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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大学开课 本科各系已招新生千六百人 革命干部产业工人超过半数
【本报讯】标志着新型正规化大学方向的中国人民大学已在京成立。本科学生已有一千六百五十余人到校。本科各系自三月一日起开始了入校后的初步学习；十三日已正式开课。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并指派前华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及一部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工作干部负责筹备事宜。数月来该校负责人等已制订了初步的学制、课程及教材方案和教育行政管理办法。
该校现分本科及专修班两部分。本科暂设经济系、经济计划系、财政信用借贷系、贸易系、合作社系（以上为三年毕业）、工厂管理系（二年毕业）、外交系及法律系（均四年毕业）。专修班暂设经济计划、财政信用借贷、贸易、合作社、工厂管理、统计、外交、教育、法律等班。各班学习时间暂定六个月。另附设俄文专修班，专门培养俄文翻译人材，两年毕业。本科各系已于今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二十日分别在北京、天津、太原、上海、南京、济南、汉口、沈阳、哈尔滨、西安等地招收新生一千六百余人。其投考资格为：一、参加革命工作八年以上、具有相当于初中程度的文化水平、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下的干部；二、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上或在解放区参加有关业务部门工作三年以上、具有相当于初中程度的文化水平、年龄在三十二岁以下的干部；三、具有相当于初中程度的文化水平、有三年以上工龄、暂无家室之累、思想进步可以深造的产业工人、年龄在十七岁至三十二岁者；四、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水平、思想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年龄在二十七岁以下者。本年所录取的新生中，参加革命工作八年以上的干部共二百七十余人（其中有十四年党龄的部队老干部）；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上的干部共四百五十余人；先进工人共一百七十余人（其中有劳动英雄李凤莲）。这些人均经过当地省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总工会或有关业务机关或解放军兵团级以上政治机关的介绍，并经考试及格。此外，并有在华北大学及政法大学学习的青年知识分子七百余人。专修班第一期预定在本年内分批招收三千人（包括一千夜校学生），预计将吸收更多的工农干部入学。其中夜校吸收北京在职干部（主要是工农干部）参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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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方针是教学与实际相联系 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结合
根据政务院及教育部的规定，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各系、班的课程，内容少而精，切合实际需用。教学目的十分明确：在使所有学生能了解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能熟悉掌握该科必备的专门业务知识。本科各系第一期共同必修科为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俄文及体育。此外，工厂管理系专攻政治经济学、工厂管理；法律、外交两系专攻国家与法律基础；经济、经济计划、财政信用借贷、贸易、合作社等系专攻经济地理、高等数学基础。各专修班各修六门至十门课程。各系班均注重实习，实习时间较上课时间为多。各系学生寒暑假并将全部到有关业务的机关工厂实习。各科教材主要采用苏联各大学及专科学校的最新课本，以及所聘苏联教授编著的讲义和指定的参考资料。该校专设有编译室、出版处和印刷工厂。
