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关于实践是认识的最高目的及其意义
蒋金锵
（1）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实践，把居于能动与主导方面的主体和居于依据与基础方面的客体联结起来，形成了改造关系，它改造着自然界，改造着社会，改造着人们之间的关系和人自身。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没有实践，就没有历史的进步和人自身的进步。
（2）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关系。改造世界首先必须正确认识世界，否则就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认识关系在改造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又作用于改造关系。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来自实践。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只有实践才能证明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才能纠正认识的错误和不完全性，推动认识的发展。解决认识的源泉、标准和发展等问题，归根到底，是要用真理性的认识指导实践，进而解决改造世界的问题。坚持实践是认识的最高目的，乃是自觉地把认识关系融入改造关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统一起来的一个根本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而在于以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去指导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认识离开指导实践的追求，就失去了动力；离开指导实践的目的，就失去了意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就是通过实践而认识真理，又通过在真理指导下的实践而改造世界的过程。这个过程无限地循环往复，无穷地向前推移，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的：“认识真理是不断前进的过程，改造世界也是不断前进的过程。我们要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为真理而奋斗。”
（3）以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己任的共产党人，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使认识在不断创新中跟上实践的发展，又通向指导新的实践的目的。
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一切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观点、思想和作风。当前，这种错误观点、思想和作风十分突出的表现就是本本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本本主义唯书不唯实，既不从变化着的实践出发，也不以指导变化着的实践为目的；形式主义唯名不唯实，贪图虚名，不问甚至排斥实践的内容和效果；官僚主义唯官不唯实，以官为本，无视甚至否定实践的需要和意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认识和实践相脱节、主观和客观相分裂，其认识论的根源是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背道而驰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
（4）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在必然要发生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关系的同时，还必然要发生主体使客体满足自身一定需要的价值关系。主体要正确、有效地改造客体，不仅要科学地认识客体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本质和规律性，而且要科学评价客体应当是什么——提供什么样的好处和有用性，形成自己的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决定做什么和应当怎么做，进而付诸实践，在实践中实现价值，并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不断丰富价值的内涵。可见，价值关系同样也是在改造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并反作用于改造关系的。离开实践，不仅谈不上认识，也谈不上价值。
价值问题实质上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人们追求的利益不同，价值观也就不同。工人阶级是历史上最进步、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它的利益追求同最广大人民乃至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在当今时代，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是反映人类根本利益和发展方向的社会价值主体，因此也是科学评价和真正实现社会价值的裁判者和执行者。
（5）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统一于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向前发展的客观规律，又代表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现阶段的真理追求，也是我们现阶段的价值追求。这与共产党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目标和最高价值目标是相一致的。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追求真理、为真理而奋斗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过程。因此，“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三个一致性”，精辟地揭示了真理性认识与合乎人民利益的价值原则的辩证统一关系，阐发了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指明了党领导的实践活动的伟大意义。
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违背了这“三个一致性”。离开了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创造性实践，是绝不可能站在党性的立场上达到价值同真理的具体的统一的，也绝不可能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服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意识根源是个人主义。本本主义唯书不唯民，形式主义唯名不唯民，官僚主义唯官不唯民，都割裂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割裂了认识和实践的有机联系。矢志不移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与价值观的共产党人，在坚持和发展真理的过程中，必然要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坚决反对和纠正这些不良作风。
（6）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为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运动而创建的科学思想体系。它的根本目的和归宿，在于谋求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它的全部重要性和伟大力量，也只有在工人阶级政党运用这一理论带领群众不断向这个根本目的行进的实践过程中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应用，在于指导实践。我们共产党人是拿起科学理论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掌握和运用这个理论。
但本本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权谋私和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等等，虽然也夸夸其谈什么“理想信念”，实际上只是热衷于把理论学到“口”，而绝非入于脑、用于行，从而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和价值性，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对其危害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为应用而学习，为指导实践而学习，为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而学习，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坚持以科学理论武装、教育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重要课题。
（7）“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江泽民同志强调，“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对全党同志实践“三个代表”，用“三个代表”这一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提出了根本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鲜明实践性，在于它来自实践又服务于新的实践，是为指导新的伟大实践应运而生的伟大理论。它从更高的层次上要求在新的实践中把走在时代前列、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保持党的先进性统一起来，把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统一起来，把深入认识和正确把握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同维护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统一起来。当好“三个代表”，不仅是认识问题，归根结底是实践问题。这里所指的实践，就是按照“三个代表”要求，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围绕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在思想认识上做到“三个解放出来”，在组织上做到发扬民主，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在作风上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全面提高素质，更好地带领和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从事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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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泽东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
