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纵深报道
新院士如何选出
——关于院士增选的几个话题
本报记者 任建民 武卫政
（一）公布
11月24日下午，提前半小时来到了位于中关村内新揭牌的院士活动中心，参加中国科学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这个会上，要公布2003年新当选的院士名单。
上楼一看，不少单位都来了不止一个记者，大厅里几乎座无虚席。与闻讯而来的强大新闻记者的阵容相比，主席台上的被采访人只有3位：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路甬祥院士，中科院副院长陈宜瑜院士和院士工作局负责人沈保根。台下前排坐了近10位老院士，包括著名数学家杨乐等人。只是原来盼望见到的新院士一个也没有到场，整个发布过程显得相对冷静和低调。近年来，“院士热”持续高温，已经引发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反思。曾几何时，为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曾有“不追歌星追科星”的说法。事实上，将“科星”与“歌星”相提并论，用同样的狂热穷追恶炒，其做法是否科学就大可商榷。科学是激动人心的事业，科学家追求真理的历程充满激情，但这都是内涵而非外在的形式。
（二）单位
加上这次新当选的58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总数达到了688人。
仔细看看新院士名单，有不少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院士的所属单位吧，他们分别隶属于7个部委和3个省区，其中教育部20人，中国科学院25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3人，卫生部、中国地震局、中国气象局、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河南省、山西省各1人，香港特别行政区4人。
教育部20人，其实指的都是教育部直属的各高校的教授们，教育部本身并没有人当选院士。而河南、山西各1人，也分别指郑州大学和山西大学的教授，因为他们是被各自所属系统推荐成候选人的。
这些高校中，清华大学大获丰收，一下子有6名教授当选，其中包括早就名声在外的固体力学专家杨卫等。其他内地高校中，复旦3人，浙大、北师大、南京大学各2人，北京大学却只有一人。
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此次也有4人当选院士，只不过，他们属于中科院25人之中。58名新院士，中科院就占有25名，占了43％多，这还不包括像秦大河这样长期在中科院担任领导职务、后来又调到别的单位的人，这当中会不会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因素？路院长对此疑问解释说：这是评选自然形成的结果。每年新当选的院士都是中科院和大学的多，有的年份中科院的比大学的多，有的年份则是大学的比中科院的多。在现有院士中，中科院系统、教育部所属各高校和其他单位各占了1／3。
（三）名额
院士参选，必须先要被所属系统或单位推荐。最开始有1000多个人觉得自己够格当院士了，但真正被438位院士和34个归口初选部门推荐到中科院的只有322人。初审又刷掉了13位，他们要么是推选的院士不够3个，或者是年龄已经过了，也有的是推荐的单位本身就不够资格。然后又经过三轮投票，最后才剩下现在的58个人。
第一轮是从309名有效候选人中选出初步候选人，初步候选人数为有效候选人的1／4。这一轮评审采取国际上选举院士的普遍做法，即通过通信评审。评审院士们通过阅读被推荐人的有关材料，独立判断，行使选举权利。通信评审也使院士有充分时间阅读相关材料，对每个有效候选人的情况都有基本了解，这就避免了以往集中评审前来不及看材料所带来的弊端。第二轮投票就是从初步候选人中选出正式候选人，第三轮投票就是从正式候选人中选出新的院士。而这后两轮投票，投票人都是不记名的。
这一次增选院士的名额本来是60名，可生物学部得票前12人中，只有11人得票超过半数，结果就“浪费”了一个名额。同样，技术科学部18个名额只用上了17个。真是严格按章程办事，宁缺毋滥。
记者查了查前几届院士增选的资料，发现这种“宁缺毋滥”的原则一直被严格遵守。从1993年起到2001年止，一共5次增选的院士分别是59、59、58、55、56，每年都有“浪费”的指标。
（四）年龄
这些新增选的院士中，最大的一位有75岁，最年轻的两位则只有37岁，年纪相差一倍多，几乎成了隔代人。
37岁是不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呢？有记者当场提出这一问题，答案稍微有点让人“失望”：1995年，一位香港院士当选时也是37岁。75岁也不是最老的，上一届增选的院士中也有75岁的。
不过想来，不论是37岁还是75岁，当选院士都不容易。年纪轻轻的，能当上院士，没有过人的成绩摆在那儿，恐怕难以服人。
而年纪太大当选更难，路院长指出，本次评选“从我国科技事业长远发展的需要出发，对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进一步优化了院士队伍的年龄结构”。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通过修订增选工作实施细则，对增选工作做了重要改革：一般候选人只需要3名院士推荐，而65岁以上的候选人，则至少需有6名院士推荐，而且至少有4名院士所在学部与被推荐人相同，方为有效。连续三次参选都没被选上，今年还想成为候选人，需要的条件不过如此。这种年龄限制在中科院院士增选工作中尚属首次。
