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6月9日人民日报 第9版

第9版()
专栏:

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不断革命,彻底改造大学文科
北京大学校长 陆平
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大好形势的鼓舞与推动下,目前北京大学的文科正处在思想革命与教学革命的高潮中。一个规模空前的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同时,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以系统的改革教学内容为中心的教学革命也正在蓬勃展开。
这个新的革命高潮是在1958年以来我们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经过两年持续不断的大革命和大跃进的基础上出现的。回顾两年来的工作,我们体会到大学文科必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强阵地,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挂帅,不断进行教学革命,把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把改造教师和学生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建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作为首要的根本的任务,才能以红带专,培养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理论队伍。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建立各门课程的新体系,是文科彻底改造的一个根本的途径。1958年以前在全国形势推动下,我们曾积极参加了批判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以胡适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等等。通过这些斗争,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打击了资产阶级思想,提高了广大师生的辨别和批判唯心主义的能力。1958年,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后,我校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运动,克服了过去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厚古薄今”等学术上的资产阶级倾向;在群众中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进一步巩固了党对教学、科学研究的领导权,大大加强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目前,文科教育革命已进入一个以系统改革教学内容为中心的新阶段。
文科的课程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论,二是史,三是工具。这三类课程的改革应以论为核心,以论带史,充分发挥理论在专业课程中的灵魂和统帅作用。为此,我们必须系统深入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研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彻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建立起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理论课程体系。今年4月以来,我们首先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批判了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等现代修正主义观点。通过学习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三篇文章,又对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展开了群众性的批判运动。在经过充分的思想动员,大家认识了批判修正主义的重大意义之后,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批判的高潮。
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大家迫切地需要思想武装,因此在批判的同时也就掀起了一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新高潮。大家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最锐利的武器。“有困难就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群众深切的感受。同时,在战斗中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与用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这就加深了大家对毛泽东思想精神实质的领会。
经过两个月的战斗,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等修正主义观点已经被驳倒了。在运动中,一部分人的糊涂观念也得到了澄清。
在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文科师生写出了一些较好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在战斗中写成的,都是经过广大群众反复讨论和修改、逐步丰富完善的,因此内容就比较充实,有说服力和战斗性。同时各系都吸取了学术批判的成果,并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发动群众编写新的教材和有关资料。目前,我们已编出“文艺理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哲学”等教材的初稿,并正在编写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共党史等教材。这些教材和过去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它力求系统地阐述毛泽东思想,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它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彻底的革命精神,坚决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这样,文科各系的理论课程就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编出的教材,业已用于教学,并在教学过程中组织师生进一步开展了讨论和研究,不断修改提高。
