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论天地
以古为鉴 昭示未来
——关于近年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思考
恒沙
文艺历来就有书写历史的传统，用诗来叙述历史的兴亡是民族精神记忆的基本方式，历史深度常常是评价艺术价值的重要尺度。在今天，影视成为了最好的想象历史的方式。近些年，历史一直是文学和影视剧表现的一个焦点。据初步统计，仅近5年国内共播出大型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30多部，其中清代剧就有10多部。尤其是最近两三年，历史题材电视剧作为中央一套、八套黄金时段节目推出，在全国创造了极高的收视率，《康熙王朝》、《太平天国》、《大明宫词》、《天下粮仓》、《雍正王朝》、《长征》、《激情燃烧的岁月》等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全国性的“历史热”和“怀旧热”。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的新的面孔，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复杂的启示与思索。
近年历史剧一个重要突破就在于重新面对历史的复杂性，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表现更加忠实于历史的可能性境遇。我们不再用一种抽象的单一的评价标准来定位历史人物，和我们从教科书中得到的印象有相当差别。我们看到，这些人物不再是以往红黑分明的符号，在人物塑造上多为灰色形象与圆型人物，在正面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许多缺憾，而反面人物也很难以简单的否定态度来下判断。
在历史事件的表现上，当代历史小说和影视似乎也与传统历史艺术不同，它们展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从传统的“正史”走向“杂史”，出现了以娱乐消遣为主的历史题材创作，如《康熙微服私访记》、《风流才子纪晓岚》、《宰相刘罗锅》等；从“大历史”到“小历史”，从“民族寓言”到“家族寓言”，以家庭或家族的悲欢离合来折射时代与民族国家的变迁，如《激情燃烧的岁月》等；通过更加个人化的生活经历与情感波折来表现历史的政治斗争和道德冲突，如《大明宫词》、《红顶商人》等；从整体、明晰走向细节、争议，将历史的波澜壮阔的宏大运动通过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来展示，而且历史观念充满矛盾性，戏剧冲突更为尖锐，如《曾国藩》、《天下粮仓》、《钱王》等；当然，更多的是综合了多种表现手法的鸿篇巨制，如《雍正王朝》、《太平天国》等等。总之，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浮出暗角，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更加丰满的历史形象，当然这也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倾向。
这些倾向表明了我们的历史观在进步，我们以往的历史观受黑格尔似的历史决定论影响较深，我们常常相信历史是有一个终极的单纯的“意志”在决定着，历史是可以简单地分成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世界的，因此，历史人物只有忠与奸、善与恶、美与丑的非此即彼的对立。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曾经明确地指出，历史的进程不是由某种单纯的力量所决定的，而是由一个平行四边形似的多种力量所构成的“合力”所决定的，推动历史进步的不仅有善的力量，也有恶的力量。历史事实是客观的，但对历史的理解与阐释却是无穷无尽的，人们总是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目的和立场来书写历史，因此，历史其实是在不断地被改写的历史中。在近年的历史性艺术作品中，我们看到人们在尽量避免对历史作单一化、概念化的理解，而是企图揭示推动历史运动的多元“合力”的矛盾状态。历史剧应该容纳多种见解与看法，让历史的复杂性尽量展现出来。衡量一个艺术作品的尺度有时就看它有多大的思想空间可以供人们去开掘，历史剧不是对历史下简单的结论，把今人的解决方案硬塞给古人，而是要释放历史阐释权，展现历史的无限可能性和丰富性，当然，目前我们的历史小说和剧作还未能达到这一理想境界。