还有一个细节是，今年的新院士中，一位女性都没有。1999年新增选院士中有2位女性，2001年当选院士的女科学家则有8位之多。中科院发给记者的名单中，根本就没有“性别”这个指标。唯一一位名字像女性的是清华大学的朱邦芬教授，一打听，是男性。看来14位女候选人全部落马了。想来这也是评选自然形成的结果吧。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教育论坛
把“两个务必”教育带进高校课堂
孟秀霞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国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一切都直接影响了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取向。高等教育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根据当代大学生的人生态度的现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把“两个务必”教育带进课堂，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已成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后，胡锦涛号召全党同志要牢记“两个务必”，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凝结着深刻的历史经验，展示了共产党人的本色。现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牢记“两个务必”也具有新的意义和内涵。
“两个务必”和青年的成长和青年肩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紧密相关。今天，面对改革和建设的艰巨任务，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面对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广大青年能否牢记“两个务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牢固树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和中华民族的兴衰，也关系到我们党长期从事的伟大事业是否后继有人。
目前，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流是好的，是积极向上的。但是由于我国当前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和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市场运作法规和秩序尚不健全，加之各种不良思潮的冲击，使部分大学生的人生价值向“自我”倾斜，被“金钱”扭曲，出现了“功利化”的倾向，对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具体表现在：一是思想上，理想、信念淡漠，一些学生政治修养缺乏，是非鉴别力差，对不良行为习惯、不良社会风气侵蚀的抵制力差，缺乏吃苦奉献精神，缺乏艰苦创业意识。二是在学习上，得过且过，不求上进，满足于完成任务，忽视学校纪律等；顺境时得意忘形，逆境时悲观失望。三是在工作上，部分学生处处讲个人利益，讲得失，在学校做社会工作出发点也是为了个人利益的获取；求职时也是不切实际，以舒适、轻闲作为择业的条件，高不成低不就，许多专业性对口工作又嫌苦嫌累嫌工资低。四是在生活上，贪图安逸，追求超前消费，有的浪费粮食，饭菜稍不可口就乱倒乱扔等。
以上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重视，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也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所以把“两个务必”教育带进课堂，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人生价值观教育已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自动化学院）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新型电机调速技术 可靠节能
本报记者 杨健
一项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电机调速技术——斩波内馈调速技术在我国得到推广。继内蒙古呼和浩特热力公司和吉林延吉供热工程选用这项技术后，在即将施工的哈尔滨热力工程中，中元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又在设计方案中选择了这一技术。
中元设计院（原机械工业部设计研究院）电气专业副总工程师杜克俭说，高压大功率风机、水泵是使用电机最多的动力装置，由于实际运转功率往往低于额定功率，如果不进行实时调速，大量电能将在空转中浪费。内馈调速是我国首创的一种新型高压交流调速技术，与高压变频调速相比具有效率高、可靠性高等优点，而造价往往只有国外产品的一半左右。保定内馈调速公司屈维谦（相关事迹见本报8月15日《科教周刊》）发明的斩波内馈调速技术独辟蹊径，不仅大大降低了电机制造的成本，而且克服了变频技术对电网的谐波污染，在高压大功率风机、水泵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中元设计院高级工程师王加工介绍，作为国内电气领域顶尖的设计单位，中元设计院选择斩波内馈调速技术，事先做了大量细致的考察和比较。在调查和论证了国内外高压大功率调速电机的基础上，中元设计院确认该技术和产品在可靠性、成本、效率等方面具有独到优势，所以在呼和浩特、延吉供热工程中大胆采用这一技术，30多套、总功率近2万千瓦的电机系统取得了显著的节能效果。