史的课程的改革必须贯彻毛主席对于文化遗产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指示,对待遗产一概否定或者一概肯定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同时,史的课程还要贯彻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精神,要从纷繁复杂的大量的历史资料中,认真的进行科学分析,找出各门学科的发展规律。
各系有关史的课程都正在根据这个精神,进行有计划的改革,其中“中国文学史”的产生和反复修订便是这类课程改革的较明显的一个例证。1958年夏天,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全国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中文系55级五十多个同学在党的领导下,只用了三十五天的时间就集体编写了一部七十七万字的中国文学史。这部新的教科书坚定地贯彻了毛泽东文艺思想。首先,它肯定了在阶级社会中文学都有阶级性,对古典文学贯彻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并从社会基础出发去解释文学现象,初步揭示了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二,认真地贯彻了历史主义的观点,对于文学遗产既看到了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意义和作用,又看到它在今天的意义和作用;第三,在评价作家作品时,坚持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第四,对民间文学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估计。这本教科书的出版使得中国文学史的教学面貌焕然一新。但是,第一版也有某些处理简单的地方。1959年吸收了文艺界、兄弟院校和广大读者的有益意见,在五个月的时间内(其中一半时间进行着正常教学),又由师生合作进行了修改,内容增加了近一倍,质量大大提高了一步。但是,现在就修订本看来,又有某些批判不够之处。他们本着不断革命的精神,目前正准备进行第二版的修改工作。
由此,我们体会到要正确地贯彻毛主席对待文化遗产的指示,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问题上做到恰如其分,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过程,是“学习,批判,再学习,再批判”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修改,不断提高,不断革命的过程。
学术问题必须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真开展讨论。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和修改过程中,他们都坚决贯彻了这个方针,例如在修订第一版的过程中,曾先后就中国文学史上三十多个重大的有分歧的问题举行了三百四十多次大型和小型的讨论会,人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各种意见进行了多次反复的交锋,使正确的意见得到了发展和提高,错误的得到了克服,这就提高了教科书的质量,并推动了师生的思想改造。
过去工具课的主要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脱离实际和忽视课程内容的思想性。两年来,我们是根据毛主席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指示对这类课程进行改革的。例如已出版的“现代汉语”教科书,首先贯彻了联系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文字改革、改进文风等任务革新了内容。其次,教材中增加了修辞和作品分析,贯彻了学以致用的原则,提出了培养学生“运用语言,分析语言,鉴赏语言”的“三能”。第三,要求选文和引例注意了思想性。此外,在教学方法上注意了从学生的需要和实际水平出发,加强了学生的练习。在外语各系贯彻了外语教学的实践原则,大力开展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学效果有很大的提高。以西语系英三学生本学期和上学期学习情况对比来看,在阅读速度上,就比过去提高四倍。目前迅速提高语言工具课程的教学质量还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摸索出一套多快好省的语言教学的经验。

师生下乡下厂参加生产劳动和实际工作,是文科彻底改造的另一个根本途径。1955年,为了彻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我们北京大学就曾经组织文科学生和附近农业合作社挂钩,推动学生在课余积极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村中的文化革命。如哲学系师生和海淀区联丰农业社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并且一直保持这种联系,参加农业社的活动使学生扩大了眼界,他们说:“在农民的地头上和坑头上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感到更加深刻和亲切”。但是,这个时期的各种活动还仅仅是与工农结合,使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些比较初级的形式,在1958年党的教育方针公布后,才使下乡下厂参加劳动和实际工作成为文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列入教育计划。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严重地冲击了资产阶级教育传统,我校师生在对党的教育方针的讨论中,驳倒了“质量降低论”、
