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1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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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育部召集会议
布置京市院校生产
钱副部长号召学生员工踊跃参加
【本报讯】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本月十三日上午于该部会议室召开京市专科以上各院校生产筹备会议。到会有各院校教务长、秘书长、学生会负责人及中共北京市委会、北京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委员会等单位代表,共五十余人。会上首先由该部钱俊瑞副部长讲话。他说明在目前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同学们的生活较苦,营养不够,生活需要改善。改善办法有两个:第一是增加人民助学金,提高薪给,这在目前办不到,第二是大家动手搞生产。继而他根据过去老解放区和苏联在伟大爱国自卫战争时期的经验证明在学校中用生产改善生活是可能的。其次他着重指出生产不但可以改善生活,而且可以锻炼身体,加强劳动观念。因此生产要作为教育业务内容重要的一部分。最后他号召一切有一般健康水平的学生员工,志愿地踊跃参加生产战线,为社会创造财富,改善自己的生活,并用战斗的精神克服生产中的许多困难。继由中共北京市委会赵凡同志,介绍如何解决组织生产中各种困难的经验,接着大家讨论了如何组织动员与克服困难的办法等问题,决定各大学立即组织生产委员会,动员和组织学生和员工,立即动手种菜,并立即着手领土地,制备农具、籽种、肥料等工作。会议至十二时半始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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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华组织课余生产 垦种校园改善生活
全校同学十分之八报名参加
【本报讯】清华大学校委会在二月底成立了生产委员会,负责开展课余生产工作。该会除领导理工学院各系利用现成设备及人方在课余进行工业制品生产外,更主要的工作是联合学生会号召全体同学课余垦殖校内空地,进行农业生产,以改善同学生活。
这个号召立刻得到同学们的热烈支持,全校同学百分之八十已经报名参加。航空系全体动员;刚到校的采矿系新同学,也当即组织起来,有三十五人报了名。各系级推选了有农事经验的同学当生产干事。
学生会出版的《生产报》上强调地指出了这一次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要注意两点:首先是不能妨碍正课学习。同时要明确今年和往年“春耕”不同,过去一般同学参加耕作都只凭一时兴趣,甚至个别同学种出来的蕃茄还不值买幼苗的钱;今年一定要反对这种“栽花养草”种着玩儿的态度,事先精打细算,精密计划,使真正能生产获利,达到自力改善生活的目的。
经过生产委员会的研究,整个农业生产的计划草案已经订出来了。全校有二百余亩粮地,近五十亩菜园。计划每个同学每周劳动四小时,这样一百个同学抵一个熟练农民。肥料和工具,生产委员会已设法解决,只要大家加一把劲,保证可以完成生产任务。清华二千多同学每年光是蔬菜一项就要花三十三万斤小米。五十亩菜园如果能好好利用,加上已有的豆芽和豆腐生产,这三十三万斤小米便可能全部节省下来。而粮地的生产果实,还未估计在内。
为了保证完成任务,各单位系级将和生产委员会订立“集体合同”;并规定奖惩办法。劳动果实由膳团随时收购,折价作为参加劳动同学的一部分膳费。
(清华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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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师大团委会成立 团员已达三百余
【本报讯】半年来师大青年团的工作迅速开展。上学期开始时,只有团员一百九十六人。到本年二月底已发展至三百六十五人。另有团友二十三人。为了适应客观的需要,该校团总支委员会已扩大为团委会,按原来文、理、教三院,成立三个总支委员会。并于本月十一日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报告了半年的工作总结,选举了团委和各总支委员。在讨论师大改革和温课当中,青年团配合行政,初步地纠正了思想上的混乱状态。绝大多数团员,初步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团员们的学习成绩也普遍的提高了。例如保育系二年级的团员的各科总平均成绩,已由七十八分提高到八十七分。其他如在学生会、半日学校及夜校服务的团员们,在工作当中表现都很积极,并且克服了工作上的困难。由于团员在学习上工作上良好的表现,团群关系也较过去改善了许多。当检讨出团内关门主义的错误后,有大批的同学,积极要求入团,壮大了团的队伍。 (师大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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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大四千同学毕业 即将分赴工作岗位
