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信息
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研讨会举行
北京市社科联“学术前沿论坛·2002”首场论坛“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研讨会最近召开，来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者围绕“深化认识劳动价值论的意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与收入分配”、“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运用”、“劳动价值论与要素价格理论”、“知识经济与智力劳动价值”、“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与会者认为，联系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深入研究马克思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研究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是历史赋予理论工作者的新课题。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要坚持继承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弘扬与时俱进精神，推进理论创新。此次研讨会由北京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学会主办。
（晓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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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铺上盖板成为暗渠的菖蒲河（又称外金水河），日前重现天安门东侧。 居旭波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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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从制度上增强资本市场信心
——“投资者保护国际研讨会”综述
胡汝银
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投资者保护国际研讨会”前不久在上海召开。与会者认为，投资者保护不仅关系到资本市场的规范和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经济的稳定增长。针对如何完善我国的投资者保护制度，与会者提出了以下建议：
进一步完善投资者保护的法律体系。虽然我国现有的关于投资者保护的法律法规较为系统，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充实。有的法律法规只是反映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的一些经验，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进行调整；有的法律已经有基本规定、原则规定，但尚需具体化和细化，增强可操作性，并补充有关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内容。
增加中国证监会的执法权限，加强监管执法。目前，中国证监会还不具有国外监管机构普遍拥有的执法权限，如对违法行为当事人的强制传唤权、查询资金账户权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法的效率。与会者还提出，仅仅加强政府监管，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证券市场秩序的问题。需要建立国家集中监督和社会分散监督相结合的证券市场监管架构，增强国家监管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加快自律机制建设，强化和完善投资者、市场中介与传媒的独立监管，使监管角色和宏观调控等角色相分离。也有与会者指出，加强监管应力戒演变为过度管制。监管的原则只能是保护中小股东的正当权益，而不是代替中小股东对公司商业行为进行管制。
积极推进投资者保护的司法实践。随着市场上各种侵权行为的频繁出现和行政监管力度的加强，建立和完善证券侵权民事责任制度、增加人民法院在投资者保护中的司法介入迫在眉睫。在加强司法机关介入证券市场法治化管理的同时，还应该积极探索建立证券市场低成本、高效率解决纠纷的机制，在证券业中建立仲裁或调解机构，使大量的证券民事纠纷在诉讼前得以消化，及时有效地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完善民事赔偿机制。与会者着重研讨了责任冲突、责任条件、责任性质和责任关联等四个问题。在责任冲突方面，证券法规定了民事赔偿优先的原则，但在实践中由于行政处罚和刑事罚金要先于民事赔偿，且罚款和罚金都进入国库，因而民事赔偿优先的原则难以保障。因此，建议设立专项的罚没金账户，由证监会管理，待民事赔偿完毕后再统一上缴国库。在责任条件方面，多数与会者认为，判断是否违法不应当以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为前提，因为这会剥夺当事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关于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应该区分连带责任、过错责任和补充责任。在欺诈行为和交易损失的因果关系举证方面，应当实行过错推定原则，由侵权一方来举证。关于责任关联问题，与会者认为，投资者的利益需要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也需要保护。由于债权人的利益往往是未到期债权，还不能提起诉讼，待其能行使债权时，往往已无多少财产可供偿还了。因此，发生此种侵权诉讼案件时，法院应当告知责任人的债权人。如果债权人认为其利益将得不到保障时，至少可以提出破产申请。同时，还要解决好发起人或控股股东的责任，对连带责任做出清晰的界定。
建立投资者民事诉讼制度。与会者认为，我国迫切需要建立并完善投资者民事诉讼制度，并建议引入股东代位诉讼制度和集体诉讼制度，以更有效地利用诉讼机制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代位诉讼是股东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机制，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监督机制，管理层对公司和股东的忠实义务、勤勉义务就会变成空洞的说辞（当然，这种制约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奏效，公司管理层也可能反过来支配代位诉讼）。集体诉讼是美国私人证券诉讼最主要的形式，而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排除了集体诉讼，法院只受理单独诉讼。这使得诉讼成本大大增加，客观上限制了投资者起诉上市公司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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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探讨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新趋势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综述
益程
日前，中国政治学会在新疆石河子市召开年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就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
与会者指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各国在政治、文化、观念等方面的交流、碰撞和相互影响不断加深和拓展，然而与经济全球化不同，对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国际交流现象，用“多样化”的提法更为准确和恰当。一些与会者提出，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同质化”、“同样化”，即便在经济领域，也不存在经济制度的“同质化”。虽然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中，各国达成了一些共识和共同遵循的规则，如联合国宪章、世贸组织规则，但这些共识更多的是一种妥协或让步，而不是“同质化”、“同样化”。还有学者指出，目前世界各国政治民主化的趋向也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同质化，趋势不同于模式。不存在全球统一的民主模式，各国都是根据自己的国情、民族特点、历史传统来建立自己的民主制度，对其他国家的民主制度只是借鉴和参考。有的学者把当今世界的特征归结为“多元共生的时代”。还有学者认为，全球已进入了“分散的统一”时代，包括分散性和统一性两个方面，统一性即国际行动规则的普遍性，分散性即各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自主性，并认为这种“分散的统一”是目前“全球治理”的基本状态。
