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
斯大林
译者按：斯大林的这篇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的论文，发表在六月二十日的真理报上。不久以前在真理报上展开了关于苏联语言学问题的讨论。斯大林同志这篇文章，就是为着回答许多苏联青年因为这个讨论而向他提出的问题，同时也是回答乌克兰科学院会员布拉科夫斯基所写的“在唯物主义的语言学道路上”，尼基沃洛夫所写的“俄国语言学史和马尔的理论”，库德列夫错夫所写的“论语言阶级性问题”及其他在真理报讨论栏发表的论文。
有一部分青年同志要求我在报上发表关于语言学问题的意见，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的意见。我不是语言学家，当然我不能完全满足这些同志的要求，至于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也如同在其他社会科学中一样，这对于我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就同意了回答这些同志提出的几个问题。
问：有人说语言是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否正确呢？
答：不对，不正确。
基础是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对于政治、法律、宗教、美术、哲学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
每一个经济基础，都有适合于它的上层建筑。封建制度的基础有它自己的上层建筑，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制度；资本主义的基础有它自己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基础也有它自己的上层建筑。当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时，那末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变化、随着被消灭。当产生新的基础时，那末也就会随着产生适合于新基础的新的上层建筑。
在这方面，语言与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且拿俄国社会和俄国语言来看吧。在最近三十年中，在俄国消灭了旧的资本主义基础，建设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同时，也就消灭了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并建设了适合于社会主义基础的新的上层建筑。这就是说，旧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已经被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了。但是不管怎样，俄国语言在基本上还是同十月革命以前一样。
在这个时期中，俄国语言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俄国语言的词汇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化，这就是说，由于发生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出现了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新的社会精神、新的道德、以及由于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添加了一大批新的词和语；有许多词和语的意思改变了，获得了新的意思；有许多陈旧了的词在词汇中看不见了。至于说到组成语言基础的俄国语言基本词汇和文法构造，在消灭资本主义基础后，不仅没有被消灭和被新的基本词汇和新的文法构造所代替，相反的，它们是完全保存下来了，没有什么严重的变化，这就是说，保存下来成了现代俄国语言的基础。
其次，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这并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只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漠不关心的。相反的，上层建筑一出现后，就要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帮助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来根除和消灭旧基础与旧阶级。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基础之所以创立自己的上层建筑，也就是为了要使上层建筑替它服务，要使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起来和巩固起来，要使上层建筑积极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斗争。只要上层建筑拒绝履行它替基础服务的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走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走到对各个阶级同等看待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并终止其为上层建筑。
在这一方面，语言是与上层建筑根本不同的。语言不是一个社会内部这一种或那一种，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全部进程和基础历史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全社会、而是社会各个阶级几百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的创造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全社会、满足社会所有各个阶级的需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创造出来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于社会是统一的，对于社会全体组成员是共同的。因此，语言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服务作用，不是替一个阶级服务而损害另一个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替全社会服务、替社会所有各个阶级服务。这也就是为什么语言可以一视同仁地替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替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可以替旧基础服务，也可以替新基础服务；可以替剥削者服务，也可以替被剥削者服务。
