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3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全国各大行政区
制订麻类生产计划
作到供给工业原料与日用需要
【本报讯】二月份内,全国多数行政区及省均先后制定了一九五○年麻类生产计划,有的并召开专门会议进行了布置。现将各地计划分述如下:
东北区:洋麻以一九四九年各地生产种籽为基础,并订购种籽二百四十万斤,在辽东、辽西、吉林三省奖励推广种植五十二万五千亩,可产纤维三千一百八十四万斤;青麻植三十六万亩,可产纤维二千九百四十万斤,两种总计可供麻袋厂最低需要。亚麻除去年种籽外,订购种籽二百五十四万斤,在吉林、松江、黑龙江三省栽培五十七万亩,可产纤维八千三百六十万斤,以供亚麻纺织厂原料。大麻(线麻),在吉林栽培三十万亩,可产纤维一千六百万斤,供造纸原料。其他各地根据当地需要自行计划。
华北区:为配合华北区各麻袋厂原料需要,在河北省栽培青麻(莔麻)三十万亩,可产纤维二千四百万斤;平原省栽培十四万二千亩,可产纤维一千一百三十万斤,共计可产纤维三千五百三十万斤。为解决当地日用麻之需要,山西计划种大麻二十五万五千亩,可产纤维一千九百另二万五千斤;绥远种大麻一万九千亩,可产纤维九十五万斤。
西北区:陕西、宁夏二省供给当地群众日用之需要,种植青麻二千四百十六亩,可产纤维十四万五千斤;大麻一万八千四百八十三亩,可产纤维三百五十九万二千六百斤;苎麻一千六百七十三亩,可产纤维十万斤。
华东区:山东省在胶东一带种植洋麻四万亩,可产纤维八百万斤,浙江省种植黄麻十五万亩,连同安徽、江苏、福建等省之少量黄麻,共可产纤维六千三百六十四万斤,安徽可产青麻八百万斤,足可供当地麻袋工业之用。其他浙江、安徽二省生产大麻三千七百四十八万七千斤,安徽省生产苎麻七百三十六万斤,供群众日用之需要。
中南区、西南区都由各省根据需要计划中。现在各地都在积极准备种籽,以完成今年之增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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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完成冬季林木采伐
接受苏联经验木材损失大减
报告毛主席要超过计划产量百分之三
【新华社沈阳三十日电】东北各林区冬季林木采伐工作,已提前十天在本月十日完成了原计划所规定的三百八十七万立方公尺的任务。
今年东北地区的林木采伐工作,由于接受了苏联的合理采伐的先进经验,使伐根普遍地不超过三十公分,为国家节省了约有四十万立方公尺的木材。这些节省下来的木材,若按最低市价每立方公尺五百万元(东北币,下同)计算,共值两万亿元。同时,每个采伐者也因此增加了收入。在采伐时,各地还采取了留母树、分段采伐和树向一边倒等采伐办法,大大减少了木材的损失,保障了采伐者的安全,并打下了今后增殖树木的基础。
今年各林区采伐任务所以能够迅速完成,主要是因为事前有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并自上而下地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以及各级负责干部积极努力的结果。如吉林省各县都以党、政、林务局共同组成采伐委员会领导采伐作业。松江省主席冯仲云并曾亲赴林区检查、督促。领导采伐工作的干部和东北林务总局及其所辖各级林务局的负责人员,更是日夜忙碌,履冰滑雪,深入采伐场所,帮助采伐工人解决各种困难问题;并发动采伐工人展开了相互间的竞赛,因而创造了无数英雄事迹。如松江省实行了插红旗及送光荣灯的竞赛办法后,该省桦川县采伐大队的李国有组,全组五人即研究出一边倒的伐树办法,并做到了伐根平均在二十公尺以下,荣获了该地采伐模范组的称号。么河区的桑财芳与黄金山,以一道锯一天伐了二十八立方尺的木材,超过最高定额百分之七十九。辽东省临江林务分局并改变了日本式的搬运工具,采用了苏联的新式爬犁,使搬运效率大为提高。
