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与思考
城中村”难题如何解？
本报记者 何伟
“一城两制”带来都市尴尬
家住宁波城边的宁舟村村民郑雪芬，10年前房屋和土地被“城市化”了。按照政策，全家可办“农转非”，面对这“跳出农门”的机会，尽管有一笔补偿费，尽管身份可以变为城里人，她还是把上门督办户口的村干部顶了回去。理由是：“农转非”也不是堂堂正正的城里人，因为享受不到就业、养老等市民的待遇；留着农村户口，反倒有集体经济的福利支撑。
面对时下“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模式，农民的顾虑至少有三：征地补偿不足以支付失地后的养老、医疗等保障；失地后意味着成为城市中没有失业保障的失业工人；村没了，地没了，但集体资产消失不了，这份遗产怎么处置？“说白了，农转非我拖了10年，就是想在集体资产的分配上讨个说法”，郑雪芬坦言。
实际上，失地农民的顾虑已经演变成诸多新的社会问题。据宁波市信访局的统计，仅去年，该市受理群众反映土地征用问题的案件就占到7％。
惊驾桥4个自然村全都成了都市里的村庄。四周盖起了现代化的高楼，修起了宽敞的马路，但窝在高楼中的村庄却面貌依旧。路修到这里断了，水通到这里没了，就连电费前几年也是和一弄之隔的城市居民不一样。居委会说这里的卫生影响了周边的环境，村民却抱怨这里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宁波市人大代表多次呼吁消除“城中村”，实现“一城两制”并轨。
然而，“城中村”改造被公认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难题。所谓难，专家解释，难在“要地不要人”的改造中，切身利益受到侵害的总是农民。
村民改股民，利益得继承
“谁也不能亏农民。”面对农居混杂、地域交错、职责不清、体制不顺等一系列问题，江东区委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决心啃啃这块硬骨头。区委书记宋伟态度坚决：农民是城市化建设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解决城市化问题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旧村改造是基础，撤村建社区是保证，农村合作经济股份制改革是关键，最终达到推进城市化与维护农民利益的双赢目标。简言之，就是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实现“三改一化”：村民改市民，村庄改社区，农民改股民，推进城市化。
与以往主要靠行政推进不同，他们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拆除城乡的藩篱。去年8月，试点从3个发达村启幕。原定半个月完成的“农转非”和房产证转办手续，仅用了5天时间。
身份转了，村舍变了，但集体资产难以处置。由于集体资产的最大比重已不是耕地，而是宾馆、饭店、市场、写字楼等，这是不愿离去的村民们所牵挂的。原东郊乡宁东村297名村民“农转非”并入东柳街道后，马上提出上亿元的村集体资产怎么办？产权如何明晰？资产如何量化到个人？比如由于婚嫁、招工、土地征用安置、应外迁而未迁等原因，造成人员成分有20多种，村民享受集体积累的年限和身份很难确定。外无模式可照搬，内无经验可操作，江东区委决定借鉴国企改革的经验，按《公司法》股份制原则，改造农村合作经济。他们首先对原有集体资产进行清产核资，同时，摸清人口变迁和原村福利政策执行情况。其次，确定以土地资源收入、集体资产积累及在本村工作时间长短为依据，设置“人口股”和“农龄股”。量化到村民手中的股票只做分红的依据，并不改变集体经济的属性。
“村里有一个人不同意，改革方案就搁浅”，区委副书记王必恒说。农村合作经济股份制改革就是将农村合作经济改造成现代企业制度，这是企业制度的创新。
改革的过程，也是民主的过程。江东区通过召开座谈会、村民代表大会，挨家挨户上门解释等方式和途径理顺群众思想；量化到人的股份享受情况、农龄数和改革实施意见、章程等上墙公布。同时，区委、区政府适时出台了撤村建居、旧村改造和经济合作社实施股份合作制改革意见和方案。去年底，宁东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通过了《宁东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选举了董事会、监事会，657名社员乐滋滋地拿到了红色的股权证书。
失地不失保，失地不失业
“手中有了股，心中有了底。”通过合作社股份制改革，产权明晰了，经济发展了，社会稳定了，城市化步伐自然也快了。记者走进江东区一些村庄，发现这里已经变成住宅楼、医院、学校、展览馆的建设工地。江东区农经局局长陈家连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区集体经济的一种组织形式，“宁东”的改革是比较彻底的：不设集体股、干部贡献股，分配上按公司法操作，用按《公司法》组建的公司，取代几千年形成的“村落”行政单位。
