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忠勇卫党 风骨千秋
怀念逝世一周年的李士英同志
刘复之
今年8月15日，是李士英同志逝世一周年。李士英同志原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保卫工作者，是隐蔽战线的开拓者之一。他的英勇卓绝的斗争历史和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斗争事迹，一直教育和鼓舞着广大政法干部。50多年的交往，我同士英同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感人至深，我身受教益，一直由衷地敬爱他。值此纪念士英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缅怀他的革命历史，学习他的优秀品德，这对于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有意义的。
李士英同志1912年12月21日出生于河南省内黄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投身革命。1930年，严重的白色恐怖威胁着北方党组织的安全，士英同志积极参加中共北方局发起的清除叛徒奸细的斗争。随后，他受组织选派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为保卫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他不顾个人安危，与叛徒、特务进行英勇斗争，做出了特殊贡献。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党中央派他护送周恩来同志去苏联治病，并留苏学习。回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后，又奉命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解放战争期间，他辗转于苏皖边区和山东解放区，担任公安保卫部门的领导职务，为保卫和巩固解放区不辞辛劳，取得显著业绩。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先后出任济南、上海两市的公安局长和华东大区公安部长，后又长期担任检察机关的领导职务，是我国政法战线上一位卓越的领导人。
李士英同志的一生，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忠贞不渝，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士英同志是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党的处境最为困难的时候参加革命的，又一直在最复杂、最艰难的对敌隐蔽战线进行战斗，经历了对敌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的严峻考验，不愧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1932年5月，士英同志在上海一次惩治叛徒的行动中，不幸被捕。他被囚禁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牢狱中长达6年，遭受了老虎凳、电刑、水牢等种种酷刑的折磨，两次被宣判死刑。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同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党的机密和组织的安全，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和高尚节操。他抱定“入党时就下定了的牺牲决心，一天不死，总要革命”，终于在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经过党组织千方百计地营救和他自己的坚持斗争，迫使国民党反动当局改判，于1937年8月出狱回到延安。士英同志在狱中无畏无惧坚持斗争的事迹，受到中央社会部和陈云同志的称赞。陈云同志说：“特科出过若干个有名的或者党内大多数人不知名的有功绩的同志。”李士英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文化大革命”中，士英同志遭到“四人帮”点名诬陷，1968年春被错误处理，十年冤狱，残酷迫害，几近危及生命。士英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陈云同志的直接干预下，一切强加于他的诬陷不实之词终于得到洗雪。
李士英同志的一生，是刻苦学习，勇于开拓，苦干实干的一生。士英同志家境贫寒，13岁当学徒，原来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他深感自己的知识不足，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被国民党囚禁的6年中，他一面坚持不懈地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一面坚持狱中学习。他十分珍惜在莫斯科中国党校学习的机会。两年多的时间，他专心致志，刻苦学习，以惊人的毅力较好地完成了学习任务，为以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在同校学习的蔡畅、方志纯等同志都称赞他这种非凡的毅力和刻苦精神。在工作中，士英同志好学敏思是人所共知的。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理解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因而在复杂艰险的环境中，在一个个新任务面前，终于克服困难，开拓前进，出色完成任务。解放战争期间，他受命组建昌潍特区保安司令部，任司令员兼政委，发动群众，剿匪反霸，镇压反动势力，恢复社会秩序，牢牢控制胶济线这个重要的战略据点。进入济南、上海后，他夜以继日，忘我工作，认真总结城市公安工作的新经验。在他领导下的上海和华东地区的公安工作得到陈毅同志和罗瑞卿同志的充分肯定。