谁都知道，俄罗斯语言替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与它在现时替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服务，是服务得同样好的。
关于乌克兰语言、白俄罗斯语言、乌兹别克语言、卡查赫语言、乔治亚语言、阿尔明尼亚语言、爱沙尼亚语言、拉脱维亚语言、立陶宛语言、莫尔达维亚语言、鞑靼语言、阿捷尔拜疆语言、巴什基尔语言、土克盟语言以及其他苏联民族的语言都可以同样说，既替这些民族的旧的资产阶级制度服务得很好，也替这些民族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得很好。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语言的存在与语言的创造也就是为了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而替全社会服务，就是为了使语言成为对社会全体组成员是共同的东西，对社会是统一的东西。它要对社会组成员同等服务而不管这些组成员的阶级地位怎样。只要语言离开这个全民立场，只要语言站到偏爱和支持某一社会集团而损害另一些社会集团的立场上时，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它就会终止其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它就会变成某一社会集团的同行语(kaproh)而退化下去，以至最终消失掉。
在这一方面，语言是与上层建筑有原则上的不同的，但是与生产工具是没有区别的。例如机器，既可以替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也可以替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再次，上层建筑是同一经济基础存在着和活动着的一个时代的产物，因此上层建筑的生命是不长久的，它要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它要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而消失。
至于语言，相反的，它是许多时代的产物，在这许多时代中，它形成起来、丰富起来、发展起来、精炼起来。所以语言的生命是比任何一个基础、任何一个上层建筑的生命都长久得无比。这就是为什么不仅一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而且好几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也不会使到在历史上消灭一种语言，消灭语言的结构、和产生具有新的词汇和新的文法构造的新的语言。
从普希金逝世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在这个时期中，在俄国曾消灭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并产生了第三个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说，已经消灭了两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并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及其新的上层建筑，然而俄国语言在这个长时期中，并没有发生什么破坏，并且现代俄国语言按照它的结构来说，是与普希金的语言很少差别的。
在这个时期中，俄国语言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在这个时期中，俄国语言大大地增加了词汇，有很大一批陈旧了的词从词汇中消失了，有很大一批词的意思改变了，语言的文法构造改进了。至于普希金的语言结构和它的文法构造及基本词汇，几乎完全保存下来了，成为现代俄国语言的基础。
这是当然的事。如果在每次革命之后，都把现存的语言结构及其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都像对待上层建筑一样消灭掉，并造新的来代替，又有什么必要呢？譬如：把“水”、“地”、“山”、“森林”、“鱼”、“人”、“走路”、“作事”、“生产”、“做生意”等等不叫做“水”、“地”、“山”等等，而叫做旁的名称，又有什么必要呢？把语言中的词的变化、把语句中的词的组合，不按照现存文法而按照另一种文法，又有什么必要呢？这样的语言改革对于革命有什么益处呢？在历史上，没有特别必要的时候，决不会作什么重大改革的。请问，如果证明现存的语言及其结构在基本上完全适用于满足新制度的需要，那么这样的语言改革有什么必要呢？消灭旧的上层建筑并用新的上层建筑来代替它，可能并且需要在几年中完成，以便给社会生产力以发展的自由，但是要在几年中消灭现存的语言，创立新的语言来代替它，不是会在社会生活中造成无政府状态并使社会受到崩溃的威胁吗？除了唐吉诃德外，谁愿意提出这样的任务呢？
最后，上层建筑和语言还有一个根本区别。上层建筑与生产及人的生产行为没有直接连系。上层建筑只是经过经济的中介、基础的中介与生产发生间接的连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改变不是直接发生，不是立刻发生的，而是在基础改变以后，通过在生产中的各种改变的折光，通过在基础中的各种改变来反映的。这就是说，上层建筑活动的范围是狭窄的和有限的。
至于语言，相反的，是与人的生产行为直接连系，并不仅与生产行为，而且与人在其工作各方面的一切其他行为（从生产到基础、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有直接连系，因此语言反映生产中的改变是直接的、是立刻发生的，而不等候基础的改变，所以语言活动的范围是包括人的所有各方面的行为，它比上层建筑活动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并且它的活动范围差不多是无限的。
