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海外游踪
发现勒克瑙
本报驻印度记者 赵章云
到印度旅游的外国人一般只知道德里、阿格拉和斋浦尔这个旅游“金三角”，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区还有个叫勒克瑙的城市。我最早知道这个名字是阅读了印度著名作家普列姆昌德的小说之后，因为他笔下的那个朝歌暮宴、纸醉金迷的勒克瑙实在给人印象太深了。他把18世纪勒克瑙城里的那些怯弱无能但挥霍无度的纳瓦布（即贵族）们描写得如此逼真，以至今日，人们还用“勒克瑙的纳瓦布”来讥讽那些赶时髦的人们。据说，当时的王公贵族们整天沉溺于吃喝玩乐、斗鸟下棋、寻花问柳，完全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因此，勒克瑙也逐渐变成了一座诗文多、园林多、花卉多、香水多和娼妓多的城市。
这个印度最大的北方邦的首府位于恒河平原的中心，恒河的支流戈默蒂河从这里流过。据印度神话传说，勒克瑙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英雄罗摩的弟弟拉克希曼所建。它最早时叫曲女城，公元7世纪戒日王执政时，曲女城一度曾是京城。据说1256年时，一批穆斯林谢克人来到这里居住。他们请一位名叫勒克那·巴斯的工程师为他们修建一座城堡，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久而久之，勒克瑙成了穆斯林聚居的地方，而城市也随城堡的名字由勒克那变成了勒克瑙。实际上，勒克瑙在历史上出名还是莫卧儿王朝后期的事。当时，印度北部的一些军官拥兵自立，割据称王，勒克瑙成了阿瓦德土邦的首府。1819年，它被英国总督说服，宣布脱离莫卧儿王朝而独立成了阿瓦德国。由于国王昏庸无能，英国于1856年将他驱逐，并吞并了阿瓦德国。但事与愿违，这一事件竟然成了印度反英大起义的导火线。1857年，起义者在这里与英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围困英国总督府达87天之久。现在，英国总督府遗址已成了观光之处，废墟墙上的弹孔和枪炮轰击的痕迹依稀可辨。
勒克瑙在印度历史上并不十分煊赫，但它在过去200年中留下的名胜古迹有其独特的风格和魅力。这些18、19世纪的建筑与德里的红堡、阿格拉的阿格拉堡和斋浦尔的琥珀堡同以莫卧儿时代的作品为蓝本，只是华丽和辉煌更胜一筹。著名的巴拉·伊芒巴拉墓宫建于1748年，其最大的特点是用石砖和灰泥代替了传统的红砂石料，大门两侧山墙上众多波斯式的圆顶和莫卧儿式的小亭令人耳目一新。中央大厅长50米、高15米，是世界上拱顶式长廊大厅中最长的。宏伟的圆形拱顶大厅装饰得富丽堂皇，这在印度同类大厅中也是最显著的。附近的乔塔·伊芒巴拉墓宫建于1837年，其特色也是不同凡响。白色的主体建筑上面是一个金色的圆顶，前面的草地和花圃中间是一个长方形的水池，水池两边则是两个相对而立的白色小陵。三座陵墓遥相呼应，与中间的草地、水池、花圃组成了一个偌大的莫卧儿式的花园。两大建筑群之间是著名的鲁米门，建于1784年。高20米的拱门雕刻和装饰得华美而繁密，拜占廷式的拱门上再竖3个莫卧儿式的小亭，这在同类建筑中是十分突出的，因而成了勒克瑙标志性的建筑。拱门西面是一座1881年建造的67米高的钟楼，钟楼明显是英国和印度式建筑的混合物。莫卧儿式建筑群中矗立着一座有点欧式的钟楼，这在印度也是罕见的。
宽阔的马路，繁忙的车流，优美的公园，高耸的建筑，现在的勒克瑙无疑已经步入了现代城市的行列。只要稍加注意，人们还可以发现，在这里，不仅传统的得到了保护，而且现代与传统的结合又是如此完美地得到了体现。乘火车到达勒克瑙时，人们会惊异于拉贾斯坦宫殿般的建筑可以成为现代火车站大楼的主体；在绿草如茵的提拉克公园散步时，人们会感叹于几个世纪前的玛克巴拉陵墓竟然与落成不久的古姆提旅馆大楼在城市的中心相对而立；到东郊参观法国人在200多年前建造的马丁学校大楼时，人们会惊喜于这座南亚地区最大最美的欧式建筑仍然没有失去当年的风韵。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发展与弘扬在这个城市里到处可见。在那个号称印度最佳购物场所的“阿密纳巴德”区迷宫似的小巷里，我们不仅可以购买从金银首饰到丝绸织品的一切手工制品，而且可以观赏从白银镶嵌到玩具制造等传统工艺的现场制作。在这个充满流光溢彩的工艺品和五花八门的艺术造型的街市中穿行时，我们似乎触摸到了印度民间艺术的精髓，强烈感受到了勒克瑙这个“文化之都”的文化气息。（附图片）
题图为乔塔·伊芒巴拉墓宫。
赵章云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外交官亲历
不愧为中日友好使者
——记高田勇先生二三事
曾文彬
