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健康时空)
专栏：传递爱心，接力生命 器官捐赠与器官移植系列知识
器官移植：让生命之火延续
移植器官曾是人类一个古老的梦想，在《列子》中就有过神医扁鹊为病人换心的故事。20世纪以来，随着医学的进步和山地明等抗排异药物的问世，人类终于梦想成真，器官移植技术已日益成熟。
在我国，器官移植事业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成就斐然，在很多领域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可供移植的器官供体严重缺乏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非技术性的因素已成为制约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瓶颈。许多器官衰竭的病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等不到合适的移植供体，生命之火就这样静静熄灭。
遗体捐赠遭遇阻碍
在我国，提倡遗体捐赠首先遇到的是来自传统观念的障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必须全尸寿终等传统观念使遗体捐赠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
事实上，遗体捐赠说到底就是处理对于已逝者毫无用处的器官，而将其通过器官移植的途径来造福其他人，以此尽到一个人类个体对人类本身的存在和发展做出贡献的责任。
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人们遗体捐赠的意识已有所增强。统计表明，我国签署自愿捐赠遗体协议的人数正逐年上升。然而另一个阻碍因素逐日突显出来。在已签署的遗体捐赠协议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能顺利实施，其主要原因是来自逝者亲属的干扰。在自愿捐赠者故去后，亲属们有的故意不通知受捐赠单位，有的则明确表示不愿遵守协议，有的虽然同意但提出种种苛刻条件……虽然这些举动无疑是出于对亲人的爱，却使一些本来可能获救的患者濒临死亡的边缘。应该说，死者生前签署的自愿捐赠遗体的协议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违反协定都是违法的行为。但我国目前在遗体捐赠方面的立法尚不完善，所以协议的执行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道德的力量。
亲属移植值得提倡
目前，在可供移植的器官供体严重缺乏的情况下，鼓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进行器官移植，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在国外，活体亲属器官移植手术占总器官移植的30％，而在我国，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和相关医学知识普及的不足，亲属移植大大低于这个比例。
亲属器官移植的效果要明显好于非亲属器官移植。这是因为，亲属之间有一定比例的相同基因，组织配型情况好于非亲缘关系的人群。移植手术后免疫排斥发生率低，免疫抑制剂剂量相对小，所以亲属移植一般都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是专家所提倡的理想的移植方式。从全社会来看，这种感人的亲情义举，不仅挽救了亲人的生命，加深了血浓于水的人间亲情，也会带动和形成全社会自愿捐献器官的良好风尚，体现出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对捐赠者来说，移植并不会对其身体的功能和健康产生太大的影响。
器官移植亟待立法
临床器官移植将涉及许多复杂的法律问题，如公民是否有捐献器官的义务、买卖器官是否合法、病人对自己的废弃器官是否也有所有权等等。我国在这些方面缺乏相应的法律，常常导致器官移植工作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脑死亡”概念也成为器官移植立法的另一关键所在。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以脑干死亡作为临床死亡诊断的标准已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然而中国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没有建立“脑死亡就等于肌体整体死亡”这一重要科学概念，这一概念在舆论上和法律上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承认和支持。因此，我国医疗实践仍以传统的心跳停止作为死亡的标准，这种落后的医疗常规严重阻碍了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进展步伐。如果根据心脏停跳来定义死亡，届时死者的器官将迅速腐烂，不能用作移植。中科院院士、中国器官移植创始人之一裘法祖教授指出，中国如能采用国际通用的“脑死”概念，将脑死亡者作为器官来源，将有更多的病人获得新生。（李蕙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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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不吐不快
良知的价格
卢新宁
前不久，北京市医保中心首次向社会公布“看病指导价”，给出了包括急性单纯性阑尾炎、胆石症伴胆囊炎等5种外科手术的最低治疗费和全市平均住院费。