1955年，士英同志从公安战线转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他主张在党的领导下，从中国的实情出发，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反对照搬外国的做法。退居二线后，他先后担任高检院顾问，咨询委员会主任，仍在努力探索这个问题。他组织咨询委员，开展调查研究，综合调研成果，提出书面建议。士英同志在检察制度和业务工作上的一些建议和主张，得到了高检院党组的肯定，有的写进了《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为推进检察机关和检察业务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时他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
李士英同志的一生，是注重党性修养，严守党的纪律，刚直不阿，淡泊名位的一生。他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把遵守党章，遵守党的纪律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士英同志保密观念极强，他常对干部说：“保密就是最好的安全保卫工作。”1939年秋，他护送周恩来同志去苏联治病，为了保密，他没有向新婚的妻子打招呼就离开了延安，这一去就是5年。士英同志在人面前从不谈他在特科的情况。他那时的许多动人的斗争事迹，还是中央社会部的领导人在给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学员讲课时说出来的，为的是要求大家向他学习。1938年2月，士英同志到陕北公学分校政治部工作。当时党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发生争论。士英同志发表文章，批驳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有的领导要他做检讨，有的教员讲课时指名批评他是机会主义。士英同志坚持真理，不怕压，不检讨。1951年他由华东公安部部长改任副部长，兼任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受到不公正对待。士英同志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服从组织决定，到山东任职。在华东公安部召开的告别会上，他心情平静，谈笑风生，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淡泊名位，能上能下，气度恢弘的优秀品德。1959年高检院反右倾时他受到错误批判。他按照组织原则，对一些重大的原则、是非问题向中央领导申述己见，澄清了是非。他虽屡遭挫折，但总能将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表现了他对党对人民的耿耿丹心。
李士英同志的一生是实事求是，秉公办事的一生。1944年，士英同志参与领导中央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审干甄别工作。他在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九条方针”和党中央指示。他一再强调：对被审查的干部做结论要凭证据，不搞逼供信，靠调查取证，认真听取本人申述意见，使结论客观公正。当时被审查的干部有几百人，对各班送来的材料，他字斟句酌地推敲，找本人谈话，派人外出调查。经过甄别，纠正了康生在“抢救运动”中造成的一批冤假错案，保护了一批干部。1948年，士英同志任昌潍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兼政委时，了解到莒县“王家彬国民党”一案实属冤案，他果断决定予以平反，做好善后工作。50年代，高检院二厅侦查一起重大事故案和泄露国家重要机密案，士英同志亲自指导侦破工作，他严格要求办案人员：不仅要敢于斗争，也要实事求是，依法办案。在他指导下，经过办案人员的共同努力，终于查清案情，使案件得到正确处理，并受到周恩来、陈毅、罗瑞卿等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赞扬。
李士英同志群众观点很强，在工作中一贯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1946年初，他初到苏皖边区，便组织工作组，历时一个月，行程数百里，对边区的社会治安、敌情动态，以及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情绪等，一个县一个县地进行了调查。根据苏皖边区的战场形势，他提出了“公安保卫工作应当适应解放战争的要求，维护边区的社会治安，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一切为了我军的胜利”的指导方针。同年夏，淮阴保卫战开始，敌人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士英同志不顾个人安危，率领警卫营和干部站在前头，镇静自如，指挥若定。