为了更好地更直接地接受苏联先进的教育建设经验，该校聘请了苏联教授分别担任各种课程的讲授。中国教授则有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王可风、胡华、王大纲等。全校教授、教员共约一百三十人。
该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并由校长、副校长各研究室主任、党委书记、各系主任、各部（包括教务、行政部门）主任组成校务委员会，共同拟订全校教学计划，进行有计划的教学。该校又专设研究部，负责统一准备各科系的教学设备并研究改进教学。此外，另设各专门课程研究室（现有马列主义、中国革命问题、教育、财政经济、法律、外交等研究室）实际组织教课并组织中、苏教员经常调查各有关业务部门的实际工作，搜集材料以充实教材，并将请有关部门参加指导工作。 （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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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妇联派出工作组参加各地妇女会议了解情况加强领导
【本报讯】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常委会为有重点地加强对国内各地妇联工作的领导，深入了解各地实际工作情况，协助并推动妇女工作的展开，自本年二月份起，曾分别派出工作组或工作人员参加各地妇联召开的妇女代表大会或妇女代表会议。该会常委雷洁琼、组织部副部长黄甘英曾出席察哈尔省妇女代表会议。三月八日，该会副秘书长罗琼率领一工作组赴沈阳市并出席该市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同日，执委田秀涓出席河北省妇女代表大会。执委李贞、张子芳出席西安市妇女第一届代表大会。儿童福利部部长康克清赴津考察儿童福利工作并参加天津市妇女纪念“三八”大会。最近，该会将派执委杨蕴玉赴开封参加河南省妇女代表大会。同时，该会又邀约各地妇联派人来京汇报工作。天津市民主妇联罗云等五人已来京汇报完毕，共举行会议三日，曾作详尽的讨论。另山东省妇联李坚贞、黄海鸣亦来京汇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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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急盼解放的西藏人民
——西北旅行通讯之六
本报记者 力文
我曾数次造访刚从西藏拉萨归来的堂克喇嘛。堂克是拉卜楞人，在拉萨色拉寺、噶丹寺学佛七八年。他是一个普通喇嘛，他的见闻，不是西藏的全貌。但从他所谈到的片断事实中，也可看出英帝国主义在千方百计的侵略西藏，勾结西藏少数卖国分子，残酷的掠夺西藏人民。西藏人民苦痛不堪，渴望着早日得到解放。
堂克告诉我：“阿鲁斯氽吾省、乌拉豆骨、老忍老忍吉额忍”（藏语，大意为英帝国欺压西藏人民，明显的可以看出一年比一年厉害了）。在拉萨的市面上，除皮毛、麝香等本地特产外，无论布匹、毡毯、氆氇多数是英国货。英国的商人以贱价收买藏民的银子，掺上假料制成首饰等物品，再以高价卖给藏民，谋取厚利。堂克曾到过江孜、亚东（二地均在拉萨、日喀则二大城市通印度的要道上）等地。从江孜西南行四五百里至亚东（西藏南境），每五十里有一邮电站，均驻有英印军队。英帝国主义并在江孜设有军事训练团，培养镇压西藏人民的藏军官兵。而操训部队的口令，全用英语，服装也是英国式。去年春天，英国更公开的派遣了约一千名的军队，驻扎在拉萨西南二十站路程的一带地方。西藏军队中的教官多数为英国人，英国教官和藏民军官，可随意对藏民行凶。藏民遇到英国教官和藏人军官，必须侧立道旁，一面弯腰鞠躬，一面是一手放背后，一手抓脸挠腮，伸舌头，点着头，作害怕状。不如此，英国教官或藏人军官对他们便是一阵拳打脚踢。这些事实，充分的说明了英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在西藏是怎样的横行无忌欺压藏民了！