在哈尔滨热力工程的方案设计过程中，业主经过对斩波内馈调速电机在山东聊城发电厂、山西娘子关电厂等发电、供热、供水单位应用情况的详细了解，同意了中元设计院采用斩波内馈调速电机的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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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和平乡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交通不便，群众长期靠柴油发电。今年，由省、市、县投资327万元新建了30千瓦的太阳能光伏电站，农牧民用上了“长明电”。马晓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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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信息时代
开发核心专利技术 积极参与标准制定
中兴通讯 创新“知识”管好“产权”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累计完成国内专利申请1300项，其中近90％以上为高质量的发明专利申请。国际专利申请、国内外注册商标申请、计算机软件登记等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展览会上，中兴通讯公司高级副总裁史立荣这样告诉与会者。
作为一家以技术求发展的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一直是中兴通讯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研发到市场，从产品到项目，知识产权管理始终扮演着这家公司业务发展护航者的角色。近年来，中兴以多年积累的知识产权工作成果为基础，将专利战略、商标战略、商业秘密保护战略、知识产权增值战略有机结合，形成了全方位的、与企业经营战略紧密配合的知识产权整体战略，并建立了“战略—战术—基础实务”3个层面的完整知识产权制度，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走在了国内企业的前列。
中兴通讯的专利申请不单纯追求数量，而是以专利质量为重点。在开展申请专利工作时，坚持专利与技术研发工作相结合，做到产品未动，专利先行。他们将70％知识产权资源投放在具有发展前景的项目和30％用于成熟产品的改造升级；在局部领域或部分产品上发挥优势，集中力量攻占技术制高点，努力寻求申请基础性发明专利。
基于对标准同专利间关系的深刻认识，中兴通讯积极参加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化组织的活动。近两年来，在国内通信行业标准研究组396个项目上，中兴通讯参与了其中90％以上项目的研究，已逐渐由行业标准的跟随者向行业标准的制定者与领导者转化。如今，中兴在WCDMA、CD－MA2000、下一代网络解决方案、高档手机研发制造等方面居于国内领导地位，有些技术甚至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其10多类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海外市场合同销售额同比增长100％以上。（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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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岛县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黄志斌
浙江省洞头县每年拨出1000万元专款，引进优良品种，培训科技渔民，由过去完全海洋捕捞转向人工养殖，走向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洞头是一个海岛县，渔业是该县的基础产业，渔业劳力占全县总劳力的60％。但由于海洋捕捞资源的衰退，“靠海吃海”的传统捕捞方式必须转变。近年来，县财政每年拨出1000万元资金，帮助渔民转产转业，提高科技含量。这个县从全国各地聘请高级人才，对渔民进行培训，对渔业进行科学管理，政府拨资金鼓励深水区的环保型深水网箱养殖，今年该县深水网箱养殖达955口，成为全省最大的深水网箱基地。
他们还在引进优良品种、培育科学养殖方式上下功夫，引进小黄鱼、美国红鱼等市场前景看好品种。此前，该县引进新品种羊栖菜，成为全国最大的羊栖菜养殖、加工、出口基地，产品远销日本、韩国，被命名为“羊栖菜”之乡。
这个县传统养殖品种紫菜养殖面积突破1万亩，是浙江省的紫菜之乡。他们进行紫菜品种改良，推广插杆养殖，特别是今年进行的紫菜全浮式养殖新方法，使紫菜养殖可以从传统的浅水区拓展到深水区。目前已有30多位养殖户易地进行紫菜养殖，并得到政府14.7万元奖励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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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关村广场
一流园区创一流环境
尚军 靖红宇
发展高科技产业应当拥有一个良好的环境。硅谷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是以一所大学为依托的，为什么拥有四十几所大学、两百多家科研院所的中关村地区就没有获得高速发展呢？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缺少一个相应的环境。
