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
“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面对蓬勃兴起的数字图书馆建设浪潮，有识之士言之切切——
数字图书馆：规范中求发展
本报记者 施芳
编者的话
印刷术的推广，使书籍的大规模出版成为可能，人类文明的演进速度由此而加快，但书籍的保管与收藏也因此成为令人头疼的问题。从古老的民间藏书楼到现代化的图书馆，书籍日渐远离了自然与战争的损害，而且走出文人墨客的视野，进入寻常百姓之家。
数字图书馆掀开了图书馆历史新的一页。如今我们足不出户便可以进入美国的国会图书馆，资源的共享程度恐怕是古人想都不敢想的。这一数字化趋势对于图书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衡的中国来说，自然有更为现实的意义。今天本版刊登的两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数字图书馆在中国的现状与前景，希望对读者有所裨益。
以宽带网铺设为标志的世界第一次信息革命方兴未艾，以内容革命为核心的第二次信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并引发了全球性的数字图书馆建设浪潮。目前国内建设中的中文数字图书馆已达数百家之多，如何对这些数字图书馆进行统一规划？在日前召开的数字图书馆——新世纪信息技术的机遇与挑战国际研讨会上，专家对这一课题表现出普遍的关注。
保护知识产权面临新课题
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核心是资源，而资源的加工首先遇到的就是著作权问题。其实，这也是世界各国在网络时代共同面对的新课题。对于图书馆来说，可以花大力气把馆藏文献转换成数据文本保存起来；但按照现行法律，如果要把它放到互联网上，则必须获得作者或出版者的授权。由于数字图书馆使用的作品信息量是“海量”的，要求数字图书馆取得每一部作品权利人的书面授权，并不具有实践的可能性。
拿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有限公司来说，如果它把国家图书馆的2000多万册馆藏图书都数字化上网使用，那么它至少要取得近千万名作者的授权，正是因为牵涉到版权因素，目前已经开通运行的数字图书馆试验网的网上资料非常有限。这种状况不能适应网络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建设也非常不利。因此，当务之急是在网上作品的著作权方面制定出短期内可行的方案及长期的立法保证。
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2001年开始建立基于数字版权保护的商务平台运营模式。2002年1月，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法律法规指导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来自政府主管部门、法学研究领域、数字图书馆建设领域及信息技术研究领域的11位专家学者组成，寻求以社会效益为主，既充分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又争取公司的正当权益，同时实现为社会公众提供最广泛、最便捷地使用人类知识成果的有效途径。
据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监镇锡惠介绍，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正在积极探索采用多种方式来解决工程建设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包括与著作权人联系获得作品的使用授权；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解决著作权事宜；采取各种方式获得出版机构的使用授权；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工程资源建设著作权；采取契约方式保障工程投资开发应用系统的权益；争取国家有关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解决公益性服务的著作权问题。
此外，工程还将探索采用世界领先的DOI（数字对象标识符）技术对工程建设的有关数字内容提供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并基于DOI技术开发相应的软件，以提供一套完整的数字版权管理解决方案。
标准规范迫在眉睫
目前，国内的中文数字图书馆已达数百家之多，其中，中国数字图书馆的数字化图书已达20万种。如果把中央党校、国家图书馆、中国科技图书馆以及北京、上海、辽宁、海南、新疆等省市区政府、企业、各大院校数字图书馆项目加起来，全国数字图书馆的总投资已超过36亿元。
目前，由于缺乏一个全国性的数字图书馆宏观规划，各单位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大多处于各自独立、相对分散的状态。因此，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存在着潜在的重复建设问题。实际上，数字图书馆工程不仅是高科技项目，也是跨部门、跨行业的大文化工程，必须由政府出面来统一规划、组织和协调，并在资金和政策方面给予支持和保障。
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坚持“标准先行”的原则，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根据现有的国际标准和通用规范，逐步推出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标准规范，并最终形成工程建设标准规范体系，以确保我国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在起步阶段就建立在一个统一的标准规范基础上。
文化部“中文元数据标准”课题组拟定完成《中文元数据方案》，并通过专家鉴定。这是国内第一份中文元数据方案，将对国内外的中文数据制作起到规范和指导作用。
由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牵头，国家图书馆、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国家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等多家联合组成工作组，正在就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标准规范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并向科技部申请立项。