西藏人民对于英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为，曾经有过多次英勇的反抗。早在一九四四年，英帝国主义勾通西藏某些亲英的卖国分子，试图在西藏开办英国学校，曾引起以色拉等三大寺的喇嘛及广大藏民的激烈反对，迫使英帝国主义把已筹筑的校基自行毁弃。色拉寺的领导人物，在全藏声望极高的热振活佛，看到英帝对西藏侵略的加紧，西藏日益离开祖国，遂秘密派代表赴内地求援，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不敢触犯英帝，却置之不理。以热振为首的反对英帝侵略西藏的爱国人士，从此受到严重的迫害，英帝及其走狗并亟图谋杀热振。至一九四七年一月，首先毒死了与热振友好的达赖十四世的父亲拉布秀。四月间，拉鲁噶伦（曾留学英伦）等亲英卖国分子，一面伪造热振反叛藏政府的证件，一面由拉鲁率军赶赴热振寺（属于色拉寺的一个孔仓）逮捕热振，解至拉萨下狱。这一事件，引起了藏区人民大哗与热振寺僧众的武装反抗。拉鲁等又调集三千余藏军围剿热振寺，苦战十三日，终因众寡悬殊，反抗武装弹尽粮绝，寺被攻破，杀戮寺僧八九十人，俘数十人，全寺珍品财富被抢劫一空。热振寺僧众的武装反抗被镇压下去了，但在全区藏民中留下更大的愤恨，与暴露了帝国主义及少数卖国分子的凶残无耻的真面目。反动分子剜去热振的双目，再加以毒死。但反动分子为和缓广大藏民的愤怒，又不得不依照藏俗，展陈热振遗尸，并使受祭三日。
热振事件后，少数亲英分子完全控制了西藏政府，对藏民的压榨更加厉害了。稍富有之家，一次即需缴税一百块银洋或一百斗青棵。贫苦藏民即使是讨饭为生，每年也要出二三斗青棵的负担。拉萨有个名叫哈查的富商，是堂克的朋友，他在西康的康定和印度均设有商号，拥有五百多头牛马。因为他不会结交官场，在重税勒索下，被迫破产了。商号和牛马都变卖了，只剩下几间破房。曾和堂克在一个院落住过的扎喜，原有十五头牛，百多只羊，弟弟被征去当兵又偷跑回家，他的家财便全部被没收了。现在全家人以讨饭为生。这不是个别例子。在西藏，讨饭为生的人特别多，每逢阴历年前后，拉萨的各大寺门前，讨饭的人群络绎不绝，有时一批多至数百人或千余人。喇嘛在藏区社会中，地位较高，生活也较好，但大多数喇嘛一天也只是三顿“糌粑”充饥，很少吃得到酥油。
堂克把拉萨与解放后的拉卜楞作了一个生动的对照，他说：拉萨是一斤酥油价银洋二三元，一个银洋买六七斤青棵；在解放后的拉卜楞，一块银洋能买六斤酥油或三十斤左右的青棵。拉萨的物价为啥这样贵呢？堂克说：“受不住压榨，本地不少藏民出外逃荒，田地荒芜了；有的因为纳不起负担，门被查封了；不少土地被军队强占，地种的坏，粮收的少了；税大捐大，西康等外地商人来做买卖的少了。物价格外贵，老百姓生活也就特别困难了。”
对藏民压榨最厉害的，要算是由英国教官训练出来的西藏军队。这些军队住到那里，当地老百姓便大祸临头了。藏兵随便到藏民家中奸淫妇女，家中有人稍加反对或不同意，即有被打死的危险，藏民们只好饮泣吞声。藏民最头痛的是出“乌拉”（差役），驻地老百姓多被迫为军队喂马、修房、做饭……藏军中一个“久本”（相当班长）便要一个伙夫，一个“定本”（排长）便要伙夫马夫各一个。妇女们则给军官太太梳辫子、洗衣服，如果是在热天，还要给军官们栽树养花。军队来了不及躲藏的藏民，往往半月甚至数十天，全家都得出“乌拉”，还要自带食粮。军官们常借口军运，随便向老百姓要马要牛，或者折价向老百姓要钱。军官也常到各地游览，敲诈群众，非常厉害。一个代本（团长）出发，便向老百姓要千余头牛，数百匹马。甲本（连长）以上的军官行军，所到之处，当地群众必须闻讯设置行装，如门帘、天蓬、壁布、床上的藏褥红毡等物。其实这些军官均有自备行装，不用一物，只是让群众折钱供奉，如事先没有准备，就会遭到毒打与重斥。
西藏的反动分子，曾散布各种谣言，诬蔑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可是，从蒙古赴西藏朝佛的喇嘛，传播了蒙古解放后的光景，因之藏民暗中祈祷着：“人民解放军快来吧！”对人民解放军与共产党还抱怀疑态度的藏民，也因饱受西藏反动军队的糟践，他们揣测：“解放军什么时候来到呢？不论怎样，总会比现下的军队好！”