“脑体分工论”和“浪费人才论”等谬论,认识了下乡下厂的重要意义,特别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又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在这种情况下,文科师生迫切要求改革教学和改造思想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党的领导下,各系组织广大师生下乡下厂试行边工边读。由于各个专业特点不同,下放时间也长短不一。但是都普遍获得了劳动思想双丰收,特别是在下乡下厂期间,积累了生产劳动、实际工作、教学、科研和思想改造五结合的经验,这些经验完全证明了党的教育方针的伟大与正确,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无往而不胜的。
“五结合”的经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学生在下乡下厂期间,应该首先参加生产劳动,并积极参加基层的实际工作,结合生产和工作,进行适当的社会调查和组织有关的必要的专题学习,通过劳动、实际工作、社会调查和专题学习,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改造师生的主观世界,并结合实际斗争学习理论知识。
参加劳动和实际工作,不仅使学生受到生产斗争的锻炼,而且使学生受到社会斗争的锻炼,不仅使学生认识生产规律和生产中的矛盾,而且使学生认识社会规律、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文科来说,参加生产劳动和实际工作,认识社会、学习社会,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改造学生的立场、观点、方法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参加劳动和实际工作中,过去有些嫌脏怕累的学生现在说:“没有粪臭,那有饭香”,过去怀疑过阶级分析方法过时了的学生现在说:“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可以看出学生普遍的收获很大。基层实际工作内容丰富,学生应该根据工作需要担任他们力所能及的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但是,如果能够适当地结合文科各专业的特点,那么,学生在工作中就更能发挥作用,学生自己的收获,也会更大。例如哲学系学生确定以政治思想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为主要内容,这样,就能给学生以接触大量思想资料的机会,同时同学们在和工农共同学习中间,一面向工农学习,一面普及哲学,进行群众宣传教育工作的锻炼。在组织学生参加实际工作中,要求学生在当地党委领导下,虚心地向当地干部和群众学习,全心全意把工作搞好;并要求学生根据需要,定期总结工作经验,推动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实际问题,以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和写作能力。学生们所写的王立庄文化革命的经验总结,和工人农民一起学哲学的经验以及改善生产队生产管理的经验等,都曾在学生科学讨论会上报告,并邀请当地干部参加讨论,这既是科学讨论会,又是经验交流会。
结合劳动和实际工作进行社会调查也是推动学生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我校文科师生在下乡下厂期间共写成论文和调查报告一千多篇。有一部分论文已在校内外刊物上发表,不少的报告从各方面歌颂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力地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一部分报告对实际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受到当地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学生通过社会调查,系统地获得了大量的感性知识,加深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也有助于学生世界观的改造。经验证明,凡是写得好的调查报告,都是在当地党委和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明确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并且紧紧依靠群众,密切结合群众的社会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
结合实际工作和社会调查的需要,并运用实际工作和社会调查的有利条件,适当地组织专题理论学习,这也是在下乡下厂期间,理论结合实际提高教学质量的创造性的方法,例如结合基层的阶级斗争状况或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学习有关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结合工厂里贯彻“两参一改”,学习经济学中生产管理等专题。这些专题学习可以运用已有的调查研究材料,也可以在学习过程中组织必要的调查研究。可以采取师生报告会、讨论会的形式,也可以请当地干部和群众作报告或座谈。在学习过程中还必须指定一定的经典著作和党的政策决议给学生阅读。这种专题学习丰富了和补充了校内学习的内容。
师生们的世界观的改造是在劳动、实际工作、调查研究和专题学习中逐步实现的。但是世界观的改造不是自发地实现的。我校文科师生在下乡下厂期间的一定阶段,配合当地政治运动,采取了集中整风的形式推动师生思想改造,提高师生政治觉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例如,配合整社运动中两条道路的辩论,一方面,动员师生参加群众鸣放辩论会,另方面,组织他们联系自己的思想认识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师生都反映:内外结合,思想很活跃,也有利于思想斗争的开展。