东北全体林业员工于采伐任务完成后,在本月十五日写信给毛主席,报告这次采伐任务全部完成的经过。信中说:东北林业全体员工在你的英明领导下,配合了当地党政机关,于本月十日完成了采伐木材三百八十七万立方公尺的任务。预计到本月二十日可超过计划产量百分之三。我们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大部执行了合理的采伐,开展了林业建设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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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南区蚕农代表会议计划恢复蚕桑生产
【本报讯】据解放日报消息:苏南区蚕农代表会议(本月中旬召开),代表全苏南十五万户蚕农,通过一九五○年蚕桑生产计划,为今春的育蚕工作奠下了基础,会议主要目的,如大会秘书长指出:动员蚕农积极养蚕,完成一九五○年蚕桑生产任务。会议中通过的一九五○年苏南区的蚕桑生产计划总方针为:积极团结和组织广大蚕农,尽量保持现有生产水平,并在现有基础上,力求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具体任务为:要求在一九五○年全年生产鲜茧十三万市担,推广春秋蚕种六十万张(内包括贷种十五万张),推广桑苗二百万株。生产:接桑苗二十万万株,实生桑苗一百万株,制原种二万三千张,普通蚕种一百二十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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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原料足·成本低
内迁郑州私营工厂产量提高销路旺盛
【本报郑州特讯】记者陈迹报道:从上海、江苏等地内迁至郑州市的私营工厂已达十余家。部分内迁工厂在人民政府的帮助和广大职工的支持之下,已先后开工。这些已开工的工厂生产量较前增多,销路亦颇旺盛。从去年下半年起,先后迁来郑州市的私营工厂计有:上海信和纱厂、无锡新毅纱厂、太仓豫新纱厂、上海利民纱厂、上海华菲烟厂、上海新华烟厂、上海吉士烟厂、上海大运隆烟厂、上海中国火柴公司、上海文谊铸字公司等。其中四个纱厂共有一万三千一百六十枚纱锭。河南所产之棉花可供十万纱锭之用。原棉供应决无问题。
在内迁的十余家私营工厂中,新毅纱厂和华菲烟厂均已正式开工。新毅纱厂于去年十一月开工后,元月份生产量已达五千五百八十小捆棉纱;每月所产成品,不够市场需要。该厂主要原料来自洛阳、南阳、成皋、陕县等地,这些地区和郑州间的交通极为便利,因此原棉价格低廉。同时这些原棉质量亦佳。该厂经理说:“这一切对我们太好了,我们正努力降低成本,以利生产。”华菲烟厂于今年一月二十六日开工,每日产纸烟十五大箱。该厂现在所产之“前进牌”香烟如郑州香烟市场中最畅销的一种。该厂所用烟叶等原料,都出自许昌。许昌烟叶质量好,价格低,运至郑州的运费也很便宜,这对于华菲烟厂是一个极大的有利条件。该厂经理对记者说:“我们感谢政府的帮助,给我们找房子,雇工人,还贷款给我们。现在我们要修建和扩大厂房,以便进一步地发展。”
目前,郑州市正在设法增加电力,以便满足内迁工厂的动力需要。目前郑州市房屋缺乏,是大量内迁工厂的困难之一。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工商局某同志说:“如果内迁的工厂要在我们这里新建厂房,我们很欢迎,我们一定给以最大帮助,并且郑州市的地皮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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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省工业厅扩大干部会议
决定改进企业经营管理