一九五○年一月于拉卜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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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原河北组织医疗大队
协助灾区防治疫病
【华北讯】平原、河北两省人民政府分别组织医疗大队，协助灾区防治疫病。平原省卫生局组成两个防疫队，每队三十余人。于二月二十日先后到达湖西、寿张等灾区。防疫队的主要任务为对现有患病灾民（据该省灾区工作队调查，灾民患病者约占百分之十）施行免费治疗；结合春季种痘，开展防疫、卫生宣传；并调查研究灾民发病原因，以便及早预防。防疫队将广泛配合当地中西医务人员，以期于两个月内完成任务。河北省府卫生厅已组成一百六十余人的医疗大队。除三十人留省作机动力量外，其余人员分为四队，分驻天津、沧县、唐山、通县四个专区，并在重灾区设立防疫站。该省医疗队除担任灾区疫病防治工作外，并将配合各级政府的卫生机构，组织各级卫生防疫委员会，建立情报工作，经常研究灾民食物及介绍简易治疗方法，以有力地配合生产救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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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新华书店过去一年
出版书籍两千五百万册
书籍质量提高书价降低三分之一
深入工厂农村助建图书室两千处
【新华社沈阳十三日电】东北人民出版事业飞跃发展。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在去年一年中，配合经济建设工作，出版书籍达两千五百余万册。其中直接有关经济建设的书籍三十五种，理论书籍三十二种，其他书籍新版及再版者计三百六十二种，中小学、工人和农民课本、杂志等一千九百余万册。已经出版的书籍在内容上和印刷质量上，均较一九四八年提高。书籍售价也降低了三分之一，减轻了读者不少的负担。在发行工作方面，除及时供给了各地学生、机关干部和知识青年用书外，并供给了广大工人、农民的文化食粮。城市发行工作采用了电话购书及派人到工厂帮助建立图书阅览室的方式；农村发行工作中也争取主动，把冬学读物及大量通俗读物、年画、农历等分别送到农村去，并结合冬学运动建立了农村小型图书室二千余处，销售了农民通俗读本约百万册。
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最近召开了分店会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计划，决定了东北出版工作一九五零年的任务。在出版工作方面首先是出版关于工厂企业管理的典型经验的书籍，介绍苏联建设的先进经验；其次要密切配合政治任务和干部理论业务的学习；再次是出版有关文教方面的补充读物、通俗读物、儿童读物以及配合纪念节日的书籍等。出版数量计划超过一九四九年出版数量的一倍半，质量也要有所改进与提高。在发行工作方面，则按照出版方针，达到有计划地、有目的地、主动地发行，与各地图书馆、文化馆、俱乐部等密切联系，并注意一定时期有重点地发行工作和加速发行的周转率；此外，还注意帮助与团结私营书店，共同作好人民出版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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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辽中来信
这是傅雨田同志自辽中来信，各县区委同志应认真研究具体贯彻，以反对形式主义，把生产自救工作真正搞好。
——辽西省委 二月十二日
××同志：
如何认识灾情是很难一件事，任何一件事物都有一种抗拒的力量，使你不能一下子认清他；在这里我们调查灾情中，遇到：１、农民依靠政府救济观点；２、把调查灾情看作调查土改遗留问题害怕重分重斗，支吾搪塞不露真情；３、人民与国家是一体认识不清，结果在调查中形成公摸私、私摸公相互试探。以上这些问题如不能很好解决，便不能把灾情轻重程度看清，因而也就无法确定如何发动生产自救，以及如何以少数的救济贷款解决大部的问题。