彻底告别了“村落”的村民感受如何？“村组织没了，但集体经济还在，我们还有依靠。”宁江村的陈飞一家三口，除了夫妻俩的打工收入，每年还有几万元的集体股分红，言谈中掩饰不住满意的心情。惊驾桥村近400户住户中，目前有300多户已经拆迁，一栋栋漂亮的住宅楼拔地而起。按照政策，村民王兴国一家共分得3套新居，看着就要封顶的新家，王兴国说：“真想早点搬进去，过过真正城里人的生活。”
目前，江东区的城中村改造已经取得重大突破。今年，全区有48％的行政村正在和已经实行了“村改居”，将有24％的行政村实行农村合作经济股份制，近1万人成为股份的拥有者。66％的旧村实施了改造。区长王月凤认为：“旧村改造就是要提高农民的居住质量，通过生活环境的改变促进城乡融洽度。”
无地农民如何生存，成为江东区委、区政府的心头大事。为此，该区创新就业机制、培训机制和考核机制，把“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就地安置与外向发展相结合、充分就业与社会保障相结合”，办市场，兴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把农村劳动力从传统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对部分较难适应新岗位的农民，采取区外购置土地的办法，重新安排其生产。
改革以后还有什么问题？被采访的新市民们普遍认为，各个方面需要加强社会配套。村民变居民后，原来的“农保”怎么办？原来村民的医疗福利怎么办？这些问题仍需有关部门继续关心，研究解决。
宁波市政府针对这些遗留问题，按照“失地不失保、失地不失业”的目标，积极探索把失地农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第一部关于失地农民的地方社保法规正在这里紧锣密鼓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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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让失地农民安居乐业
思舟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眼下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问题是，顾全大局的农民在以成本价出让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之后怎么办？进城之后又怎么办？谁来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
宁波市江东区勇于创新，大胆推进“三化一改”，在近郊农村土地被征用之后，积极帮助农民完成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特别是在不改变集体资产集体所有性质的前提下，探索出股份经济合作社这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彻底拆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为失地农民进城安居乐业创造了物质条件。
农转非、撤村建居、合作社股份制改造等等，不单是户口本的更换；旧村变新社区，更重要的是要让失地农民从经济上、心理上完成身份的转换，顺利融入城市生活。农民是城市化建设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解决城市化问题首先要解决好农民问题。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城市化的步伐才会更快更健康，社会才会更加稳定。这是江东区的实践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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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生舞台
于永祥：铁血刑警赤诚报国
王科 李军甫
于永祥走了，走得那样匆忙，那样让人难以接受。
噩耗传来，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刑警大队的刑警们怔住了：祥子刚37岁呀。这些让罪犯胆颤心寒的硬汉们，有的长泪横流，有的放声大哭。祥子光着脚丫在泥泞中追捕逃犯、端着冲锋枪冲进绑匪的窝巢、昼夜蹲坑守候晕倒摔得头破血流……于永祥生前的一幕幕永远凝固在战友们的追忆与思念之中。
虎胆雄威震慑恶人胆1997年1月，大连中韩合资企业“丰源制鞋厂”经理、韩国商人金炳真，遭一黑恶势力团伙绑架，索要人民币200万元。
于永祥和同志们缜密侦查，很快在吉林省延吉市找到了罪犯的老窝。但是，里面有多少罪犯，有什么武器等等，都不明确。等下去，怕暴露目标，被害人生命有威胁。立即出击，危险太大，干警随时都可能流血牺牲。此时此刻，于永祥坚定地站出来请战。他端起微型冲锋枪，第一个冲进匪巢。将绑匪全部制服，救出人质后，大家都出了一身冷汗：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竟藏匿着8个持刀的亡命之徒。是于永祥“从天而降”的虎胆雄气，将他们威慑住了。