当战斗进行到最激烈时，粟裕同志要他把警卫营的枪支弹药调出一部分支援部队，他无条件立即执行。在士英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苏皖边区的公安保卫工作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1961年以后他在江苏省任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期间，一度主持省政府的全面工作。他说：“我长期在保卫部门工作，对工农业生产了解很少，要做好政府工作，必须多做调查研究，多向同志们学习。”在调研中，他既看好的，也看差的，既听干部汇报，也走访群众，力求把情况了解得深一些，问题摸得准一些，使解决问题的办法更切合实际。为此，他先后对工农业生产、财政金融、商贸流通、社会治安、集市贸易、群众以物换粮、生产救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为省委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他的调查报告有不少被省委批转给各地推广、执行，并取得了较好效果。如农民以物换粮，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下是不允许的，士英同志认为，在经济困难时期，特别是灾区部分农民口粮不足，生活确实困难时，应当允许农民以物换粮。他认为这样做，对解决部分农民口粮不足，活跃农村集贸市场，改善农村社会治安都有好处。他建议省委放宽政策，允许农民以物换粮，省委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达了文件，执行中受到了农民的欢迎。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院对国家机关的命令、决议、规定实行监督，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一般监督。这在当时高检院干部中意见也不统一。院党组责成士英同志抓这件事。士英同志查阅了大量的中外资料，并对试点工作情况调查后，他提出，一般监督的范围太宽，无所不包，无法实施。中国不一定依照苏联的做法，应根据中国国情确定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范围。后来院党组采纳了他的意见。1979年制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取消了对国家机关实行监督的规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李士英同志德高望重，善于团结干部共同工作，重视对干部的培养。他关心爱护干部，身先士卒，与干部同甘共苦。1947年春在鲁南，他带领一批年轻干部一次急行军170余里，他有马不骑，用来帮同志们驮行李。到达驻地让同志们休息，他自己却立即去察看敌情。一言一行使大家感到特别亲切和温暖。他任用干部不分亲疏，一视同仁。进入上海时，士英同志专门召开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干部的会师大会，高度评价警察系统地下党同志的功绩，号召南下干部向他们学习。他指出两支大军会师，相互紧密团结是接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在工作中，他信任地下党的同志，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而当一名跟随他一起进入上海的南下干部违法犯罪时，一经发现，士英同志秉公严肃处理，使大家深受教育。由于士英同志平易近人，公道正派，能倾听不同意见，没有官架子，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都很尊敬和爱戴他，即使到最危险的地方工作，大家也愿意跟他一起去。
士英同志历来重视培养干部，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他说：“我们的政法队伍应当是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秉公执法，过得硬的队伍。”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先后在山东、上海创办了华东警官学校、上海警务学校、华东公安干校。人民检察院重建后，他极力主张建立检察干部培训基地。士英同志退居二线后，1987年他得知高检院筹建检察官学院在办学地点上遇到困难时，当即出面协助解决落实。随后又参加教材编写工作会议，为之献计献策。
李士英同志的一生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一生。解放战争期间，原本可以吃小灶的他，经常与干警同吃一锅饭，不让给他另加菜。接管济南时，他外出开会、办事均徒步前往。有关同志打扫战场时给他弄来一部汽车，他说：“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是三大纪律！”将汽车上缴有关部门统一处理，自己仍坚持步行。在江苏，行政部门给他配了一部进口汽车和一幢别墅，他坚决不要。下基层工作，不搞宴请，不接受馈赠，让工作人员按当地标准交纳食宿费用。1981年4月，士英同志去云、贵、川调查社会治安状况和“严打”斗争情况，途中对随行人员说：“下去是工作，不要游山观景，不给下边添麻烦。”在昆明，就连近在咫尺的石林也没有去。在成都，省委给他配红旗轿车，他不同意，换了普通汽车。住锦江宾馆，说住房大是浪费，要求换小的。四川日报还就他换车的事专门发了一篇短文，赞扬他的简朴作风。他生病住院期间，党组决定给他补贴一些营养费，被他婉言谢绝。病危时，他对几个子女说：“我清清白白来，也清清白白走。”事实也确实是如此。他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他整个的生活历程。