许多学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主要受益者。但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一向度的同质过程，各国在冲突中寻求平衡和发展，经济全球化正由此转向一种新的扩展方式：以民族国家和区域组织为单位主动参与。这就意味着全球化不再是某种单一力量控制的过程，而是民族国家以及区域组织主动介入并积极发挥影响的过程。
与会者一致赞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我国是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冲击。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增大了西方价值观念的传播机会，“西化”的危险在加大。也有学者强调，要区别“西化”和西方文化这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涉及霸权主义问题，而西方文化则只是一种区域性文化，其中有消极的、不适合其他区域的成分，也包含着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成分，后者的影响有利于非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发展。因此，不能因为一些理念源自西方，就将其拒之门外，否则不利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现代化。有学者强调，经济全球化不会削弱国家主权，其总的趋势是：世界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来划分的合理性得到普遍尊重，而民族国家面向全球的开放能力及其程度则是其发展的关键性条件。民族国家不进行自我限制就无法融入国际社会，参加国际组织而进行某种自我限制，这本身是自我作主，而非服从他国。这种自我限制是否是主权弱化，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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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创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时代使命
刘诗白
创新是马克思学术思维的基本品格。马克思从不满足和停留于前人的思想，而是立足于不断变化的现实，通过独立思考，不断进行理论创新。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实现了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革命，使政治经济学真正成为了科学，成为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今天，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尤需大力弘扬马克思的创新精神。
以创新精神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
经济理论总是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经济学也不例外。《资本论》出版已经135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制度结构、生产和分配的基本规律以及基本矛盾没有变，马克思经济学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仍然是唯一能科学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深层矛盾和发展规律的理论武器。但也应看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快速创新，带动了生产方式的进步、企业组织形式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经济运行方式和政府职能的变化。特别是上个世纪末出现的信息革命和科技创新的大潮，推动了经济的高科技化，催生了知识经济。这些变化使当代资本主义的劳动、分配关系以及产权结构都有了某些新的变化，如当前的精神产品生产商品化等，都是19世纪资本主义不曾有的新情况和新现象。我们不应该把这些变化仅仅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更丰富的具体实现形式，而应该看到其社会生产关系出现了局部调整和某些更新，并因此而释放出新的生产力。
马克思当时不可能分析100多年以后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形态。因此，把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应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实际，进行创造性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十分必要的。
在理论创新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崭新事物，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结出的硕果。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引下，学术界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公司化改造，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讨论，活跃了学术思想，破除了传统观念，形成了新的经济命题和论断。实践表明，经济理论创新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当前，我国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加快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任务，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对我国新时期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作出科学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应该在提高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紧密性、理论阐述的深刻性、反映现实的准确性，以及理论结构的完整性上下功夫，在深入分析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出质量更高、更具说服力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论著。
我们已经具备创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精品的现实条件。首先，我们面对着一个有血有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有了进行观察、对比和理论分析的丰富的实践资料；经济体制创新的成功实践，也成为人们对各种经济理论观点进行取舍和评判的现实基础。其次，20多年来的经济理论创新，形成了许多公认的成果，为进一步把理论研究引向深层领域打下了基础。第三，多门类应用经济学与部门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加强及其方法的引进，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拓宽和方法的完善，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进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需要全面总结实践经验，把丰富多彩的具体实践上升为理论；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掌握实际状况，进行多方位观察、对比，进行细致的理论分析和表述；需要对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世界经济实践进行研究；需要汲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成果……这一切都需要人们付出艰苦的劳动，进行长期的学术积累，而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经济学工作者应树立学术雄心，潜心致志，不懈耕耘，力争多出精品，切戒心态浮躁和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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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点研究
制度与可持续发展
王冰 李文震
刚刚闭幕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那么，怎样评价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呢？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开发设计了用以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新的国家财富指标体系。这个新的财富指标体系包括：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于传统的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衡量体系而言，这个指标体系反映了人类发展观念的变革。其中，社会资本的关键特性是促进联合成员为共同的利益而进行协调与合作，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制度资本。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制度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制度是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保障