于永祥从事刑警工作以来，经他手侦破的案子近千起，抓获的杀人、抢劫、诈骗等特大案犯达百人之多。他也先后被市公安局、省公安厅评为优秀侦查员和刑侦战线十大标兵。
舍生忘死浓缩深深刑警情于永祥爱战友，胜过爱自己，不管和谁出去办案，他总是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战友。
1998年冬，甘井子区发生重大杀人案，罪犯逃窜到黑龙江省大兴安岭老林里，准备临死一拼。于永祥带领刚从警的董唯、崔国久前去追捕。案犯的住处依山而建，房后就是茂密的山林。为了防止案犯从后山逃走，于永祥让战友从正门攻击，他自己却去守候最危险的后门。由于夜黑路不熟，他失足掉进了2米多深的雪坑里。当他坚持和战友们抓住罪犯之后，晕倒在了雪地上。
于永祥患有高血压病、胃病和心脏病。就是这样一副“身板”，于永祥却一年要有10多个月“漂”在外面。为了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侦破案件、抓捕逃犯上，在近10年的时间里，于永祥没休过一次干部假，每年加班加点地工作累计竟达100多个工作日以上！
“我认为自己活得很充实，很有意义……如果人生能重来，我仍然会坚持我的选择。”于永祥在入党志愿书中这样写道。看看于永祥在临走前几天里的表现，人们就能明白：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2001年5月10日：这是于永祥胃病大出血后的第十天。他既没去医院检查病情，也没向领导请假休息，而是继续带领战友们侦破涉枪抢劫出租汽车案，去瓦房店市辨认汽车，寻找破案线索……
5月11日：他脸色灰黄，身体明显不适，仍带着人开展侦查，直至深夜。
5月12日：他继续拖着疲惫的病身，和同志们研究案件，在刑警大队又工作到晚上10点多钟。
5月13日：他准备和战友们去河南、安徽、山东等地，抓捕杀人犯任学峰。中午，他在妻子的陪伴下，到商店买了换季的衣服和必备的治疗胃病、高血压病、心脏病等药品。店里的同志看到于永祥脸色不好，一再告诫他要休息，不要再工作了。于永祥只是淡淡地一笑，走出了商店。下午1点多，因疲劳综合征致心源性猝死，于永祥永远地倒下了。那淡淡的一笑，成了妻子永久的苦涩。
最近，公安部授予于永祥“二级英模”称号，大连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政法委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向于永祥同志学习。（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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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丽江老君山：捡垃圾换早餐
张帆 张文银
在风景秀美的云南丽江老君山景区，登山的路上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一则“公告”：“无论何人，何种身份，一旦进入景区，只要能捡到一塑料袋垃圾，交回垃圾收购点，就可获得一张价值15元的早餐券，也可凭早餐券兑换15元现金。”
近日，我们采访了“垃圾换早餐”的发明者——老君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树庄。
老君山面积740平方公里，密密的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里，生长的植物有5000多种。大大小小的高山湖泊散落其间，熠熠生辉。1989年，一张“九十九龙潭”的照片问世后，老君山从“藏在深闺人未识”一下跃进了旅游者的眼帘。老君山出名了，旅游的、探险的、科考的、摄影的、采药的接踵而至，1998年以来，上山的游客最多时每年达到15万人次。
李树庄说：“游客多了，易拉罐、矿泉水瓶、方便面袋、饼干盒子和各式各样的塑料袋也随之上山。1995年前，景区内还有360多个窝棚，为了搭建这些窝棚，有人砍伐了大量的杜鹃树。”
老君山面临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危险。为此，老君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先后投资50多万元，雇佣大批人力到景区拆除那300多个窝棚，恢复景区的原始生态面貌，1995年、1996年两年共清除50多吨垃圾下山。“九十九龙潭”景点正式开放后，公司每天都要雇20多名小工上山捡运垃圾，每年至少要花费7万多元。但你捡你的，我丢我的，效果并不明显。
“以目前国内游客的环保意识，要他们每个人都自觉自愿地将所产生的垃圾带下山并不现实。”在考察国内外一些风景区开发、管理的经验后，李树庄试着推出“垃圾换早餐”的新办法。公司先是在景区内四处“公告”，然后在景区入口处发给每个游客一个塑料袋，并当面承诺“公告”之规定，另外安排专人在垃圾收购点上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
