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肥、水、密和整枝在棉花增产中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石家庄棉花工作队
1959年我国棉花总产量跃增到四千八百二十万担，比1958年增长14.76％，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连续丰收的特点是，各地出现了许多大面积丰产典型，从而进一步揭开了棉花生产上巨大潜力的秘密。
植物生理学工作者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进一步明确了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科学研究必须为生产服务的重大意义。两年来，我们深入农村，在当地党委领导下，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研究，并虚心向农民学习。我们深深体会到农民所创造的丰产经验中蕴藏着丰富而高深的科学理论，并亲眼看到农业“八字宪法”在生产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全面系统地总结棉花高产中的经验，并发掘增产的潜力，解决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当前重要的工作。我们根据1959年在各棉区的调查和试验，并参考有关的总结和研究资料，对施肥、灌溉、密植和整枝在棉花增产中的作用，作了下列的初步分析。
增施肥料 合理用肥
要使棉花获得高产，首先必须使棉株在整个生长发育过程中，不断地从土壤中吸收所需要的养料。这样，棉株才能发棵良好，多结铃，结大铃。去年各地由于普遍增施肥料，在保证大面积丰产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1958年、1959年各地的肥料对比试验和我们进行的大面积调查研究的结果，增施基肥或增施追肥的棉田，都是棉株生长良好，果枝果节多，蕾多花多脱落少，铃多铃大品质好，增产效果显著。
从1959年10月河北省棉花会议所列举的调查资料证明，在密度相同的情况下，亩产量随施肥量增加而显著提高。丰润县小张各庄施基肥八千斤的比施基肥三千斤的增产32.6％；蓟县大厂韩家庄施基肥一万斤、八千斤的比施基肥三千斤的分别增产42.7％、27.7％；天津庄河城关镇追肥四十斤（硫酸铵）、二十斤的比不追肥的分别增产37.3％、17.5％。
基肥一般以有机肥为主。有机肥不但是一种完全肥料，肥效发挥比较平稳，起作用的时间长，而且能够改良土壤、促进土壤微生物的繁殖及活动，对控制棉株前期徒长和防止后期早衰都有良好作用。
根据我们在石家庄留营村所进行的不同基肥用量对比试验的结果看来，增施基肥不仅单株成铃高亩铃数亦较多，而且中下部结铃数也随着基肥用量的增加而增加。
结合深耕深翻分层深施基肥，可以增加土壤的容肥保水的能力。随着棉株根系的生长，如能从不同土层中均匀地吸收养料和水分，可以避免由于增施肥料或由于肥料过于集中所引起的棉株徒长，效果就更为显著。
棉花生长期长，基肥的肥效缓慢，在一定的生育期间进行追肥以补基肥之不足是十分必要的。一般来说，在基肥用量不甚充裕的情况下，提早追肥有利于增产。如果追肥过晚，苗期由于养料缺乏，延迟了发育，营养体过于矮小，上部果枝及果枝末稍的蕾铃将大量脱落，虽然后期增施肥料，但为时过晚，效果不如早施的大。在基肥充足的情况下，就应该控制早期追肥，在坐稳伏前桃的基础上，中后期再适当增施追肥，可以避免棉株徒长，减少脱落。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肥田密植的条件下，前期追肥更须慎重。过去曾有部分高额丰产试验田，由于前期追施氮肥过多过猛，加以灌水又不合理，造成棉株徒长，枝叶茂盛，棉田郁闭；棉株体内由于光合作用的产物少，又较多地转化为含氮化合物运用于营养生长，使蕾铃发育所需的养料，得不到正常的及时的供应，引起中下部果枝上的蕾铃大量脱落，导致减产。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棉株过早衰老，充分发挥棉花后期的结铃潜力，根据1958年以来的施肥经验，在棉花开絮之前适当追施氮肥，可以保证营养体不断生长，发生新的果节，争取多结秋桃，增加单株成铃。但是后期追肥应当适时适量，黄河及长江流域棉区，追肥截止时期以不迟于8月中旬为宜，追肥过晚，出现许多无效蕾铃，效果不大。
总之，合理施肥的原则，是既要充分满足棉株生育所需要的养料，又要最大限度发挥肥料的效果；既要控制棉株前期的徒长，以减少中下部果枝上的蕾铃脱落，又要保证棉株后期发棵，以发挥结铃的潜力。在大面积的生产上，普遍而严重的蕾铃脱落现象，不是因为肥料过多，而是由于缺少。我们认为基肥不足而追肥用量又不多的大田，追肥应当集中使用于棉株生长前期。因为在现蕾前后，棉株生长势最强，少量的用肥，可以发挥最大的效力，促使棉株有较大的营养生长，为增产创造物质条件。在基肥充足而追肥用量较大的丰产田，前期追肥量宜少，大部分追肥在初花以后分次进行，以便控制棉株的初期徒长，防止中下部果枝上蕾铃的脱落，争取高产更高产。