这就首先说明，语言，主要是它的词汇，是处在差不多不断改变的状态中。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就要求语言用工作需要的新的词和新的语来充实它的词汇，语言也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的词充实自己的词汇，并改进自己的文法构造。总括说来：
（甲）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把语言认为是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乙）把语言与上层建筑混为一谈，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问：有人说，语言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阶级性的；对于社会共同的统一的语言、非阶级的语言、全民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答：不对，不正确。
很显然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根本谈不到所谓阶级性的语言。原始氏族共产社会是没有阶级的，因此当然不能有所谓阶级的语言，那时语言对人们的每一个集团是共同的，统一的。有人反对说，任何人类的集团包括原始共产集团在内，都是有阶级的，这种说法算不得什么反对，而只是玩弄字句，不值一驳的。
至于语言的继续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部族语言，从部族语言到民族语言，在所有这一切阶段上，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的语言是全社会统一的、共同的，是对社会所有组成员同样服务的，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怎样。
这里我不是指奴隶时代和中世纪时代的帝国说的，例如：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和查理大帝等所建立的帝国，这些帝国不曾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这些帝国不仅没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对于整个帝国统一的语言、对于帝国所有组成员都懂得的语言。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部族的集合体。因此，我不是指这些帝国和类似这样的帝国说的，而是指成为这些帝国组成员的部落和部族说的，这些部落和部族是各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各有自己早已形成的语言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些部落和部族的语言不是阶级性的，而是全民性的，而是对于每个部落和部族是共同的，是大家都懂得的。
当然，除了语言之外还有方言、土语，但是部落和部族统一的和共同的语言是占着统治地位，并使这些方言、土语服从自己。
往后，资本主义出现，消灭了封建的分割，组成了民族的市场，于是部族就变成为民族，而部族的语言就变成为民族的语言。历史告诉我们：民族语言不是阶级性的，而是全民性的，是对于民族组成员共同的，对整个民族统一的语言。
以上已经说过：语言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同样地替社会一切阶级服务。在这一方面语言表现出对于社会各个阶级是一视同仁的，但是人们个别的社会集团，个别的阶级对于语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极力想利用语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它们把自己的特别的词汇，特别的术语，特别的用语，强加到语言中去，在这方面那些脱离人民并且仇视人民的有产阶级上层，如贵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等表现得特别利害，他们“创造”阶级的习惯语，同行话，雅语，在有些著述中常常把这些习惯语和同行话错误地当作语言，如“贵族语言”、“资产阶级语言”——和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级语言”或“农民语言”。很可怪的，有些同志竟以此为根据，作出什么民族语言是虚构，真实存在的只有阶级语言的结论。
我想这样的结论是极端错误的。可否把这些习惯语和同行话认作语言呢？绝对不能，第一是因为这些习惯语和同行话没有自己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而要从民族语言中去借用，第二是因为这些习惯语和同行语只是在某一阶级上层分子的狭窄范围中通用，完全不适用于作为整个社会中人们交际的工具。在这些习惯语和同行话中有些什么，它们有的只是一些适合贵族或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特殊趣味的特别的词，一些特别风雅客气的用语和辞句，而避开了民族语言中“粗野”的用语和辞句，但是绝大多数的词和文法构造是从全民的民族语言中拿来的，最后还有些外来语。因此方言习惯语和同行话只是全民的民族语言的支脉，不成其为独立的语言，并且是注定不能发展的。如果以为方言习惯语和同行话能够发展为独立的语言，能够排挤民族语言并代替民族语言，这就是丧失历史前途和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有人从马克思著作的《神圣的麦卡斯》一文中引证马克思的话，说有产者有“它自己的语言”，这个语言“是有产阶级的产物”，在这种语言中浸透了拜金主义和生意经的精神。有些同志想利用这个引证来证明好像马克思是主张语言的阶级性的。好像马克思否定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存在。如果这些同志能客观论事的话，他们就应当从同一篇文章中引证马克思的另一句话，马克思论到统一的民族语言形成道路的问题时说：“方言、习惯语集中为统一的民族语言是由经济和政治的集中来决定的。”
可见马克思承认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最高形式，而把低级形式的方言、习惯语服从于自己。
