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
专栏：
党领导我们创造了奇迹
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外科教研组代表 童尔昌
我代表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外科教研组，向首长们、同志们汇报抢救阶级兄弟成德保的战斗经过。
在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外科教研组的同志们，先后抢救了许多危重病人，抢救成德保同志的胜利，就是这许多事例中的一个。
抢救一个几乎全部内脏严重压伤，濒于死亡的病人，苦战半个多月，闯过重重难关，终于保存了病人的生命，并且使他能够恢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劳动能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是医护同志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的反映，是总路线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一定要救活成德保
成德保同志是全国红旗单位汉口装卸二站的先进生产者。他在今年元月14日工作的时候，被突然倒塌的十七层高、重达三千多斤的米袋堆压倒，伤势非常严重。当成德保被送到第二附属医院的急诊室的时候，已经是处于严重的休克状态了。为了抢救成德保同志的生命，医院党总支立即向全院发出了战斗的号召：“一定要救活成德保同志！”这是党的决心，也是武汉市装卸二站两万多工人和全院同志的共同愿望。一个抢救小组迅速组织起来，投入了战斗。当时在急诊间进行抢救的有外科、内科、检验科、放射科等单位的同志，一起输血、打针、接氧气。几十个医务工作者为了一个阶级兄弟的生命，艰苦奋战了两个多小时，严重的休克，不但没有好转，而且不断恶化。大量输血，持续滴注正肾上腺素，反复高渗葡萄糖液动脉输入，都没有任何反应，血压只在五十毫米水银柱那里跳动一下。
十分明显，如果继续等待下去，长期严重的休克，必然导致死亡。怎么办？能不能进行手术抢救？一般外科的常规是，除非有开放性气胸或胸腹部穿透伤有持续内出血等引起的休克外，都主张先纠正休克，在休克有初步的好转后，才进行手术。在严重休克状态下施行紧急的抢救手术，这是一个新的问题，不少同志感到没有把握。大家在这种复杂的情况面前，犹豫徘徊起来，不能辨别继续前进的方向。在这个生死关头，党总支遵循着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正确地分析了情况，认为生死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听任休克恶化，必然带来死亡，打破常规采取抢救的技术措施，从根本上消除造成休克的原因，就有可能使病人从死亡边缘获得再生。党及时决定，必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立刻进行手术抢救。经过大家仔细分析，认为继续进行保守治疗没有好转的希望，决定立即手术抢救。
事实证明了党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手术的经过表明，遭受严重压伤的成德保同志，内脏器官的损伤是复杂而严重的。肝破裂了，肠破裂了，肠系膜及横膈膜撕裂了，胃及脾被挤进了左胸腔，左肺被压缩成一小团，右侧股骨与左侧第六肋骨被压断，腹膜后广泛渗血，腹腔内充满了食物残渣并混有血液。这样严重的伤势，正如章元瑾教授所说的：“看也没有看到过，听也没有听到过。”
极其复杂的手术进行了四个多小时，获得了成功。这是抢救成德保的第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也是我们在整个战斗过程中闯过的第一道难关。
手术虽然成功了，但是病情仍然非常险恶。手术以后两天，发生了严重的尿毒症，酸中毒。这时，平均一分钟只有一滴尿，成德保同志的生命又陷于危险之中。经过多方救治，这一关闯过了。接着又是绵延达一个星期的肺炎和创口崩裂。创口崩裂后，来不及把成德保抬到手术室，就在病房里进行了第二次手术，将创口重新缝合。这就又闯过了两重难关。
抢救成德保同志的工作，远还没有结束，在受伤后的第十二天，发生了大量的呕血和大便出血，病情急剧地恶化，血压降低，血色素也猛烈下降，又是一次休克。党总支又一次组织大家讨论。病情需要我们弄清出血的原因，从而消灭出血。为了抢救阶级兄弟的生命，组织上同意了大家进行第三次手术的意见，并且决定以最强的阵容，由六个专科的主要负责医生参加手术、麻醉和输血。这次手术前后达四个多小时。手术的结果表明，出血是大片胃粘膜的剥离、脱落所造成。在手术中有的人想，“这一下完了”；又有人说，“手术是尽尽人事而已”。但是，党却坚定地鼓励和支持大家继续进行抢救，出血终于暂时停止。以后又继续发生了两次胃出血，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止住。这样，成德保同志宝贵的生命又闯过了三个关口，活了下来。