“垃圾换早餐”的做法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从2000年开始，“垃圾换早餐”已回收垃圾20多吨，投入经费仅3万元，不到过去的一半。“现在，除了把自己带上山的垃圾带回收购点外，要想捡垃圾换早餐已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了。”李树庄高兴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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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梅 龙头企业引导农业调整
汕头 加快“信用村”建设步伐
本报武汉7月23日电 记者罗盘报道：湖北省黄梅县大胆利用龙头企业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今年的8万多亩香稻生产，农户直接跟县龙头企业——香稻集团签订产销合同，每公斤价格可比常规品种增加0.2元。
黄梅县建立龙头企业发展基金，从财政拨专款扶持龙头企业发展；协调金融、科研单位，支持加工型龙头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直接引进一批科技含量较高、加工规模较大的龙头企业。到今年6月底，全县年产值或营业额过亿元的龙头企业发展到2家，过500万元的31家，逐步形成了粮食、棉花、油料、水产、畜禽等9大生产加工系列。去年，龙头企业加工生产值达8.5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44％。
黄梅县大力推广“公司＋基地＋农户”的产销模式，发展定单农业。在龙头企业的引导下，近几年来，全县发展各类名特优种植、养殖基地40多万亩，带动农户10.2万户，农产品综合优质品率达80％以上。
本报汕头7月23日电 记者侯伟生报道：汕头市近日决定，在占全市总人口7成的农村，总结推广该市澄海“信用村”建设的典型经验，将“信用村”试点面扩大到各区县（市）16个镇（街道）。
汕头创建“信用村”，是以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资格授信为主要内容。两年前，澄海市溪南镇董坑村在发放农户小额贷款过程中，对农户信用额度实行分级评审，确定信用等级和不同授信额度，给予不同优惠利率。董坑村试点成功后，澄海市在全市开展了“信用村”建设。截至7月10日，汕头市各农村信用社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证797户，建立农户资信档案1497户，小额信用贷款余额3739.4万元，累计小额信用贷款3537笔，金额5405.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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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现场目击
浓烟笼罩长常高速路
本报记者 周立耘
7月19日下午，记者北出长沙采访，没多久便上了长常（长沙至常德）高速公路。汽车一路疾驰，公路两旁一幅幅美丽的山水田园风光在眼前掠过。可好景不长，刚走了10多公里，公路两旁便出现了十多根粗大的烟柱，浓烟遮天蔽日，山水田园顿时模糊了许多。
为看个究竟，我们将车停在停车带，走下车，只见远处一些村民在刚刚收完早稻的水田里，将稻草堆成一堆，挨个儿点着火，浓浓的黑烟正是从草堆里蹿出来的。记者与一位护路工人攀谈得知，就地焚烧稻草是当地村民多年来的习惯，每年早稻一开镰，弥漫的烟雾便开始笼罩路面，长达1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上的“烟幕奇观”，少说也得持续半个来月。
傍晚，记者再次路过该路段时，黑烟已从天上降到地下，从田间漫上路面，且越来越浓。稻田成片的开阔路段上，能见度最多不过10来米，过往车辆无不提早打开车灯，缓缓前行。记者粗略数了一下，高速路两旁正在散发着浓烟的火堆有近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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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东西南北中
大连行政审批实行“一站式”服务