士英同志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无论是在革命高潮时期，还是在艰险的环境下，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身处逆境，他都坚信党，坚信群众，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定胜利，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李士英同志光辉的一生，他的品格和风范，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应该学习他追求真理，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学习他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坚忍不拔，在危难关头奋勇当先的大无畏精神；学习他实事求是，刚直不阿，秉公办事的品格；学习他清正廉洁，严于律己，淡泊名位，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情操。在新的世纪里，我们要以邓小平同志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断开拓政法工作的新局面，为推进国家的法制建设做出新贡献。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挥泪送冷西
穆青
6月16日深夜，突然得知吴冷西去世的消息，内心十分震惊和悲痛。当时我真想立即赶到他家里，可夜已经很深了，我实在不忍心打扰正在悲痛中的他的亲属。
窗外是黑沉沉的夜色，我怀着纷繁杂乱的思绪度过了难熬的一夜。
第二天上午，我和聪明、振中同志一起来到冷西家中。虽然他们事先就劝我不要过度悲伤，但面对那匆匆布起的灵堂，见到冷西夫人肖岩同志，我还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特别是当肖岩告诉我，冷西在去世前一天还和她闲聊起我时，我再也抑制不住满眶泪水，失声地悲泣。
我和吴冷西同志相处长达60年，他既是我的领导，更是知心的战友。多少年来，他给予我的兄长般的关怀、理解和支持，使我终生难忘。遗憾的是在他匆匆离去的时候，我竟未能最后再见他一面。
我最早认识冷西同志，是在1942年。当时我们同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他任新闻部编辑，我在通采部当记者，办公室仅隔着一个窑洞。在我的印象里，当时的冷西同志就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好编辑、好干部。他一贯刻苦学习、勤奋工作的精神，不仅为领导所器重，更受到编辑部全体同志的尊敬。所以，当1944年陕甘宁边区各界选举劳模时，他即被报社同志一致推举为中直机关的劳动模范，光荣地参加了边区的劳模大会。
抗战胜利后，我奉命调往东北，冷西一直留在总社。直到东北解放，我们才在北京见面。此时，他已肩负重任，担任总社副社长兼总编辑。老友重逢，自然备感亲切，我记得他曾对我说：“你那篇解放长春的通讯，写得很好，是我改了个题目亲手编发的。”当时，他知道我即将随军南下，更热情地鼓励我说：“这是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采访，希望你继续努力，报道好解放全国的最后一战。我相信你会干好的。”话虽简短，但语重心长，使我深受鼓舞。
1950年，我从前线回京，总社任命我为农村组组长，而冷西同志不久也接替陈克寒主持新华社的工作，我们住在同一座楼里，相处得十分融洽。1951年初冬，他带我和邓岗一起到上海，处理当时的华东总分社领导班子问题。没想到随后不久，他便找我谈话，要我去担任华东总分社的第一副社长，主持工作。对这一任命，我实在不敢接受，主要是对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太不熟悉，担心情况复杂我应付不了。他似乎看出了我的情绪，但并没有向我讲很多道理，只是说：“去吧，你需要在这种环境里多加锻炼，经受摔打。”
后来，华东总分社撤销，我担任上海分社社长，在总社领导下，分社同志齐心协力，在组织报道和业务建设上做出了一些成绩，引起了总社注意。1956年国内工作会议期间，冷西同志听了分社的情况汇报后，十分高兴，当即决定派人帮助我们总结经验，在全国推广。一时间，全社上下掀起了学习上海经验的热潮，这对我和分社同志都是极大的鞭策和鼓励。
1966年，有关焦裕禄的报道，应该说冷西同志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那时，他既是新华社社长，还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当我们采访回来向他汇报时，他很感动，决定让我先在社内作个报告，然后集中精力把稿子写好，再由人民日报配社论一同发表。稿子出来后，冷西同志曾多次审阅，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但在最后定稿时，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是否能如实地反映兰考的灾荒，实事求是地对待所谓阶级斗争等敏感问题，我们实在难以做主。这时，又是冷西同志带我找到彭真同志，当面陈述了我们的观点，最后，由彭真同志拍板决定。所以说，在焦裕禄这篇报道产生的整个过程中，不仅倾注了冷西同志的心血，更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才得以面世。