三四月份要重新试定示范定额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太原讯:继中共山西省委会召开山西省营厂矿的党员干部会议之后,山西省政府工业厅又于本月七日至十日召开了省营厂矿扩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经营企业化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据会议中的检查,山西省营工矿业去年的恢复工作是有成绩的。如已有二十一个厂矿大部或主要的产品达到战前水平,有六个厂矿则超过战前水平。经过护厂、清点、复工、评资等工作步骤,工人已经开始发动起来;工厂管理制度也有若干改进等等。但是,由于阎锡山统治下企业生产的军事性及其不合理的生产管理制度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各厂矿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资财不清、成本高、质量低等严重现象,阻碍着生产的发展。据会议检查,许多企业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本位主义思想,如隐瞒资金器材,只知道向上级要东西而不知服从统一调拨;在各企业单位之间,也有相互争利、不守信用的现象,以致使整个省营企业遭受损害。许多企业经营不善,形成资金、人力的极大浪费。如有些工厂不从推销成品、减低成本等方面去努力克服因产品成本太高、成品积压、资金周转不灵的困难,却一味向上级要求增加投资,结果形成更大的资金浪费。有些厂矿则冗员太多。晋生纺织厂九个人管理二个厕所,西北洋灰厂的熟料车本来用二个人推,却用了四个人。据初步调查,利民化学公司有五分之二的人员是可以裁减的。在管理制度方面,旧的一套仍未迅速改变,影响着工人生产效率的提高。如很多煤矿的封建把头制迄今仍未完全取消。
针对上述严重现象,会议根据山西省公营企业一九五○年的基本方针,提出了三四月份的中心工作是做到“精确计算,初步定额,调整劳力组织,建立与健全新的管理制度。”其具体进行步骤是:各厂矿首先召开工厂管理委员会(尚未建立的,经过厂务委员会)及职工代表会议,根据本厂矿具体情况讨论和解决有关依靠工人实行民主管理及经营企业化的思想问题。其次是根据会议决定的三四月份的中心工作任务,改进现在的不合理定额,重新试定示范定额;建立请示报告、奖惩、专责与检查、统计表报等制度;然后调整劳动组织,克服生产机构臃肿庞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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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衡山的农民
(本报特派记者 刘晓晞)
一 血泪二十年
衡山五十万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发扬大革命时传统的革命精神,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了反封建的农村改革运动。
衡山是湖南中南部粤汉路上的一个中等县份,去年十月解放的。
一九二三年,衡山岳北地区——衡山城西三十里有南岳山,山北地区叫岳北——即有青年农民领袖赵子三等四人,组织了工农会。后被岳北大地主湖南老牌军阀赵恒惕所屠杀。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衡山农民运动最初的幼芽,一九二六——二七年,衡山普遍组织了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劳动童子团……曾有近十万农民、妇女、儿童,参加这些组织,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村革命运动,与其他各地农民共同支持了胜利的北伐进军。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衡山农民又在南岳镇、草市镇举行了两次大暴动,吓得反动地主们惊惶失措,四处逃窜,他们互相传告:“南岳四乡有数万红军会操。”
大革命失败后,衡山的国民党反动派结合一般反动地主,组织了所谓清乡委员会、剿共团防局,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屠杀。他们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宁肯错杀一万,不准漏网一人。”当时在衡山被杀的著名农民领袖,有共产党员刘振南、陈祖名,衡山总工会会长周树屏,衡山农民银行副经理夏兆梅,开明士绅彭克南,学生戴立本,妇女毛达湘等数百人。
