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领导干部要掌握“第一手材料”
史凝
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事不易深刻了解所以“第一手材料”特别可贵
小时候，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一位老人大咳一阵，吐出一口痰来。他惊叫了一声。儿子过来看，原来痰里有一小片白茸茸的似乎是羽毛的东
西。这事情被邻居知道了，就传遍全村：老人吐了一团羽毛。传到第二个村子，就成了：老人吐了一堆羽毛。再传开去，又成了：老人吐了一只天鹅。继续传开去，越传越“神”：某村有个老头子每天吐出来一只大天鹅。渐渐地，四面八方许多好奇的人都来了，要看老人怎样吐天鹅。路上碰到去看过的人解释，说没有那回事，有些人还是不肯罢休，说这是骗他们，不愿让他们去看……
年纪小，把故事仅仅当作故事，听完也就算完了。
再后来，在《吕氏春秋》里的《慎行论——察传篇》里读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这几句话使我顿时想起小时候听到的故事，这才理解了故事里的更多的含义，知道了故事并不仅仅是故事。可是，由于没有多少生活经验，对故事和这几句话的意思也还是了解得很简单、很肤浅。
“事非经过不知难。”——这句话本身包含的意义是说，如果不是亲自经历过许多事情，也不是很容易真切而又深刻地了解和理解的。在工作上、思想上、生活上，往往有些事情，甚至是相当重大的事情，别人做过，自己也学习过别人的经验教训，而自己却还是不能深切了解，往往还要在同样的事情上“出漏子”。原因就在于，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了解和理解得比较真切、深刻。甚至自己做了一次还不行，同类的缺点或错误以后还会再在自己身上发生。因为具体情况变了，对于同类的事情在新的情况下的新的形态、它同别的事物的新的关系，还要亲身经历、亲眼观察，才能更真切更深刻地了解和理解。经历和观察得越多，透过复杂多变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的能力也就越强。“阅历”之所以可贵，“资历”之不可忽视，“亲自动手”之特别重要，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完全了解真实的情况，确实取得真切的经验，实在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每一件事物都同别的许多事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件事物每时每刻都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在一般情况下，事物又总是只把表面现象给人们看，而把本质隐藏在它的内部；事物还总是只把一面显露在你面前，而把另一面隐藏在它的背后。人们的思想又往往会“先入为主”，被原有的成见阻塞住思路，被一时的假象遮断了视线。只是站在远处望一望，只是听到别人谈一谈，而期望能有真知灼见，那真是“难矣哉”！要完全不受任何“老人吐天鹅”之类的谣风的影响，最好的办法是亲自一次又一次地深入现场，下苦工夫作调查研究。到了现场，光是听一种声音还不行，还要听种种不同的声音；光是听还不行，还要亲眼看、亲口问、亲手记，看看这面，看看那面，看看外表，看看底里，反复比较，反复对证，反复追寻，反复思索。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碰到的事情的是非真假，总是比“吐天鹅”故事里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更难辨别。区别“人与狗”，是容易的。可是，“狗与玃（猿猴的一种）”，“玃与母猴”，“母猴与人”，就有近似之处，要区别它们就要比区别“人与狗”用的工夫细致一些，在它们刚刚生出来的时候来看就更难分清。“黑”与“白”是容易区分的；可是，在它们之间加上深灰、浅灰、淡灰，逐一比较，也就不像黑与白那么容易区分了，在光线不太明亮的地方来看更是如此。而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情况，又要比“玃与母猴”“深灰与浅灰”更难辨认得多。一些对于实际生活缺少亲身体察得来的基础知识的人，对于没有什么根据的传闻之词，即使一次听到可以不信，再次听到还可以不信，再三再四听到，别人说得活灵活现，似乎很有“根据”，而自己又不亲自到现场去看个究竟，或者虽然身子到了现场而不作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也会动摇、相信，以至深信不疑。
《战国策》里有一个关于魏王的故事：魏王令庞葱到邯郸去办一件事；临行之前，庞葱对魏王说：如果忽然有人向大王报告说城里大街上有一只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说：不相信。——再有一个人又来报告说城里大街上发现了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说：我还是不大相信。——第三个人又来报告说老虎正在城里大街上奔跑，大王相信吗？魏王说：那我就相信了。——庞葱说：很清楚，街上并没有老虎；三个人说有老虎，大王就相信了。邯郸离这里要比大街上离王宫远得多，而在大王面前说我闲话的恐怕不止三个人，大王可要好好考虑考虑啊！……
还有一个外国故事：一个人在野外大喊一声：前面山岗上有成堆的金子！几个人听到，就向山岗奔去；那个最初大喊一声的人，心里只觉得可笑。渐渐地，奔上去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个最初大喊一声的人，看到这个景象，就想：可能那里真有什么宝贝吧？于是，也就拔腿追赶上去了。……