合理灌溉 保证增产
棉花对水分的需求，由于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和自身的生物学特性，各个生育时期各不相同。总的趋势是：前期需要量少，中期需要多，后期需要量又较少。根据全国各地有关农业研究机关历年来的棉花耗水量试验，结果是：幼苗期占总耗水量的15％，蕾期占20％，花铃期占45％，吐絮期占20％（数字都是近似值）。
掌握了棉花的需水规律，结合气象条件的特点，就可以适时灌水，保持土壤有足够的水分，供给棉花正常生长的需要。
在棉花苗期，按平常年份来说，在冬灌（或早春灌）以后，注意保墒，土壤里所积贮的水分可以满足棉株的需要，不必进行灌水。黄河流域棉区的先进植棉者，根据自己的丰富生产经验，提出了这样看法：播前灌足水，蕾前蹲好苗。意即苗期土壤水分不宜很大，适当推迟头水的时间，这就是所谓“蹲苗”。蹲苗的目的在于控制棉株不因早期营养生长过盛，导致后来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的失调，以减少蕾铃脱落。他们主张头水应当在蕾期进行。因为历年这时在西北内陆棉区正值春旱，黄河流域棉区的雨量也较少，而棉株体积又不断增大，影响到田间耗水量日益增多，这样就形成土壤水分亏缺，抑制棉株生长发育。蕾期灌水往往增产效果显著。北方棉农把这一次水当作棉花灌溉中的关键。
但是，如果春季就发生干旱，各地棉田土壤水分在棉花生长初期就有供应不足的趋向，在这种情况下，早期“蹲苗”蕾期头水就不是行之有效的措施。恰恰相反，凡是提前在苗期灌水的棉田，都收到良好的效果：脱落减少，产量增加。这是去年的经验所证实的。
适时进行头水的增产作用，在于多座伏前桃和伏桃，在这些时期座住的桃早熟质优，又是产量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头水能否做到适时，是棉花生产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棉花开花以后，是最重要的生育时期，植株生长势最强，蕾铃大量形成。这一阶段，时间长，气温高，棉株需水量最多。在长江流域棉区正值伏旱，宜注意及时灌溉，确保伏桃，黄河流域棉区，正当多雨季节，灌水应特别慎重，尤其是肥力中等以上的棉田，往往因灌水后遇雨，造成徒长，中下部脱落严重。这种情况1958年很为普遍。去年7、8月间，全国各地棉区，旱情有增无减，只有大力勤灌，才有助于棉株大量现蕾开花，从而多结铃，结大铃。
正确地确定棉花停灌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大跃进以来，棉农打破陈规，增加后期追肥，结合灌水，力争秋桃。应该肯定，这是行之有效的措施，表现在单株成铃数有所增加。但是，这也要掌握得时，不是随便延长后水期，都会有增产效果的。后期灌水不适当，不但没有益处，反而引起不良后果：一、使得棉株中上部已有的青铃延迟成熟、不能按时吐絮，因而霜前花相对地减少。表面上看来，总铃数是增加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品质低劣的霜后花所占的比例也就随之增多。对于肥田后期灌水更须慎重。二、即使赢得了上部成铃数的增多，常有可能因时间过晚，在气温日益降低的影响下，这一部分铃也很难发育，致铃壳软化，纤维不能形成。
黄河流域棉区农民常在棉花吐絮之际，以小水沟灌湿润棉田，称之为“吐絮水”，被当作为增加铃重、提高品质的一项重要措施。当然这要看具体情况（主要是土壤湿度）决定。
棉田土壤水分的多少，直接影响到肥效的发挥。水、肥配合得合理，固然是提高产量决定性的因素，如果运用不当，也会发生相反的作用。一般肥料不足的大田，应注意及时灌水，借水分的作用保证有限的肥料得到最大的发挥，才有变低产为高产的可能；至于丰产片，必须根据适当控制棉株的前期生长，促进后期发棵这一原则来考虑供水问题。 适当增加密度 充分发挥增产潜力
据去年10月河北省棉花会议考察天津市十八个生产队、一个农场、八十八块棉田的结果，认为一般中等肥力棉田的密度，如达到每亩五千至六千株时，可以比二千株增产47％—105％。另调查邯郸一百九十五块棉田结果，在一般的管理水平下，肥力在纯氮十五—二十斤／亩的棉田以四千株左右的亩产量最高，肥力在纯氮十斤／亩棉田以五千株左右的亩产量最高，肥力在纯氮五斤／亩棉田以六千株左右的亩产量最高。实际上，去年各类棉田的密度绝大多数都低于最高产量的棉田密度，说明去年一般棉田是种得偏稀的。以石家庄市郊和东八县而言，很少有每亩达到三千五百株的，绝大多数在二千至二千五百株左右。普遍反映，去年棉花增了产，但是在密度上吃了亏。密度偏稀的原因，归纳起来是两个，一是技术上的，由于耕作管理粗放，缺苗断垅现象普遍；另一个是思想上的，把过去少数密植丰产试验田因水、肥措施不当而引起的棉株徒长，棉田郁闭，脱落严重的后果，都归咎于密植，所以有意识地将密度降低了。