反动地主向勋秋做了二十七天剿共团防局长,即杀了二十八个人。有个叫彭克南的士绅仗义执言,被反动地主清乡委员罗豹捉住了。罗豹只在轿子上写了一张便条,就把彭克南枪毙在路上。衡山县城内有个银匠,名叫李待荣。他的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是儿童团员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幼女李广,才十三岁,被国民党反动派从母亲怀里抢去枪毙了。李待荣的二女李洁,在出嫁上轿的时候,也被拿去枪毙。长女李淑贞,儿子李果没有被捉住,反动派就把李待荣夫妇关进监狱。这些被害者的财产均被抄没,房屋被焚毁……,这二十多年,衡山和所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地方一样,成了人间地狱。
二 解放以后
衡山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派的上层统治机构是打碎了。但它的基石——恶霸地主们仍然在农村里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岳北果山乡第三保恶霸地主廖任之,今年二月即曾在家里召集秘密会议,并唆使他的走狗保长廖沛然召开保民大会,公开宣传变天,并威胁农民说:“民国十六年也办过农会,又办了多久?你们如果要控告廖任之,那时国民党来了,会要杀头的。”
去年征粮的时候,恶霸地主们大量瞒田,转嫁负担。衡山第三区白莲乡地主向大美,一次即瞒田六十余亩。白莲乡恶霸地主向慕曾,一次瞒田十二亩。他害怕被佃户李连桂揭露,对李连桂说:“我们是老东老佃,平日相处很好,明日解放军走了,田还叫你作。”
人民政府号召群众生产备荒,大量种春菜,种早庄稼,养鸡喂猪,发下表格,调查各种农副业生产情况。恶霸地主和特务便大肆造谣:“人民政府要抽税,一只鸡,每月要纳十五个蛋。”
这些现象绝不是偶然的。衡山解放前,国民党匪帮就把一批经过训练的惯匪潜伏到各个农村,并曾大量组织股匪。在目前留下的散匪中间,仍有所谓“褐色挺进队”和“青年远征军”等名目。衡山的恶霸地主虽然有的已经跑到台湾,有的跑到各大城市,但他们仍与本地特务、帮会有勾结,并留有自己的亲信走狗,监视农民行动,进行破坏活动。
国民党特务和恶霸地主一个最大阴谋,是企图利用春荒,组织暴动。
去年秋收以后,衡山的地主们为了抵抗征粮、减租,即大量出卖、分散粮食。例如第五区二十保地主邓黄氏,把两百石谷子藏在衡阳九龙市的庵子里。同保地主尹同书把一百五十石藏在十九保八甲邓湘衡家里。南岳镇福宁村地主旷镇非把一百多石谷子隐蔽在自己家里的夹壁里面。
然后,他们向农民宣传说:“要是往年,我们还有谷子借给你们;今年政府征粮太重,你看我们的仓里那里有一粒谷子。”这样,他们企图来在农民中间造成一种缺粮的恐慌情绪,并组织农民抢夺公粮。
三 人民政府与农民
去年十月衡山解放,农民们即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普遍组织起农代会,协助政府支前、剿匪、征粮。火热的群众运动中,衡山的农民又热烈地开始普遍组织农民协会、妇女协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选举村人民政权,废除反动的保甲制度,给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坚实的基础。
黑暗的日子永远过去了。一九五○年的春天,给鸟语花香的衡山农村带来了无限的新气象。
在衡山的农村里,现在到处可以看见农民在集会,可以听到农民们的呼喊:
“现在是我们的天下了!”
“打倒恶霸地主!我们要翻身!”
在衡山工作的许多从华北老解放区去的干部,他们一致说:衡山的农民觉悟快。
衡山第三区区长郭步登告诉记者,他们开辟工作的时候,一共只有十几个人,带一条短枪,一颗区人民政府的印鉴,和一万五千元人民币。他们吃饭没有菜,写公事盖印要和乡公所借印色。乡公所里的封建余孽们是看不起这些干部的,他们悄悄地说:“这些人也能办事?”
当时土匪遍地,解放军已经向衡阳前进,区里没有武装,乡保长们每天报告假情况(有个别保长报告真情况),企图把这个“不能办事”的区政府吓跑。但是,奇迹出现了。人民区政府从去年十月中旬起到十一月底止,不过五十天功夫,把全区散匪大体肃清。活捉土匪三十六名,自动投诚十五名,缴获步枪三十二支,短枪十五支,冲锋枪二支,发还群众被抢东西价值数千万元。
这里有什么秘密吗?