那末，马克思所说有产者的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认为这种语言也是如同有自己特殊结构的民族语言一样呢？马克思会不会这样看问题呢？当然不会。马克思只是想说：有产者把自己的生意经的惯用语弄脏了统一的民族语言，这就是说有产者有他的生意经的同行话。
可见，这些同志是曲解了马克思的立场，他们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曲解，是由于他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去引证马克思，而是以只看字面不求理解的书呆子的态度去引证马克思。
有人从恩格斯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引证下列的话：“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了与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讲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种思想、观念，风俗和道德原则，有另一种宗教和政治。”
有些同志根据这一句话就做出结论说，恩格斯否认全民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他主张语言的“阶级性”，其实恩格斯在这里不是说语言而是说方言习惯语，他当然懂得，方言习惯语是民族语言的支脉，是不能代替民族语言的。可是这些同志大概不很同意在语言与方言习惯语之间有什么区别吧。
显然，这段话是引用得不确当的，因为恩格斯在这里不是说“阶级性的语言”，而主要是说阶级的思想、观念、风俗、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等。有产者与无产者的思想、观念、风俗、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是绝对对立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与民族语言或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在社会中有阶级对立的存在，就能成为辩护语言“阶级性”的论据吗？或者成为反对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吗？马克思主义说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同时他当然知道，在民族内部存在有阶级矛盾，这些同志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提纲呢？
有人引证拉法尔格的话，说拉法尔格在他著的“语言和革命”的小册子中，承认语言的“阶级性”，似乎他否认全民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这是不对的。拉法尔格的确说过“贵族语言”及社会各个阶层“同行语”的话，但是这些同志忘记了拉法尔格不是讨论语言和同行话的区别问题，他把习惯语有时叫做“人为语”，有时叫做“同行语”。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肯定地说：“贵族所擅长的人为语是从全民语言中分出来的，全民语言是有产者和手艺人，城里人和乡下人都说的话。”
可见拉法尔格是承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它的必要性的，他完全懂得“贵族语言”及其他习惯语和同行话是附属于与服从于全民语言的。
可见，引证拉法尔格的话，没有达到目的。
有人说，有一个时期英国封建主在几百年中说的是“法国话”，而那时英国人民却说英国话，好像这个事实，可以成为辩护语言的“阶级性”和反对全民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但是，这不是什么论据，而是一种笑话，第一，那时说法国话的，并不是所有封建主，而是在国王宫廷和贵族府邸中不大的一部分封建主上层分子，第二，他们并不是说什么“阶级的”语言而是说普通的全民的法国话，第三，大家知道这种爱讲法国话的癖好后来完全消失了，而让位予全民的英国话。这些同志是否认为那时英国封建主在几百年中同英国人民说话的时候，是经过翻译的呢？是否认为他们完全不说英国话，而全民的英国话在那时是不存在的，那时法国话在英国不只是在一小部分英国贵族上层分子中通行的雅语，而是更受重视的呢？怎么可以根据这样笑话式的论据来否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呢？
俄国贵族有一个时候在宫廷里和客厅里也有爱说法国话的癖好，他们以善于在俄国话中夹杂法国话，用法国腔讲俄国话而自鸣得意，这是不是说那时在俄国就没有全民的俄国语言呢？那时全民的语言就是虚构，而“阶级的”语言才是真实呢？
这些同志在这里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就是把语言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他们认为既然上层建筑有阶级性，那末语言也就应当不是全民的而是阶级的。但是上面我已经说过语言和上层建筑两种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容许把它们混为一谈。
第二个错误，是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他们之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当成为社会的完全分裂，当成为两个敌对阶级间斩断了一切连系。他们认为既然社会分裂了，再没有统一的社会，有的只是阶级，那末就不需要有对整个社会的统一的语言，不需要民族的语言了。既然社会完全分裂了，并且没有全民的民族语言，那末剩下什么呢？剩下的只是阶级和阶级语言了，自然每个“阶级”语言都有自己的“阶级”的文法：无产阶级的文法和资产阶级的文法。其实这样的文法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可是这件事并没有使这些同志觉得难为情，他们相信这样的文法一定会出现的。
有个时候在我国曾经有过“马克思主义者”断言十月革命后在我国保留下来的铁路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这样的铁路是不体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筑新的“无产阶级”的铁路。由此他们获得了一个外号叫做“穴居野人”。