艺术化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诗人和历史学家都企图去重建史实，对历史进行阐释，但历史的书写常常被控制在不同的权力之中，这使得历史往往存在于真实与假象、确定性与可能性之间。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艺术化的历史是不可信的，但是，艺术化的历史未必不是一种历史的发现，它用想象的方式补充了历史编撰的许多不足。诗人要在所谓的历史“必然性”之外去捕捉历史的“偶然性”，要在历史的定论中去寻找意外，要在历史学家的“盲见”中获得“洞明”。历史学家犹如一束光，他“洞见”历史的某些局部，却留下了无数黑暗的未知空间，诗人则诱发人们通过想象去填充这些空间，使之鲜活明亮起来。所以，艺术可以完成历史著作难以完成的工作，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经有个著名的论断，“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诗人关注“可能性”和“或然性”，“可信的不可能性比不可信的可能性更为可取。”历史学家只能根据文献考据对他笔下的人物事件作出表述，却无法充分再现人物行动背后的思想情感，不能说清人物行为的内在动因，而这正是诗人的使命，历史学家回答发生了什么，而诗人可以回答为什么发生，所以，狄德罗说，“比起历史家来，戏剧家所展示的真实性较少而逼真性较多”。我们不必以超然的宏观历史架构去俯瞰历史文学与影视，历史文学和影视所能完成的可能恰恰是一般历史无法再现的生活化、细节化、情景化的微观世界，从具体境遇出发的艺术化历史更能将我们带入历史的真实。当我们把自己设想为历史大潮中的一个角色时，历史失去了我们高高在上时所能感受到的自以为是的明了与清晰，历史的变幻莫测有时往往使得每个个体陷入选择的困境。艺术起源于“模仿”，哲学起源于“惊奇”，历史则起源于“想象”，哲学家罗素说历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是很有道理的。
“历史永远有，而人们对历史的警觉并不常有。”学者的隐忧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在想象历史的方式中常常可以折射出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与认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了历史的基本写照。关注历史、思考历史是人类前进的基础，宗白华先生说，“历史上向前一步的进展，往往是伴随着向后一步的探本求源”。历史探索是理解自身的最好的方式，尽管这并不能改变历史。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说，“历史在本质上是对人类环境无休止的探询”，这种探询表现了人类对自身之谜的无限追索。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历史题材热的背后，暗含着以古为鉴，昭示未来的思考，如何把握住历史的机遇，使正在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中国获得更大的发展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当代历史艺术所折射出来的某些历史意识和观念值得我们反思，存在不少思想和认识上的误区，其中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过多地用历史的结果和目的来衡量历史的过程，从而导致我们可能以工具理性的标准来掩盖历史的真实和问题。我们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倾向，只要目的合理，手段是否合理可以不管，这种马基亚维里主义——“目的证明手段正当”的看法隐含着我们对历史的错误意识，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普遍性问题——过于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化。现代化与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史血的教训的总结，不发展就要挨打，不发展就意味着亡国与动荡。从《大明宫词》的家族与民族的兴衰起落到《太平天国》的腐朽自亡，从《康熙王朝》的一统天下到《雍正王朝》的苦心经营，中国人在家与国之间、民族与世界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存亡与富强之间燃烧着动人的激情，鼓荡这激情的是难以阻挡的现代化意志。但是，我们不可能用单纯的“激情”来推动历史，似乎只要发展了，目的达到了，就可以不择手段，不问后果。我们看到对雍正的描绘就是，只要他呕心沥血为大清王朝走向鼎盛奠定基础，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不管，不管其手段是否凶残，不管他对知识分子的禁锢到了何种程度……虽然，“恶”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但这并不能作为对其罪责的合法化解释和宽恕。同样，我们对慈禧、李鸿章、袁世凯、洪秀全等人的评价都不能如此。个人无法担当历史的责任，然而个人也不能因“历史原因”就不负责任，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就在于他能担当历史的责任。个人存在于巨大的历史时空中，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历史的影响者，因此，每个人都有分享历史荣耀的权利，但也有承担历史责任的义务。我们不应以结果来批判一切，“不以成败论英雄”，但也不能以目的来为责任开脱。我们不能因“翻案”而坠入相对主义的泥潭，失去了历史评价的基本原则。康德说“无规则就无理性”，当代历史小说与影视剧中隐含的这种历史意识是危险的，对古人的片面评价，常常意味着对自我的迁就，对古人不公，其实就是对自己不公。“在我们历史里横躺着我们未来的秘密”，这就是“以古为鉴”的意义。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归舟苍茫云水外（国画）