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它的永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制度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界定清晰的产权结构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实现自然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即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配置自然资源，是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制度基础。但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信息不完备、交易成本过高、公共物品的外部性、政府干预行为、各种市场制度安排间的协调性较差及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都可能造成市场价格的扭曲，并且市场经济越不发达，市场价格越容易扭曲，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和浪费。因此，建立完善矫正市场价格的制度，弥补市场失灵，形成正确的市场价格，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成为自然资源商品化条件下，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调节资源供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所必须予以充分重视的问题。然而，仅靠一般意义上的制度矫正功能所形成的市场价格，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自然资源中可耗竭且不可再生部分的代际配置问题。对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速度超过了它的再生能力，或者对不可再生自然资源消耗过快，都可被视作漠视了后代人的权利，并可能对后世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由于子孙后代缺乏代言人，因而在现行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中难以体现他们对自然资源的权利，所以，有学者提出“代际多数规则”和“代际资源转移模型”等设想，以对当代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这说明，只有进一步对配置自然资源的市场制度及其矫正制度进行矫正，才能更为充分地实现资源永续利用的目标。
制度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一般认为，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是环境问题的主要成因。对经济活动外部性的认识引导人们不仅要注意经济活动本身的效率问题，而且要注意由经济活动造成的但却没有在市场机制中得到体现的对环境的影响，也即外部性问题中市场失灵的存在。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总的思路是使外部经济效果内部化，从而使经济活动主体的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一致。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1）基于市场的产权管理。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经典文献《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的观点，当存在对环境的外部性影响时，只要产权得到了明确界定，且交易成本为零，则不论谁拥有产权，通过自发的市场交易都可以使资源得到同样有效的配置。这种产权理论在管理环境问题时虽然有理论上的优势，但受制于现实中产权完全界定的难度较大、交易成本过高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而实施起来难度较大。（2）基于环保制度安排的集体行动。集体选择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产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集体行动又可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由政府通过征收环境税、环境费及补贴的形式进行宏观的市场干预。根据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原则征收的环境税，按开发、利用、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环境费，以及对有利于环境改善行为给予的补贴，都可以使经济主体活动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同社会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趋于一致，从而达到将外部性内部化的目标；另一种方式则强调政府对产生外部性的行为进行直接控制。国家对环境资源利用进行直接干预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在处理环境问题时是无效的，尤其是当把后代人的利益也纳入环境问题的总体思考时，市场制度的失灵更为明显。所以，通过政府制定并强制执行环境标准，能更有效地进行环境管理和维护后代人的利益。但政府直接控制也可能出现市场效率损失、政策实施的时滞效应和寻租活动盛行等问题，从而导致国家干预的失效。可见，力图使外部性内部化的不同方式相应地要求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实施机制，各种解决途径各有优势和不足。面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片面地强调市场机制或政府直接干预都难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而发挥各种制度安排间的互补性以形成一个能使外部性最大限度内部化的制度结构，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正确途径。
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伦理观
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在制度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着辅助或制约正式制度行使功能的作用，并且在正式制度无法实施或实施成本太高的领域起着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伦理观，是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的必然要求。在传统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伦理观的影响下，人类的经济活动变成了只考虑眼前利益和当代人的直接利益，只注重物化指标而缺乏人文精神的纯粹谋利性活动，由此在实践中导致短期行为盛行，并抑制了对发展具有长远价值但不能带来近期收益的行为；它把自然界视为征服的对象，把人看成实现经济增长的工具和手段，从而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浪费和损耗、生态环境的恶化，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破坏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巨大阻碍。人类社会迫切需要自我反省，重建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新型伦理观。
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伦理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确立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念。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征服与被征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必须从人类自身与自然生态统一的“天人合一”的立场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确立人与自然相协调的伦理尺度。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又要注意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建设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