在反复出血的过程中，医生们不断地讨论、研究治疗方案。一次会诊会上，作出了姑息性的结论：出血稳定，保守治疗，若再出血，便进行手术。当时，党总支认为得出这个结论是不够的，应该进一步分析引起胃粘膜剥脱和出血的原因，找出矛盾，才能进一步解决矛盾。大家又经过详细的讨论和分析，排除了中毒性和发炎性原因的可能，认为胃粘膜剥脱和出血是由于创伤所致。这个结论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出血原因肯定了，就能够掌握病情发展规律进行治疗，为以后的抢救工作奠定了基础。
第四次大出血来得更凶险，成德保同志愈来愈衰弱了，情况十分严重，抢救工作面临第八道难关。这时，多数人认为希望出血自行停止是幻想，只能手术切掉出血的胃脏，以争取最后的机会。手术的准备工作已经在进行。党决定召集中西医大会诊，会诊中大多数人的意见仍然是趋向于手术，主持的人也下了结论：“手术吧，争取最后的机会。”党总支又一次研究了病情，分析了原因，决定不仅要救活成德保，而且还必须保存他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劳动力。党认为，成德保已经十分虚弱，作大手术是不适当的。党提出应当采用中西医结合进行综合治疗。经过讨论，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性，再一次为群众所掌握。在党的热情鼓励下，老中医宋之祯先生献出了止血良法。他认为止血必先“固气”，“固气”也必须止血，因而“固气”、止血要同时进行。中西医共同进行辩证论治的综合治疗，连夜给病人进药，并且大胆地打破常规，应用超出常规的剂量。从那时开始，大便由黑到黄，血止住了。成德保同志没有开刀，闯过了第八道难关。
这八道难关都被一一攻克了，每一道关口，都是生与死的搏斗。其中，最严重的关头是在严重休克情况下进行手术抢救和第四次胃大出血。不难想像，伤势如此严重的病人，又连续遇到这么多次接踵而来的险恶的并发症，如果没有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如果不是发挥了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精神，如果不是医护人员思想改造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是无法挽救成德保的生命的。
同志们，现在我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向大家报告，成德保同志正在迅速地恢复健康。他的食量大增，能够扶着拐杖到花园散步，还能离开拐杖走一些路，他的股骨骨折部分即将完全长牢。可以肯定地说，渴望着劳动的成德保同志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作出贡献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是什么力量救活了成德保
创造奇迹的原因在哪里？是什么力量救活了成德保？我是自始至终亲自参加抢救工作的医生，在抢救的过程中我和其他同志一样尽了一份力量，同时又受到一次极为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这里，我愿意谈一谈在这次惊心动魄的战斗中的几点体会。
首先，党的领导，政治挂帅，是抢救工作获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
成德保同志是党救活的，是党给予他第二次生命。我有这样的体会，许多老教授和许多同志都这样说，事实也正是如此。每当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是党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引导群众冲破陈规，创造了奇迹；在最困难的时候，是党的高度政治责任感教育了群众，最大限度地集中和发挥了群众的智慧。我们亲身体会到业务必须由政治来统帅这样一条真理。
在抢救成德保同志的过程中，还使我清楚地认识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参加抢救成德保同志的医护人员，都有一个良好的愿望，要救活成德保同志。但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却显然不同。究竟谁是谁非呢？从抢救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即使有良好的愿望和出色的技术，也往往不能使愿望和技术得到预期的结果，甚至于会把好事变成坏事。在处理休克时，我认为不能施行手术。而党却决定施行手术，在处理止血时，我认为需要手术，而党却又不同意施行手术。事实证明，党是正确的。事情很明显，党考虑问题是从全面而不是从局部出发，在处理休克时，抓住争夺生命的主要矛盾，在出血的时候，党不是片面地为止血而切除胃，而是从保全成德保的生命，同时还要让他生活得健康，生活得幸福。党对待问题处处是从劳动人民的利益来考虑的。