韦公衡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鉴赏
《江山》给我们的启示
李兴叶
29集电视连续剧《江山》反映的是1949年春到1950年底中国一段翻天覆地的历史。在这个社会发生巨变的时刻，毛泽东同志指示全党，要迅速“把军队变为工作队”，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向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并且，“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中原枢要盘龙市的解放与随之而来的接管工作，是一场异常艰巨复杂的斗争，那些艰难的日日夜夜以及由此引发的各色人等灵魂与情感的猛烈碰撞与冲突，构成了电视剧《江山》的丰富内容。
作品情节生动曲折，引人入胜，有很强的观赏性。接管都市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情节的丰富。人民政权与潜伏的敌特土匪的斗争，与帝国主义买办、不法奸商的斗争，与内部因骄傲而堕落的蜕化变质分子的斗争，以及因国民党统治导致的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百废待举的现实，在《江山》中，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与危机像一排排恶浪扑向新生的人民政权。打下了江山，能不能坐稳江山，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加之男男女女、骨肉亲情的感情纠葛，使这部作品充满了各种悬念，尤其是再现了半个世纪前的那一段斗争生活，对今天大部分的观众具有认识作用，使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人是在怎样一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建立起并一步步巩固人民政权的。
作品塑造了一批富有理想、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林然，副市长文华，侦察英雄杜来峰，文工团员杜小欢等等，还塑造了两个很有特色的人物，一个是由功臣而堕落的警备司令文达，一个是受事实教育而悔悟的敌特人员樊迟歌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林然形象的塑造上有新的成就，突出描绘了这位我党我军高级干部坚定的政治信仰与卓越的斗争谋略，他那种处惊不乱、独挽狂澜的气概，是由他崇高的理想与冷静的科学理性精神支撑起来的，他总是从大局出发去思考如何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与困难。这个大局便是如何有利于巩固与发展刚刚诞生的人民政权，如何为了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捍卫来之不易的人民江山。
他最艰难的决断是如何处理他昔日的爱将、他默契的助手、又将成为他舅子的文达。在战场上文达是员骁将，是英雄；在进城的接收工作中，文达也有出色的战绩，例如亲赴香港说服民族资本家回盘龙恢复生产，与买办史鸿庭斗智斗勇，“草船借箭”度过盘龙市的挤兑危机等等。然而以功臣自居使他的私欲一天天膨胀，一步步陷入泥潭，最终因挪用巨额军费犯下了重罪。面对那富有才华、功勋卓著的战友；面对爱人文华的恳求；面对文家已经为革命献出了7个男人，文达是文家最后一个男人的现实；这诸多方面的因素，这丝丝缕缕的情意让他难以割舍，一向理智冷静的他独自在桥头徘徊，男儿有泪不轻弹，他终于流下了泪水。然而，为了党与军队的形象，为了使人民的政权取信于民，他“挥泪斩马谡”，摒弃了一切情感的困扰，选择了革命的理性，他的大局观再一次取得了胜利。作者特别强调的是展现共产党人在危急关头严于律己的精神品格。这种自律似乎过于严厉，甚至苛刻得不近人情。然而革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就在这种苛刻中，共产党人铸造起钢铁般的意志，建立起人民的政权。
这是一部严严正正重现革命历史的作品，故事以文、史、杜三家的亲情纠葛、恩恩怨怨来纠结全剧，似乎编排的痕迹过重。那种纠结的亲情，于全剧矛盾的推进意义也不大，一些矛盾的安排、情感的纠葛也与时代的真实气氛有碍，特别对一些亲历过那段生活的观众，对它的可信程度会提出质疑。另外，在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后，若能更多地表现一些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对新生政权的热情支持与帮助，时代气氛会更浓更真实。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点评
