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认真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那么，应当从哪些方面来理解和把握“三个代表”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呢？我们认为，共同的哲学基础、共同的理论品格、共同的价值取向，构成了“三个代表”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一脉相承的最基本内容。
共同的哲学基础——唯物史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这就是唯物史观。
早在马克思以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种种构想。但是，他们的根本弱点是不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用来考察社会的哲学工具同以往两千多年的一切思想家一样，都是唯心史观。
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发现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相反，唯物史观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由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构成的经济结构是一定社会的现实基础，而政治和法的制度以及各种意识形态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这一科学历史观的出现有如石破天惊，使笼罩思想史的迷雾为之一扫，为人类提供了揭示社会发展之谜的钥匙。马克思运用这一历史观具体研究了商品生产的矛盾，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及其走向的必然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新社会创造者的历史地位。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从此不再是悲天悯人的善良愿望，而是被科学地诠释了的现实运动。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是自觉地领导这一运动的核心力量。150多年来世界各国共产党面临的实际情况和具体任务各不相同，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得出的具体结论也各不相同，但只要是真正的共产党，都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战略、策略，都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分析面临的具体实际制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时候是这样，他们去世以后也是这样。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首先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们的哲学基础是一脉相承的。
自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结构、国际关系、党内状况等等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新的形势，如何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使党始终成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三大历史任务的主心骨，成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迫切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及时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系统阐发，完全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相互关系的原理等等，作为整体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挥，并以新的结论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运用唯物史观考察当代实际的必然结论，也只有运用唯物史观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共同的理论品格——与时俱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有着共同的理论品格，这就是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在于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就是理论符合实际，这样的理论决不是离开实践的抽象的思辨、玄想和臆说，而只能是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为实践所检验，随实践而发展的科学。由于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客观实际各具特点而又不断发展，理论要符合客观实际，就必须与时俱进。如果不顾情况的变化，固守某些不符合新情况的旧结论，就会陷于主观与客观分裂、认识与实践脱离，丧失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就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要求，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
与时俱进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三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生前多次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修改自己的某些具体结论，包括以序言的形式修改《共产党宣言》中的某些结论。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情况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毛泽东同志在科学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特殊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些都是与时俱进的典范。与时俱进，不是迁就细小事变，不是迎合眼前需要，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对时代特征和世界全局及其发展趋势作出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从而坚持那些仍然符合实际的结论，修改那些不符合实际的结论，以新的结论充实理论，使理论符合发展变化了的实际。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的奥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又具有新的时代内容；既一脉相承，又别开生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格。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上，它敏锐地把握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提出按照现代化的要求调整产业结构；落实科教兴国战略，追赶世界科技的先进潮流，加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重视人的素质提高；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在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上，提出了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强调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进行文化建设，吸收世界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努力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培养一代又一代“四有”公民；等等。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提出了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同时又强调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强调处理好先富与后富、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强调保持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等。
共同的价值取向——人民利益
“三个代表”，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辩证统一的整体。其中总揽一切的是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这体现着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价值取向。