提起日本长崎县前知事高田勇先生的名字，在从事中日友好工作的人中，恐怕是无人不晓。由于我在长崎任过职，而且离任回国后，还在北京或长崎多次与他见面、深谈，因而对他的了解也就更多了。我认为，他的确不愧为我国中日友协授予他的“中日友好使者”的光荣称号。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听说高田勇的名字，还是在1983年前后。我当时在我国驻日本大使馆任新闻官。记得那时每到新年，他都要率长崎县各界负责人和当地的文艺演出队，带着该县自产的美酒和新鲜的鱼、虾、菜蔬到东京来同我国使馆人员联欢。联欢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现在，那种锣鼓声、歌声、笑声仍不时回响在我的耳边。因此，自那时起，高田勇这个名字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了。这种联欢一直持续到他1998年卸任（后任知事改换了联欢方式）。这种联欢充分表现出他本人，以及长崎人民同我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
我真正同高田先生接触是我到长崎担任总领事之后。那是1996年2月，我到长崎赴任后，首先拜访了他，并出席了由他主持的欢迎宴会。没想到，他在宴会上用中文流利地说出我的名字，并说“我代表长崎县人民，对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这无疑使我感到亲切和新奇，因为在日本像他这一级的行政首长中，能说中文并表达一定意思的为数不多。
此后，我们的接触就更多了，有两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
那是1997年2月20日早晨，我获悉邓小平同志已于前一天晚上逝世的噩耗后，立即拨通了高田先生家里的电话，通报了此事。接着我又向长崎市长、华侨总会会长等人做了通报。之后，我们马上着手布置灵堂和做接待吊唁来客的准备。使我没有想到的是，正当我馆正在紧张布置灵堂的时候，高田知事就带领县厅的一班人来馆吊唁。我迎了上去，彼此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沉默不语。我对他的到来充满了感激。过了片刻，他沉痛地说，对邓小平先生的去世致以衷心的哀悼。
他是一位世纪伟人，是中国人民的卓越领袖，也是日本人民的真诚朋友，我们将永远记住他的名字等等。他见我们还未布置好灵堂，就在邓小平同志的像前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十分哀痛地离开了领馆。待领馆灵堂布置好后，他又再次来到领馆进行正式吊唁。他先在邓小平同志的遗像前静立，然后三鞠躬，最后我们默默地握手告别，什么话也没有说。应该说，他是该县第一忙人，来馆吊唁一次就可以了，但他不仅第一个到来，而且还来两次，这就更增加了我馆同志对他的尊敬。
同样也是在1997年，我记得那是6月，为了祝贺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和香港即将回归中国，他率该县政要访问我国。李岚清副总理会见了他们。是时，中日友协为了表彰他在推动中日友好中所做的贡献授予他“中日友好使者”的荣誉称号。对此他十分感动，因为这在日本地方最高行政首长中极为罕见。为此，他访华结束返日后，没有回县厅，而是径直驱车来到领馆感谢，同时一再表示要尽其可能，把长崎建成日中友好的前沿基地。他这种真挚感情深深地感动了我们。
以上这些事情看似平常，但小中见大，充分体现了他在同我们交往中的细心、温厚和无微不至，表现出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真情。高田先生的办公室里挂着我国著名书画家吴作人先生为他的题字“风雨同舟”，就是这一精神的体现。
高田先生今年已经74岁了，我遥祝他健康长寿、幸福吉祥，为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不断地发热发光。（附图片）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芯片植入人体的疑惑
史宗星
再过两三个月，11岁的丹尼尔将成为英国（也许是全球）第一个在手臂上植入微芯片的女孩。小小芯片能发出清晰的信号，信号能通过手机网络传给电脑。万一她被坏人绑架了，电子地图能显示她的位置，人们可想办法把她解救出来。在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这项技术不算新鲜，可用这种方式保护孩子的安全，过去还真没听说过。这是丹尼尔的父母认真讨论后决定的，一个直接原因，是英国连续发生女孩失踪被害事件。最近的一起发生在上个月，两位10岁女孩同时失踪，两周后在同一地点发现了她俩的尸体。