这些虽是故事，可是都反映了一定的真实，值得我们深思。有些人往往会根据若干并不足以作为根据的“因由”，自己虚构出来这样那样的可怕的或者美妙的假象，传闻既久，连自己也信以为真了。没有对实际情况的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人们很容易受别人的甚至自己的主观的欺哄，这并不是多么稀奇的事情。世上“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事情很不少。有些传闻，你说它们一点因由也没有吗？也不是的。“无风不起浪”，有传闻必有因由。可是为什么一“查”又没有什么实据？因为虽有因由，那因由却不足以引出这件事情的结果。那一点点因由，不过是“捕风捉影”，是表面的、片面的，甚至是虚假的。或者，因由本是真实的，但是，“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了。“一传十，十传百”的道听途说之词之所以不能相信，自己从主观愿望出发的设想之必须用事实验证，“第一手材料”之所以特别可贵，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人们对同一事物往往看法不同领导干部有必要抓“第一手材料”
人们认识一件事物，是客观存在的这件事物在人们主观上的反映。一切思想，一切办法，只有符合客观实际才是正确的。别人的认识、看法，是别人的主观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第二手、第三手材料，“辗转反侧”地经过许多道手的材料，是通过别人或别的许多人的主观反映出来的。人与人的立场、观点不同，同一客观事物经过不同的人的主观反映也就不同。即使基本立场、基本观点相同，但是观察一件事物的时间地点不同，站立的角度不同，着眼点不同，观察力能够达到的深度不同，因之对同一客观事物的反映也会不同。把几面镜子放在同一个位置，由于镜子的表面一凸一凹，镜片有厚有薄，反映出来的影像就不一样。客观事物的形象，通过不同的人的主观，也往往会走了样子。人的头脑反映客观世界，比镜子反映物像要复杂得多。这里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思维过程。客观事物反映到主观上，形成了一个一个的概念；若干概念的相互联系形成判断；若干判断的相互联系形成推理。判断和推理的结论指导了人们的实践，作用于客观事物；人们在同客观事物不断接触的过程中，在按照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更真切更深刻地通过概念、判断、推理去认识客观世界。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客观世界反映在人的主观世界里形成概念、判断、推理的过程。客观实际情况在这过程中反映到调查研究者自己的头脑里去，在头脑里加工（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又表达出来。同样的原料，经过这样的机器来加工，同经过那样的机器来加工，产品会大不相同。人的头脑这个思维的机器，也是如此。有些人有透彻的观察力，善于判断、推理，能透过纷纭错综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有些人只能反映出事物的表面现象、片面现象，甚至连一些概念也分不清楚。这同人们的立场有关，同人们的世界观有关，同人们的阅历、修养、能力等等都有关。因此，不但一般干部去抓“第一手材料”是很重要的，各个单位、各个组织的领导干部亲自去调查研究“第一手材料”尤其重要。
从事调查研究，先要有纲有目。调查纲目表现出人们要了解的事物的范围和深度，要了解各种事物之间的哪些关系，要通过调查研究解决什么问题。一个调查纲目做得好不好，对一次调查工作做得好不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要有一个好的调查纲目，就很需要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来做。有了纲目，交给别人去调查，然后自己再根据调查材料做结论，行不行？还是不行。因为调查纲目在调查过程中往往需要补充、修改；在调查过程中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在调查中就有研究，把研究和调查截然砍为两段是不行的。所以在调查的全部过程中，领导者都要亲身参加；不光是亲自出马，还要亲自动手：要自己主持调查会，自己记录调查材料，自己参加讨论。自己主持调查会，才能掌握调查会进行的方向，才能在发现新的线索后顺着新的线索向深处、广处探寻。自己作记录，才便于根据需要分别轻重缓急，决定详略取舍，才不至于把适合需要的材料丢掉，而把并不很需要的材料记了许多。在记录的过程中，也包含着初步整理的工夫，自己口问手写，会比只坐在那里听一听想得更深入些，便于把前前后后记下的材料随时作比较，从中发现问题和线索。与会的人，不只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还要用一定的表情、神色表达自己的意思，舒眉皱眉，都能传神，看到这些，对于理解调查材料会大有帮助。在这里，“察颜观色”是有必要的。只看别人的记录，更不是好办法。即使记录得一句话也没有遗漏，也不一定能完全正确地反映出发言的人们的意思——同一句话，语气不同，意思也会很不一样。