因而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常是在人代会上），并对灾民体贴入微，便很重要。我们的位置应站在协助的地位上，协助农民研究他们如何渡过这困难日子，而不是“你讲”“你不算我也要给你算”，强迫命令，使农民凭空又增加很多疑虑，不知公家这又来干什么。我们应当讲明政策，依靠生产自救，说明不是要粮多户无条件去救济灾民（赵家村发生过闾长集合中农向中农借粮事）。强调组织互助必须自愿两利，借贷有借有还又须有利；关于党员带头，必须讲清怎样带头；有些党员“劳模”一下子就拿出很多东西，党员劳动英雄本人思想中并不能完全都接受得了。还有在调查灾情中，必须找到好的村干，九区钱缝村村干（党员）平日了解情况，与群众关系密切，觉悟高，他们便能把灾情弄个差不多；由于他们有些觉悟，他们就能把国家和人民结合在一起，为人民也为国家；由于平日了解情况与群众联系密切，他们就能够甄别老百姓所报的灾情是真是假，能揭发谎报，并能权衡谎报的程度，以及出于什么原因他才谎报。我们了解灾情要依靠这样村干；调查的方法必须是有重点地调查，以便以之为尺度来研究其他村、区的灾情调查，得出全区县灾情的近似情况，否则，调查表堆在一起，真假不辨，你说三七扣他说四六折，从心臆测，虽有结论，很难有助于工作。
关于调查，必须以困难户为重点。县区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一部分区干部特别村干部，对这件事是很忽视的，上边发下很多表格到底下便笼统填上，组织起来多少户，搞副业赚钱多少，统计这一时期副业收入为农业收入百分之几，底下搞的很忙乱，上边拿走这样表格真不知他会从中得出个什么来。调查灾情不全面，弄不清常年产量多少，不掌握送公粮还贷款的数目字，不研究集镇对生产自救的关系；什么叫重灾什么叫轻灾，没个尺度，或繁琐的调查这户吃几日那户吃几天，结果弄成个调查忙，整理忙，另外，许多调查未注意困难户其所以特别困难的原因，以及其自己怎样计划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
这里，除了依剥笋算账办法算大账外，进一步依辽中情况分别为：１、水没高粱脖为重灾；２、水没豆子，豆子收得很少算轻灾；３、收些豆子低禾作物不算灾（据说辽中除两个区外其他区都来收么菜，大萝卜都是从辽阳来，因为一般的平地水深都没了垅台）。规定户分四种：１、吃到正月十五以前，重灾户；２、吃到谷雨（因可接上野菜）为轻灾户；吃到麦秋和麦秋以上的户，只统计户数人口，如把他们也一一调查，力量来不及，也易出很多枝节，调查不实又空添疑虑；前两种则着重在一个区的几个村，一个村的一二自然屯里深入调查这些人比富裕户顾虑少，调查他们一等户的户数、人口、粮吃多少日，其所以如此困难是因为什么？目前所知者：１、根本无劳动力（如一户两个瞎子）；２、懒汉二流子；３、病人（好了还可作活）；４、家庭人口多，只有一个劳动力；５、虽有可以从事轻劳动（纺线、编草帽……）的劳动力，但不会计算，无本，技术低，销路困难等；６、其他。
调查灾情是为了贯彻生产自救，一方面是要使我们了解灾情，另外一面很重要的在于以之激发群众生产自救的情绪，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其过程是这样：在人代会上发动生产自救，讲明政策，这个政策的交代最好是在算细账过程中进行，在大会上提出几个困难户便给他算细账，看他能否进行生产自救，他缺什么。老欢村一户叫宋德库，他作村上武装工作。开始好像由于他担任工作，拿不出时间来搞副业，结果一算六个月的时间，工作时间只占两个月（实际上根本不会这样多）。大家就告诫他多劳动，他说：作买卖无本，打柴无车，母与妻纺线无销路。大家便研究跟谁搭犋，怎样订分；并提出纺线是由于质量低才不好卖，揭发其母与妻又馋又懒，指出不好劳动是不成的。在这中间打消了提倡无条件帮助、捐助的意见，大会代表明白了算账、调查原来是这样一回事，“这样进行生产自救我们还有什么顾虑”。会后有的代表便跑到他们“联系户”那里也算账订计划，情况便进一步弄清了。会前我们工作人员，挨户调查遇到阻力相当大，我们一进门户主脸色都发青，忙着归拢东西，迎面便解释我是老实人勤劳起家，为人厚道。会后则显着不同。这样再去帮助困难户切实使之劳动起来，无车的搭上犋，无事干的为之找到可干的营生（如帮助杨植材作大饼子到集上卖），使群众得到利益上了道，就好办了。有的根本无劳动力的，人代会上也想了办法，征求了那一对瞎子与其侄子的意见，给他们归了伙。这样了解灾情便容易了。在生产自救中要奖勤扶懒，形成运动，虽然一下子不能解决很多人的问题，解决这样人几个月后的问题，但是既然发动了生产自救，并为群众掌握了，干部与代表会作了，肯干了，我们对其灾情情况又了解了，这便打下了基础。