郭区长说:“农民热烈支持我们。”
有一次,在一个下雨的夜里,区政府转移到白莲乡第五保。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们迷失了方向。
刚好碰到了一个农民,他们让他带到了目的地。
这个农民忽然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又抱着一大捆柴回来了。他点燃着火,说:
“同志们,快烤烤衣服吧,好冷啊。”
一会儿,他又找到许多稻草:“同志们,铺着睡吧。”
区政府的人一定要放哨。这个农民一定不让。他说:“同志们,你们放心睡吧,你们明天还要办公,我给你们放哨。”
他一个人通夜没有睡觉。这个农民叫做向宇梅。
区人民政府为了集中力量,打开局面,开始先从两个保作起。慢慢了解了情况,即动手捕捉土匪。因为有农民帮助侦察,带路,放哨,全区局面很快便开展了。
农民们在协助政府捕捉土匪时,想了许多办法。向宇梅就想了许多办法,他在赶集人挤的时候,拿粉笔在土匪的衣服上作记号,递纸烟给土匪吸——因为是地方上的惯匪,许多人都认识——,这就给区政府的人指示了目标。
记者同向宇梅谈话时,他回忆了以往的斗争历史,他说:“一九四七年,他们即在白莲乡秘密组织互助会,后来被反动派发觉,自动解散了。去年六月,听到解放军已经打到长沙,他们又组织起农会,准备迎接解放军。等到解放军打到粤汉路上离白莲乡三十里路的石湾镇,他们中立刻就有人赶到石湾镇去迎接,并且参加了支前工作。”
现在衡山三百多个保五十万农民,汹涌澎湃地卷入了反霸减租和生产备荒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不打倒恶霸地主不能翻身!”
一九五○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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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山西省委开省营企业党员干部会
检查依靠工人阶级思想贯彻“学会管理企业”精神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太原讯: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会于本月四日至七日召开的省营公司、厂、矿的党员干部会议,曾着重地检讨了目前各厂矿干部思想中对于管理民主化的错误观念。这是山西省公营工矿企业根据人民日报的“学会管理企业”社论的精神来检查和改进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开始。会议表明:管理民主化彻底实现的主要障碍是各厂矿干部对于依靠工人阶级认识不足。全省省营企业有五十六个单位,但成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的仅二十五个单位,其中尚有十二个是流于形式。对于管理民主化问题,各厂矿干部中存在着种种糊涂认识:有的认为工人“落后”,必须经过长期教育后才能依靠;有的认为只能依靠一小部分或是只有某些事才能依靠;也有的认为实行民主太麻烦,做事不痛快;甚至还有人认为资产阶级不依靠工人也“办好”了工厂,我们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用一下这种办法也没有什么坏处。上述种种糊涂观念的存在就使得太原一般省营企业中许多严重的不正常状态未能迅速得到克服。在讨论中不少干部曾对存在着的糊涂思想作了自我批评。最后,由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赖若愚作结论。他在结论中指出这些糊涂观念的根源是许多干部不懂得人民企业与资产阶级企业的本质的区别,不懂得发动工人参加管理是办好人民企业的最可靠的保证。
与发表上述消息同时,山西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要使工厂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提高一步,除了要求工厂企业中一切干部依照人民日报的“学会管理企业”社论的精神,明确树立依靠工人阶级的观念外,必须具体做到以下三点:(一)迅速地切实地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实行民主的管理制度;(二)在实施管理民主化过程中,有系统有计划地加强对职工的教育,以提高其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三)企业行政应经常关心生产安全设备及职工福利。社论着重指出,不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与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是密切结合着的,因此必须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工厂中共产党、青年团的支部、工会和行政必须团结一致,坚决克服不协调倾向,为着共同的目的作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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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干部技师工人密切配合青岛完成物资清点工作