曾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奋斗的企业家们多次向社会呼吁：改变中关村的地区环境，建立包括为发展高新技术提供支撑的研发、金融、法律、咨询等机构所必须的配套设施。国外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也在注视着中关村这块黄金宝地，期望在这里建立窗口，建立“中国总部”和研发机构。
《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表达了国家对这一问题的洞察：在世界上知识密集的中关村地区，建设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
规划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这个目标给建设方和规划方都增加了一种使命感
规划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把中关村广场建设成一个为高科技产业服务的高科技商务中心，这个目标给建设方北京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规划方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都增加了一种使命感。
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尹稚在作了广泛考察和调研后提出：中关村广场不是一个单一的社区，而是一个集高科技产业决策、信息、研发、展示、资本市场、专业市场等多项功能于一身的城市中心。尹稚讲了两件事：中关村广场的大块绿地和大规模的地下空间开发。
整个中关村广场可用地37公顷，规划里拿出10公顷来做绿化，这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意味着什么呢？用这10公顷土地搞开发，会收益多少个亿？建设方和规划单位算的是另一笔账：拥有一个好环境，会吸引多少高科技人才？高科技人才会有多少创造？知识经济呢？这个大胆的方案毫无疑问地同“一些条例”发生了冲突。“冲突”反映到北京市政府，市里的领导再次征询多方面专家意见，考虑再三，最后批准了这个方案。
大规模地下空间开发一开始也有不同疑虑：地下空间开发太贵，再说也不好用，一些地下室快成游泳池了。事实上是，机械化施工挖土方已经不是很大的问题了，渗水方面的问题现在已经在技术上得到了解决。关于贵，中关村这地方是什么价呀，拿地下开发的成本跟地价比，跟获取的地下空间比，不做地下开发才是不尊重经济规律。
地下空间开发分三层，一层是地下交通环廊、大型停车场以及超大型商业空间，汽车在交通环廊可以通达社区的每一个停车场，大型停车场解决了整个社区的停车问题，没有给地面造成额外压力。二层是物业和支管廊。三层是地下综合市政管廊。这样大规模的地下空间开发在国内是首次，其间碰到的技术、理念、体制方面的碰撞可以想见。
“拉链”式马路的老大难问题被解决，地下综合管廊被评价为“一个领导、专家、建设方形成合力的经典”
地下综合管廊是“世界一流园区”和“高品质”的一个标志。也是个典型性难题。国内很多地方在进行建设时都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老百姓对马路上的“拉链”、“开膛”意见太大，但是基本上都没有搞成。为什么？根本原因就在于“体制”。水管水，电管电，气管气，利益、责任不同，十几家单位很难坐到一起，坐到一起也谈不拢。当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但是，北京的中关村广场解决了这个难题。北京市政府的领导、负责规划设计的专家、有关各方、北科建和负责施工的单位在最终确定实施这一工程时达成了一个共识：只要是科学的，符合规划要求，我们就干。事实上，地下综合管廊的好处至少有以下几点：一、节省了土地资源。综合管廊比铺开直埋节省土地大约一半以上。二、节省资金。一家建设肯定比多家建设减少重复投入。三、有益于应付灾难。规划期间，曾邀请部分专家赴日本大阪考察地下综合管廊，发现大阪的地下综合管廊在大地震时未遭到破坏，这是使大阪在遭遇大地震突袭时城市没有瘫痪的主要原因。专家们指出：应付灾难，应该是我们在进行城市建设时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
清华大学和北京负责规划的一些专家对这个综合管廊评价极高，认为这是一个经典，一个领导、专家、建设方形成合力的经典。他们说：没有这个合力，就不可能有中关村广场。同时他们还认为：这个地下综合管廊给我们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提出了一些新课题，北京市在市政方面的突破给我国的城市建设体制改革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专家们感慨：这真是一个非常小又非常大的地下综合管廊。
两年了，没发现一处渗水，这么大的地下工程是国内第一次
去年5月，波茨坦广场的规划设计专家、世界著名设计师科斯通先生在查看地下工程混凝土质量时问我们的现场技术人员：你们的混凝土里是不是用了钢板？技术人员回答：没有。科斯通先生不信：没用钢板为什么那么光洁？科斯通请那位技术人员找来一根钢筋，在房顶上捅了几下，没有金属的声音，又换个地方捅，还是没有。科斯通先生后来说：这在国外也很少见。
这是中关村广场的又一种“品质”，中关村广场地下结构工程在与施工方签协议时协议上就写着结构要达到拿国家结构长城杯的水平，这或许有些苛刻，但是施工单位郑重同意，后来如期实现了。
甚至评奖方都有一些意外：两年了，没发现一处渗水，这么大的地下工程是国内第一次。这些评价可以证实中关村广场的施工管理，证实施工队伍的高超技艺和责任心，当然也可以证实主要责任方的”一流园区”的管理观念、管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