【本报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二期二、三、四部四千余名同学,经过六个月的学习,已经胜利地完成了学习任务,即将分发(四部除外)到各工作岗位上去。本月十一日,该校已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会上,该校刘澜涛校长和侯维煜教育长分别讲话,指示同学们毕业后在工作中继续学习和工作的方法、作风、态度等,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来宾讲话中,前革大副校长胡锡奎就联系群众、向群众虚心学习方面给同学们极重要的指示和鼓舞。最后,学生代表居坤道致词,他代表全体同学保证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愉快地走向工作岗位,并保证把工作作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工作中继续学习,把不会的学会,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好人材。在热烈的掌声和乐声中,毕业同学向母校献礼。计献红色锦旗十二面,书籍一部,学校亦决定赠毕业同学纪念册和书籍,以作纪念。
(革大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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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在中国一月》在京出版
【新华社北京十三日电】《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在中国一月》一书已在北京出版。该书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编辑,由新华书店印行。该书综述了代表团在中国活动的情况:他们访问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济南、沈阳、哈尔滨等城市和许多乡村、工厂、学校;共计出席群众大会二十九次,并发表了讲演,听众有五十二万三千二百余人;作专题讲演及出席座谈会五十七次,听众七万七千二百余人;音乐舞蹈演出共二十八次,观众五十八万三千四百余人。代表团各代表所作的一般讲演、专题讲演、谈话和论文的全文都收集在这本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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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防止传染病流行保障人民健康
卫生部召开交通检疫会议
就统一领导及增加技术设备等问题作了决定
【新华社北京十三日电】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交通检疫会议,自二月二十七日开幕至本月四日结束。出席会议的有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各海港检疫所的代表,中南、西南区卫生部代表和铁道部、公安部、外交部、海关总署、民航局等各有关机关代表共四十余人。会议检讨并总结了中国过去数十年以来的检疫工作,并确定了今后的交通检疫应以防止传染病流行,保障人民健康为工作方向。
会议听取了各地代表关于过去检疫工作的汇报。汇报中指出:过去数十年来的检疫工作,是为帝国主义而服务的。如上海检疫所,在一九三○年以前,对外国船只已否检疫,全由外国领事决定。外人入境可享特权,甚至免于检查;但中国人出国则常因检疫而受到侮辱。国民党的检疫工作不是流于形式的官样文章就是贪污舞弊。如天津检疫所检疫人员到船上检查发现死尸,接受了贿赂,就无条件通过。其他刁难勒索旅客、勾结轮船公司带货走私等现象更是普遍存在。对于薰船工作也不彻底,如天津、福州检疫所在薰船后,仍发现船上有活老鼠的事情。
东北代表在会上作了检疫工作的典型报告。安东检疫所的代表介绍了他们结合码头工会和海员工会进行检疫的办法。在预防注射前,他们利用工人的晚会、座谈会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组织工人集体注射。大连检疫所的代表概括地介绍了苏联检疫制度。苏联检疫工作人员在检疫时,尽量给旅客方便,但工作则力求精细和迅速,对于船上饭堂、便所、船室、鼠洞等处都作详细检查,并充分抓紧时间,船只到埠,立即进行检查;同时也没有因船只违犯检疫规则而拒绝旅客上陆的情事发生,对于船只卫生检查,除了出入口健康证明书外,另有一个卫生鉴定簿,对该船的卫生情况记载很详,以供其他港口检查的参考。
会议对于《外人入境健康检查规则》、《交通检疫章程纲要》、《检疫所组织条例》和《船只管理卫生规则》等草案,都进行了分组讨论,并提出意见。关于统一领导、统一规章制度和技术水平、增设技术设备、出版检疫书刊等问题也都作了初步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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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播俄语讲座开始教授第四册
照顾中途入学学生 重新复习全部课程