毛泽东同志不但提倡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都亲身从事调查，在调查会上自己口问手写，并且指出要同到会的人展开讨论。这讨论也是调查研究的整个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参加调查会的人，往往每个人只了解情况和问题的一个侧面，他们的观点和阅历也不相同，可能对某一情况说得不一致或者不清楚，主持调查会的人就要提出问题，引起讨论，引导大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互相印证，以便对情况了解得更全面、更准确、更深入。更重要的是：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要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产生出来或发掘出来的。调查研究的全过程，并不是“你们出情况、出材料，我出主意、出办法”；主意和办法就在实际中间、群众中间。领导人只有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同群众一起讨论，才能得到最切实最有效的解决问题的主意和办法。
总之，从拟定调查纲目到得出解决问题的结论，这整个过程是不可分割的，每个环节都是领导人必须亲身参加的。只有亲身参加了这全部过程，才能得到最准确最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领导干部不但要参加调查而且要亲自深入现场下一番苦工夫
前人读书，提倡“五到”——手到、眼到、耳到、口到、心到；做调查工作，除了这“五到”之外，还要加上腿到，就是一定要到现场去。这里的手到，不只是要记要写，有时候还要动手去做一做——不只“下马看花”，还要“下马种花”。
“到”，是指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又是指“到家”，即认真下苦工夫。正如马克思说的：“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安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其实，调查也就是研究科学，也就是学习，也就是读书。这是读一本“大书”，而且这本“大书”乃是书之根、书之源、书之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大部分正是调查研究的产物。读书，学习，不能由任何别人代替，而要自己下苦工夫，这是很明白的。调查，又怎么能假手他人呢？又怎么能不用功呢？
亲自出马，亲自动手调查研究实际情况的全部过程，是生动的灵活的，它能给你以活知识、新鲜的知识。第二手、第三手材料当然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其中也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对这些材料也必须充分运用；但是应当了解这些材料毕竟各有其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因为：第一，它已经是“封闭”了的“定居”在纸面上的材料。而现实生活是变动不居的，各种事物是瓜葛相连的，一写在书面材料上，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割裂的和静止的了。第二，你从材料中发现了问题，向它提出来，它不可能立即回答你；它只能告诉你它已经记下来的东西。看这些材料，总像是“隔靴搔痒”。有时候，它也会使你觉得似乎是搔到了痒处；其实，又没有真正搔到痒处。要一下子搔到痒处，就要把靴子脱下来。
调查研究，一定要“六到”，要“恭谨勤劳”，的确是一个字也少不得的。不如此，就得不到许多真知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所必须经过的“三种境界”，其实也是在每一次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都必须经过的三个阶段。先是“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也就是登高一望，作鸟瞰式的观察，期望从万万千千条道路中探索最正确的道路究竟在哪里。这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却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就要“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也就是下苦工夫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占有详细的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深入事物的底里，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为要做到这一步，就要有废寝忘食的精神，有专注的热爱，为之消瘦憔悴也不后悔。经过了这个阶段，“众里寻她千百度”，然后就会“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也就是说，问题的面貌明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出现了。这个求得真知识的最大的愉快，除非亲身经历了由苦到甜的全部过程，是无法真正体会到的。对一个革命者来说，这当然不只是自己求知和愉快的问题，更要紧的是：要担负起来历史赋予我们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任，对人民利益和革命事业负责，非亲身深入实际通过调查研究，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可，非亲身经历“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过程不可。肯不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去下这番苦工夫，实际上是革命责任感强弱的一个具体表现。为了更好地运用“第二手材料”