党能抓住客观规律，认识到创伤出血自愈的可能性，因而使病人转危为安。这使我更深地体会到为什么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们一刻都不能离开党，党不仅在政治上指出方向，在业务上也指出方向，无时无刻地在具体工作中领导我们。党在学术上也为我们指出新的道路，党才是真正的内行。抢救成德保的事迹又一次证明，党领导科学事业的正确。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我，我一定要跟着党走，紧紧地依靠党，离开党就会迷失方向，就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害。在对成德保的抢救中，党的英明决定，党领导的中西医合作，党的群众路线，正是成德保事例能创造奇迹的源泉。没有党，成德保会从“假死”到真死，有了党，成德保就会从“假死”到真活，这是千真万确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党给了成德保同志第二次生命，是党治好了我思想上的病，我深深地感到，政治是能治病的。
其次，抢救成德保的成功，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结果，是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结果。
正是由于党的坚定不移的群众观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才最大限度地集中和发挥了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干劲，用更加自觉的劳动态度来抢救病人。共产主义思想不断成长，在成德保严重出血期间，迫切需要输血，可是血库的血用完了。医院的医生、护士、行政干部、工友，人人都争先恐后地来要求献血。我虽然已经连续几昼夜工作，十分疲倦，但是，为了抢救自己的阶级弟兄，我毅然伸出了自己的手臂，要血库的同志在我身上抽血。又瘦又小的护士张瑞珊同志，体重只有四十一公斤，为了达到献血给成德保同志的志愿，谎报了自己的体重。一个教授、医务人员，把自己的鲜血，献给一个从不相识的普通工人，这在旧社会是不可能的；而在我们这个社会，却变成一件普通的事情。
在艰苦的日子里，当一次又一次的危险、病痛折磨侵袭成德保的时候，护士们千方百计地设法使他尽量减少痛苦，注意着每一个细节。林玉英同志不断地想办法，处处留神，譬如喂饮食，病人很想多吃一些，她也希望病人能够多吃一些，但考虑到受过严重损伤的肠胃不能一次吃得太饱时，她就宁愿多喂几次。看到病情一好转，她便忙着替病人剃胡子。过去林玉英同志认为把不认识的病人当亲人，是不可能的，但今天却以实际的行动，使成德保的爱人称她为亲姊妹。的确，在我们的大家庭里，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亿万劳动人民成为一个亲密无间的整体。院内各兄弟单位和市内的各兄弟医院，对我们说：“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当我们需要止血剂时，外地有的单位赶忙把药品交飞机运来。总务科的李德友同志在寒风刺骨的冬天里，半夜到市中心血库取血，回来时没有车，一口气跑了一里多路，才碰上一辆三轮车，当三轮车工人听说是为了抢救一个工人弟兄的生命，就立刻飞快地踏奔医院。一人有事，万人相助，一处有难，八方支援，这种共产主义的思想，产生了无比的物质力量。抢救成德保的奇迹，就是一曲响彻云霄的共产主义凯歌。
第三，抢救成德保的胜利说明了，只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就能够创造奇迹。
严重休克的情况下能不能手术？应不应该手术？这是抢救成德保时向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难题。如果被一般成规束缚了手脚，只有听任休克恶化以致死亡。严重休克的情况下不能手术，在一般的情况下是适用的。成德保同志当时的情况，是一种特殊情况，必须加以具体分析，采取特殊的抢救措施。而且，在今天的科学技术条件下，特别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的决定条件下，过去的常规就不是不能够逾越的了。事实说明了，只要我们根据事物的客观规律加以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就可以打破旧常规，创造出奇迹。
创伤后大片胃粘膜脱落，这样多次的止血，用了十二种止血药物没有止住，而中西医共同会诊，综合治疗止住了猛烈的出血，祖国的医学在这里发出了夺目的光芒。在这以前，我们外科医生也曾经用过一些中药，效果不显著，而这一次却有这样卓越的神效。这是因为过去没有掌握辩证论治的方法。用“固气”及止血相结合，结果血止住了。有些人认为要止住是幻想，而祖国医学把幻想变成了现实。这就深刻地教育了我们，要好好地系统学习中医理论，接受祖国医学的治疗经验，加以整理提高为建立新医学派而奋斗。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一切工作可以不断飞跃发展