【本报讯】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和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合办的广播俄语讲座,已经教完了三册,从昨天起教授第四册。该讲座为了照顾中途入学的人,决定从本月十五日起,在有系统的着重讲第四册文法的同时,重新复习过去的全部课程,准备用一个月时间复习完毕。要买书的赶快向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登记,补买第一、二、三册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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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供应我大批图书
国际书店业务日益发展
三个月来,经销苏联书刊七十七万册,图片、报纸六十万份。
【新华社北京十三日电】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所属国际书店业务日益发展。三个月来,经销苏联供应的书刊共七十七万二千四百四十六册,图片、报纸六十万零一千二百五十二份,其中以列宁、斯大林著作最为畅销,大都供不应求。国际书店系于去年十二月一日在北京成立,到今年二月底共三个月中,由苏联国际图书公司供应的中文版书籍有十三种共三十九万三千五百六十七册;俄文书籍一千零七十二种共二十万零八千五百五十册;英、德、法文书籍九十六种共三万三千七百二十九册;人像、挂图和画片等一百种共十四万张;《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等四种共四十六万一千二百五十二份。英、俄、法文字《新时代》、《布尔什维克》、《苏联建设画报》等杂志八种共十三万六千六百册。这些画刊,通过华北、华东、西北、中南、西南各地区的新华书店、三联书店分支店和其他公私营书店四百二十六家,在全国已普遍发行,其中以列宁、斯大林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苏联建设画报等最为广大读者所欢迎。仅在斯大林大元帅七十寿辰的七天中,斯大林所著作的《列宁主义问题》、《列宁主义基础》及《联共(布)党史》、《斯大林传略》等中文版书,即销售了十三万册。为了加强全国性有计划的发行,国际书店计划在今年六月底前,在北京、上海、沈阳三地设立门市部,在各地新华书店、三联书店逐渐创设外文书刊供应部,并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发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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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华航空系的劳动建系
清华通讯组
寒假里,清华大学航空系师生进行了劳动建系。
去年夏天,清华航空系同学在东北实习的时候,亲眼看见了东北同学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教学设备,建设了自己的学校。同学们都非常感动。上学期,大家深深感觉到自己系里的教学条件还有很多缺憾:图表模型太少,书籍杂志没有更好整理,引擎没有拆洗……。于是决心充分利用寒假,克服困难,改善自己的学习条件,提出了劳动建系。
建系工作环绕着课程教程为中心进行。由先生负责计划与指导。参加工作的同学共三十五人,占全系留校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分为六个工作组,各组自己订了工作计划。为了不妨碍寒假的政治学习及适当的休息,每人每天工作约二小时。
六个工作组各专其业。一组金工,拆洗一个V型十二汽缸的液冷式发动机;一组木工,制作两种飞机操纵系统模型和飞机空气动力性能模型;一组绘制三十一张大图表;一组精细整理教学需要的书籍;一组剖切九种航空仪表;一组拆移蚊式机;此外还有以先生为主的翻译、整理实验室、修理风洞等工作。
同学们热情很高,但工作是生疏的。开始时,他们不会使用工具,或者技术不纯熟。有同学说:“木条在我们手里是那么容易断”,“越刨越不平”,“滑轮车成椭圆的了”。计划四小时车完十二个滑轮,结果到时只车了四个;计划二星期作完两套模型,结果三星期才做完一套。但这些并没有使他们灰心,反而认识了自己的缺点,因之虚心地及时地向工人师傅和老师们请教,许多困难问题,也就逐渐解决了。
在工作中,他们不怕累、不怕脏。材料缺乏,大家就学会“过穷日子”:在飞机工厂中,拆洗一个V型发动机要用十四加仑汽油,而他们只用了一加仑洋油(教学用的机件并不要求与飞行机件同样洁净),作木工的尽量利用了废料。工具也很缺乏,一吨重的发动机,没有吊挂,只用几根杠子也就抬了起来。拆V型汽门弹簧时,只有适用于辐射型的工具,大家想法修改后,一样也可以使用了。按装操纵杆和副翼时,失败了四次,但他们不失望,第五次终于完成了。在整个工作中,大家以严肃的工作态度,充满着信心和耐心,一边做一边学,克服了材料和技术上的困难。