其次，形成与可持续发展观相符合的风俗习惯。人类社会的每一位成员都应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给周围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从而共同努力，营造一个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风俗习惯氛围，改变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形成最低限度使用资源的习惯以及崇尚绿色环保生活方式的时尚风气。
再次，确立全新的幸福观。长期以来，人们把占有和消费物质产品的多寡视为是否幸福的主要标准。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成倍增长所带来的更大程度的物质需求的满足，人们的幸福感觉并没有相应地成倍增加。因此，必须从片面追求物质消费的传统幸福观中解脱出来，更多地关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生存的质量，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使人类在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的同时获得真正的幸福。
最后，培育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伦理规则。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认识到自身的活动对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影响，树立对社会和子孙后代的责任感，充分考虑到后代人的利益，自觉地为社会的长远利益而牺牲一些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形成一种正确处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关系的新型伦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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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从提高生活水平到提高生活质量
卢嘉瑞
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生活水平是生活质量的一个方面。生活水平主要用人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等指标来衡量，而生活质量则在人均收入和消费之外，还要通过消费品质量状况、消费环境状况、消费者自身状况等来反映。
经济增长可以带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生活质量却未必能随之相应提高，因为生活质量的提高反映的是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可持续发展。二战结束后，一些西方国家迅速从废墟瓦砾上崛起，伴随着物质生产的高速增长，国民的收入和消费显著增加，但生活质量却未得到相应的提高，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贫富两极分化、环境和社会治安恶化等，一度相当严重。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人们注意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生活质量”概念应运而生。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生活质量这一概念。
虽然对生活质量的高低人们可以感受到，但要对其进行定量研究和评价，则需要制定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的主要内容应包括：（1）就业（城乡居民失业率及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2）收入（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和年增加额）；（3）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贫困线以下人口比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4）消费（居民消费性支出）；（5）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家用电器消费、通信和信息消费、教育消费、文化娱乐及旅游消费）；（6）主要工业消费品质量（主要工业消费品批次合格率）；（7）主要食品质量（肉、蛋、菜、奶品质，加工食品和饮料批次合格率）；（8）健康（城乡居民食物及营养状况、每千人口医生数和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儿童死亡率）；（9）教育（成人识字率、小学入学率、中学入学率、大学入学率、高等学校分科在校生数量）；（10）文化（闲暇时间、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数和观众人数、广播覆盖率、电视覆盖率、图书种数和总印数、杂志种数和总印数、报纸种数和总印数、音像制品种数和出版数量）；（11）自然环境（草地面积、森林覆盖率、河流流域面积和内陆水面面积、工业废水处理率、工业废气处理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12）社会环境（刑事案件立案起数、受理和查处治安案件起数、交通事故发生起数及死亡人数、火灾发生起数及死亡人数）；（13）城市化；（14）法律范围内的公平及其保障；（15）法律范围内的公民自由度。这些评价生活质量的指标，是衡量人们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参数。
尽管生活质量的内容十分广泛，但其核心是充分满足人的需要，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使人本身获得全面发展，这也正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宗旨和最终目的。当前，我国居民生活已总体上进入小康阶段，应把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放在首位，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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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领导干部成熟的标志
杨春长、张成富在《领导干部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文中认为，成熟的领导干部必须重视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讲政治是领导干部最基本的素质，是领导干部取得领导资格的必备条件。重视和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是领导干部讲政治的具体体现，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内在要求。其次，领导、管理工作是一种社会活动，其管理对象中的各个因素和管理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需要人去掌握和推动。领导、管理者如果不能明确而坚定地抓住人这个核心，忽视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调动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把注意力集中在钱、物等因素、环节上，那是舍本求末。第三，成熟的领导干部应当善于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业务工作。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使业务工作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才能有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团结、和谐的环境、氛围，才能激活、开发和发挥人的潜能。
（摘自《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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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易发生价格竞争行业的特性
安同良、杨羽云在《易发生价格竞争的产业特征及其企业策略》一文中提出，易发生价格竞争行业具有一些共性：从产品特征来看，价格竞争往往发生在那些产品差别化程度较小的行业；从产品生命周期来看，价格竞争一般发生在正处于成熟期或衰退期的产业；从市场集中度来看，价格竞争多发生于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的阶段，企业间价格合谋的可能性较小；从厂商规模来看，价格竞争行业中厂商的生产往往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从产业的退出特征来看，易发生价格竞争的行业多具有较高的退出壁垒；从产业关联特征来看，在价格竞争频繁的行业中，处于产业链下游销售商的强市场势力与行业价格竞争存在较强关联。该文进一步指出，企业摆脱恶性价格战的可行战略是：认清自身行业的产业特征，以关键组件的关键技术为依据，以市场为导向，产品准确定位，实行产品差别化错位竞争，实现价格竞争与非价格竞争的最优组合。
（摘自《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