一年来，生产实践再一次证明了合理密植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关键性措施之一。大家知道，棉花亩产量决定于单株产量与每亩株数的乘积。为了提高产量，单株产量要高，每亩株数要多，既发挥个体生产潜力，又要使群体生产力得到最大的发挥。个体与群体之间，存在着矛盾统一的关系。根据我们的密度对比试验的结果，单株成铃数随密度增加而减少，密度增加后个体生产力受到一定的限制，群体生产力在一定条件下得到提高。这个条件是：由增加植株数而增加的群体生产力大于因为增加植株数而减低的个体生产力（总和）。由此可见，密植增产的基础在于：既要发挥个体生产力，又要充分发挥群体生产力。
由此出发，我们认为解决密植增产问题，可以有两个不同的途径。一个是采用目前最适宜的密度，提高管理水平，增加单株成铃，使亩产量进一步提高。另一个是适当增大密度，通过合理措施，保证个体在有相当的生产力条件下，充分发挥群体生产力，使亩产进一步提高。
按照棉田肥力水平来安排密度的原则是：肥大的，密度应小些，肥小的，密度应适当增高。根据我们在各地棉田测定叶面积结果来看，目前肥力较差的棉田，叶面积系数还是较低，估计在短期内肥料还不能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提高密度仍然是当前增产的重要环节。因为只有适当增加株数，才能保证有相当的叶面积，充分利用日光能，发挥群体生产力。在肥力较大的棉田，密度的安排仍然不宜过低。近几年来获得高产的丰产试验田，密度没有在三千株以下的。大家都很清楚，高肥稀植的棉田，尽管棵棵棉株长成“棉花王”，可是亩产量并不高，原因是个体生产力是发挥了，但群体生产力却受到限制。高肥密植棉田，容易引起棉株徒长，如果管理措施得当，产量可以大大突破千斤大关。去年张秋香试验田密度高达四千余株，施肥量也不少，单株成铃十八点六个，亩产量为全国最高之一。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进展，合成化肥增多，棉田肥力水平不断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不断地提高密植的合理程度，以利于亩产量不断跃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
为了解决这个任务，首先必须弄清楚密植条件下个体与群体的矛盾的实质，以及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然后才能采取有效的农业措施。
农作物的干物重90％—95％是由有机物质构成的，光合作用是产生这些有机物质的泉源，而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主要依靠叶片。增加密度能使叶面积系数（指单位土地面积上植株叶片总面积与土地面积的比值）增大，这样就可以更充分地利用日光能，生产出更多的有机物质，为作物的增产提供可能。
根据我们与河北棉花研究所所进行的密度对比试验结果表明，在同一栽培条件下随着密度增大，棉株的叶面积系数增加，同时，每亩植株地上部干物重也增加，这是有利于增产的一面。但是，由于叶面积系数增大后，株间下方光照减弱，光合作用必然受到影响，其后果是单位面积的叶片在一定时间内所制造和累积干物质的数量（通常称为光合生产率）随之降低。
密度过大，光合生产率过低，就会引起每亩土地上植株所累积的有机物质不再有更大的增长。更重要的是，随着密度的增大，植株所制造的有机物质分布的地方有显著的差异，密度过大，有机物质分布在营养器官比分布在生殖器官的愈来愈多，单株籽棉产量相应的被削弱，终于影响到每亩籽棉的产量。我们看到，某些肥力较足，密度过大的棉田，由于水、肥措施不当而造成棉株徒长，中下部果枝蕾铃大量脱落，正是因为有机养料过多的消耗于营养生长，不能及时而充分地供应蕾铃的需要所引起的，结果籽棉产量并不高。
看来，密植后个体与群体的主要矛盾，在于棉株本身叶面积的大小是否合适。通常所称“通风透光”问题即由叶面积过大而产生的。解决“通风透光”的途径，应该是从控制棉株生长去探讨，主要的手段是合理使用肥水，控制棉株生长。正如前面所谈的那样，前期控制营养生长，在密度增大的情况下要求更加严格，后期既要发棵但又不能过大，原则是在最小的营养体上获得最大的生殖生长。具体办法视具体情况而定，肥力大基肥足的棉田，前期少追肥或不追肥，在座住伏前桃后再适时适量地增施花铃肥，而在瘦田或基肥不充足的棉田，前期仍应适当追肥，以保证一定的营养生长，为生殖生长奠定基础。
精细整枝 争取桃多桃大品质好
整枝是棉田管理特有的一项技术措施，通过它不仅可以改变田间小气候，并且可以控制棉株体内有机养料的运输和分配，有效地调节棉株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争取桃多、桃大、品质好。