今年第一季度，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先后抢救过类似的一些危重病人。其中包括有严重的颅脑外伤和大面积烧伤的人。甚至于在同一个时期内，要组织几个专门的抢救小组来进行抢救。如有一个伤了大肠、小肠、膀胱、输尿管的病人，虽然病情非常严重，但是由于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外科医师们破例地施行了一次大肠、小肠、膀胱的切除及修补、输尿管移植术，终于使病人脱离了险境。一位破伤风的病人昏迷而有痉挛长达二十七天，中间还发生过全身水肿、酸中毒、肺炎，并且发生过四次呼吸突然停止，由于医护同志们经常保持着高度警惕性，尽管险象丛生，但终于被抢救过来了。
抢救成德保等同志的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总路线的胜利。抢救成德保事例，在解放前当然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今天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我们要想抢救成功也将是困难的。没有党的领导，没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没有敢于破除常规的思想，没有忘我的劳动、相互协作的精神，没有对劳动人民的高度政治责任感，成德保等同志是治不了的。
通过成德保事件，更深刻地教育了我们，必须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我们的一切工作，才能获得不断地飞跃发展，这是我们最根本的体会。
各位代表，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存在的缺点还很多，我们诚恳地希望同志们给予我们批评与帮助。这次大会对我们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我们一定要虚心向各位代表学习，把我们的工作迅速向前推进，以符合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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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祖国体育事业争光
长春体育学院讲师 杨瑞雪
要突出民族风格，要演得好
我向大会汇报一下我参加第一届全运会准备的团体操的创编工作；到北京不久党让我负责这个创编组的工作。这个创编组是在北京市体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贺龙副总理亲自召开团体操创编工作会议，指示我们说：“搞万人团体操表演，要突出民族风格，要演得好。”看到党这样重视和关怀，听了贺龙副总理的指示，我又是激动，又是害怕。激动的是党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们，使我们有机会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贡献一份力量；害怕的是创编大型团体操，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缺乏经验与实践，而且参考资料又很少。
在党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经过各方面大力支援，全组同志日以继夜地积极工作，终于创编出总名为“全民同庆”的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将近万人的大型体操，胜利地完成了党和祖国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全操是由“幸福儿童”、“青春的花朵”、“群英比武”、“健美青春”、“祖国万岁”等五个操组成的。“全民同庆”团体操的演出，大大地振奋和鼓舞了我国人民，许多记者、诗人和画家看了后，都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赞美文章和诗篇，画下了美丽的画面；有的舞蹈家还想把它搬上舞台。“全民同庆”团体操的演出，也得到了许多外国贵宾的热情赞赏。罗马尼亚全总主席说：“中国的团体操，艺术水平和技巧水平都很高超。”保加利亚体育联合会副主席兴奋地说：“中国的团体操每个节目都具有政治内容，不但动作整齐优美，而且命名很有意义。组织那样大规模的群众性体操表演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你们组织得很好。”法国代表团团员说：“这样大型的表演在法国是根本组织不起来的。”有的外国老太太和青年妇女，一边看表演一边感动的流下了眼泪。有的外国朋友非常惊奇地说：“中国人真了不起！”