2002年5月，“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标准规范论坛”在北京举办，近百名业界代表深入探讨了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问题，并达成了“联合、开放、公开”的共识。有关专家指出，数字图书馆是一个大的协作过程，要避免重复建设，应该建立一个有效机制，以实现资源共建共享，实现中华文化在互联网上新的辉煌。（附图片）
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
让“书海”流动起来
——上海市推进中心图书馆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汪晓东
孙雯雯是上海杨浦区凤城中学高二学生，家住杨浦区，是区图书馆的老读者。可是有些书区图书馆没有，就得跑到10多公里外的上海图书馆去借，还书也是如此。这一借一还乘公交车就得花几个小时，实在麻烦。
今年2月，杨浦区图书馆成为上海中心图书馆分馆之后，她的这个难题解决了：通过杨浦区图书馆公共查询目录系统（OPAC），可以了解上海图书馆及其它10多家分馆的图书信息。在上海图书馆和其它分馆借的书，可以在就近的区图书馆还。
孙雯雯的经历，正是上海市推进中心图书馆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上海市在实现图书资源共建共享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初步形成1个总馆（上海图书馆）17家分馆的图书资源管理网络。这样数千万册图书实现了“馆际互借”。
读者风趣地将此形容为：一张“读者证”，读遍全上海。这种“一卡通”模式在全国还是首创，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一次大胆改革。
图书应为社会共享
上海图书馆是一座在国内外有着很大影响的公共图书馆，到今年的7月22日，建馆整整50周年。每天到图书馆看书借书的读者有8000人左右，节假日更是达到上万人。上海图书馆党委书记缪国琴说：“这个数字看来不少，但与上海1600多万人口相比，还是不多的。近些年上海图书馆一直在思考，如何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提高图书资源利用率。上海各区县都有不少图书资源，若能实现全市图书资源共享，将给读者带来极大的便利。”
上海目前有32家区县级图书馆，200多家街道、乡镇图书馆，这是一个巨大的图书资源，但这些图书馆（室）是分散、独立的，某种程度上这是资源的浪费。
2000年夏，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建特大型城市中心图书馆，实现资源共建共享”的要求，2000年12月这项工程正式启动。2001年6月12日，南汇、静安、黄浦3家区图书馆和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率先成为中心图书馆的第一批分馆。随后，又有9家区、县图书馆、4家大学图书馆和1家专业图书馆加入进来。
为建立全市的图书网络，上图投入1144万元，带动各区、县投入2327万元。加起来不过3471万元，这些钱，建一个小图书馆还不够呢！但18家总、分馆之间通过先进的图书管理系统联为一体。读者在任何一家图书馆，都能通过电脑，查询到各图书馆的图书信息。网上还有15位咨询馆员，随时回答读者的提问。
中心图书馆的建设，实现了资源无限，服务无限。现在各馆的读者借阅量、办证数量、图书流通量等平均增幅20％以上，有的甚至增加了100％。
上海图书馆业务处副处长陈君辉的话颇有代表性：“本来，图书就不是某个图书馆的财产，而是社会公共资源。所以只有最大限度地提高图书的利用率，才能发挥公共资源应有的价值。”
读者是最大受益者
杨浦区图书馆是1958年建造的，只在1982年增加了一幢新楼，馆内设施十分陈旧。杨浦区是上海老工业城区，也是一个大区，人口100多万，其中复旦、同济等14所高校就有10多万大学生，还有20多万的教师和科研人员。显然，这样的图书馆已难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今年2月，成为中心图书馆的分馆后，在杨浦区图书馆读者就能查到18家总、分馆的数千万册藏书。
馆长王婉卿介绍说，自从成为分馆后，杨浦区图书馆的藏书不再是原来的几十万册，而是几千万册！阅览室天天满座，办读者证的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45％以上，图书流通量也比去年同期增加30％。由于图书在18个总、分馆内实现了“通还”，“外书”占了区馆5％的流通量。
最大的变化还是人。杨浦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坦言，成为中心图书馆分馆后，大家看到了不但在硬件上，而且服务意识、管理理念等都与市图书馆有很大差距，这半年中，图书管理水平已有明显提高。过去读者一次借书限定两册，14天内必须归还；现在一次可以借4本，还期延长到28天。
目前，尚未成为分馆的区、县公共图书馆都在为加入中心图书馆积极作准备。有一个区1998年建新图书馆时出现了资金问题，有两个楼面没有开放，准备将它们卖出去。后来听说要建中心图书馆，当即决定不卖了，还投入700万元完善了功能向读者开放。还有一个区把图书馆的部分房子租出去了，听说搞中心图书馆建设，看到了希望，又把房子收了回来。
上海图书馆提出，在2004年之前，把全市30多家区县级公共图书馆建成中心图书馆分馆，并且将这一网络逐步向街道图书馆、居委图书室延伸，从而形成覆盖全市每个角落的图书资源管理网络。同时，不断完善图书的物流设施，由专车在总馆和分馆之间运送。这样，在一个图书馆查阅到另一图书馆的图书，读者不用奔波，有专车送书。
可以想象，上海的图书馆实现了全市布网后，读者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借到上海各个图书馆网点的书，这样的“通借通还”，读者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高科技就这样改变着我们的传统习惯。
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
我国14处世界遗产将受监测
我国14处1994年前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项目》，将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监测。这14处世界级遗产分别是长城、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泰山、黄山、武陵源、九寨沟、黄龙、承德避暑山庄、孔府及孔庙和孔林、武当山古建筑群和布达拉宫。