显然这种对于社会、阶级、语言的简陋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相同之点的，但是这种观点的确在一些弄糊涂了的同志的脑筋中还继续存在着。
认为在社会中有残酷的阶级斗争存在，好像一个社会便分裂成了相互之间毫无经济连系的两个阶级，当然是不正确的。相反的，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有产者和无产者相互之间便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连系。他们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部分。有产者如果在他的支配下没有被雇佣的工人，便不能生活和发财，无产者如果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他也便无法继续生存。斩断他们之间一切经济连系，便是停止一切生产，而停止一切生产便会使到社会灭亡，阶级本身灭亡。很显然的，没有一个阶级愿意自己灭亡的。因此，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是不会引起社会的分裂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完全无知，只有丝毫不懂语言的本性，才会使到我们某些同志说出什么社会分裂，“阶级的”语言，“阶级的”文法等类荒唐话。
其次，他们又引证列宁的话，说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着两种文化，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无产阶级的文化，说在资本主义下的民族文化口号是民族主义的口号。这一切都是对的。列宁说得完全正确。但是这与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同志引证列宁关于两个文化的话，显然是想使读者相信在社会上既然存在着两种文化，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无产阶级的文化，那末也就应当有两种语言，因为语言是与文化相连系的，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列宁否定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由此可见列宁是主张“阶级的”语言。这些同志在这里的错误是他们把语言和文化混为一谈，其实文化与语言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文化可以有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永远是全民性的，它可以替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替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例如俄罗斯语言，乌克兰语言，乌兹别克语言现在替这些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得好，正像在十月革命以前替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一样，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可见这些同志肯定说，既然有两种文化存在，就要引到形成两种语言，因而否定统一的语言的必要性，——这是完全错误的。
列宁说到两种文化的时候，正是从这样的原则出发，就是有两种文化的存在，并不会引到否定统一的语言和形成两种语言，而肯定语言应当是统一的。崩得派曾指责列宁，说他否认了民族语言的必要性，而把文化解释为“无民族性”的。大家知道列宁坚决反驳了这种说法。列宁说：他反对的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而不是反对民族语言，他认为民族语言的必要性是无可争论的。很可怪的，我们有些同志竟跟着崩得派的尾巴走了。
至于说好像列宁否定了统一的语言的必要性，那末就应当听一听列宁说的下面的话：
“语言是人类交际极重要的工具，语言的统一和毫无阻碍的发展是一个极重要的条件使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流通，获得真正自由广泛的发展，使一切居民能自由而广泛地组成为各个阶级”。
可见，我们这些可爱的同志们是曲解了列宁的观点。
最后，他们又引证斯大林的话，说斯大林说过：“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党从前是而且在这个时期中仍然是这些民族的主要领导力量。”这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党的确领导着资产阶级文化，正如无产阶级及其国际主义党领导着无产阶级文化一样。可是这与语言的“阶级性”有甚么相干呢？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民族语言既可以替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替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吗？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一个有名的公式说，现在俄罗斯的、乌克兰的、白俄罗斯的等等文化，按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按其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说按其语言是民族的。这些同志是否同意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呢？
这些同志在这里的错误，是他们没有看见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别，并且不懂得文化按其内容说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每个新时期而变更的，语言则在几多个时期中在基本上是仍然不变的，同样地服务于旧文化，也服务于新文化。
总括起来：