在历史与想象之间
仲言
历史是前人留给我们的财富，但如何恰当地运用这笔财富却需要后人的智慧。能否科学适当地运用这笔财富，将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历史，要么成为我们前进和发展的动力，要么成为混淆我们思想的梦魇和束缚我们脚步的阻力。
以小说、影视的艺术表现形式再现历史，是让我们重温过去、汲取历史这笔财富的重要形式。文学艺术以其广泛的亲和力使已然消逝的一段历史以栩栩如生的画面出现在亿万受众面前，艺术和历史科学有机的结合将对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精神影响力。在显在的理论层面，这将关系到至少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历史，二是艺术。谈到艺术，必然涉及艺术形象思维的重要概念——“想象”。要使过往的历史以形象生动的画面在今日“重现”，想象力的创造性参与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艺术工具。有“历史学之父”称号的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就充满了想象力的奇观和艺术的巨大魅力。在司马迁“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也随处可见想象力这柄闪闪发亮的宝刀精雕细镂的惊人痕迹。从希罗多德关于沙漠中风暴景象的奇伟描述，到太史公《鸿门宴》上各色人等的声口追摹，想象力在后人书写历史伊始，就有机地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历史的确为后人预留了足够的艺术想象空间，但历史也确凿而严格地为后人的想象夯下了不可逾越的界石：已然发生的重大历史史实，已然实现的重大历史方向，乃至谨细镌刻的关键历史瞬间……虽然现实历史的发展仍然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方向和或然路径，但已经发生的这些历史关键主体的总和，将凝结成为历史自身的纪念碑，我们只能探索、发掘、细察，决不能随意更改、位移甚至颠倒。希罗多德、司马迁等历史的伟大书写者，都是在已然发生的历史关键主体的大框架内进行创造性想象的，想象力伸展着历史的飞檐触角，而不是窃换着历史的基石梁柱。
对待历史的谨严诚敬和自由想象应该是同一事业的共同态度。面对历史的想象应该在历史确凿史实的坚硬河床上实现汪洋恣肆的大河奔流，而不是在漫漶无边的稀软沼泽上构建惊涛骇浪的梦幻。想象力在面对历史时的作用应该在于：发掘出历史潜在的可能道路，明辨出前人特定时空局限下无法言明的方向和轨迹，补充起时间流逝后无法复原的葳蕤细节，在我们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帮助历史舒出那口积郁已久的浩然长气！
一边是历史史实的真实形态，一边是对历史的创造性的解释方式。我们的艺术工作者应该在这两个界碑之间选取恰当的平衡点。既不能拘泥于历史的细微末节的真实而失去艺术的创造活力，又不能为了艺术解释的目的歪曲了历史自身的真实。艺术不仅有审美功能、教育功能，更基本的还必须具备其认识功能。而认识论意义上“真”的求证是实现认识功能的基本准则。没有“真”的认识价值，教育功能的“善”和审美功能的“美”就无法真正实现。
在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中，创作者的历史观起着核心的指导作用。它将决定着对历史素材的简繁取舍、阐释方向的每一步。所以，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艺术品，文、史、哲，三者是缺一不可的统一体。科学、严谨而健康的历史观的获得，不仅靠创作者深刻而内在的历史“良心”，而且还要有坚实刻苦的努力和工作。马克思为了分析、研究法国历史的一小段时期，以编年的形式对这一历史时期作了精确到细节的排查梳理。马克思认为，要想对一段历史下结论，就必须对历史的全部史实乃至细节有研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一例外都是刻苦勤奋的实干家。
对历史的粗疏放逸和不肯用功会带来扭曲的历史观，同样的，迎合市场或某种不健康的审美趣味也会产生荒谬的历史观。对待市场、消费等商业需要，我们也可以借历史之喻来制造消遣的材料，但这一切应当有不同门类、不同层面的艺术形式来承载。是严肃认真的正剧，还是一笑了之的戏说；是无伤大雅的幽默，还是一本正经的“胡说”，我们必须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上定位准确。
今天的现实，明天的历史。我们不希望今天的不正确的历史观念在明天催生出第三重的不良果实。我们应该以真正的创造力获得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财富。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悄然崛起的：福建小说家群体
何镇邦