打顶是整枝技术中最重要的一环。从棉花生理来看，棉株具有顶端优势，叶片所合成的有机养料首先满足主茎顶端的生长，而后才把多余的供给其它部分的生长发育。因此，在适当时期可借打顶的措施，以调节体内物质运输，使其转向结实器官，有利于多结铃，增加铃重，提高产量。我们曾用同位素C14探测打顶与不打顶的棉株体内物质运输方向，证明了这一点。
打顶的增产作用是肯定的，关键在于打顶时间掌握得是否合适。我们认为，打顶时期主要决定于两个因素：肥料的水平和气温的变化。拿肥料来说，可分两种情况：如果棉田缺肥，不能满足植株后期的需要，以适时早打顶为宜，相反，在多肥的情况下，打顶适当地推迟，可争取多结秋桃，有利于增产。过早打顶，必然减少有效铃数，过晚则造成养料的无效消耗，增加脱落，减低铃重，晚熟。此外，打顶还要视气温条件而定，因为到了棉株生长后期，上部果枝的幼铃花蕾，在低温条件下，不能发育，即行干瘪脱落。同时生长点因受低温伤害，也不能继续分生果枝和现蕾，植株生长势自行停滞，因而过晚打顶，徒然消耗养料。各地区的打顶时期应该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在力争秋桃和促进早熟的原则下，黄河流域早霜在10月下旬，打顶时期一般不应迟于立秋；长江流域无霜期较长，可以适当推迟。
此外，在整枝工作方面，去叶枝，抹赘芽，打老叶，去群尖等也是控制棉株生长发育，调节有机养料的运输和利用的重要环节。去叶枝一般是在第一果枝上现蕾后进行，有人主张不去叶枝，以发挥其生产潜力和营养作用，但实际上，叶枝本身的结铃数很少，对产量的影响无足轻重。至于叶枝的营养作用，根据我们1959年利用同位素C14研究碳素同化物质的运输和分配的资料证明，叶枝对棉株的营养作用也是很小的。因为叶枝本身也具有顶端优势，在棉田封行后，由于叶枝徒长，反而会与蕾铃争夺养料，增加脱落，以致得不偿失。去赘芽可以节省养料的消耗，促进主茎和果枝的生长。特别是在土壤肥沃的棉田里，容易发生赘芽，应随时抹去。及时而适当地打老叶有改善棉田光照条件和控制主茎猛长的作用。生长旺盛的棉田，棉株中、下部老叶处于极端微弱的光照之下，光合强度减低，不仅不能供给棉株的营养，反而成为棉株的负担。适时适当打掉些老叶，对增加成铃，防止烂铃是有好处的。但是打老叶要有分寸，在一般棉田里，郁闭度不大的宜少打，以保证棉株有相当的叶面积，发挥它的营养作用；在徒长郁闭的棉田里，盛花时期主茎的老叶所同化的物质主要运输方向是朝着旺盛的营养生长部分，因此更加促使棉株的徒长，在这种情况下，可适当地打去中下部的老叶。去群尖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在肥力较差的棉田里，其重要性不大，但在肥料充足，棉株生长旺盛的棉田中，它是有一定作用的。试验证明：去群尖后，不仅单株成铃数增加，脱落有所减少，而且改变了植株体内有机物质的运输方向，较多地满足了棉株中上部结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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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各省市学术界讨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已在各地的学术界展开，许多省、市的哲学社会科学学会举行了座谈会，地方理论刊物最近一个时期也发表了不少讨论文章。
安徽的《虚与实》杂志第七期上，发表了署名安集文的一篇文章。作者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并论述了这次讨论的重大现实意义。作者指出，在实际工作中，承认不承认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原理，关系到下列几个问题：（一）怎样对待理论的指导作用和政治挂帅的问题；（二）怎样对待从实际出发和调查研究的问题；（三）怎样对待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问题；（四）怎样对待不断革命的问题（如果以为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不是矛盾的同一，是可以一次完成的绝对僵死的符合，那就必然导致右倾保守）；（五）怎样对待实际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的问题（主观和客观的一致是一个过程，人们不可能一下子绝对完善地反映客观事物）。