共产党从来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唯一价值取向。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指出了社会的发展必然走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是全人类得到彻底解放的社会。无产阶级的客观地位决定了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此它的利益最终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一致，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就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才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中国共产党从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天起，就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毛泽东同志把党的宗旨概括为为人民服务，提出并科学地阐发了群众路线的理论，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到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的高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无一不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依靠最广大人民的力量取得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正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归根到底是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取向与此一脉相承。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人民和人民利益都是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人民利益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是很不相同的。党的领导艺术就在于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具体特点，全面准确地把握人民利益的具体内容，找出最有效的方式正确处理不同社会集团及其成员的利益关系，在现实条件允许的限度内尽可能满足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更充分地实现人民利益准备条件。我国当前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使社会阶层的构成和人们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新情况、新问题。简单地沿袭过去的认识，是不能解决新问题的。党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地反映日新月异的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措施，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就在于敏锐地抓住关系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问题，给以科学的解决，并为今后解决同类问题提供了指导原则。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利益，其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坚持党的最高纲领与现阶段的具体纲领的统一。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理想决不能动摇；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当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只要我们深入学习、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一定能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完成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执笔：陶德麟汪信砚）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始终着眼于决策正确
——调查研究系列谈之二
桑士达
调查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领导方法和领导环节，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为了实现正确的决策。一切正确的、有效的调查研究都不可忘记这一点。始终着眼于决策正确，并把它贯穿于调查研究的全过程，是把握调查研究的正确方向、提高调查研究的质量和水平的一个重要问题。
调查研究与正确决策，须臾不可分离。调查研究是进行决策的前提和基础，而决策则是调查研究的指向和归结。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决策，可谓领导者决断大事、策划大计的要务，关系事业的兴衰成败。决策有优劣与高下之分、正确与错误之别。正确的决策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能够推动工作，促进事业。
实现决策的正确，这是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国际形势瞬息万变、错综复杂，国内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我们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各项工作更趋多样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这对决策的科学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践一再证明，正确的决策必须建立在对实际情况和社情民意进行深入了解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只有准确掌握全面而不是片面的实际情况，才能确保决策的科学周密；只有充分了解真实而不是虚假的民意，才能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急什么、盼什么。情况不明、民意不察，只能导致决策的失误；而任何决策的麻痹大意和主观随意，都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在调查研究中始终着眼于决策正确，正是为了画好新图、迈好新步，以求得治国之良策、兴业之良方。
实现正确决策的途径在哪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包括正确决策在内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从调查研究中来，从问计于群众中来。毛泽东同志曾经精辟地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他还形象地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要经过调查研究，把下面的意见集中起来，然后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政策，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计划，再到群众中去贯彻实行，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坚持做好调查研究这篇大文章，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
为了实现正确决策，我们在调查研究中需要把握好三个原则：
一是求全面忌片面。“凡事不密则害成”。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没有不跌跤的。开展调查研究，在确定了一定的对象之后，就要掌握它的全面情况，了解它的运动过程，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通过调查研究，对事物有了详实而全面的掌握，而不是大概或局部的了解，这样决策的正确性就大。
二是求深入忌飘浮。调查研究要有好的作风，善于“一竿子插到底”，深入到问题的所在地、矛盾的症结处，进行缜密而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切忌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诚如陈云同志所说，我们做工作，要用90％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沉下去、钻进去搞调查研究，把工作做细、做实、做深，这样决策的可靠性就强。
三是求科学忌随意。既要通过走群众路线，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中掌握第一手材料，来分析判断事物，又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和资料，来研究探讨问题。通过对具体事物和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论证，使调查研究既有的放矢又不失偏颇，集思广益，权衡利弊，这样决策的科学性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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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立足优势 扩大开放
——关于促进南贵昆经济区发展的思考
鲍昆明
经济区划是组织区域合理分工、指导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国家“十五”计划确定，依托长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及中心城市，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实行重点开发，促进长江上游经济带和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的形成，提高城镇化水平。这就把桂黔滇三省区的地缘关系、比较优势、发展条件的一致性和存在问题的相似性突出了出来，可以更科学地规划区域经济的开发建设，有利于这一区域的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逐步缩小同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实现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
南贵昆经济区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明显的比较优势。
区位优越。该经济区与东南亚和南亚相邻，东临湘西和粤西，南濒北部湾和海南岛，北接渝、川、藏，是渝、川及西北地区南下出境出海的陆海大通道，一个以大通道为骨干，海港、航空港、内河港、铁路和公路口岸为支撑的海陆空并行的全方位开放体系已基本形成。同时，它又是承担沿海、沿边、沿江进出口运输任务的区域性集散中心，接受港澳台、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辐射，逐渐成为对东南亚、亚太地区开放的重要经济区域。
资源富集。该经济区自然资源种类多、数量大、组合好。丰富的资源既是其自身发展的物质基础，又是全国长远发展的后劲所在。拿能源和矿产资源来说，这里是我国水能资源和南方煤炭资源最集中的地区，矿产资源品种多、数量大、分布集中。如果把以水能为主的能源优势同矿产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处理好开发和保护的关系，提高综合开发利用的水平，就能够把南贵昆经济区建成规模宏大的原材料工业基地。