查出物资值千六百余亿元
【新华社讯】青岛消息:青岛市清查物资工作,历时三个月,已于一月底完成。去年十一月初,青市成立了物资清查委员会,共有委员十五人,由马保三市长及财政局李慕局长分任正副主任。清委会内设会计、秘书两处,分别处理支拨、转账、审核、结报及对外联系等项工作,下设第一、第二两分会;各分会由省分局工作队及各部门接管人员配合旧有职工组成清查工作队或清查小组,分头进行工作。此外,军管会所属各部均单独由各该部门自行成立工作队,其中金融、生产两部则另外加入省工作队的一个组协助进行。清查步骤大体分为三个阶段:自开始至年底的两个月,是普遍清点,抽查和“扫地式”的清点;一月中旬进行造册;最后进行汇报和总结,成立总仓库,结束清委会工作。
清查工作开始前,在清委会统一领导下,由各工作队干部推动各单位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干部和群众克服了个别单位的“没什么可查”,“业务太忙,无法进行”等错误观点,而正确认识到爱护国家资财、实行经济核算和国家统一管理资财的重要意义。在这一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完成后,即时全面开始了清理工作。
在清点过程中,普遍清点一般均由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方结合进行。由于干部对整个工作的领导与推进,技术人员对器材的识别、分类和工人爱护资财的积极行动三者力量的密切配合,保证了清点工作的迅速完成。为了正确地估计清点的准确性,在普遍清点结束后,即时进行了抽查,根据抽查结果,估计清点的准确程度一般均在百分之六十至八十左右。在重要的成件的物资清点后,对遗散各处的零碎机件,又作“扫地式”的清点,小至一个螺丝钉也要清理打扫出来。起初这一工作不被重视,但结果在各处地上、墙角、水坑、下水道和杂物堆中扫出了许多可用的物资,使职工在经验方面得到了一个可贵的教训。
清理、批拨和出售的结合,使有时间性的物资,如药品、化学品等,均在不扰乱清点的原则下及时作了处理;零碎、破烂和将失效用的物资,亦迅速出售,防止了物资的继续损失。
此次清查的主要收获,首先是普遍提高了职工们对国家物资的爱护,从而减少了浪费现象。如中纺在此次清查后,即时掀起了清理废料运动,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被大批弃置认为没有用的东西,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次是确定了物资调拨手续,消灭了支拨的紊乱现象;在物资保管方面,有了比较详密的分类,各仓库对物资的存放也都比以前妥善了。如中纺五厂在制订了严密的仓库保管制度之后,不但各类机件、杂品放得井井有条,且将过去用三个仓库的物资仅用一个仓库便放下了,腾出两个,做了原棉仓库。
这次全市共清查出物资总额约值一千六百六十二亿元。其中企业部门资财约为一千三百十三亿元(按去年八月份接管后的估值);原伪物资供应局仓库物资约值三百四十九亿元(按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物价估值)。这样,一方面完成了国家统一管理和运用全国物资的必要步骤;另方面使各企业部门对其本部门的资金也有了比较正确的估计,为实行经济核算制打下了基础。


第2版()
专栏:

  沈阳安东两市九个工厂
提前完成首季生产任务
【新华社沈阳三十日电】沈阳、安东两市已有九个工厂提前完成或超过了首季生产任务。沈阳第五纺织厂到三月二十日止,已超过首季生产任务,多生产一万匹布,质量亦超过规定标准。该厂提前超过任务的原因,主要是该厂行政领导机构抓住中心环节,组织工人集中力量按装机台,使纱锭提前十三天开工,织布机提前八天开工。沈阳冶炼厂也提前完成了全季生产计划。该厂在二月份生产中,曾以十五天完成了全月生产任务,三月份又在全体干部与职工努力下,创造了十三天超过了全月计划的新纪录,其中粗铜超过百分之八十六点六,电铜(成品)超过百分之二十六点七。沈阳第五机械厂到本月十八日止已完成首季生产任务;至二十二日已超过计划增产十台螺旋车床。此外,提前完成并超过第一季生产计划的尚有沈阳汽车总厂所属制钉一厂、沈阳电池厂、沈阳造纸厂、化工厂所属硬化油场、安东造纸厂、辽东省营丹华火柴厂等六厂。


第2版()
专栏:

  有关税务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原来的营业税及所得税,本是各自独立的两个税法,为什么并成一个税法?