南京《江海学刊》第七期上登载了《从哲学史看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文章，作者夏冰雪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以前各派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指出：“朴素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只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不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差别性。二元论只承认二者的差别性，不承认二者的同一性。机械唯物主义虽然承认了它们的差别性，又承认了它们的统一，但是，却不理解它们的辩证的统一。”这几种见解都是形而上学的。黑格尔第一个自觉地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提出了“思维和存在同一”的命题，论证了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精神和自然、逻辑和历史等等的辩证的同一性，但他是从彻底的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来论证这种同一性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各地在讨论中，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错误的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湖北、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座谈会上都提出了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认为，错误的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理由是：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思维正确地反映了存在，二者才有同一性，否则就没有同一性；人的认识发展过程是由不知到知，由片面的、表面的知到多方面的、本质的知，这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不断破裂和不断建立的过程，所以同一性不是贯彻始终的；错误的思想虽然有其客观根源，但是并不符合客观实际，不能转化为客观存在，不能对客观存在起改造作用；如果说错误的思想和正确的思想都和存在有同一性，那就不能区别错误和真理了。另外有些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哲学上的普遍命题，既适用于正确的思维，也适用于错误的思维，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不能因思维的错误而改变，如果说错误的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那就否认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错误的思维也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反映，它也能局部地转化为现实，因为人们也会在错误的思维指导下去行动，这种行动也能对存在起反作用（当然最后会失败）；如果否认错误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会放松对错误思维的斗争。上海的《学术月刊》今年七月号上，就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两篇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
广州哲学界的座谈会上，谈到了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体是什么的问题。据今年五月号的《理论与实践》报道：有的同志提出，不能说思维和存在所共处的统一体是客观物质世界，而应说是实践过程。主要理由是：矛盾和它所共处的统一体，是一齐发生、一齐完结的，因此，“把永恒存在的客观物质世界看作是历史的、有条件的具体的思维和存在的矛盾所共处的统一体，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多数参加讨论的同志认为：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体是客观物质世界，而实践是思维和存在相互转化的条件；实践并不是一个什么超出思维和存在之上的最大范畴，它的存在根源于物质世界的主体的人的存在。