以上所说就是我们所体会到的“五结合”的一些基本经验。1959年5月在总结“五结合”的经验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地调整了教育计划,对教学、科研、生产劳动和参加实际斗争作了统一的安排。1959年下半年,1960年上半年继续深入教育革命的结果,使我们又认识到,教学改革已经进入了以系统地改革教学内容为中心的新阶段,这就要求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系统地、及时地总结和反映社会斗争的发展,在革命形势的直接推动下,不断进行课程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并要求教学和科学研究更加有力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使师生世界观的改造问题比以往更为突出。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文科学生除了每年两个月的劳动锻炼外,还必须有一段较长的时间下乡下厂,直接参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边战斗、边学习,既是战斗兵,又是后备军。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确定了下放锻炼的固定基地。
首先,我们确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城市人民公社和工厂等几种不同类型的固定基地;其次,对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统一地、有计划地安排下放,以便配套成龙。这样,不同专业可以分工协作,既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又有利于发挥专长;不同年级的学生先后接力,也有助于实际工作和调查研究工作的持续进行。
建立固定基地的工作正在开始试行,还有待于摸索经验,但是,我们相信这对于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将发生良好的作用。
经过上述的改革,文科各系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学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广大学生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很大进步,而且业务水平也大大超过了过去。例如中文系55级文学专门化的七十六个学生,深入学习了毛泽东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在短短的两年内,在党的领导和教师的帮助指导下,编写和出版了七十七万字的中国文学史、一百二十四万字的中国文学史修订本、五十万字的中国小说史稿和三十万字的近代诗选,二十万字的文艺理论教材初稿、四十万字的现代文学史讲义和十万字的当代文学讲授提纲(与二年级同学合作),这些书都有一定的质量。此外,他们还搜集和整理了三十万字的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论文艺的资料,并与教师合作搜集和整理了约一百万字的“楚辞长编”的资料。通过这一系列科学研究工作的实践,学生的马列主义水平和辨别香花毒草的能力都较过去有了极大的提高。他们的知识领域也比过去更加宽广了,仅就读书而言,就比过去读的多。例如在修改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他们共阅读了五千五百七十多本古典文学作品和作家专集、四百八十多篇文艺理论著作和专题论文。这是过去的学生所无法比拟的,过去中文系的毕业生一般要经过三年左右的培养,才能上台讲课。而今年在他们班中挑选了部分学生为一、二年级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等课程,普遍获得好评。所以,同学们形容现在的学习是“深、透、广、活、牢”。
两年来,我校新老教师在政治思想上都大有进步,在业务水平一般都有显著的提高。特别是广大青年教师在党的领导和老教师的帮助下,以红带专,在战斗中成长,提高很快。本学期,文科开设的三百二十四门课程中就有二百二十六门是由青年教师讲授的,而且效果一般都很好,他们已经成为教学与科研工作中的主力军。现在,一支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师资队伍已经开始形成。
彻底改造文科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我们的工作还仅仅是开始,我们一定要鼓足更大的革命干劲,虚心学习兄弟院校和各单位的先进经验,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不断革命,彻底革命,为建设共产主义大学的文科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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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尽情地歌唱我们英雄的时代
河南省豫剧院三团代表 马琳
歌颂英雄 大胆创造
河南豫剧院三团,是1952年10月在全省文工团整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党给我们指出了明确的方针——创造性地运用豫剧艺术形式表现现代人民的生活;发展戏曲艺术。建团以来,我们坚决地遵循着党所指出的道路,在河南省委的领导下,紧密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共演出了“新条件”、“小二黑结婚”、“罗汉钱”、“一个志愿军的未婚妻”、“刘胡兰”、“朝阳沟”、“革命的一家”、“红色的种子”、“冬去春来”、“柯山红日”、“红领巾除四害”等三十八个现代剧目。我们大胆地运用了豫剧艺术形式,塑造了一些当代的英雄模范的形象,如“刘胡兰”、“革命的一家”中的母亲、“红色的种子”中的华小凤、“冬去春来”中的党支部书记赵广全、桂莲和桂莲的奶奶以及“朝阳沟”中的栓宝娘等,都给观众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在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大跃进以来,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们坚持实行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创作和改编了大型剧本十二个,中型剧本三十个,小型剧本一百三十四个,各种演唱材料六百四十四件。为了及时地配合中心工作,配合政治任务,我们发扬了文工团的战斗传统,就地取材,随编随演。在武钢炉旁,我们根据武钢的英雄事迹创作和演出了“歌唱武钢”;在黄河铁桥工地,我们收集了工地上的英雄事迹创作和演出了“歌唱黄河大铁桥”。当我们收听了电台播送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以后,就立即动手创作了“歌唱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边写边排,很快就演出了。