近年来，一个以中青年作家为主体的福建小说家群体正在我国当代文坛悄然崛起。这个创作群体的中短篇小说作品，已在全国产生相当大的反响，它既代表福建小说创作的新水平，也昭示福建小说创作的新希望。最近，我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个创作群体中的5位中青年作家杨少衡、须一瓜、北北、赖妙宽和粲然的中短篇小说近作，惊喜地发现，福建中青年作家小说创作正以其对生活独特的切入角度和开掘深度，以对地域文化的共同关注和独特的表现，以独特的叙事手段所形成的鲜明艺术风格，形成一个创作群体，正在或将要受到全国文坛的瞩目。
首先，他们都比较注意选择切入生活的角度，因而他们的作品大都具有比较独特的艺术构思。他们善于抓住生活的变态，去发现生活，开掘生活。生活的常态与变态，都值得作家去写，也都可以写出深刻动人的作品来。杨少衡的中篇小说《钓鱼过程》写闽南地区的一个乡长千方百计引入台资以发展乡镇企业，推动经济建设，这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来说，是生活的常态。但是，如果此作仅仅是写一个乡镇正常引进台资的过程，恐怕就没有现在这样的艺术魅力了。《钓鱼过程》的引人入胜处恰恰在于集中笔墨写陈乡长设计的“大鱼”却差点被两个假扮台商的骗子所骗，差点落入他们所精心设计的色情陷阱。在引进台资发展经济过程中，出现像小说中的石先生、黄经理这样冒充台商进行诈骗，以及不少乡镇干部上他们的当，掉进他们精心设计的各种陷阱的事，应该说是当下生活的一种变态。杨少衡不仅善于抓住这种生活的变态，而且把这个钓鱼和被“鱼”所钓的过程写得如此一波三折，妙趣横生，别有一番风味。须一瓜的中篇小说《如宫》和短篇小说《雨把烟打湿了》，也都是善于抓住生活的变态从而发现生活，对生活进行较深入的开掘的。《雨把烟打湿了》写一个被特区城市作为专门人才引进的青年才俊，在心情烦躁的情况下杀害出租汽车司机的心理过程和案件的审理过程，写的更是生活中的变态。须一瓜由于善于抓住生活的变态进行写作，因而她的小说构思往往相当奇特，甚至说有点刁钻，常常能产生意外的艺术效果。北北的中篇小说《寻找妻子古菜花》也是善于把生活的常态与变态交替进行表现的。小说写闽北偏僻山区桃花村的青年农民李富贵高考落第，承包了几百亩荒山，种了树，发了财，然后到古家村向古菜花求婚，盖新房，娶新娘，成家立业，这写的都是生活的常态。但是后来李富贵从尚于镇请来的许木匠为他们家做衣柜，许木匠拐走了古菜花，李富贵为了寻找妻子古菜花，抛家舍业外出流浪，几乎丧生，这又是写的生活的变态。而从这种对生活变态的描写中，似更深刻地揭示了一个山区青年农民的命运；而生活常态与变态的交替描写，也使小说的情节跌宕起伏，也更有可读性。
其次，属于福建小说家群体的几位中青年作家都很注意对地域文化的开掘和表现，使其作品具有较浓厚的民俗色彩和乡土气息。杨少衡的短篇小说《红布狮子》和中篇小说《霸王阵》在这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红布狮子》中把一对用红布包装的石狮子写成惩罚奸商的“恶鬼”，赋予石狮子以生命活力，并把它们写得很神秘，从这种对“狮子文化”的描写和表现中看得出作者对闽南地区文化积淀的关注和开掘。《霸王阵》用一位民俗学教授的视角来写闽南，民俗色彩当然更为浓厚。这种把作为历史化石的民俗文化描写同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描写结合起来形成很好的对照写法，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北北在其中篇小说《寻找妻子古菜花》中对闽北山村的民俗描写，须一瓜在中篇小说《地瓜一样的大海》对东海之滨的特区城市的富于地方特色的描写，使作品增强了地方文化色彩和抒情韵味。
属于福建小说家群体的几位中青年作家之所以在小说创作上有较重要的突破，还在于他们重视小说语言的艺术个性和小说叙事艺术的创造。语言问题曾是福建小说创作相对滞后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他们都能用规范的普通话准确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状物写景抒情，同时，他们的文学语言中又都带有明显的艺术个性。北北的流畅细腻，须一瓜的泼辣风趣，少衡的调侃幽默，妙宽的冷静客观，粲然的富于画面感，大都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像少衡的《钓鱼过程》中，在写两个冒充台商的骗子时，只在他们的口语中强调了两个方言口语，一是把“是不是”说成“系不系”，一是把“和”说成“汗”，就把他们写活了。由此可见，他们也已经找到正确应用方言的途径。在小说的叙事艺术方面，几位作家也均有所追求和有所创造。读须一瓜的几篇小说，我们往往被其独具韵味的叙事语调所吸引，而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读她的小说所获得的审美愉悦也大都是从其舒缓有致、一波三折、趣味横生的叙事中获得的。她不仅善于选择和变换叙事的角度，而且善于掌握叙事的节奏和语调，也可以说她已获得小说叙事的自由。小说是叙事的艺术，而叙事就是讲故事的艺术，获得叙事的自由也就获得了创作形式的自由。
杨少衡、北北、须一瓜、赖妙宽、粲然5位中青年作家，仅仅是悄然崛起的福建小说家群体的代表，在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已经形成梯队、实力颇为雄厚的创作队伍。这表明福建的小说创作是大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