“让患者明白就医”，这样的消息确实值得额手称庆。然而此后不久，朋友的一个电话却让我再也无法为之欢欣。
朋友几天前陪同自己的丈夫到一家著名医院做脑瘤手术。在术前种种疲惫的心理和生理备战中，这对年轻的夫妇广泛地进行了各种“调查研究”，咨询如何能保证手术的成功。其间，他们听到的最多的词是“红包”。身边的亲友都竭力说服他们一定要送，而且不仅主刀大夫，麻醉师、主治大夫都得送。权衡再三，朋友终于红着脸封了几个“红包”，几乎是哆哆嗦嗦、语不成句地向那几个大夫出示了“红包”。
手术圆满成功了，但我的朋友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知道朋友虽然清贫但却并非心疼那送出去的七八千块钱，他们所受到的精神上的伤害，远远大过病痛和物质上的损失。“红包”摧毁着他们对于医院的信心、对于医生良知的敬意。
其实，关于医院“红包”的种种讨伐、关于呼唤“医德”的种种讨论已经很多了。有人甚至认为，在我们这个医患比例严重失调的人口大国，只要医生的工资待遇不改善，“红包”所代表的医疗不正之风就无法根绝。
然而，这肯定不是这一“顽疾”的症结所在。按照这种逻辑，倘若我们必须依靠患者的“红包”，才能成全医生的“职业道德”；倘若医学的人性、医生的良知，只能随着金钱的多少而增减，那将不仅是救死扶伤的医学的耻辱，也是社会的悲哀！
美国著名医学家托马斯曾讲过这样一件事，他上大学时在一家医院实习，看见一位年轻医生为一个病人的死亡而哭泣，死亡的原因不是医疗事故而只是医学的无能，于是对这家医院肃然起敬。
不知何时，我们身边的医生能够都具有这样的人文情怀；不知何时，人们再不用揣摩“红包”的分量、掂量“良知”的价格。发自内心的呼唤最有力，相信这个大家向往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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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自治区10万大中专学生日前奔赴农牧区生产一线，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为切实解决基层农牧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各大中专院校选派一批专业对口的研究生，由导师带队深入农牧区。图为内蒙古医学院硕士生阎骏（左）在为和林格尔县偏远地区农民义诊。张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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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留言台
买药莫入“五大误区”
伴随着医疗改革和卫生知识的普及，“大病去医院、小病进药店”逐步被人们认知。但专家提醒人们，到药店买药时须避免陷入“五大误区”。
误区一，进口药比国产药好。进口药在提炼、制作方面虽有它的独到之处，如纯度高、包装精美等，但由于存在种族、体格、药物敏感性等方面的差异，进口药对我们未必都是适合的。再说，与进口药疗效差不多的国产药，因为成本低，其价格往往比进口药低几倍甚至几十倍。
误区二，产品越新越好。随着日新月异的医学科学技术发展，治疗同一种病的新药品层出不穷。不少人认为，药品是最新研制的疗效最好，因而买药时尽挑新药。其实，新药品多数只是通过了研制期的动物实验，由于未经长期临床实践的检验，许多弊端和毒副作用都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加之新药上市时间短，试用人数少，其药理作用也很难保证。
误区三，品种越多越好。在治疗同一种病的所有药物中，有的人因不知道哪一种更有效，便多买一些品种，认为品种多了，其中必有能治好自己病的药，这种用药方法潜藏着很大的危险。因为药物之间有配伍禁忌，有的药单独服用不会有太大的副作用，但如果两种或几种药混吃，就会产生一些不良反应，轻则降低疗效，重则产生毒性，甚至发生意外。所以，除医生同意或要求的外，最好不要随意混合服用药品。
误区四，价格越贵越好。有些人带着“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的心理，认定凡是价格贵的药都是好药。实际上，药品的价格是由原料采集难度、生产工艺难易、产量大小、销售范围和包装质量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它与药物疗效的高低、质量的优劣并不能完全画等号。
误区五，“名气”越大越好。有些药厂铺天盖地做广告，闹出了很大“名气”。不过这些药品虽经过有关部门的检审和批准，但由于广告所推销的多是新药，宣传多为优点、特长、特效，而忽略了客观、全面地介绍药品，有的还有夸大或“艺术化”处理的成分，给消费者产生了误导。因而对有的广告其可信度是要打折扣的，如果一味相信药品“知名度”决定买药用药，如此难免不吃“后悔药”。（兴元 九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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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饮用瓶装水质量堪忧
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近日对全省的95家纯净水生产企业、64家矿泉水生产企业和47家净水生产企业的基本生产条件和产品质量进行考核，共抽检228批次，合格138批次，合格率仅为60％。在全国其他地方，瓶装水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质量问题。
当前正值夏季，是瓶装饮用水生产、销售、消费旺季。为了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专家提醒消费者注意：
一、选购瓶装水要看清品牌，尽量购买正规、知名厂家生产的产品。