答:为了执行共同纲领所规定的“简化税制”,我们要简化税种税目,要简化征课手续,为纳税人增加便利,所以将以上两个税以及从前的特种营业税、一时所得税、行商税、摊贩牌照税等,俱并入一个税法。
所得税和营业税,两个税的性质,本来不同。营业税是对营业额——销货总收入或劳务信用总收益——征课的。所得税是对所得额——除去各种开支的纯所得——征课的。本来应该写成两个税法。但在解放后的现阶段,受了客观条件的限制,尚未能普遍查帐,大多地区仍采用民主评议的方式,是不能、而且目前不必要分成两个税法。因为:(一)纳税的主体都是营利事业;(二)营业额和所得额是连着的,欲求所得额,必先晓得营业额;(三)工商业户的调查登记,办一次,即可供两个计税之用;(四)两种计税所要根据的帐,就是同一的帐;(五)运用民主评议的商会及同业公会,也是同一套而不是两套;(六)分别计算,合并征收,纳税人是同一资格,收款的公库也是同一资格,可能凑在同一时期,一道办理,对纳税人是很方便的。
(二)两个税既合并为一个税法,为什么不取消一个?或是把这一个税的税率,加在那一个税的税率里边,岂不更省事、更简化?
答:在今天保障革命战争供给的现阶段,是不容取消其中的一个的。至于提高税率,也不合理。如果提高所得计税的税率而取消营业税,其结果,无所得者不征,所得少的少征,又怎能保障供给呢?所以要拿营业计税来配合。如果将所得税取消,光是提高营业计税的税率,那对于工商业的负担,就太重了,而且也不合理,所以要拿所得计税来配合。总起来讲,就是要在一个税法之中,包括两种计税的作用。(摘自税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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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北行署与中共区党委
采紧急措施抢救春荒
广大灾民已获渡荒物质条件
【新华社上海三十日电】苏北人民行署和中共苏北区党委正采取紧急措施抢救目前苏北区严重的春荒。去年苏北区发生了严重的水灾,被淹田亩一千七百余万亩,占总耕地面积三分之一以上。后经该区人民政府拨粮急救,以及组织灾民进行生产自救,灾情一度停止发展。但该区目前又面临青黄不接的季节,春荒又形严重,全区断炊户现已增至二百万人以上,占全区人口的四分之一。为紧急抢救和战胜严重春荒,苏北行署和中共苏北区党委特采取以下紧急措施:(一)拨粮急救重灾区的灾民。该区人民政府决定从第二批二千万斤急救粮中拨出三分之二发给淮阴、南通等重灾区救济无力生产自救的灾民。麦收前每人每日发给四两粮,结合生产,可保证六十万人渡过春荒。(二)大力开展社会互济运动,预计全区可募集五百万至一千万斤粮食,解决六十余万灾民的生活问题。(三)组织五十万灾民参加治河,实行以工代赈,所得工资除解决河工本人口粮外,尚可解决一百万人到麦收前的口粮。组织灾民进行各种副业生产。预计全区靠副业生产能解决二百万灾民的生活困难。(四)苏北贸易总公司、合作社亦大力协助副业生产的开展,将大量收购粉条、土硝、土布、蒲包、鱼网等副业产品。为缩短春荒,各灾区正大量种植青菜等早熟作物,南通已完成每户种春菜一分至二分地。此外,人民政府并有组织有计划地在非灾区进行安置难民的工作,现非灾区和轻灾区已安插灾民近十万人。为解决灾区粮食困难,苏北贸易公司已从南昌、镇江等地购回大米一万担,麦麸二百五十万斤;还准备从江西、浙江、皖南、豫北等地调运粮食一亿三千余万斤,调剂给灾民食用。苏北行署并拨发各专区防疫经费大米八十万斤和药品一部,组织各地医生开展灾区防疫治疗工作。由于采取了上述各项措施,广大灾民已获得渡过严重春荒的物质条件,因此大大增强了战胜灾荒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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