一个月后,他们的工作完成了。发动机、模型、图表、剖切过的仪表……为本期的形象教学法创设了很好的条件。展览会上,别系的教授和很多同学都来参观。在表扬模范、总结工作的庆功大会上,董寿莘先生说:“从今以后,再不会我们在台上指手划脚,而你们还瞠目不知所云了。”宁榥教授说:“只有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你们青年才能发挥自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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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高兆庆 崔道生 侵犯人权的错误
本报记者 商恺
中央邮电部电信总局,第二电机修配厂副厂长,共产党员高兆庆、崔道生,最近误认工人偷盗财物,擅自搜查人身,软禁工人,犯了侵犯人权的严重错误。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今年一月二十一日,第二电机修配厂,连续发生盗窃事件。厂内共住有职工十九人,其中有高兆庆的弟弟高兆明。高兆明今年十一岁,从上海来京入学不久,带有浓厚的小流氓习气。
第一二次丢款事件发生后,崔道生、高兆庆即主观地肯定为住厂工人所偷。一月十五日,工人段连杰又丢款二十七万元。崔道生、高兆庆即擅自对宿舍进行大搜查,接着发现住厂工人戴聘珍曾向家汇款七万元,便又认定他有偷盗嫌疑。但几经查问,毫无线索,崔道生和高兆庆便向戴聘珍说:“这事没调查清楚以前不许你出门。”戴聘珍就这样被拘禁起来。这时工人中已有人议论:“高兆明近来在外大吃大喝,胡乱花钱,行迹可疑。”但高兆庆既不在群众中深入调查,对流氓成性的弟弟又不予警惕和注意。及至一月二十一日(星期日)工人徐明碧又发生丢款事件后,便有人直接向崔道生、高兆庆提示:高兆明行迹可疑。崔、高二人却不重视群众意见,而再一次错误地令保卫队副队长庄瑞环搜查了当时在厂的厨师马吉隆,和洗衣工吴老太太。当时高兆明也在厂,但他们认为十一岁的孩子,不致干出这样的事情来,而未予注意。搜查无效,高兆庆始接受支部书记简友如的建议,根据工人所提线索追问高兆明。高兆明初尚狡辩,最后因事证俱在终于承认几次偷盗全是他一人所为。
一月二十八日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崔道生报告破案经过声明赔偿失主损失时,还未认识到拘禁戴聘珍和搜查工友的错误的严重。宣布解除对戴聘珍的拘禁时,只说“这是出于误会”,对自己的错误既未作检讨,对受委屈的工友又未道歉。因之当场引起了工人的不满。小组讨论时,已是群情沸腾,意见纷纭。有的批评崔道生和高兆庆“太主观,不相信群众。”“不相信新区干部。”有的提出:“工管会不民主,必须改选。”还有的提出:“私行拘禁工人,是违背了共同纲领第五条,应当撤职查办。”由于搜查人身,拘禁工人没有通过工会,工会也被工人指责“不保障人权”,说“工会当了行政的尾巴”。个别不良分子则趁机谩骂破坏,图谋报复。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工会干部为着挽回工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跟着群众吵吵嚷嚷,和行政上对立而不帮助解决问题,认为这样才不脱离群众。因此更助长了混乱。
一月三十一日,在工人要求下又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汇集并通过了各组意见,要求工会将意见书送交人民法院和上级机关。事情继续扩大,生产效率随之低落。总支接到支部报告后,请示过市委,即召开总支委员会。并请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研讨,确定以“分清责任,辨明事非,尊重群众意见,争取采用调解方式”为原则,由党政工三方面组成工作组,赴该厂调查解决。工作组到厂初步了解情况之后,一方面向受屈的工友道歉慰问,和工友们个别谈话、解释,征求解决意见;一方面召开了党员大会和工会组长会,号召大家深入群众,征求群众意见,最初群众还顾虑上级是否会袒护老干部?经过解释后,群众顾虑打消了,接着提出了“侵犯人权,是否犯法?”“犯法是否应送法院?”等问题。当时工作组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送法院,按法律手续办理;一个是自己调处解决,根据群众意见建议领导给以适当处分。工友们经过慎重的考虑一致同意了第二个方案。诚如一个工人所说:“本来我们没太大意见,就是因为副厂长不相信我们,错了又不认错,气到火头,就给他干起来了。说起来这还是自己家的事,应当自己解决。”戴聘珍也说:“我没意见了,我只要求他们要很好地检讨。”但接着害怕厂长报复影响职业的顾虑又来了,并要求写保证书。工作组遂又分头解释:说明今天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大家要相信政府,相信上级,也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群众情绪逐渐稳定。二月三日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总支书张季荣首先向受委屈的工友道歉,接着严格的批评崔道生和高兆庆犯了侵犯人权的原则性的错误,并指出,这是:主观主义,不相信群众,单凭自己狭隘的经验来处理问题的结果,这是党和行政所不能容许的。并请大家提出处分的意见。高兆庆、崔道生也接受了上级和群众的批评,经过几天来的深刻反省,已完全认识了错误的严重性和错误的根源。高兆庆曾在大会上向受屈的工友赔情道歉后又检讨自己说:“我违反了政府法令和组织纪律,和党的政策,使党和生产受到了损失。今后我一定接受大家的意见,接受党的教育,我更愿接受各方面对我的处分。”崔道生也同样的向受屈的工人道歉,并检讨自己的主观主义,用自己的脑子代替政策,和不请示不报告等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他表示:“今后一定好好学习,保证不再犯类似的错误。”并要求上级给以处分。这时工友们都说:“共产党真是知错认错。”有的人当场被感动的流下泪来说:“上级都来赔情道歉了,我们还要怎么样呢?”在分组讨论,征求处理意见时,群众情绪已转为缓和平静,工人程和说:“自家人自家处理,已经承认错误了,何必再处分?”也有的说:“不该闹这么大。”综合小组对处分的意见时,有的主张记过或批评,有的主张连批评也不要。领导上根据群众意见,当场宣布所失财物由高兆庆折实赔偿,高兆明立刻出厂。为了更好的警惕本人和教育群众,除电信总局决定给高兆庆以记过,给崔道生以警告处分,北京电信工会给高兆庆以警告,给崔道生以批评处分外,党亦决定召开支部大会给予批评。