在宣传八中全会公报中,还创作了“人民公社好得很”等节目,深入街头演出。另外,无论在城市,在农村,在火车上,我们都抓紧时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并且还经常到人民公社的敬老院、幼儿院里进行慰问演出。为了使现代生活的内容和豫剧艺术形式尽可能完美地统一起来,我们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创造。首先在唱腔方面,我们根据剧本主题和人物性格,在深入挖掘豫剧传统唱腔的基础上,适当地吸收了曲子、道情等其他河南地方戏曲的唱腔,加以丰富、发展和提高,创造了许多新的唱腔;经过摸索,创造了豫东调和豫西调混合运用,豫东调转入下属关系调或上属关系调演唱等七种方法,初步地解决了男声唱腔问题;经过进一步研究,又创造了通过过门逐步转调等三种办法,初步地解决了男女对唱的问题;并且突破了“二八”、“流水”等固定板的限制,大胆地运用了领唱、合唱、轮唱、二重唱等形式。其次,在表演方面,我们从现代人民的生活出发,借鉴古典戏曲舞蹈中有益的部分,加以提炼,创造了一些能够比较鲜明地塑造当代英雄形象的身段,如“刘胡兰踩铡刀”等;为了表现人民群众征服自然的雄伟气魄,在“冬去春来”第二场的挑战比武中,创造性地运用了“二龙出水”的形式,也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另外在音乐伴奏和舞台美术方面,也作了不少革新创造。
党对我们这种歌颂当代英雄和大胆革新创造的精神,给了热情的支持。广大群众对这种崭新的内容和经过革新以后的豫剧艺术形式,也予以热烈的欢迎。从1958年到1959年,我们共演出了七百七十场,观众达一百二十九万人次。我们在鲁山演出以后,群众反映:“看新戏,真不错,方针政策很明确;又劳动,又娱乐,精神愉快干活多。”这说明了群众是很爱看现代戏的。
听党的话 不断革命
创造性地运用地方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过程,也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思想上进行不断革命的过程。
三团的大部分同志是从原来的省和专区文工团里来的。我们在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中,经受了一系列革命斗争的锻炼,表现当代斗争生活有些经验,但很多同志过去对地方戏很少接触,对以地方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缺乏经验;个别同志还存在着轻视民族民间艺术的思想,认为“唱梆子戏低人一等”,“演西洋歌剧才神气”。在这个时候,党领导我们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中央关于剧团工作的指示。通过学习,我们认识到歌剧必须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必须走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河南的主要剧种——豫剧推陈出新,逐步地创造出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内容、民族形式和地方色彩,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新的豫剧。思想一提高,干劲就更大了。来自文工团的同志积极向原来的豫剧演员学习唱腔和表演技巧,豫剧演员也积极地向来自文工团的同志学习文化和熟悉新的排演制度,大家互教互学,取长补短。我们全团同志,经过了一个阶段的努力,逐步掌握了豫剧唱腔的特点,第一次创造性地运用豫剧的形式,演出了现代戏“新条件”。这个戏的演出,得到了意外的成功,领导和群众纷纷来信鼓励,对这种新内容新形式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这种情况,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党的文艺方针的正确。
用地方戏曲表现现代生活,是一个新问题,开始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在某些地方会有点粗糙。当时有因循守旧思想的人就加以怀疑,他们对表现现代生活的节目吹毛求疵,认为戏曲只能表现古代生活。党领导我们对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并向我们指出:为了表现新的内容,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加以革新创造。不久以后,有的人又走上了另一条岔道,在“刘胡兰”一剧的第一次音乐设计上,脱离了豫剧的基础,失掉了豫剧艺术的独特风格。党及时地领导我们纠正了这种偏向,对“刘胡兰”一剧的音乐设计进行了反复的修改,使这个戏在演出上更加完美,剧团的工作从此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又有了新的暴露。党提出要写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重大题材,而他们却说:“豫剧只能演七妗子八大姨的生活小戏”;党提出要塑造光辉而完美的正面人物形象来教育观众,而他们却在“写真实”的幌子下,硬要在英雄人物身上找缺点;他们还宣传“艺术第一”的错误观点。针对着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党又领导我们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思想斗争。这次斗争的胜利,深刻地教育了全团同志,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必须认真改造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斗争,证明了在文艺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这种斗争高一阵、低一阵,有时还是十分激烈的。而最根本的、最深刻的经验教训就是:我们兢兢业业地按照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办事,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前进,工作就有起色,艺术就有提高,胜利就一个接着一个;如果我们稍微离开了毛主席的思想,工作上就要出错,艺术上就要失败。三团正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亲切教导下,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上山下乡 深入工农