甲、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曾经是，现在还是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的组成员是共同的。
乙、有方言习惯语和同行语存在并不是否定，而是肯定有全民语言的存在，因为方言习惯语和同行语是全民语言的支脉，并且服从于全民语言。
丙、语言的“阶级性”的公式，是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问：语言的特征是甚么？
答：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语言的死亡，也将是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因此要了解某种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
语言是工具、武器，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语言是直接与思维连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及由词组成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的了。
思想交流是经常极端必要的，因为没有思想交流，便不可能使人们在与自然力斗争中，在为生产必需的物质财富的斗争中调协其共同活动，便不可能在社会生产行为中获得成功，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可见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社会组成员共同的语言，社会便会停止生产，便会崩溃，便会无法继续生存。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同时也就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
大家知道，语言中所有的词构成为所谓语言的词汇。语言的词汇中的主要东西就是基本词汇，其中包括所有的基本的词，成为基本词汇的核心。基本词汇是比语言的词汇窄小得多的，可是它的生命长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生存着并给语言构成新词的基础。词汇反映着语言发展的状态，词汇越丰富、越纷繁，那末语言也就越丰富，越发展。
但是词汇本身还不成为语言，它只是构成语言的建筑材料。正好像在建筑业中的建筑材料并不就是房屋，虽然没有建筑材料是不可能建造房屋的。同样，语言的词汇也不就是语言，虽然没有词汇任何语言都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当语言的词汇接受了语言文法的支配的时候，就会有极大的意义，文法规定词的变化规则及用词造句的规则，这样就使语言具有一种有条理的可理解的性质。文法（词形变化法，造句法）是词的变化规则及用词造句的规则的综合。由此可见由于有了文法，就使语言有可能赋与人的思想以物质的语言的外壳。
文法的特点就在于它给以词的变化的规则，不是指具体的词，而是指没有任何具体性的一般的词；它给以造句的方法，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句子，例如具体的主词、具体的宾词等等，而是指一般的句子，是与某个句子的具体形式无关的。因此文法把词和语加以抽象化，而不管它的具体的内容。文法把词的变化和用词造句的基本共同之点综合起来，并用这些共同之点组成文法规则，文法定律。文法是人类思维长期抽象化工作的成果，是人类思维所得巨大成功的指标。
文法在这一方面很像几何学，几何学上的定理是把具体对象加以抽象化，把各种对象看成没有具体性的物体，并在决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时候，不当成某些具体对象间的具体关系，而当成一般没有任何具体性的物体间的相互关系。
语言是与上层建筑不同的，上层建筑与生产的连系不是直接的，而是经过经济的中介，语言是与人的生产行为直接连系，并且是与人的工作的一切范围中的一切行为直接连系。因此语言的词汇对于各种变化是最敏感的，它几乎处在经常变动中，并且在这一点上语言与上层建筑不同，它不等待基础的消灭，它在基础消灭以前，且不管基础的状态怎样，就在自己的词汇中加以变化。
但是，语言的词汇的变化不是像上层建筑一样。它的变化不是用废除旧的，建设新的那种方法来实现的，而是用新词去充实现行的词汇的方法来实现的，这些新词是由于社会制度改变，由于生产、文化、科学等等发展的结果所产生的。同时，虽然从词汇中消失了一些已经陈旧的词，可是添加的新词的数量要多得多。至于基本词汇是基本上完全保存下来的，并且使用起来作为语言的词汇的基础。
这是很可理解的，既然基本词汇能在许多历史时期中很好的使用着，那就没有任何必要去消灭它，更不要说，把千百年积累起来的基本词汇消灭掉了，又不可能在很短期间内创造新的基本词汇，那就会使语言瘫痪，使人们完全丧失相互交际的可能。
语言的文法构造比语言的基本词汇变化得更慢，文法构造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它在语言中已是根深蒂固，所以它的变化要比基本词汇更慢。它当然逐渐发生变化，它逐渐改进着，改良和改正自己的规则，用新的规则充实起来，但是文法构造的基础在很长的时期中都保留着，因为历史证明了，这些基础能够在许多时代中都替社会服务得很好。
由此可见，语言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
历史表明，语言有巨大的稳固性和抗拒强迫同化的极大的抵抗性。有些历史学家不去解释这种现象，而只是对这种现象表示惊奇。可是在这里并没有任何使人惊奇的根据的。语言的稳固性是由于它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的稳固性所造成的。土耳其人企图同化巴尔干人民，曾在几百年中努力伤害、破坏和消灭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语言。在这个时期中，巴尔干各族人民语言的词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接受了不少土耳其的词和语，有过“汇合”也有过“分离”，可是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语言还是坚持下来和活下来了。为甚么呢？因为这些语言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在基本上保存下来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语言和它的结构不能看作某一个时代的产物，语言的结构，及它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许多时代的产物。