这两个不幸女孩，一个名叫霍利，另一个叫杰西卡。8月4日傍晚，霍利家举行烧烤聚会，请来一些亲朋好友，霍利把她要好的同学杰西卡请来了。聚会还没散场，有人发现她俩突然失踪，于是报了警。警方立即行动，出动了400多名警员，把附近的树林、荒地搜了个遍；《每日快报》拿出百万英镑作为赏金，鼓励人们举报线索；英国媒体每天都把搜查的进展作为头条新闻报道；警察局每天收到上千个举报电话；在国外休假的布莱尔首相也被惊动了。然而，最后的结局竟是人们最不愿接受的。
这件事在英国孩子父母中再次引起惊慌，生怕同样的不幸降临自己孩子头上。许多家长不再允许孩子独自出门；有的一再嘱咐孩子“千万别和陌生人接触”。丹尼尔的父母心急如焚，为了大女儿的安全，他俩商量了好久，决定带丹尼尔去见雷丁大学的专家沃里克教授，恳求他在丹尼尔的手臂上植入一个微型芯片，以便随时掌握女儿的去向，花钱多少并不在乎。沃里克教授虽然认为这并不能使孩子免遭绑架，但他说，若最坏的事情发生了，微芯片可以提供一个把孩子救出来的机会。丹尼尔年纪虽小，但能理解父母之心，同意在自己手臂上实施这项“安全工程”。
消息传开，英国社会议论纷纷。丹尼尔的妈妈温迪通过媒体做了一番解释：“霍利和杰西卡遭遇不幸之后，我们就讨论该为自己的孩子安全做些什么。我们觉得应让她经常处于安全状态，而且在紧急情况下能知晓她的下落。虽然我们也知道这样做并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她的安全，但至少让我们觉得放心些。”温迪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不过是利用现代技术而已。如果一辆汽车被人盗窃，人们可以通过网络系统进行追踪，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同样的办法去寻找失踪的孩子呢！”
这话说得倒也在理，赢得不少人赞同。有人称这是个“很好的主意”，一位丢失过孩子的母亲悔恨自己当初没想到这一招；有人呼吁政府，应在英国所有的孩子身上都植入微芯片。但质疑的声音也很强烈。有人认为丹尼尔的父母“反应过度”，虽然发生了一些不幸事件，但孩子遭绑架的事毕竟不是很多，无需大惊小怪；有人质问：“这一来，你的孩子和你牵着的小狗还有什么两样？”有人提出孩子的隐私权问题，还有人问：“谁来控制这个小芯片？是警察局，还是孩子的父母？”
这是件新鲜事儿。不管是赞成的声音，还是质疑的理由，听起来都觉得挺有意思。一位社会学家指出，绑架和诱拐儿童已成为一种“社会病”，加上对儿童的性侵犯日益严重，互联网上儿童色情泛滥，儿童的成长环境正在急剧恶化。在这种情势下，父母在孩子身上植入微芯片，其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不应受到指责。但是，小小芯片无论如何是治不好这种“社会病”的。要想根治，只有一个药方，就是全社会动员起来，创建安全的社会环境。不管人们怎么说三道四，丹尼尔的父母不打算改变主意，而且还说，待他们7岁的小女儿艾米长大一些后，也将在她的手臂上植入同样的微芯片。这对夫妇对小小芯片的痴迷，既让人感到疑惑，也启发人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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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界见闻
友谊之林长青
——加拿大总督府散记
本报驻加拿大记者 陈特安
当点点红色悄然染红枫树的枝头时，我们意识到加拿大的秋天就要来临了。猛然间记起加拿大总督府内那些高大碧绿、郁郁葱葱的友谊树，决定去一睹见证友谊的友谊林的风采。
加拿大总督府坐落在渥太华东北部苏塞斯斜街，名为丽都厅，建于1838年，虽然与议会山庄分踞两地，却是议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1867年加拿大联邦政府成立以来，此处是历届总督的官邸。1952年，加拿大人温森特·马西被任命为加拿大的总督，从此丽都厅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就是加拿大总督在加拿大本土产生，而以前的总督则是英国女王从英国派遣。从1952年到2002年已整整50年，故今年是丽都厅特别周年纪念。现任总督是华裔女性伍冰枝。
每年夏季，占地32公顷的总督府就像一座大花园，园内草青、树绿、花香，令人神往，造访者络绎不绝，热闹非凡。除了传统的皇家仪仗队的换岗仪式外，这里还举行各种各样的消夏活动，如露天音乐会，孩子们的“大狗熊野餐会”等等。在总督府举行的所有活动都是免费的，周末假日，人们更是可以随便参观访问。
丽都厅是一幢三层灰色建筑，看上去很普通，但不乏庄重和威严。当丽都厅的门前只悬挂加拿大国旗时，表示总督今天不在此办公，如若同时悬挂总督旗和加拿大国旗，则表示总督今天在此办公。