反映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的精神面貌
总之，万人团体操在党的领导下无论是创编或表演都获得了一定的成就。
我在参加这次创编团体操过程中有以下一些重要的情况和体会。
当我接受这个工作时，认识到这是党交给自己的一项政治任务。我们一定要编出规模宏大、形式多样、民族风格突出、能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壮丽图景的、反映出这个伟大时代中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的、有国际水平的团体操，要它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为祖国争光。
创编大型团体操我们从没有学过也没有作过。看过一些资料后，对大型团体操有了一个初步印象，我们就开始试编出几个操来。但这些操多数是单纯从使用器械或从个人的爱好出发来考虑的，主题思想不明确，和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不相适应，不能体现出我国人民的伟大精神面貌。经过党领导的启发指导，我重温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从毛主席著作中找到了方向。我想：我们编的操，不仅要看它的艺术水平，更重要的是要看它的政治水平，要想把操编好，应该使它富有强烈的思想性。团体操每个部分首先要有鲜明的主题，可是主题从哪里去找呢？这时，各个战线上胜利接着胜利，奇迹跟着奇迹，都充分说明了党的正确的领导，因此我们确定必须歌颂亲爱的党，歌颂伟大的祖国。这就使我产生了创编“青春花朵”的动机，也构成了“青春花朵”的主题思想。我想应该把祖国比作一个美丽的大花园，党的各项事业都是一朵朵鲜艳美丽的花朵，各个花朵都在一个统一的旋律下朝一个方向起舞，象征各项事业都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根据这样主题思想的要求，便把“青春花朵”这个操用“红花向太阳”、“蝴蝶与花园”、“欣欣向荣”三个部分组成。
为了反映全国人民的干劲与时代的特征，经过领导的启发和指示，又找到了“祖国万岁”的主题。用农业大丰产，遍地黄金麦浪滚滚的景象，衬托着农民的勤劳和喜悦，来歌颂人民公社的优越；用遍地小高炉，衬托出工人阶级的冲天干劲，来表现出全民大炼钢铁的宏伟壮举。我们就这样根据毛主席的关于衡量艺术的标准——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指示，大胆地给予了团体操以鲜明的反映时代的、人民生活的主题，突破了一般团体操单纯动作组合的陈规，使它有强烈的思想性；并用革命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出来。这就给团体操以新的生命，为团体操的发展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有了鲜明的主题，还必须用很好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才能符合毛主席的“政治与艺术统一，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指示。我知道，是不能拘泥于外国的和一般的体操形式中，因为它与内容不一致，而且单纯的体操形式也不能表现出它的思想内容，这只有解放思想大胆的创作了。
在“青春的花朵”一操中，所以采用了一群蝴蝶在花园里飞舞，让花朵与蝴蝶互相呼应，构成一个活泼有生气的情景，来象征幸福的祖国，欢乐的青春，这是由于看了国画“和平颂”得到的启发。
在“祖国万岁”一操中，用大片的麦浪，丰收的情景反映了人民公社的优越。但在创编初只考虑麦田、麦浪的表现，产生了见物不见人的问题。当我想到国画中常常在有山有水的风景中，又衬托有人的动态时，就考虑在麦田中应该表现出农民的活动，于是就吸收了民间舞“担担子”的动作，加上一行行农民在麦田里来往穿梭，表现出农民热情的劳动和对丰收的喜悦。这样，不仅没有破坏团体操的基本面貌，而且更加丰富了它的内容，突出了民族风格，提高了艺术性，更有力地表现出主题思想。
为了突出民族特点，我们把民族传统的武术搬到体操中来。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武术不适于多数人集体表演，有些人试验过没成功，因为它不易整齐一致，动作复杂，节奏不像体操那样固定。开始时，请武术队同志编，经过几次修改和勤学苦练，掌握了武术的基本动作，研究了它的规律，找出了它的典型动作，去掉一些复杂及难以整齐的小动作，固定它的拍节。这样就适合于集体表演了。为了使女同志更易于掌握，又使武术和古典舞相结合，使它更加优美和协调。这样就突出地显示了我国民族的那种英雄气概和豪放性格，继承了武术的精华，为民族形式的武术在大型团体操表演中的运用摸索到了一个方向。