要塑造当代的英雄形象,还必须深入工农群众,向工农群众学习。大跃进以来,我们坚持上山下乡,把戏送到钢铁基地、水库工地、人民公社、煤矿和营房。在林县,演员们扛着服装导具,翻过高山峻岭,到一个只有三十多户的叫做桃花洞的山村演出。这里在解放前从来没有剧团到过,他们看到我们演的新戏,感动地说:“你们真是毛主席的好儿女。”在鹤壁,为了使各班工人都能看到戏,早上七点钟还加演一场。在方山,为了不误生产,把戏送到炼铁炉旁和采矿工地。在横水,为了避免给群众增加负担,用幕布搭起帐篷住宿。我们深深地知道,上山下乡演出不仅鼓舞了群众的生产干劲,进一步满足了他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同时也是我们参加劳动、改造思想的大好机会。因此,剧团每到一地,都主动地去参加生产。去年在鲁山张良乡演出的时间虽然只有两天,我们还是拿出一个下午和早晨的时间,积肥一万八千多斤。通过上山下乡,参加劳动,和工农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抓住重点 千锤百炼
1958、1959年,全团同志为了向建国十周年献礼,抓住了重点剧目,进行了千锤百炼。事实证明,这是提高现代剧目的创作和演出质量的重要措施。参加今年全国现代剧目观摩演出的“冬去春来”,便是在党的领导下,采用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创作出来的。党和群众给了这个戏以新的生命力。省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和省文化局的负责同志,反复观看演出,亲自主持座谈,从剧本的主题思想、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到剧本的语言,都作了具体的指导,并且充分地发动了全团同志进行讨论,广泛地征求了观众的意见。因此使这个戏能够比较好地反映大跃进的时代面貌,比较深刻地说明了人民公社产生的必然性,比较生动地刻划了党的基层领导干部的形象。“冬去春来”的创作和演出,为进一步写好演好现代戏,提供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我团在党的领导下,虽然在过去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比起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今后,我们下定决心,不骄不躁,努力加强政治、业务学习,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树雄心、立大志,大搞艺术革新创造,演出更多更好的现代戏,尽情地歌颂党和毛主席,尽情地歌颂三面红旗,尽情地歌颂当代英雄,更好地通过豫剧形式,向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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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英雄在一起(文教群英会会场速写)会国文教群英会代表农民画家 郭同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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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青春献给人民的卫生事业
湖南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医士 刘锦桃
我是一个中级卫校毕业的医士,能有机会参加这次全国文教系统群英大会,感到万分高兴,这是党和人民给我的崇高的荣誉。我衷心地感谢党和毛主席。同时,也感到很惭愧,自己在工作中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距离党的要求还很远。大跃进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虽然为人民做了一点工作,也是微不足道的。现将我的工作情况向首长和各位代表作一简单汇报。
1958年初,全省第六次血防工作会议吹起了防治血吸虫病大跃进的号角之后,我们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里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领导上介绍了汉寿一个组每月收治一百五十人,安徽一个组每月收治二百二十八人的经验,并号召大家“赛汉寿、超安徽”。大家听了以后,议论纷纷,有的说:“一月治一百五十人还勉强可以,再多就不行。”还有的说:“这样做简直是对病人开玩笑。”当时我也有些怀疑,后来省委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办公室为了树立旗帜,作出样子,坚定血防干部的信心,以事实来教育大家,便决定在我们这个血防先锋小组种“试验田”,3月2日我们三人被派到岳阳城厢镇郊区搞“试验田”,当时我还有些信心不足,觉得高级医师也没有把握,我这个刚毕业一年多的青年医士能行吗?过去和一些医生下去还只是一月治几十人,现在要完成月治一百五十至二百二十八人以上的任务行不行呢?但又想到自己是个党员,坚信有了党的领导,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当时工农业生产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春耕生产十分紧张,但却有一部分人被病魔纠缠着丧失了劳动力,并严重地影响着身体的健康。这一情况显然与大跃进的形势不相适应,想到这些,我的干劲也就来了。但治疗上还是照常规办事,结果工效仍然没有显著提高。有一次,得胜农业社的生产队队长刘荣章,他患血吸虫病已到晚期,迫切要求我们治疗。但按治疗规章,这种病人是不能治疗的或者要到设备完善的所里用“二十”日疗法医治。小组设备简陋不许收治。因此,我们只好再三婉言谢绝,并安慰他以后到所内去治疗。刘队长气急地对着我们说:“真正有病的,你们不治,没有病的(早期的表面看不出)硬拖来治,再过一些时候,我的病更重了,那你们更不会治了!再说,住所治疗二十天,谁有那样多的工夫去治病。”这几句话,引起了我思想上激烈的斗争,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想收治他,但又怕“犯规章”,出了问题怎么办!最后我想到党不是号召大家打破常规吗?如果根据我们检查有将近40%的病人属于三日疗法禁忌范围的,就是说这些人不能用三日疗法来治好他们的病,难道我们就让这些人任病魔去摧残吗?不能,坚决不能!我们就大着胆子,破例地把他收治了。第一天,我们慎重作好了准备,给他注射了一针,当天情况很好,这样接连注射了三天,他的病好了,劳动得很起劲,在路上碰到了我们还笑咪咪地说:“看,我活得很好呀!”