最使我难忘的是“文革”后期，周总理病重，邓小平复出，全国混乱的局面刚有所好转之时，“四人帮”借机兴风作浪。江青亲自跑到大寨，在一次对文艺界人士的讲话中大放厥词，说党中央有人学宋江，架空晁盖。江青的用意很明显，矛头是直指小平同志的。我们的记者对讲话作了记录，并反映到总社。当时我和朱穆之同志也是刚刚出来主持报道工作，看到这份材料，觉得问题很严重，新华社有责任向中央反映。但反映给谁，通过什么渠道反映，我们心里没底。在一筹莫展之际，我想起了老领导冷西同志。那时，他已调到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和乔木等同志一起协助小平同志工作。他了解情况后，考虑了两天，然后对我说，必须要让毛主席知道这份材料，建议由我和穆之同志以个人的名义通过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渠道来反映。我们听从了他的意见，最后通过当时跑外事口的李琴同志把材料转了上去。此事以后被“四人帮”发现，我和穆之、李琴三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再次受到迫害，这就是新华社历史上所谓的“朱穆李”事件。可是谁又知道，当时在朱穆李的背后，还有一位为了全党的利益，敢于在关键时刻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支持我们的冷西同志呢。
冷西同志长期担任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管理过国家的广播电视事业，还当过记协主席，这种经历，在新闻界是少有的。他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党的新闻事业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特别是在主政新华社期间，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条件相当艰苦，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为建立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最先提出新华社应成为“消息总汇”的建社方针，要求新华社记者必须具有“全国观点”。为了提高全社的政治业务水平，他带领大家开展“练笔运动”，大力倡导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在短短几年里，使新华社的事业逐步发展壮大。50年代中期，在毛主席提出“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的要求下，他更是殚精竭虑地加强对外宣传，扩大参考报道，千方百计地发展驻外分社，直到“文革”前夕，新华社的国外分社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个发展到50多个。这些，无疑都为新华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我深深记得，1990年，我们建起新闻大厦的时候，曾邀请冷西同志前来视察，他看后，心情十分激动。当我送他上车时，他仍恋恋不舍地站在院子里，仰望着高耸的大厦，深情地对我说：“穆青啊，你说说，当年我们在延安窑洞的时候，想没想到过新华社还有今天？”此时，我从他湿润的眼眶里深深感受到，他对倾注过自己心血的新华社事业，怀有多么深厚的感情！
冷西同志不但是新闻界优秀的领导人，也是我党新闻事业奠基人之一。他博学多才，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素养和政策理论功底，曾参与起草过中央许多重要的文件和决议，是党内有名的“笔杆子”，更是著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尤其让人感动的是，直到耄耋之年，他始终刻苦勤奋地笔耕不辍。近几年来，他的身体不好，体内一直装着心脏起搏器，几次濒临病危，仍争分夺秒地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这种“壮心不已”的拼命精神，实在催人泪下。
冷西同志的突然辞世，对于党的新闻事业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从此，新闻界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我个人更失去了一位六十年风雨同舟，难得的良师益友。每念及此，心头便涌起重重哀思。但斯人虽去，风范长存。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发我们前进的动力。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人生奋斗无终点
——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杨为民
张治民
2002年1月31日，一位从延河边走来、一辈子献身于祖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程系主任杨为民教授，结束了他六十七载的人生。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恪守着“人生奋斗无终点，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信条，实践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毕生追求。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研究项目，航空事业的难题就是我们必须攻克的堡垒”