王真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坚决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而且善于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能够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毛泽东坚持与时俱进体现在他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僵死的教条，而认为它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1959年2月14日，他在接受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里山德里采访时就谈到这一问题。马特说，列宁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结论，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胜利，并请毛泽东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毛泽东说：“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毛泽东还告诉马特，列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这个问题的，因为列宁这时看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爆发革命。毛泽东向马特阐述的中心意思，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改变，但其个别结论可以改变。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他指出，马克思是改造了近代法国的唯物论和近代德国的辩证法这两种东西，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为什么会有发展呢？因为有矛盾存在。”因此，毛泽东坚持与时俱进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
毛泽东坚持与时俱进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中。毛泽东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才取得了胜利。理论创新反映了实践中出现的新变化，但实践中出现了新变化，并非任何人都能够进行理论创新。这里有一个以何种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理论上和政治上的革命勇气的问题。毛泽东能够与时俱进，就是因为他具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不唯书，不唯上，不搞教条。在这次采访中，毛泽东告诉马特：“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这就阐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必须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不能死守教条，生搬硬套。
毛泽东坚持与时俱进还包括正确处理变与不变的关系问题。与时俱进中既有所变，也有所不变。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学说是革命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毛泽东把理论基础与理论本身区别开来，正反映了变与不变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即理论基础不变，而革命理论的某些部分则可以变。毛泽东坚持与时俱进中的变，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具体内容和结论；不变，则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毛泽东不但以与时俱进的观点看待马列主义，而且能够以与时俱进的观点看待自己的学说。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创者，并没有以静止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而是注意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来重新审视已作出的结论。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在接受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采访时，就《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在二次大战后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那样的国家这一观点时说：“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论》，“一般说来书中的观点是对的，只有像上面所说的个别地方需要做一些补充。”这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勇于修正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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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随笔
还原历史的功力和解读历史的智慧
——读《党史札记》有感
萧寒
1999年《学习时报》创刊伊始，龚育之同志开辟了《党史札记》（以下简称《札记》）专栏，引起广泛关注。两年多来，已陆续发表数十篇。前不久，这些札记结集出版，读后令人颇受启发和教益。
札记这种文体，中国古已有之，它是文人读书时所作的要点摘记和心得体会。以札记形式写党史，在学术界并不多见。不过，对龚育之同志来说，倒不是从为《学习时报》撰写《札记》开始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在《读书》杂志断断续续发表了若干篇《大书小识》，采用的就是札记的形式，而且颇有影响。那些文章追述毛泽东著述编辑出版的所历、所感、所识，也可以说是另一个角度的党史札记。
长期以来，不少党史著述似乎有一种套路，内容结构、体裁样式乃至语言文字都被程式化了，读起来十分沉闷甚至味同嚼蜡。《札记》则不然，选材丰富而不单一，从宏观进程到具体细节，从理论阐释到史实考订，从党的领袖到普通记者，从高层决策的演变到一首歌曲的命运，尽收笔底；形式多样而不拘束，叙事、论理、记人、评书，不拘一格，错落有致；文字活泼而不刻板，娓娓道来，轻松平和，毫无呆板的“八股”腔调。一位同行曾感慨地说，读《札记》是一种享受。这话引起我的共鸣。的确，《札记》是可以在灯下细细品味、慢慢琢磨的佳作。可以说，它开创了党史著述的一种新鲜形式。
历史研究有两个最基本的价值要求，一个是还原历史，即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一个是解读历史，即解释历史演变的因由。党史研究也是如此。用研究党史的人熟知的说法，叫“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从《札记》中，人们能够深深感到作者还原历史的功力和解读历史的智慧。
对于党史研究，龚育之同志常常强调要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这是他曾经作为党史研究部门的负责人提出的要求，也是他本人研究党史的一个追求。评说事件、臧否人物、阐发理论，作者无一不是以还原历史原貌为基础的。《札记》中的一些篇什，史实考订旁征博引，史料运用信手拈来，显示出史家风格和广博学识。如对毛泽东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的考证，不仅可信，而且可读。
《札记》当然不以写出历史的本然为终极目的，而是在写出本然的基础上，寻找历史发生的原由，实事求是地写出历史的所以然。作者对历史发生的原由总是从多个角度进行观察，通过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的综合分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其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决策、关于中国农村改革的进程、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等文章，都大跨度地对这些问题的历史由来、历史背景作了深入考察和审视，启人深思，给人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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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图为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 徐怀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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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美学”课题完成
聂振斌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础研究课题“走向21世纪的中国美学”近期完成，其最终成果将形成《美学的重新发现》一书。
该课题比较系统地描述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过程，围绕几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批判、扬弃综合，努力从中探寻中国美学发展的趋向和规律。结合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研究者还提出一系列尚待解决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存在的历史原因和认识根源进行了分析和探索。同时，围绕现代化过程中的艺术及其哲学、跨文化美学、重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美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在具体工作中，研究者还根据课题需要和研究特长，综合各种方法的长处，把文化学方法尤其是跨文化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引入研究过程，取得了一定成效。（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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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中国社科院成立WTO研究中心
为了深入系统地研究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成立了开放式的学术研究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WTO研究中心”。这是该院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采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发挥人才资源优势，整合有关科研部门的科研力量。