本报讯 记者王科报道：大连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日前正式挂牌办公。中心将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涉及全局性、审批频率较高的行政审批事项集中在一个大厅办理，实行工作职责、办事依据、前置条件、办事程序、办事时限、收费标准公示制和投诉监督制等，防止在行政审批过程中部门和工作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和“暗箱操作”等问题的发生。目前已有中直单位、市政府27个职能部门进入中心大厅办公，可办理186个审批项目。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东西南北中
费县启动“宏志”地税助学计划
本报讯 山东省费县地税局近日设立“宏志地税助学基金”。针对部分品学兼优的高中生因家庭贫困而难以维持学业的情况，地税局积极发动干部职工开展“献爱心，捐资助学”活动，采取由干部职工自愿捐款和从办公经费中拿出部分资金的办法，设立“宏志地税助学基金”，并和费县一中结成帮扶对子，选择部分家庭困难而品学兼优的学生进行重点帮扶。
（杨讴 潘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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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东西南北中
“国际葡萄·葡萄酒发展论坛”将举行
本报讯 由国际葡萄·葡萄酒局（OIV）、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和烟台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张裕公司承办的“2002国际葡萄·葡萄酒发展论坛”将于9月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论坛将以世界葡萄酒经济、中国加入WTO以后葡萄酒市场的发展趋势和应对策略为主题展开研讨。（曹红涛）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东西南北中
临西火车站借力护路保安全
本报讯 河北省石家庄市铁路公安处临西火车站派出所依靠地方政法部门、公安机关和乡镇政府及村委会，合力护路，有效杜绝了危害行车安全的各种隐患。该站制定了昼夜巡视蹲坑、掌握排查等制度；同时积极依靠外力护路，定期向驻地政法委通报安全状况，请求地方公安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与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签订联保协议，对有关人员实行重点管理。
（刘勇 武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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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莫愁湖公园令人愁
本报记者 顾兆农
“古有女儿莫愁，莫愁哪能不愁，如今天下解放，谁向困难低头？”这是郭沫若同志上个世纪中叶来到南京莫愁湖公园时留下的诗句。南京莫愁湖是个品牌很好、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著名公园。说实话，这些年，这个公园的保护、利用和开发似乎都很不够，品位也不高。
公园的职工说，现在该公园连发工资都困难，还讲什么品位！能够感觉得到，公园的管理者并没有向困难低头。尽管遮住了园景，公园的北门前，还是尽可能多地建了一些经营性的房子，开发了洗车场、汽车美容店等；公园的西侧，“开发”出几个与周边环境极不协调的店面用于出租；公园里面，租出去用于经营的地块越来越多，房子也盖了不少，使得本就没有多少空地的莫愁湖，更显局促而杂乱；晚间，这里虽然开放，但是，路灯却不开；每到春秋旅游旺季，这里多以搞活动为由，把春光秋色锁起来，门票涨价，年票、月票什么的，统统停用，也不让晨练，把四周的居民拒之门外……
这个公园地处南京城区，四周住着许多居民。经南京市规划部门批准，去年7月，该公园开始兴建西大门，可是，建了一半，却停工至今。据说，是该门的用地与某单位有争议。如果是这样，规划又是怎么审批的？纵然有停下来进行争议的必要，又为什么如此久拖不决？城市的公共事业与具体单位之间的利益之争，孰为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难道只是口号？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该公园新的西大门迟迟建不起来，而原有的紧邻居民区的西门却被堵上了。用堵公园门的办法来加强所谓的管理，那是自欺欺人，也是不明智的，更不符合公园要最大限度地服务公众的要求。
城市公园，不敞开方便游客之门，而靠提价和搞一些品位不高的活动来进行所谓的经营，恐怕不是方向，也很难取得好的效果。（附图片）
图①：紧邻居民小区的公园西门被堵上了。
图②：公园新的西大门只建了一半就停工了，就这么一直晾着。
顾兆农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