二、不要轻信虚假广告宣传和推销员夸大其词。目前市场上销售的纯净水名称很多，有太空水、蒸馏水、纯净水等，统称为饮用纯净水。纯净水杀菌的方法主要有渗透法、蒸馏法、离子交换等加工方法，去除了水中的金属离子、有机和无机物质、微生物等，最终达到可以直接饮用的效果。在加工中，虽然去除了有害物质，但也去除了一些对人体有益物质。
三、对健康的成人而言，饮用纯净水一般无碍，但儿童、老人和一些病人一般不宜多饮。
四、购买桶装水时，要认真看清水桶的标识是否齐全，如厂家、厂址、执行标准、批次，以及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五、学会辨别用来贮装纯净水的正品“白桶”和有毒“黑桶”的方法。正品“白桶”外观比较透明光滑，桶身呈均匀、纯正的淡蓝色或白色，无杂质、无黑点，用手指敲击桶壁声音清脆，韧性较强；有毒“黑桶”外观呈暗蓝色或乳白色，色彩暗淡不均匀，透明度较差，桶壁有杂质，多黑点，用手指敲击桶壁声音沉闷，跌落性能及韧性均差，多次使用后易开裂、变形。（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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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生活与健康
老人夏天吃什么
每到夏季，老年人容易出现食欲不振的情况。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及胃肠功能特点，夏季老年人的饮食应掌握几条原则：一是饮食清淡；二是选择一些易消化吸收的食物；三是注意饮食卫生。
主食：一般以米饭和面食为主。早晚可喝点清淡爽口、容易消化的牛奶、豆浆、绿豆粥等。甘温、滞气的糯米、土豆和红薯等不宜多吃。
肉食：可选择滋阴补血、营养丰富的肉食，如猪肉、牛肉、甲鱼、鲫鱼、墨鱼、泥鳅和鸭子等。食性偏温的羊肉、鸡肉、鲤鱼、肥肉等，夏天最好不吃。
蔬菜：应选择清淡而富有营养，又能消暑益气的蔬菜，如豆芽、豆腐、蘑菇、木耳、海带、茄子、西红柿以及各种绿叶蔬菜。而性味辛温、苦寒的蔬菜，如生姜、辣椒等宜少吃或不吃。
水果：西瓜、香瓜和梨等可常吃，但李子、杏等不宜多吃。
酒类：啤酒可适当喝一点，烈性酒不宜喝。
饮料：橘子精、菠萝精、山楂精等，可用冷开水冲饮，而冰棒、汽水等冷饮则宜少吃少喝。
此外，要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不购买陈旧变质的食品；膳食应现做现吃；若有剩饭菜要再次烧煮后方可食用；多吃热食，少吃冷食；在烹调菜肴及制作凉拌菜时应放点醋；瓜果食前要认真清洗，然后用开水烫一下再吃。
（叶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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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生活与健康
孩子生痱子 食疗可除之
夏季，小孩容易生痱子，家长不要着急，一方面要保持孩子皮肤清洁，浴后用点痱子粉，另一方面可采用饮食疗法防治。
1.冬瓜60克，加水煎汤饮用，每天一剂，连服7—8天。
2.绿豆适量，鲜荷叶一张，加水煎服。
3.冬瓜、海带、绿豆适量共煎汤，加白糖少许，连服7—10天。
4.马齿苋、丝瓜各20克，煎水服。5.乌梅5—6枚洗净，煎煮30分钟后投入金银花6克同煎20分钟，取汁去渣加白糖凉后饮用。（陆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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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白内障术后为何视力仍差
白内障摘除人工晶体植入术后，视力不好的原因除了手术本身的因素以外，患者术前也可能患有如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眼底疾病。手术前由于白内障的阻碍，医生无法看到眼底，难以估计手术效果及预后，而有些眼底疾病目前没有令人满意的治疗措施。
还有一些病人施行人工晶体植入术后，视力有所提高，但以后又逐渐下降，其原因大多数是由于晶体后囊混浊，治疗可用激光或手术切开后囊膜。还有一种常见的原因是术后出现黄斑囊样水肿，治疗时局部可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和前列腺素抑制剂。
另外，术后出现眼痛、流泪、怕光等症状，可能是手术中损伤了角膜内皮，使角膜水肿，刺激症状加重，也可能是术后出现虹膜睫状体炎。若出现这两种情况，都可以使用皮质激素进行治疗。（郭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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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健康信箱
松动的牙齿都需拔掉吗
牙齿松动很常见，不少人都有这方面的苦恼。它往往伴随着咀嚼无力、疼痛、牙龈出血、牙周流浓、口臭，直至牙齿脱落，不仅容易导致发音和容貌异常，而且继发消化不良和其它疾病，令人十分痛苦。牙齿松动主要是由牙周病引起的。据统计，80％的成年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病，而55—64岁年龄组患病率高达90％以上。其次，一些不正确的用牙方式，如用牙咬开啤酒瓶盖及咬核桃等坚硬物品等也会导致牙齿松动。
牙齿松动了就将其拔掉，这是很多人的习惯做法。但究竟该不该拔呢？