也要抓“第一手材料”
看书面报告和统计数字，全没有什么用处吗？那也不是的。通过这些方式，也可以了解到许多必需了解的情况；而且，事必躬亲，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就一个县委第一书记来说，纵有天大的本领，也不可能在一个期间对全县每个角落里的事情都亲身去调查一番。对领导者来说，看书面报告，听口头汇报，总是必要的。这些间接得来的材料，从不同地区和不同角度反映了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即使每一份材料反映了一个片面，许多份合起来也可能成为一个整体。是否认真对待这些材料，也同样是群众观点强弱的表现。这些材料既是通过各级、各部门同群众有或深或浅的联系的干部反映上来的，其中就必然集中了不少群众的智慧、群众的意见。各级干部，实际上也是广义的“群众”的一部分。领导者没有理由不听取他们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总不能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耳朵和大脑，而不相信别的许多干部的眼睛、耳朵和大脑。一个人的见闻再深再广，也总有一定的限度；认真地仔细地看报告、听汇报，大有补于个人见闻之不足。领导者的任务之一，就是听取从各方面来的报告、汇报。马克思写《资本论》，运用的大量材料中有许多也是间接得来的。吸取、分析和运用间接材料，实际上也是调查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于我为“第二手材料”者，也正是别人的“第一手材料”。对于书面报告，口头汇报，首先还是应该相信，其次才是不轻信、不偏信；首先要“吸取”，然后才能判断是否“吸收”。
但是，看书面报告或听口头汇报，决不能作为领导者了解情况的唯一的方法，而只能作为一种方法。除了这种方法，还有必要亲身深入实际，亲自作比较深入的典型调查。有了这样的调查，才能得到对于实际情况的基础知识；有了这样的基础知识，才能透过别人反映的情况看到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才能判断别人反映的情况有多大的真实可靠性，才能认识别人反映的情况中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经常起作用的、哪些是一时起作用的；才能从别人提出的情况和意见中辨别哪些是珠玑，哪些是糟粕。伯乐正是亲自“相”了许许多多的马，而后才产生出《马经》。也只有亲自“相”过许多马的人，才能更真切更深刻地领会《马经》。如果没有“相”马的实际经验，纵有真正的千里马在眼前，拿来《马经》一个耳朵、一条后腿地去对照，也有认不出来的可能。从下面来的汇报、报告，其中也不乏“千里马”；如果你缺少实际情况的基础知识，就很可能把这些“千里马”忽略过去。要掌握全面的情况、全局的形势，正确的统计数字总是不可缺少的；可是，只有深切地具体地了解实际情况，才能从统计数字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才能把看来有些枯燥的数目字同活生生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把“死数字”变成“活数字”。因此，为了更恰当更充分地运用书面报告、口头汇报和统计数字，做领导工作的同志，特别是主要负责干部有必要亲自出马、亲自动手去掌握“第一手材料”。
领导干部亲自做调查研究有助于使调查研究形成风气
领导干部亲自去抓具体情况，是不是“杀鸡焉用牛刀”？有时候，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说法：“领导嘛，只要抓住大的原则问题就行了。”——这种说法，是对“原则问题”的片面了解或者曲解。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原则问题总是通过具体问题表现出来的。不了解具体的实际情况，对原则也必不可能真切地深入地了解。“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领导机关的重要任务是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政策从哪里来？政策就产生于群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政策到哪里去？政策就在群众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执行。空谈政策、原则，只能把政策、原则架空；这样，貌似坚决维护政策、原则，其实，不过是挖断政策、原则的根罢了。
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抓“第一手材料”，不只对他们自己掌握具体情况、提高领导水平大有好处；而且由于他们正确地深刻地认识事物的能力比较强，他们做出了调查研究的榜样，起了示范作用，就能更快地提高全体干部做调查研究工作的质量，更好地形成全体干部做调查研究工作的风气。这是领导干部认真抓“第一手材料”的必然的结果。
要使自己的主观同客观密切结合起来，一致起来，就一定要抓“第一手材料”。要正确地判断和运用第二手、第三手材料，就一定要抓“第一手材料”。要从群众中得到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一定要抓“第一手材料”。一个单位的工作水平，将会因领导干部大抓“第一手材料”而大为提高。领导干部的水平，也将在不断抓“第一手材料”的过程中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