说的特点是用数理公式和逻辑符号来标志所要研究的行为机制。赫尔认为，从刺激到反应要经过九个过程，即感受、内导相互作用、总合、泛化、动机、抑制、振荡、反应和强化。通过这些过程，外界刺激与某种反应之间形成条件联系，行为便依照这种联系实现出来，于是形成了所谓的行为“习惯”。
这个学说的主要概念是在总合过程中产生的“习惯强度”（sHr）和在动机过程中的“生物驱力”（D）。习惯强度代表刺激与反应的条件联系强度，也就是代表某种行为方式的牢固程度。sHr是一个数量概念，它的数量值是由强化所决定的。强化是行动所获得的效果。当行动多次取得了效果，总合过程使S与R的联系加强，也就是发展了sHr。例如，动物需要完成一定的活动（如跑迷津）才能获得食物，食物就是对行为的强化。它增强着习惯强度，塑造了这一行为方式。以后动物在再需要摄取食物时，便以同样的行为方式去达到目的。
在动机过程中，机体内部的生物驱力（D）发生作用。生物驱力是决定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是推动机体朝向一定方向去行动的动力。例如，饥饿就是一种生物驱力。sHr受D影响，其符号是sHr（X）D。因此，机体完成某一行为的力量或“反应势能”，可以根据习惯强度和生物驱力而推算出来。例如，从动物建立条件反射的次数和它的饥饿状态，来计算跑迷津所需要的时间。可以看到，传统行为主义把机体看作一个完全被动的东西，而新行为主义则认为机体的活动是为某种内部动力驱驶的。
赫尔的学说主要用来解释学习问题，而记忆、思惟等高级心理现象则很少得到说明。这个学说比较强调心理活动的肌肉运动反应成分。内在刺激或外在刺激引起细微的运动反应，表现为心理现象。因此，心理现象与技能活动是相同性质的，它们仅有程度上的差别。
这个学说所谈论的虽然是行为的生理机制，但是它没有立足在神经生理事实的基础之上。赫尔不考虑脑的神经机能与学说内容的具体联系，仅是用符号和公式来代替了机制的本身。他说：“神经生理学的知识还不能帮助我们来指明神经系统是怎样活动着的，还不能帮助我们来阐明行为的基本形式”③，因此，不能等待收集与神经生理学相符合的事实，而是需要绕过生理学的现实性来研究行为形成的规律。换句话说，在心理学研究中，神经生理学的事实材料不一定必要，只要能够根据演绎法，从逻辑概念上引伸出行为公式，便足以建立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了。这样的理论体系的正确性自然是难以检验的，恐怕很多地方流于概念上的虚构。
四
赫尔于1952年逝世。由于赫尔体系存在着上述弱点，近十年以来又出现了行为主义向神经生理学靠拢的倾向。这一方向的领导人是现届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海伯（D．O．Hebb）。他企图在行为主义的一般原则下，根据现代神经生理学的成就，建立一个关于行为的“神经生理学说”，亦即所谓“细胞联合”学说④。
现代神经生理学作出了许多新的发现，例如外在刺激停止后神经细胞可以自主活动，经常在一起活动的细胞发生相互联接的生长过程，外在刺激与中枢神经兴奋有某种空间关系上的对应性等等。视觉生理学也发现，幼年失明的盲人经过手术复明，需要经过一段学习过程才能知觉图形。海伯从这些事实提出他的细胞联合的假设：在脑中经常一起活动的神经元，建立一定的闭合通路系统，形成一组细胞联合。例如，在一个三角图形的视觉刺激下，眼睛将神经冲动传导到大脑。在脑内，神经过程也是按照三角形路线活动的。神经元A向神经元B，再向C，然后再向A传送冲动。如果中枢神经过程经常这样活动，这些神经元相联接处的突触的阻力便减低，使得这几个神经元容易按照这个方向传送冲动，从而形成了A—B—C—A—B—C—A……的闭合通路系统，也就是形成了A—B—C的细胞联合。这组细胞联合的整体活动，就相应于一个三角图形的感觉印象。触觉、听觉和其他感觉印象，也都是这样形成的细胞联合的活动。
在一组细胞联合建立巩固以后，刺激一个神经元便会造成整个细胞联合的振荡。再有，除了每一组细胞联合可以独立地活动以外，各组细胞联合之间也建立联系，因而一组细胞联合的活动还能引起另一组细胞联合的活动。另外，即使没有当前外界刺激，由于中枢原因，细胞联合仍可以自主振荡。这些相当于知觉、表象、联想和学习等心理过程。
海伯在细胞联合的基础上，提出第二个假设：许多细胞联合可以在时间上进行链锁活动，也就是各组细胞联合一个接联一个地继续活动，这个过程叫做“时相顺序”。这相当于思惟的心理过程。当两个时相顺序同时进行时，它们可能发生相互作用而产生新的组合形式。如果细胞联合的新组合形式具有解决课题的价值，那就表现为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有效的方法；这也就是所谓理解过程。
注意是细胞联合和时相顺序的选择性活动，也就是在一定内在或外在刺激作用下，只引起了某一组细胞联合或某一个时相顺序的活动。
感知过程都伴随着一定的动作。例如，视觉伴随着眼睛的运动，触觉伴随着手臂的运动，因而所建立的细胞联合与脑的外导运动系统建立联系。所以细胞联合的活动也有运动成分，可以促成相应动作的实现。由一定时相顺序所实现的动作，就是有组织的活动。复杂的行为是在当前刺激所引起的细胞联合活动，以及中枢已建立的时相顺序的共同控制之下进行的。如果细胞联合A有同等的倾向去发动细胞联合B、C、D的活动，而当前刺激只有发动细胞联合D的倾向，那么A便为D所继续，行为就按照A—D的方向进行。
我们知道，在心理活动的机制问题上，新行为主义的基本看法是强调中枢的神经联系，而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基本看法是强调中枢神经活动在空间关系上与外界刺激的某种相似性。海伯的细胞联合学说是结合了这两方面的看法。
海伯的细胞联合学说比华生和赫尔的学说前进了一步。这个学说说明了更广泛的心理现象，就不同于华生否认了心理现象而去谈论行为机制；这个学说结合神经生理学知识来解释心理活动的机制，就不同于赫尔用逻辑符号和公式把心理机制抽象化和神秘化。就目前国际评论来看，对这个学说的肯定性意见是较多的。当然，海伯的学说还在发展中，现在对它作出比较确定的评价还为时太早。
我们看到，行为主义心理学派主要企图从生理方面来探讨行为机制问题。在行为主义产生以后的短短五十年之中，这一学派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里例举了行为主义的三个主要人物，他们代表着行为主义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采取着三种不同做法。从行为主义的发展趋势来看，愈来愈从一个心理学的全面理论发展成为关于大脑机制的局部理论，而一个局部理论总比一个全面理论容易建立些。
①《心理学评论》，第20卷，1913年，第158——177页。
②《哲学、心理学及科学方法论》杂志，第1卷，1904年，第477—491页。
③赫尔：《行为纲要》，1951年版，第5页。
④海伯：《心理学教科书》，195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