“不该拔！”解放军306医院副院长牛忠英教授和口腔科主任施生根教授明确回答。“只要查明病因，妥善治疗，绝大多数松动牙都是可以保留的”。这两位口腔科主任医师、博导夫妻从事口腔临床治疗和研究20多年，并到日本深造，具有很深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当问到牙齿松动如何预防和治疗时，他们说：首先是要注意保持口腔卫生，坚持认真、正确的刷牙和定期洁牙；有了牙病要及早治疗，特别是牙齿松动后不要轻易拔掉，要到有治疗经验的正规医院进行检查治疗。经过适当的治疗，松动的牙齿不仅能保留住，而且逐渐减少松动以致稳定，不适症状也随之消失。
以牛忠英、施生根为学科带头人的306医院口腔科，具有以牙周、牙体、正畸、修复等专业的综合治疗技术队伍和先进的仪器设备，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口腔疾病治疗方法。对于牙齿松动者从不轻言拔除，而是全面细致地检查，查清病因后选择最佳方案进行治疗，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来此就医的不仅有部队官兵和地方群众，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外国病人。他们精湛的技术和良好的医风受到了广泛好评。（刘廷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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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专家发现抑郁症疗效预测新指标
河南省精神病医院的贾福军教授经过两年对照研究，发现了抑郁症患者疗效预测新指标，这一发现对未来抑郁症的诊断、治疗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抑郁症是精神医学临床上的常见疾病之一。近几年的医学研究表明，该病发病率有逐年上升趋势。但是，由于过去在抑郁症的研究上生物学指标有限，给该病的诊断、治疗及疗效的判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贾福军教授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对60例服药者和30例健康人的血清游离甲状腺激素、促甲状腺激素进行了对照研究。以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定抑郁症的严重程度，以治疗后HAMD减分率作为临床疗效的判断依据。通过近两年的对照研究，发现双相抑郁症的血清甲状腺激素FT3水平低于单相抑郁症和正常对照组，同时发现，疗效较佳的患者其血清甲状腺激素FT3、FT4水平较疗效差的患者偏低。这一发现对抑郁症患者的诊断、治疗及疗效的判断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对治疗过程中的用药效果，有了可供临床参考的生物学预测指标。（秦步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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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是感冒（漫画） 语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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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达利全健康教育专栏
β受体阻滞剂：治疗心衰的突破性进展
在日前由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上，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吴宁教授介绍说，医学界对于心衰病理生理机制的认识从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经历了3个阶段：40年代，人们认为心衰是由液体潴留所致；到60年代，认为是心脏泵功能障碍；到80年代，医学界终于揭示心衰的发生与人体神经激素异常分泌有关。
中国医科大学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杨跃进教授进一步阐述，基于3个不同的认识阶段，医学界在心衰治疗方面也经历了3种模式的转变：40—60年代，以洋地黄、利尿剂为主，主要改善病人的症状；70—80年代，以血管扩张剂为主，增强心脏左室功能；90年代以后，以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包括卡维地洛（达利全）在内的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简称β受体阻滞剂）为主，能降低病死率，提高生存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吴学思教授说，大量临床研究证明，对于重度慢性心衰患者，卡维地洛可降低其死亡危险达35％，而且在治疗2周内即可显效，在8周内即可显著降低死亡率及住院率。在使用ACE制剂、利尿剂、强心剂的基础上再联合使用卡维地洛后，心衰病人的住院天数平均可减少52％，住院率可降低26％，死亡率可降低65％，而且卡维地洛治疗心衰时并未出现一般β阻滞剂应用早期所引起的心衰恶化的不良反应。
然而不幸的是，“尽管至今已有大量临床试验证明其在降低死亡率、减少住院天数、改善心功能、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方面很有效，但在我国使用该药的病人平均只有19％。”吴宁教授如是说。“在上海所做的调查显示，对传统β受体阻滞剂治疗心衰早期易引起心衰恶化的顾虑，是其未被正常使用的主要原因。”吴学思这样分析。（杨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