这一事实教育了我、解放了我的思想,从此,我和小组的同志们便本着“一切为了病人”的原则,不断地革新治疗方法,打破由专家制定的、过去奉为金科玉律的“防治手册”上的陈规,大大放宽了收治的对象,使农村绝大部分血吸病虫患者都能接受“锑剂三日治疗”,简化了登记病历和检查身体的方法,削减了不必要的测量、化验工作等,首创了月治六千人的高工效纪录。如果与革新前月治三十人比较,提高工效二百倍。革新后一个月的工作等于革新前工作十六年。并总结了锑剂三日疗法治疗血吸虫病技术革新二十条。在治疗过程中,由于依靠群众,训练“友爱员”、“领队员”等,使病人自己管理自己。这些改革,经过全省“血防治疗高工效现场会议”和省科学工作委员会鉴定,认为既合乎多、快、好、省的原则,又符合科学要求,已在全省推广。
1959年春天,人民日报发表“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社论后,我想:自己是一个中级医务人员,又是共产党员,应该满腔热情地响应党的号召,运用更多更好的中医办法治疗血吸虫病。于是从去年3月起我便更加认真地学习有关中医的基本知识,一般临床经验和针灸疗法,有时阅读“中医学概论”、“针灸学”等书到深夜,结果很快地学会了针灸疗法和一般中药的应用知识,并在6月份大胆运用中医“针封疗法”(即用维他命B1照针刺穴位注射)治疗晚期血吸虫病人,使肝脾缩小的症状获得了成功,经过治疗数批病例的观察结果,都收到显著的疗效。同时,运用锑剂灌肠疗法治疗急性血吸虫病患者,不仅治疗安全而且退热快,症状改善也很显著,在临床上抢救许多垂危病人。去年7月全省急性血吸虫病治疗座谈会上已肯定这是治疗急性血吸虫病的主要方法,并加以推广应用。
去年冬天,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在全国工业、交通群英会上,中央首长的指示,英雄们的英雄事迹,使我又受到了一次最深刻的共产主义教育。我一直在想,“应该怎样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怎样为人民更好地献出自己的力量?这时,全省各地正在开展大规模地防治钩虫病运动,利用冬季有利时机,治疗六百万钩虫病人,为生产战线输送大批健壮的劳动力,支援工农业生产继续跃进。同时,中央所召开的南方十三个省市除害灭病工作会议,提出了加速消灭病害的号召。于是我就激动地向党提出了要求,要党交给我更新的任务。党考虑了我的要求,确定把治疗钩虫病的任务交给我们。后来我们就又组织了先锋三人治疗小组,满怀信心地带着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到岳阳黄沙街公社。我想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不是光治几个病人,而是要依靠当地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创造高速度治疗钩虫病的经验。我们按照党的指示,在公社党委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充分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三个人在三天时间内治疗了一万零一百一十一个钩虫病人,并总结了十条经验,疗效达70%以上。目前,各地已普遍推广这个疗法,这对加速消灭钩虫病,起到了很大作用。
以上就是我几年来的工作情况,我所作的工作太少,党培养了我,教育了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党是我一切力量的源泉,总之,党给了我一切的一切,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坚决更好地听党的话,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党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将自己的一切献身于最壮丽的卫生事业,做一名除害灭病战线上的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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