也许人们不会忘记，在那技术落后的年代，超级大国的高空无人驾驶飞机不断侵犯我国领空，当时的国防科工委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下达了研制无人飞机的任务，年仅30多岁、火箭系毕业留校的杨为民被任命为无人机总体研究室主任、总设计师。当时，资料极其匮乏。杨为民义无反顾地为这个课题拼搏了近10个春秋，终于在1978年使我国第一架高空无人飞机通过了定型试飞，结束了我国在这一领域受制于外国的历史。
杨为民并没有因为取得的成绩而停止对国防航空事业的研究和进一步探索。他针对“运七”飞机寿命短、故障多的“症结”，带领无人机总体研究室的全体人员从解决飞行时间入手，创造性地开展了我国对可靠性工程的研究。80年代这项工程还是国际上新兴的一门边缘科学，国内研究也是一片空白。对于从来没有涉足过可靠性研究的杨为民来说，困难自然相当大，有人劝他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你都50多岁的人了。现在大家都搞把握大、成果快的项目，你却搞一个没有把握，又难出成果的项目，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杨为民回答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研究项目，航空事业的难题就是我们必须攻克的堡垒！”
为了尽快地对可靠性工程作系统的研究，杨为民带领他的研究集体下工厂、访部队、走“三线”，经过上万次试验，“运七”飞机机载设备寿命延长到了2500—5000小时，总体技术水平达到了国外同类飞机水平，长了民族航空工业的志气，为我国可靠性工程研究的应用打开了局面。紧接着他又投入到民航干线100座的中型飞机可靠性工程研究，把可靠性工程研究扩展到了舰船、车辆、卫星、火箭等诸多领域。在上述科研实践的基础上，他还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可靠性工程专业，提出“可靠性系统工程管理”方法论，并提出科学管理策略，为国防科技重点型号可靠性设计、试验纳入规范管理渠道和提高重点型号的可靠性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创新就是倾注着献身精神的万里长征”
在科研同事们的眼里，杨为民是一个为了科学研究不屈不挠、甘于献身的“拼命三郎”。
一次，杨为民在机场指挥无人机试飞时，突然手摇吊车失灵，飞旋的摇把重重地打在他的脸上，掀起一大片皮肉，顿时血流如注，送进医院缝了40多针，动了长达4个多小时的手术，而出院后，他就直奔机场，把全部精力扑到了试飞工作上。伤口感染了，化脓了，他仍坚持工作。在机场一呆就是40多天，硬是等完成了试飞任务才回到医院治疗。揭下他脸上的纱布，看到他几乎溃烂穿孔的腮帮，医生都急了：“为什么不按时治疗，还从来没见过你这样不要命工作的人！”从此，杨为民的脸颊上多了一道醒目的疤痕。
工作中的杨为民，像是一台不停运转着的发电机，他与时间进行着没有终点的赛跑。他的助理小杨保存着一摞厚厚的工作日程表，记录着每天的工作安排，其中一张一周工作日程表记录了他在短短七天里，竟要奔波于廊坊、沈阳、北京、湖南等地，要在部队、研究所、学校等多处作报告或讲课，为了赶时间，有两晚上还是在车上度过的。
一年春天，大家看到他脸色很难看，不由分说代他办理了医院检查手续，学校也作出了让他立即停止工作、住院检查的决定，可他还是拖到了夏天，最后硬是被同事“逼”进了医院，即便这样，他居然将办公室“延伸”到了病床。检查结果出来了，杨为民的疾病加起来竟有七八种之多，他一听就急了：“我得出院，否则毛病越来越多，到头来什么都干不成了，我杨为民至少还能在岗位上干8年，就必须抓紧时间，把年轻人带出来，把可靠性工程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有人问他：“你到底图个啥？连命都不要了？”杨为民说：“创新就是倾注着献身精神的万里长征。”
“我永远记着，我是喝延河水长大的”
杨为民的父母都是老革命。他儿时是跟随父母从太行山到延安，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杨为民说：“我永远记着，我是喝延河水长大的。”老一辈的优秀品质在他身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迹。
1995年夏，母亲得了重病，他没有请一天假。同事们知道后表示慰问，杨为民说：“系里工作这样紧张，你们不用管我。”同事们看他白天上班，晚上陪护母亲，太辛苦，劝他请几天假。他诚恳地解释道：“如果因为家事误了工作，母亲也不会安心的。”他爱母亲，但他更记着母亲的教诲，“要始终无私无畏、一往无前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力拼搏”。
对个人和家庭，杨为民舍己为公；对待他人和集体，他满腔爱心。他四处奔波筹措资金，为青年职工盖起了新楼，自己却和老伴住着旧房。
对各种荣誉和奖励，杨为民总是“退避三舍”。系里评先进，大家总推举他，上报时却一次次地被他利用系主任的“职权”勾掉了。他说：工作是大家做的，功劳是大家的，为什么总是记在我一个人的账上呢？
在旁人的眼里，杨为民带领科研集体为国家创造了亿万财富，他一个人又担任了8个科研院所的技术顾问和国防科工委可靠性专业组的组长，主持着以千万元计的科研项目，获得过数十项科研成果奖励……这些完全可以使他进入令人羡慕的“高收入阶层”。然而，他去世后，同事们在他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
一张床上堆满了书籍，一张床上铺着补丁摞补丁的被褥，一张旧两屉桌，一张摇摇晃晃的凳子，还有一台他父亲留下的50年代的单门电冰箱，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