在这次事件中,该厂共产党支部,充分表现了软弱无能。半月一次的支部例会,变成了形式,缺乏政治和思想教育。党内从来没有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纪律松弛,组织生活不健全。支部书记简友如原则性不强,养成了对崔、高二人一种依赖思想。厂内盗窃事件连续发生,支部从未开会研究在党内布置必要的工作。因此组织性较差的党员如崔、高等遇事也就常常不报告支部而自行处理。拘禁戴聘珍一事,即从未向支部报告。直到破案后,召开大会时,工人纷纷提出意见,支部书记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仍然不知道召开支部会研究解决办法,只是消极的报告总支(总支不在本厂)。但群众仍是爱护党的,在群众小组会上,大家提出:“支部为什么不来解决?”“支部书记为什么不出来讲话?”批评“党员不能起核心作用”。甚至有的人错误地认为党员犯了错误就是党不好。有两个申请入党的工人又要回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说:“我不参加你们二厂的党。”大大地降低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最后,记者就处分高兆庆、崔道生一事,又走访了中共北京市委会组织部工厂支部科与北京电信局总支。综合其答复意见如下:根据情况的分析,高兆庆、崔道生是犯了侵犯人权的严重错误,这是党内外所不能容许的,所以接到报告后,便立刻组织工作组前往调查处理。按错误的性质应当经过法律手续解决,但根据人民司法的精神,可以采用调解方式,如不能解决时,可经法院解决。工作组提出两个解决方案,该厂群众看到高兆庆、崔道生已反省并认识了自己错误,同意调处解决。这当然就不必要经过法律手续了。为了更好警惕和教育本人,党即根据群众意见,除建议行政和工会均给以处分外,亦决定召开支部会给予批评。
记者又提出:侵犯人权,是一种原则性的错误,党对党员如果只给以批评,而不给以适当的处分,是不妥当的。对这一意见工支科与总支委会,已表示可以接受,并准备将这个问题提到党委会重新讨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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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高崔二同志错误根源及其教训
高兆庆、崔道生是抗日战争初期即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工作的老干部,十余年来,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环境。进城以来,虽仍然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但却将战争期间,完成军事任务的简单方式带进工厂,他们对于实行工厂民主管理表示怠工;不知道依靠工人,而习惯于以单纯的行政命令方式解决问题。由于他们自己不学习不进步长期地养成了一种脱离群众的军阀主义的作风,他藐视法纪,竟把侵犯人权的“搜查与拘禁工人”的大事,也认为不算什么。如高兆庆自己反省所说:背有“老革命”的包袱,与自满情绪,遇到问题不多用脑子考虑;在新形势下,对新的工作环境不深入分析研究,不深入群众依靠群众,以致犯了严重错误。这种思想作风发展的结果是既没有依靠了工人阶级改进生产领导和提高生产质量,又没有正确地团结工厂技术人员。使自己陷于孤立,高高在上,凌驾一切,他们忘掉了党的和阶级的根本立场,忘掉了一个共产党员对于阶级兄弟以及人民大众应有的热爱与关怀的态度。也忘掉了一个身为共产党员的公民应当恪守人民政府的法律,作奉公守法的模范,而不应当像他们这样的胡作非为。
《党的生活》在调查这一事件中,发现竟有人把它当作“小事”来看待,似乎是无关轻重!我们觉得这是完全错误的。高兆庆、崔道生所犯的错误是原则性的错误,完全不是什么小事!应当深深地引起一切企业部门的党的领导人的警惕!工厂管理上的官僚主义军阀主义作风极大地妨碍着工厂生产和工人情绪,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只懂得天天摆老资格,自封老子天下第一,而实际上却在一天一天与工人阶级疏远,以至无视群众监督和政府法律,这是多么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大事啊?
最后,我们希望高崔二同志公开在报纸上进行检讨,并请党的工厂支部总结这一教训同样在报纸上公布,以教育党员,清醒起来,避免重复这一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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