可以推想现代语言的要素还在奴隶时代以前的远古时期就已奠下基础了，那时语言是不复杂的，基本词汇是贫乏的，但是有它的文法构造，虽然这种构造是很原始的，但总算是文法构造。
生产往前发展，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文字，出现了国家的萌芽，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发展了，更需要有条理的来往书信，出现了印刷机，出现了出版物——所有这一切都使语言发展中起着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中许多部落和部族分开了和分散了，聚合了和混合了。往后，出现了民族语言和国家，发生了革命，发生了旧社会制度与新社会制度的交替，所有这一切使语言及其发展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但是如果以为语言的发展也好像上层建筑一样，是用消灭现存的，建设新的那种方法来发展的，那就是严重的错误。事实上语言的发展不是用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的方法，而是用扩大和改进现存语言基本要素的方法。并且语言从一种质过渡到另一种质不是经过突变，不是经过一下子消灭旧的和建立新的那种方法，而是经过逐渐的长期的语言新质量和新结构的要素的积累，经过旧质量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
人们说，语言发展的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语言发展阶段论承认突变是必要的，是语言从旧的质过渡到新的质的条件。当然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个理论中，很难找到多少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如果阶段论真正认为在语言发展历史中有所谓突变，那就更糟了。马克思主义不承认在语言发展中有所谓突变，有所谓现存语言的突然死亡和新语言的突然创造。拉法尔格所说在法国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四年间突然发生的语言革命的话（参看拉法尔格著《语言与革命》一文），是不正确的。那时在法国没有过什么语言革命，更谈不上什么突然。对的，在这个时期中法国语言的词汇添加了许多新词和新语，消失了一些陈腐了的词，有些词的意义改变了，仅只如此而已。但是这样的改变，一点也不决定语言的命运，语言中最主要的东西是它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法国语言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保存下来没有重大的改变，不仅保存下来了，而且直到现在，在现代的法国语言中还继续生存着。更不要说为了消灭现存的语言，创立新的民族语言（“突然的语言革命”！）仅仅五、六年的时间，真是少得可笑，为了这，需要有几百年的时间。
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从旧的质到新的质的转变不是经过突变，不是经过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而是经过新质的要素的逐渐积累，也就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来实现的。
一般说来，要告诉那些醉心于突变论的同志们，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突变的法则，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不常常适用于属于基础之类的或属于上层建筑之类的其他社会现象。对于分成两个敌对阶级的社会来说，突变是必须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突变就不是必须的了。我们曾在八年到十年的时间中实现了我国农业从资产阶级个体农民的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制度，这是一个消灭在乡村中的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可是这个改革的实现，不是经过突变，就是说，不是经过推翻旧的政权和建立新的政权来实现的，而是经过从乡村中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到新的制度的逐渐过渡来实现的。这件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这是从上而下的革命，这种改革是由现存政权主动进行，并获得农民基本群众的拥护而实现的。
有人说，历史上有过各种语言融合的许多事实，可以作为根据来推想这种融合是经过突变，经过突然从旧质到新质的过渡，形成新的语言而发生的。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对的。
语言的融合不能看作是在几年中一次决定性的打击造成的结果，语言融合是延续几百年的长时期的过程，因此这里丝毫谈不上什么突变。
其次，如果以为两种语言融合的结果，能得出一种新的第三种语言，不像这两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并在质量上与任何一种都有区别的话，这种想法是决不正确的。实际上，在两种语言融合的时候通常都是有其中某一种成为胜利者，保存自己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并继续按其内部发展的规律发展着，另一种语言就逐渐失去自己的质，而逐渐衰亡。
可见两种语言融合并不产生什么新的第三种语言，而是其中的一种保存起来，保存它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并使它能按其内部发展规律继续发展着。
对的，在这种情况下，胜利的语言因从失败的语言中取得一些词而使自己的词汇丰富起来，但这一点并不削弱它，相反的，而是加强它。例如，俄国语言便是这样的，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与好几个民族的语言融合，并且它经常成了胜利者。