在团体操的动作中，我们吸收了一些外国较好的东西，创造了一些新动作，并把它变成了中国的东西。比如“健美的青春”这个操，它主要是表演双人技巧动作。为了使它成为一个有民族特色的表演，我们吸收了原有技巧动作中的高超的技术，也吸收了芭蕾舞的和民间舞的托举动作，中国古典舞的典型动作，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成为具有中国风格的完整的双人技巧表演。这些动作在操中出现，不仅有外国动作的开朗的特点，而且有中国古典动作的含蓄的美，富于内在情感和民间舞的活泼的性格，丰富了体操的动作。在整个团体操中，我们贯彻了手、眼、身、步法统一规律，突出了民族特点，提高了艺术水平。虚心学，刻苦学，边学边作
为了不断提高操的质量，完成党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在整个创编过程中，我们学习了党的方针政策和时事，使自己不断的认清革命的形势；在业务上边作边学，处处学，虚心学，除了看各种文艺演出外，还到杂技团、歌舞团、武术队去请教；看杂志，看街头壁画，甚至观察北京的新型与古老的建筑物；等等。这些学习和观察，都不断地给了我们丰富的营养。在这过程中，我们曾花费很多时间去练武术、学流星，常常汗流满身。但我们知道只有刻苦的学习，才能把操编好。
向各方面学习，启发了我们的思想。比如“青春的花朵”最后一个场面是对祖国和党、对和平和幸福的热烈歌颂，它应该像赞美诗一样。编出的第一方案经过实验后失败了；表现形式一般化，既不美也不感人。又苦思苦想很久也找不到恰当的形式，但在一次音乐会的大合唱中受到了启发，我觉得这个操的最后一场应该像大合唱一样，在表现形式上应该有几组不同的动作，在同一节奏下形成一个协调的整体；但又苦于动作不能破格。又有一次在舞蹈观摩会上看到了“向日葵舞”，其中一个葵花向着太阳转的场面，既有意义又特别好看，我真非常高兴，便决定把它从舞台上搬到运动场，经过适当的加工，使它更加优美。就这样，“青春的花朵”最后的场面艺术性更高了，含意更丰富了，从而更鲜明地突出了主题，有独特的民族形式，每演到这一场都博得观众热烈的掌声。
开始创编农民操时，也由于思想不够明确，曾几次推翻了设计的方案。这时我看到了街道群众创作的壁画“大白菜下捉迷藏”、“小孩骑着肥猪跑”等，那种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深深地启发了我。又看到农业展览馆里许多“卫星”农产品，了解到农业生产都是大面积的丰收，因此就抓住了这个关键，决定用农业大丰产来歌颂人民公社。又学习了苏联及南京团体操的麦浪动作，表现形式上采用大片的队形变化，使它有雄壮的气魄。这样，我们不仅学到了反映主题的手法与最好的表现形式，而且学习了如何在体操中体现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原则。
一年多的团体操创编过程，也是党领导我们不断地进行两种思想斗争的过程。我们与个人主义，风头主义，不重视操的政治思想性，追求所谓的形式美和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等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斗争。工作开始时，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分头创编，就产生了各顾一摊的现象，把好的队形和表现形式不管是否恰当，尽量地编进自己的操里，产生了几个操表现形式的重复，不能使操多样化和突出每个操的特点；也造成了不团结现象，影响了创编的顺利进行。由于我们依靠了党，得到了党的教育，因而使同志们从全局出发，关心集体的工作，改变了过去那种只顾自己的局面，走向真正集体创编的道路。
走群众路线就能多快好省
操编成后，只有二十几天的排练时间，而参加表演的是北京市大、中、小学共四十几个学校的一万来人。在这样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又出现了如何组织排练的问题。有的同志怕别人排走了样，要由自己排练；有的同志到了排练的学校不能虚心地听取学校教师的意见。我们组织了讨论，统一了思想，根据党的指示，坚持在排练中走群众路线，把操下放给各校去教练。这样就调动了各校教师的积极性，他们在教练中也提出了不少有益的修改意见。因而使团体操多快好省地排练成功。
通过团体操创编与排练的全部过程，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依靠党的领导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自己，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才能使工作不断前进。
我们创编组全体同志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首先是由于党的领导，是由于毛主席思想指导的结果。因为只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我们才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摸到了创编的门路，产生了智慧和力量。其次，也是由于北京及全国有关单位和演出学校大力协作的结果；也是由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对我们的鼓舞的结果；也是由于全组同志发挥了集体智慧的结果。我自己只不过是在集体工作中，作了一点我应该作的事情。我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最大的收获是受到了多方面的深刻的教育。我深切地感激党给了我这么一个很好的受教育的机会。