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约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分地区对全球的世界遗产项目定期进行监测评估，按照每个地区6年一次的定期汇报制度，今年轮到亚太地区。在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配合下，目前这14处遗产地开始对遗产保护状况进行全面的检查、审议和评估，今年完成定期监测报告，提交明年召开的第二十七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委员会有权根据评定结果，把保护状况存在严重问题的世界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全球目前已有730处自然与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有31处被列为《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在中国的28处世界遗产中，目前还没有被列为濒危目录的项目。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这14处遗产中的多数都在保护与利用方面存在某些问题。敦煌莫高窟壁画的脱落、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窘境、泰山周围环境的不和谐、孔府及孔庙和孔林的被淹事件等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武陵源、九寨沟等自然遗产项目也因游客过多面临被破坏的危险。世界遗产的保护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考评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这些不可再生的遗产。（孙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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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坐拥书城
可触可感的历史
——读《正在发生的历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
魏清荣
50多年来，中国新闻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在挫折中不断发展，而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事业更是获得了无限的生机，空前繁荣，发生在新闻事业各领域中的故事、插曲、事件同中国当代的现实一样生动活泼。由方汉奇、陈昌凤主编的《正在发生的历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一书，正是对这一历史的记录。
正如该书的主编方汉奇先生在序言中所说，在整个新闻学的研究领域，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是最深厚成果最为丰硕的，可以说中国的新闻“正史”已经相当完备，但正史之外的画卷往往更能反映历史的多样性。改变一下惯常的正史的写作方法，转换一下传统的思维模式，用更为生动的笔法，剖析一些历史的横断面，将某一瞬间的热点放在显微镜下放大处理正是本书的尝试。在这部书里，不管是阐述有关新闻事业的理论、业务、经营，还是介绍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再是枯燥的数字或者空洞的术语，而是色彩斑斓的亮丽风景，令人耳目一新。其实一个好的画家可以画工笔，也可以画写意，写惯了学术文章的人偶尔写几篇随笔，反而大受欢迎。
众所周知，20世纪的最后10年，从周末版到扩版潮，从都市报的兴起到风起云涌的报业大战，从广播电视的舆论监督热到娱乐热，从期刊的变脸到网络媒体的起起落落，新闻事业可谓异彩纷呈，绚丽多姿。而目前已经出版的各类新闻史著作，时间下限基本止于20世纪80年代，最具活力而且发生变化最大的近10年反而被抛弃在外，这本书的出版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历史固然需要远观，但真实地将这10年记录下来又何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可以说中国当代新闻事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变革正是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生动写照。大视野并不表示一定要皇皇巨著。本书第三编《驶上快车道的中国报业》、第四编《地与空的对话》以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和评说了中国报业和广播电视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的曲折之路，以及给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作者不回避现实矛盾，敢于剖析重大的事件，不讳言问题与失误，直面挑战与冲击，在客观的基础上又充满理性的思索，在通俗的语言中给人无限的回味。
研究者可以用批判的眼光来看一看这本历史书，喜欢中国新闻史的读者可以在此书中找到自己需要的知识，而普通的读者亦可在行云流水的文风中发现几分惊喜。这也许正是编者的心愿。
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
背景资料
数字图书馆的核心技术经过三次大的进步：第一次是计算机处理和桌面排版软件的出现，使得小批量的信息数字化成为现实；第二次是扫描技术和光存储介质的出现，这使得大批量的印刷文献能够被计算机处理；第三次是全息数字化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它可以便捷地进行检索、摘录、编辑等操作，从而形成规模化的生产能力，这已成为数字图书馆的主流技术。
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英、法、德、日、俄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相继投入巨资，开展数字图书馆研究，其第一批规模型成果已在互联网上陆续出现，其中美国投入到数字图书馆研究的经费已经超过8亿美元。