讨论表明，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仍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举行的座谈会上，个别同志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有其特殊性，因此，他们就认为“矛盾的同一性”原理，并不完全适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最近几期的《新疆红旗》上，除发表了批评世诚的否认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的论点的文章外，也按照“百家争鸣”的精神发表了几篇反面观点的文章。《新疆红旗》今年第十四期上马其芳的一篇文章里说，“没有人类之前，仍然有客观存在。所以思维和存在并不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又说，“比如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存在，资本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存在，它们之间谁与谁有矛盾呢？”在内蒙古哲学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分院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上，也有人认为“存在可以转化为思维，但思维不能转化为存在”，并以此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实践》今年第七期上发表了批评这种论点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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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统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的讨论
最近两期的《新建设》杂志，开始对统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问题进行讨论。薛靖在《统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新建设》今年第六期）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对立面的统一性和斗争性之间，也有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是互相依赖、互为前提、互相制约的。作者认为，统一性和斗争性必须同时存在，没有统一性就没有斗争性，没有斗争性就没有统一性。不但统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也是如此，“从斗争性不能离开统一性，没有统一性就没有斗争性说，斗争性也是相对的。”绝对对立，没有任何统一性的矛盾是没有的。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对立双方仍有统一的关系，否则不能构成对立面。但是作者又说：“在质变过程中，统一处于破坏过程中而斗争仍然存在。由此可见，在发展过程中统一性只是有条件地存在于量变过程中，而不存在于质变过程中，而斗争性则无条件地存在于事物过程的始终。”作者并运用了这样的观点来解释人民内部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等问题。
《新建设》第七期上言立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言立认为：“如果认为斗争也是相对的，就必然把统一绝对化”。他说，虽然“薛靖同志也‘承认’斗争的相对性，但认为斗争的绝对性与统一的相对性只是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唯物辩证法则认为，斗争的绝对性与统一的相对性既有互相排斥的一面，又有互相统一的一面。统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不是互为基础，互相影响，而是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薛靖认为统一性发生变化必然引起斗争性的相应变化，似乎认为统一性离开斗争性也会变化了。对于有关人民内部矛盾、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矛盾的解释，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目前不同的论点尚未完全提出和充分展开，这个讨论还有待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