在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对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和发展方向提出了要求。与会专家学者就世贸组织的基本规则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加入世贸组织半年来的进出口形势以及我国工农业、金融保险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应采取的新对策进行了学术研讨。（小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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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战略观念的起源
李少军在《论战略观念的起源》一文中认为，现代战略概念的出现是古代战略思想长期发展的结果。这种发展，在中国与西方有各自不同的源流。直至近代中西方文明发生密切的交流之后，战略观念才在世界范围汇合成为一个发展过程。从中西战略观念的由来和战略思想的发展与战略概念的使用看，到了20世纪，“战略”开始在世界范围成为一个通用的流行概念，并最终发展成为一门指导人们调动一切力量和资源以实现既定目标的艺术与科学。
（摘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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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国企改革的关键一环
陈清泰在《公司治理：解开中国国企改革的关键一环》一文中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是中国微观经济的要害，这一问题涉及政府职能、金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以及资本市场的发育等领域。中国改革的一个难点，就是公有制、国有经济与市场体制如何有效结合并使公司治理有效，以及妥善处理政府—国家所有人—公司之间的关系。解决这一问题，需从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上采取相应措施。（摘自《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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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民族文化传承的本质
赵世林在《论民族文化传承的本质》一文中认为，文化是人的社会成果，其表现具有民族性，而文化传承正是文化民族性的内在机制。从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文化传承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产，是民族群体的自我完善，是社会中权利和义务的传递，是民族意识的深层次积累，是纵向的“文化基因”复制。对民族文化传承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传统、把握文化。（摘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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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与时俱进 深化国际共运史研究
——“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研讨会”综述
王谨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与中央党校科研部日前在京联合举办“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研讨会”暨“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国际共运史学科建设、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回顾了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成立20年来的历程，认为学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世界和中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不断探讨国际共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国际共运中的党际关系、国际共运曲折发展的规律、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的现状和前景等；翻译出版了一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文献资料。正是通过多方面的活动，学会在推动理论创新和先进文化发展、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与会者认为，江泽民同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三次就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现在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是推动国际共运史研究的大好时机；国际共运史研究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实际问题为中心，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与会者还围绕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新霸权主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全球化对社会主义的影响、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问题等进行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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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适应形势 推进公共管理现代化
——“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马宏伟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教学研究会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与行政学院联合举办的“改革与创新——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召开。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讨论了加入世贸组织后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MPA教育、公共管理现代化、改进公共管理的教学与研究等问题。
关于政府管理现代化。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必须尽快适应市场经济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要求，其核心和关键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这种形势使得政府管理的现代化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政府管理现代化应包括政府管理体制的现代化、管理行为的法制化、管理形式的科学化、管理主体的知识化、管理过程的信息化等方面的内容。
关于公务员培训与MPA（公共管理硕士）教育。政府管理水平的提高、服务质量的改善以及政府管理现代化的方方面面，都要依靠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因此，我国应尽快发展和完善MPA教育，培养既具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又具有相当水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能胜任现代政府管理的人才。我国MPA教育既要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又要结合我国实际，走出自己的成功之路。
关于非政府组织或社会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现代社会是结构复杂、利益多元的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管理是一种多中心式的治理，一部分社会管理权力正在向民间社团、社会中介组织、企业转移。或者说，政府必须依靠与这些组织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我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应当借鉴世界上先进的管理理论、管理经验，包括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作用等方面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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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规范竞争 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城市政府竞争和地方公共产品融资研讨会”综述
王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等单位主办的“城市政府竞争和地方公共产品融资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我国城市竞争力、城市基础设施融资体制与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但地区之间的竞争将进一步突出。如何规范地区间的竞争，做到趋利避害，促进国家竞争优势的进一步提高？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会者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公共物品的供给对地区间的竞争具有重要影响。一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不断加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是比较薄弱的环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条件。二是提供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服务对于经济的发展非常必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企业和居民对优质服务的要求，直接影响各种要素的流入，影响地方竞争力的提高。三是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对经济实施有效调节可以弥补市场缺陷，减少市场自发性造成的资源浪费，有利于强化竞争优势，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迫切要求建立一种有序、规范、理性、有效的地区间竞争格局。与会者还对维护统一市场、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制定和实施合理的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等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