1998年7月，国家图书馆申请实施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得到文化部及有关院士、专家的肯定。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2001年10月31日正式立项，计划从2001年开始，在未来5年内，投入11.42亿元，实现全国大部分地区图书馆文献资源的联合采编及馆际互借，完成开发数字图书馆智能应用系统等。
通过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建设，将建立起中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总体架构，即在国家图书馆新馆内建成中国数字图书馆国家中心，并组建地区分中心与行业分中心，从而形成全球最大的中文信息提供基地与服务中心，向全球用户提供信息服务。
数字图书馆代表着图书馆的未来，过去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图书馆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将逐渐被打破，图书馆今后为读者提供的服务将主要是信息与文献的整理与传递，将优质的信息资源转化为产业将成为图书馆新的发展方向。
2001年10月，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超星数字图书馆正式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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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月评
呼唤学术大师
乔兰
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25周年，人们自然而然地怀念起那些在这里工作生活过的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范文澜、郑振铎、吕振羽、侯外庐、夏鼐、顾颉刚、俞平伯、贺麟、钱钟书、冯至……这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代表着中国文、史、哲等领域的一座座学术高峰，他们或学贯中西、古今兼通，或厚积薄发，廓开风气，成为那个时代学术繁荣的标志。
今年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郭沫若先生诞辰110周年。他更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师级人物，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均有重要建树，他对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卓越贡献已经使其超越单纯的学术领域成为不朽的历史人物。
科学文化的繁荣，总是以大师的出现为标志，一代有一代的学术，一代亦有一代的大师。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化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群星灿烂大师并起的繁荣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竞胜，孔孟、老庄、杨墨之说开一代风气之先，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脉。
北宋时期，书院讲学之风盛行，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乃至王安石的新学、苏氏的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高度。
最近的一次无疑是晚清以来在空前的民族危机下、在中西碰撞的背景下以救国为前提而激发出的思想高峰，以梁启超、严复、王国维、陈寅恪、章太炎、胡适等为代表的大师们承前启后，以创新的学术体系与范式开启了那个时代的新风气。没有这些大师的贡献，中国的思想文化史将变得苍白无力。
这三个时代自然有各自的特色，但产生大师的土壤却颇有些相似之处。中国本土文化的积累，新旧世纪的交替，以及新学旧学的并进，缺一不可。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坎坷的命运，新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球化的浪潮以及东方文化的西渐，这一切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也应有自己的学术大师。
更为重要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实践为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最生动最直接的实验田，这块实验田中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需要得到正确的解释，而不断涌现的矛盾与问题同样也需要有救治的良方。与自然科学反复进行不断比较的实验相比，社会科学的实验对象无疑要复杂得多，中国这块实验田是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最向往的。
经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积累，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正呈现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一代学者正在孜孜不倦地开创着具有自己特色的学术历程。相比较而言，这一代学人的学术视野与学术环境几乎是前辈无法企及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我们可以更大程度地占有资料，开放的社会，宽松的环境，使得我们可以自由地运用科学的方法开创新的领域。季羡林等健在的老一辈学术大师的言传身教使得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瞭望，也许缺少的只是“板凳一坐十年冷”的精神。
产生大师的土壤已经具备，伟大的时代呼唤大师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