在丽都厅前面的道路两旁，有一大片绿地，绿地上约有3000株树。有的树干很粗壮，需要两三个人合抱才能把树围住。这里有橡树、银杏树、海棠树、核桃树、枫树等等。其中以橡树、银杏树和枫树为多。自1906年阿瑟王子在这里栽种了第一棵红橡树以后，到访的贵宾们在这里种树已成了加拿大一项荣誉外事活动。这一活动象征着国家间的友谊和合作。这里有历届加拿大总督与世界许多国家领导人共同栽种的友谊树。每棵树下都插着一个特制铜牌，上面刻写着何年何月何日由哪国领导人栽种。树多成林，可以说已形成了一片“友谊林”。
“友谊林”中，自然少不了英国皇室主要成员植的树，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先辈们、女王伉俪、查尔斯王储和戴安娜以及两位公主等栽的树。我们造访的那一天，正值戴安娜逝世5周年之际，看到人们在查尔斯王储和戴安娜共同种植的橡树下摆放了一些鲜花，寄托着人们对戴安娜王妃的哀思。
“友谊林”中，我们还看到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和他的夫人种的海棠树。它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待到收获的季节，那果实定会压弯海棠树的枝枝杈杈，奉献给人们一个丰收的喜悦。
尤其令我们兴奋的是，在众多的友谊树中，我们很快找到了国家主席江泽民于1997年11月访加时种下的一棵大果栎树。这棵年轻的大果栎树迎着太阳，枝繁叶茂，碧叶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鲜亮，生机勃发。据介绍，大果栎树木质坚硬，树叶秀美，果实硕大，耐严寒。江主席和勒布朗总督共同植下的这棵树，意在祝愿中加友谊长存。许多来此参观的中国人都要在树前留影。当我们站在树前欣赏和拍照时，一个三口之家的家庭走过来和我们热情打招呼，我们高兴地告诉他们，这树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加拿大总督一起栽种的。这个家庭的男主人跷起大拇指说，好，加中友谊树长友谊长。
接着，我们还在“友谊林”中看到我国前国家主席李先念于1985年7月访加时栽种的一棵银杏树。树龄近20年，长得根深叶茂，葱茏高大。一位加拿大人问我们这是什么树，我们高兴地告诉她，这是银杏树。她惊叫着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银杏树。说着她还把脸凑近树叶，仔细地观看，嘴里不停地赞叹道：“太美了，真是太美了！”她还特意要求与我们在树前合影留念。
友谊之树见证友谊，见证历史。伴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友谊之树会更加繁茂高大，更加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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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感受欧洲人的休假
龚铁鹰
8月的欧洲是闲适的欧洲，因为此时许许多多的欧洲人正在休假，他们带领家人纷纷外出，或“上山下乡”，或漂洋过海，享受一个月的带薪假期。我们访欧期间亲身感受了欧洲人假日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芬兰图尔库，政府官员带我们参观这个城市的旅游度假区楠塔利，在这个波罗的海岸边的小镇，海浪轻拍，绿树成阴，人们在海边的礁石上、绿地中、长椅上或坐或躺，享受这潮湿的海风和热辣的阳光。这里，波罗的海浩淼无际的水面光影闪烁，树木和绿地在阳光照耀下清新碧透，让你感到大自然对人们是这样的乐善好施。此时，普通百姓在度假，各级官员也在休假。我们的陪同指着远远地被绿树簇拥着的灰色建筑说，你们瞧，此刻我们的总统也在这里，因为建筑顶端升起了国旗，这是总统在这里的标志。
8月的欧洲，冷落了普普通通的市镇，热了文化名城和度假休闲之地。由于假期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欧洲各城市都想方设法挖掘各自城市的旅游资源，使自己普普通通的市镇变成吸引这庞大人流的磁石。意大利北部小城维罗纳不是海滨城市，很难吸引暑期度假的人们，但是由于这个城市有一个古罗马剧场，该市进行了很好的保护，又挖掘了一处场所——一个老旧的三层小楼，号称是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中朱丽叶的旧居，院子的角落里有一座朱丽叶的铜塑像，这就吸引了千千万万欧洲以至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以体味人类那种刻骨铭心的挚爱亲情。我们到这个小院的时候，院子里人流涌动。角落里朱小姐的目光似喜似忧，静静地凝视着这芸芸众生。门洞的墙上，密密麻麻地画满了各种颜色、各种笔体的字迹和心形，记录了无数情侣的爱之宣言……欧洲那些旅游名城，也在对旅游资源做着精细的梳理和加工，以吸引这度假的人流。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塞纳河都有游船，游船公司将沿途的景物编成精粹的历史典故向船上的游客介绍，或许是中国人正在壮大着欧洲的旅游度假市场，巴黎游船上的介绍除法文、英文外，已经有了中文。