生产“自”救，就应该依靠该地干部、人代会与群众自己，可是我们不少同志对干部采否定态度，不去教会干部，不会运用人代会，对群众不是使其积极起来，相反的倒是压抑了其积极性。
我们的工作是为了生产自救，但进入工作里边以后，则有不少人如入迷宫，丢开了困难户，忘记了问他为什么困难以便协助解决这些困难，东访西问，召开大会一讲一大套，忙于在各种不知为了研究什么问题的表格上，填写数字。
这些干法都是应该改正的。
敬礼
傅雨田 二月九日
编者按：我们希望各级党委都在工作中写各种通讯送交党的生活发表。我们热烈欢迎这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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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常坨支部的教训
河北乐亭八区南常坨村支部，在严重的灾荒面前退缩逃避，放弃对生产自救的领导。县委区委对此采取官僚主义态度，未及时批评教育，也未作具体帮助。直到二月三日县委书记才到该村解决这一问题。
南常坨村靠近滦河，去年遭受了水灾。全村七百零五人平均每人仅打粮食十三斤，灾情十分严重。当时该村支部不但没有挺身而起领导群众生产自救，反和群众一样的为灾荒所吓倒。十五个党员闹不团结，其中八个人到卢龙去要饭。支部书记只搞个人生产还到区委会要求说：“我们不干了，另选别人吧，我们到城里搞生产去。”村长（候补党员）自己有粮能吃四个月，不管别人。所有党员都是眼前漆黑一团，认为搞生产困难多，就是要饭不用本钱，是唯一的出路。直到二月三日县委书记王民安同志到该村召开支部会，研究如何领导群众生产自救时，支书彭殿勤还说：“生产搞的不错，四十八户要饭，每日可收入白薯三百斤，还有二升米的粥。”提出搞纺织时，他说：“年老的不织，年青的不会。”青年团也根本放弃团结群众生产自救的工作任务，死板地强调学习，要饭回来还得消耗三个钟头去学习。同时县区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区上对该村只是一般化的领导，不积极主动的想出办法具体组织群众生产自救。村干部强调要饭比搞生产好，区干部也不作耐心解释。因此，全村要饭户曾发展到七十二户。
这样，该村灾情的严重情况一直存在。村里的副业生产始终没搞起来。男劳动力六十八人，多半靠到卢龙一带去要白薯；妇女除部分纺织外，大部无活做，主要是靠卖东西和要饭吃。目前衣物即将卖光，要饭又不好要，不少人都断了顿。灾民思想非常混乱。有的是听天由命，消极等待：如梁老合说：“老天爷不给饭吃，有啥办法？”有的是“过一天少一天，对付一步是一步。”有的是把希望凭空寄托在“不几天地里就出菜了”。还有一种思想是单纯依赖政府救济，一种很典型的说法是：“反正政府保证不饿死一个人，早晚得救济。”再有一部群众由于生活无着，产生“活着不如死了好”的厌世思想。如韩树霞的母亲在会场上就这样说：“饿死就饿死吧！反正活够了。”
这些问题，经县委书记王民安同志发现后，即开始纠正了村支部的错误思想，并帮助他们订出了计划：一、动起全村机子和纺车，由县贷给洋纱收买成品。二、男人刨树根。妇女做鞋卖。人人都动手，户户无闲人。三、立即接济困难户，扶植搞生产。
唐山专区生产救灾委员会为了推动工作，把这个材料在生产通报上发表了。并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一、县对该村应深入具体领导，配备有力干部深入到一户、一组，发动生产，培养骨干，吸取经验，以推动和影响全村。二、迅速消灭群众中消极等待思想，提高生产自救的信心。三、克服只调查、填表、不作具体组织工作的形式主义的领导方法，要在组织生产中给灾民解决实际问题。四、对村干部加强教育，并适当解决村干部的生产及生活问题，以便推动和巩固村的生产自救工作。五、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普遍深入逐村逐户的检查，看是否还有类似南常坨村的村子，以便抓紧具体领导，开展生产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