当然俄国语言的词汇由于从其它语言中取得了许多词而充实起来了，但是这并没有使俄国语言削弱，相反的，使它丰富和加强起来了。至于俄国语言的民族特质，并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害，因为它保存了自己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而继续前进，继续按照自己内部发展规律发展着。
无疑的，语言融合论并不能给予苏联语言学多少重要的东西。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在于研究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如果这句话是对的话，那就应当承认，语言融合论不仅不能解决这个任务，甚至没有提出这个任务，它简直是忽视这个任务，或是不懂这个任务。
问：真理报对于语言学问题展开自由讨论，是否作得对呢？
答：作得对。
要在怎样的方向上来解决语言学的问题，这到讨论结束时就会明白的，但是现在已经可以说，这次讨论有了很大的益处。
这次讨论发现了首先是在语言学的中央机关和各共和国的机关中，有一种不适合于科学和科学工作者的品质的制度统治着。语言学的领导集团对于那些稍稍批评苏联语言学情况的人，甚至对于稍微企图批评所谓语言学中的“新学说”的人都加以压迫和制止，有一些语言学方面优秀的工作者和研究员由于对马尔遗下的衣钵，采取了批评态度，由于对马尔学说稍微表示不同意，就被撤职和降级了。有些语言学的工作者提升到负责地位，并不是由于他能干，而是由于他无条件地遵奉马尔学说。
谁都承认，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自由批评，任何科学都是不可能发展，不可能进步的。可是这个大家承认的规律，竟被忽视，被粗暴地践踏了。在苏联语言学中，一些自认为十足正确的领导者组成了一个固步自封的小集团，扫除了任何批评的可能，使自己安稳高坐，专横恣肆，为所欲为。
举个例子，所谓“巴库教材”（马尔在巴库所讲授的讲义）本来已经由著者本人废弃，并禁止翻印了的。但是竟由这群担任领导的学阀（墨山宁诺夫同志叫他们做马尔的“学生”）的指令重行翻印，并不加以丝毫批判，提供为学生的参考书，这就是欺骗了学生，把本来已经废弃了的讲义，当作完备无缺的参考书。如果我不是相信墨山宁诺夫同志和语言学的其他工作者是诚实的话，那我就要说，这样的行为是等于危害行为的。
这样的事情怎样能够发生呢？这是因为在语言学中的军阀式的统治，养成了不负责任的习气，鼓励了这种专横行为。
这次讨论所以非常有益，首先是因为它揭发了这种军阀式的制度，并把它打得粉碎了。
这次讨论的益处，还不限于这些，这次讨论不仅粉碎了语言学中的旧制度，而且暴露了在语言学中最重要问题上的一种不可思议的糊涂观念，这种糊涂观念竟在这门科学的领导集团中占着统治地位。在这次讨论开始前，他们隐瞒了语言学中的恶劣情况，但是到了讨论开始以后，已经不能不说话的时候，他们迫不得已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他们写了些什么呢？原来在马尔学说中有许多破绽和错误，有许多尚未研究好的问题和不精确的原则。请问马尔的“学生们”为什么到了展开讨论后才说出这些东西来呢？为什么他们以前没有关心这些呢？为什么他们没有以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适时地公开老实地说出这些东西呢？
马尔的“学生们”承认了马尔的“某些”错误后，他们还认为只有在“补正了的”马尔理论基础上，苏联语言学才有继续发展的可能。他们认为马尔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行，让我们摆脱马尔的“马克思主义”吧！马尔的确曾想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曾努力这样作过，可是他没有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了，如像“无产阶级文化派”和“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派”一样。
马尔把语言当成上层建筑一样，这就给了语言学一个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把自己弄糊涂了，把语言学也弄糊涂了。苏联语言学不能在这种不正确的公式基础上发展起来。
马尔还给了语言学另一个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这就是语言的“阶级性”，他把自己弄糊涂了，把语言学也弄糊涂了。苏联语言学不能在这种与民族历史和语言历史全部进程相矛盾的不正确的公式基础上发展起来。
马尔给了语言学一种不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不谦虚的、骄横的、目空一切的腔调，轻浮地空口否定语言学中的马尔以前的一切成就。
马尔大肆叫嚣，指斥历史比较法是“唯心主义”的。其实应当说，历史比较法虽然有些严重的缺点，还是比马尔的真正唯心主义的四种要素的分析法要好些，因为前者还推动着研究语言的工作，后者只是要人躺着，环绕着鼎鼎大名的四种要素去作无意义的推敲猜想而已。
马尔目空一切地指斥研究语言类别（系族）的任何企图，认为这是“母语”理论的表现，其实不能否认语言的亲属关系，例如各种斯拉夫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无疑的，研究这些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是会使语言学在研究语言发展规律方面有很大益处的。当然“母语”理论与这个问题是没有丝毫关系的。
听了马尔的说法，特别是他的门徒的说法以后，会使人认为在马尔以前不曾有过任何语言学，语言学只是从马尔的新学说出现以后才开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要谦虚得多，他们认为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以前时期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科学发展的产物。
由此可见，这次讨论在暴露苏联语言学的思想错误方面，也是有帮助的。
我认为，我们的语言学摆脱马尔的错误愈快，就能愈快地摆脱它现在所处的危机。
我认为取消语言学中军事统治制度，抛弃马尔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语言学中去，这才会是苏联语言学健全发展的道路。
（李立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