8月的欧洲，也热了各个交通要道。在高速公路上，满是为度假而奔涌的车流：有的车上顶着小划艇；有的车尾装一个架子，上面固定两辆自行车；还有的车后拖着房车，无论走到何处，都可以在里面安睡。高速路上车辆虽多，但交通十分顺畅，这得益于申根协定，人们穿越国境不必办理签证。当我们乘车在高速公路上越过法、意边境时，陪同告诉我们，以前需要签证的时候，这里有两国荷枪实弹的士兵和停在路边的坦克。可此刻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的车已经以超过百公里的时速从关口疾驰而过，我们对关口的唯一印象是路边那几栋空落落的边卡哨所。交通的通畅也得益于欧盟对司机的严格管制，大车司机每当连续驾驶时间超过9小时，车辆会自动锁住。车上有时间记录仪，你如果休息时间不足犯禁开车，被警方查到不但取消驾车资格，还有巨额罚款等着你，所以，高速公路上很少有大车发生事故。
8月的欧洲，你到处可以看到那些闲适慵懒的人：在汽车里，常常是一人驾车，旁人在车里安睡；在一些景点，人们躺在绿地上或读书或小憩，显得那样惬意。意大利的朋友告诉我们，除去各种假日，他们每年工作时间只有188天。这时候你就会想，这哪里还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印记？这欧洲人的确活出了道道儿，悠闲自在，有滋有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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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图为南非开普敦维多利亚港湾一角。本报记者 朱新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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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城黄昏
简放宁
车穿越近300公里渺无人迹的马里卜—夏卜瓦沙漠进入哈德拉毛盆地已是下午5点时分，漫漫黄沙，连同黄沙中的空旷与寂寞被抛在了身后，前面是一片枣椰林，车随路转，绕过枣椰林，一座小城赫然展现在眼前。
正是黄昏时分，残阳如血，西照古城。
也门谢巴姆古城突兀地屹立于辽阔的盆地之中，在落日余辉下显得孤独而又雄壮。500余座土楼拔地而起，密密匝匝地林立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城内，远望去，高低参差，层层叠叠，自近及远，一波波地铺陈开去。
古城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历经风云变幻，岁月沧桑，如今土楼多为17世纪以后重建、新建。土楼完全就地取材，以哈德拉毛盆地的黄土做成的厚厚的土坯垒成，一般5到8层，楼基大而楼顶小，形如长方体形的碉堡；窗户都很小，多以白色石膏镶边，位于墙体上部，如同一只只瞭望远方的眼睛，独特的结构使土楼在炎热的哈德拉毛盆地冬暖夏凉。
走进城内，眼前如同展开了一幅生动的也门民俗风情画卷。缠着红白相间方格头巾、腰间带着也门弯刀的老人在悠闲地散步，牧归的孩童赶着羊群在狭窄的巷道里穿行，小巷里还会时不时窜出一匹骆驼或毛驴，卷起一团团灰尘；小贩大声地叫卖着各色叫不上名来的中东香料，一身黑袍的家庭主妇头顶大包小包的东西稳稳地走过。在楼群间的空地上，一群人正围成一圈，打着手鼓，举着腰刀，跳着明快的腰刀舞，悠扬的阿拉伯民歌阵阵传来。
上世纪90年代初，古城曾迎来一波旅游热潮，城内建了两三家旅馆和几处旅游纪念品店，也许这就是古城仅有的一些变化，其他的一切似乎都保持着原来的状态。在被命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文化遗产”的古城内，人们一如既往，依然以自己的传统习惯居住、生活在土楼中。
出城后，暮色四合，回望古城，万家灯火中的土楼在历史与现实间守望着新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