团体操是大型运动会所不可缺少的一项，它是检阅国家群众性体育运动水平的一个手段。今后我要继续研究团体操，为团体操的普及和提高而努力。要创作出更新更美的团体操。要在这个项目上，为祖国为党为毛主席，争取更大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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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音乐的教学工作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 黎英海
我们上海音乐学院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几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学院的理论作曲系经过1958年教学改革，在课程上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目前我们正在党委的领导下，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教学体系进行着不断的教育革命。
旧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音乐教育，硬搬西洋的一套，认为一切都是外国的好。学作曲的人，为了写合唱合奏或者带伴奏的乐曲，就需要先学几门技术基础课。这些课程中讲的都是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材料，甚至还有十六世纪的，其中有不少内容陈旧，在欧洲创作上也早已不用了，重重规则，层层束缚，弄得非常神秘。因此，有些人学完后满脑子的清规戒律，根本就不会作曲，也不敢作曲，即使作出来了，也是内容空洞、而且从旋律、和声到风格全部是欧化的。
我是旧中国音乐学院最后一届毕业生，就是这样学过来的。
必须从头学习民族、民间音乐
解放初期，我被派到部队艺术学院教作曲理论，当时领导上向我指出：“你教的是部队文工团来的创作干部，千万不能照你学的老一套来教。”我一听真是不知所措。这时党组织明确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进行教学。因此必须从头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但自己不喜爱，就是好的，摆在我面前也是看不到，又怎能从民族民间音乐中学习到什么呢？领导上又帮助我，要我多接触实际，向劳动人民学习，认真改造思想，提高认识。
这样，我才开始较有意识地去学习和研究民族音乐、研究民间音乐的调式、摸索民间调式的和声问题，并且在教课中尝试结合一点民族音乐的内容。最初只是关在屋子里凭自己的一点理论知识在搞，不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越弄越糊涂。当读了毛主席的实践论中提到“理论的基础是实践”，才使我猛醒过来。在学习民间音乐的同时，改编一些民歌，着手研究聂耳、星海等同志的作品，并通过为聂耳、星海的一部分作品编配伴奏来探索民族调式和声问题，于是才使学习和研究有了新的开展。
1952年我来到上海音乐学院担任教学工作，继续进行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但是有人说我搞这些玩意儿是“小儿科”，没有道理，甚至还说我搞的一份研究民间调式的讲义是“不学无术”。这时我就动摇起来了，生怕人家说我懂得欧洲的不多，被专家瞧不起。有一段时间曾想放弃原来的研究工作，专门去钻研欧洲近代的音乐。这时，和我在一起的党员同志却鼓励我继续研究民族和声问题。在党的启发教育下，我认识到要改革课程首先要改造自己的思想。当我认识到本身工作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时，就产生了真正的动力，使我快步前进。
从1954年开始，我就把民族调式和声的内容作为一个单元列入正式的课程中，尽管那时教材还很粗糙，却得到在我班上进修的老干部们的热情支持。当时还有人说这是胡搞，说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没啥了不起，他们认为民族的东西是简单原始的。
双反运动后，我便把民族调式和声的内容贯穿到和声课中，并联系创作来进行教学。在伟大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在党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下，我写出了“汉族调式及其和声”这本书，将几年来研究的心得，和在教学中积累的经验总结出来，希望对解决民族和声问题有所帮助。当时我的工作很忙，除了本身工作外，还要兼代生病同志的课。时间不够怎么办？我就利用每天晚上时间，结合着备课进行科学研究。
随着工农业大跃进，教育革命在我们学校中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群众的启发下，我大胆提出开设多声部写作基础课的建议，将原来的几门基础课在民族调式和声的基础上合而为一，彻底改变他们彼此孤立和繁琐、重复的不合理现象，而且还增加了本来应当有而没有的内容。这门课的建立，不仅可以大大减少基础技术理论的学习时间，而且由于其中许多问题的提法比较科学，又是以民族音调为基础的，学习的人容易融会贯通，因而提高了教学质量。
党和群众的支持使我站住了脚跟
1959年春天，有少数人在强调科学分析的幌子下，以严格技术锻炼、正规化、重点学校要提高等为借口，对多声部写作课提出了许多非难。少数盲目崇洋思想严重的人认为：“人家欧洲的一套是经过几百年考验的，你能一下子把它推翻吗？”
但是，党及时对我进行了教育与鼓励，群众也大力支持我坚持新课的试验，我有了力量，有了勇气。我想，这门课决不能取消，这是大跃进的成果，是教育革命的成果。我站住了脚没有被他们吓倒。对问题的认识更明确了，也提高了自己的思想。
现在这门课已在党的领导下和群众的支持下巩固下来了。经过一年多来的教学，初步证明，这种变革的方向是对头的，同学们学得很有兴趣。由于符合民族特点，理论联系实际，学的人打破了神秘观点，能较快地掌握到实际创作中所需要的写作技术，质量显著提高。如去年开课不久，有些同学便能较好的为“社会主义好”“我是一个兵”等歌曲及民歌写基本的伴奏。有的同学说：“从前学了两年西洋传统和声学，学完了不会用，而现在两堂课就解决了不少问题。”目前“多声部写作”课正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在这门课的教学方法上，也相应地作了新的尝试。作业辅导课，采取集体与个别相结合的方式，经过反右倾整风运动，这一方式又有了新的改进。我们增加了“习题课”。把同学们的做习题时间紧接在上课后，安排为二、三次集体做习题，教师在场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同学更便于相互启发帮助，必要时进行补充教授。这样同学思想集中，避免了返工、质量不稳定的现象。作业所花费的时间比以前少，课程进度加快了，质量也提高了。
这学年起，我又担任了作曲课。从前的作曲课主要是技术锻炼，重形式，不讲内容，手法上大半是外国的一套。由于脱离政治、脱离生活，很多学生不知道写什么好，因而大量写抒发个人感情的东西，写一些不可捉摸的东西，甚至是写完了曲子才来安上曲子名字，有些学生写不出曲子只好埋怨自己没有创作才能。这些情况虽然自1957年反右以后有所改变，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劳动中去，到生活实践中去党的教育方针与文艺方针早就给我们指出了方向，应当到劳动人民中去，到生活实践中去。我们有丰富的革命艺术教育的经验，以及我们学校在1958年创作“幸福河大合唱”等作品的经验，但是这些重要的经验都没有完全应用到作曲课中来。因此在开学不久，支部书记和我带着同学下马桥公社，要求同学写群众歌曲来及时迅速地反映现实斗争生活。这样同学有东西好写了，再不会为找不到题材而苦闷。我们以集体创作带动学习，把作曲课和社会需要、社会音乐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参加群众的赛诗赛歌会，到演出团体进行现场教学。有个华侨同学本来有很多民族乐器都不认识，但在到民族乐团的一次现场教学中，她一下就弄清楚了。以后我们把作曲课和劳动课结合起来，发展为“创作日”的制度，配合政治运动、生产战线上重大的事件写了不少群众歌曲，并集体创作了“红领巾大合唱”。
我切身体会到，要使学生真正能成为党所需要的作曲人材，必须关心他们的思想。在创作前我们经常务虚，重视抓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这样同学们在作曲班上不仅学到了业务，而且在思想上也有很大提高。
目前，我和同学们以及全院同志们一道，正在为我院教学工作的进一步改革继续努力。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有信心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建成新型的音乐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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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的工农知识分子，左起：李连荣、巴提古拉、马持宗、吴佩芳、王老九、张玉珍、陈子贵在一起。
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