资源型产业崛起。该经济区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以资源型产业为主体的产业体系已初步形成，冶金、食品、烟草、化工、机械等产业的优势明显。它们大多集中在中心城市，成为优势产业群体。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过程中，加快南贵昆经济区的开发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立足优势，扩大开放，着力解决资金、技术、人才短缺等问题。
把利用地缘优势和实行优惠政策结合起来，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同时并举、相互促进的战略。南贵昆经济区同东部沿海各省市和东南亚的地理、经济、文化关系密切，经济、文化互补性很强，这是扩大开放的优势。应创造性地运用国家的政策，把招商引资和招商引技、招商引才结合起来，引进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同时，加大“走出去”的力度，有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参与竞争的能力。
把利用国内国际投资和提高供需水平结合起来，构建合理的经济结构。其重中之重是构造合理的内资外资投资结构、内资外资企业结构、内资外资企业产品供需结构，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和国际惯例办事，完善经济技术法规，为生产商、出口商和进口商营造统一、公开、公平的法制环境。同时，继续调整所有制结构，完善分配关系，发展生产，扩大需求，提高经济区的供需总水平。
把利用国内国际投资和调整城乡资源配置结合起来，引导投资者参与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允许和鼓励东部发达地区和国外的投资者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参与农村扶贫开发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参与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参与特色产业和特色经济培育，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加快经济区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进程。
第9版(理论)
专栏：
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意识
孟福贵
江泽民同志指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要坚持教育为先，特别要努力使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这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长期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不懈地抓下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是坚持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思想基础。为此，要树立五种意识：
树立受托意识。在我们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来自人民。领导干部只是作为人民的代表，受人民委托掌握和行使权力。人民把权力交给领导干部，是让领导干部代表他们的利益，忠实地为他们办事。
正因如此，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和根本保证。
树立责任意识。权力、责任成正比关系。有多大的权力，就要担多大的责任。牢固树立权力就是责任的观念，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必然要求。干部的职位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干部的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要成为一名称职的领导干部，必须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面对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各级领导干部就必须克服当“太平官”、“清闲官”、“享乐官”的思想，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解决好“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的问题，切实做到心系事业，恪尽职守，
勤奋努力，扎实工作。当前，各级领导干部的首要职责是紧紧抓住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加快发展上多动脑筋、多想办法，千方百计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群众收入，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树立绩效意识。
领导干部的政绩，必须体现在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谋利益上。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按照江泽民同志要求的那样，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努力追求第一流的业绩；要真抓实干，讲求实效，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群众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坚持做到干一任的工作，想几任的事情，切忌做那些花哨一时、贻害一世的事情，切忌使现在的“政绩”成为后人的包袱。
树立奉献意识。只有为政清廉、无私奉献，才能真正获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用正确的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自觉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不畏艰难，励精图治，勤勤恳恳为人民谋利益。要严以律己，克己奉公，与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能把权力作为获取个人名利的工具。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领导干部尤其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淡泊名利，防微杜渐，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侵蚀，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缚，不为欲所惑，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
树立监督意识。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党内民主生活，加强党员对领导干部、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充分发挥党员的民主监督作用；大力拓宽民主渠道，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依靠广大群众实施有效监督；抓紧制定和完善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变事后监督为事中和事前监督，重点是监督各级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违法违纪现象和不良行为；坚持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对领导干部中发生的违法违纪行为一定要严肃查处。对于各级领导干部个人而言，则要强化自律意识，加强个人修养，切实做到慎独、慎微、慎权、慎欲，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地接受党内监督，接受群众监督，接受法律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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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兼顾“社会化”和“非社会化”
——关于我国司法鉴定体制的思考
孙国华 陈力铭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人民法院保留鉴定机构，有悖于司法中立的宗旨，是“自审自鉴”行为。他们从司法鉴定机构中立有助于司法公正的立场出发，主张鉴定机构应当完全社会化（即中立化）。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误解。鉴定机构的完全社会化，实质为市场化，对审判工作的负面影响是不可想象的，必然会使审判工作失去可靠的技术支持。如果鉴定人都为利益而动，只根据委托人的需要出鉴定结论，最终会使社会对司法鉴定失去信心。因此，理想的司法鉴定体制应当是“社会化”和“非社会化”相兼顾的体制。这既符合辩证法的原理，又能在体制上确保互相监督，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司法鉴定制度，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选举代表行使国家权力，由此产生司法、行政机关。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国家机关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不能用国家与社会、社会化与非社会化二元对立的观点来分析问题，片面地认为鉴定机构社会化就会带来中立、公正，而国家化的鉴定机构便会偏离公正。实践中，英美法系鉴定人表面上完全社会化，鉴定人随委托人的要求作出判断，鉴定结论往往并不科学公正；大陆法系鉴定人定位为“法官的辅助人”，法官选择和指定鉴定人，甚至直接参加和主持鉴定工作，鉴定结论往往比较客观公正。事实证明，鉴定结论公正与否，并不取决于机构的性质是社会化还是非社会化，而是取决于鉴定人的出发点是否维护司法公正。有约束的非社会化比放任的社会化更能体现公正、效率，更能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保留法院的鉴定机构，发展一定的社会鉴定机构，使二者并存互补，应该是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最佳选择。
法院之所以应当保留一定的鉴定机构，有这样几点理由：一是审判工作和鉴定工作必要的分离和有机的结合，是行使司法职能的需要。必要的分离是指审判人员和鉴定人员应当分属于法院内的不同部门，避免审判人员和鉴定人员相互影响；有机的结合是指审判机关应设立专门的鉴定机构，为执法、司法提供良好的技术服务。二者都是行使司法职能的重要条件。二是保守国家和个人秘密的需要。司法鉴定可能涉及侦查、审判中的国家和个人秘密，法院的鉴定机构在完成此类鉴定时，一般都能较好地保守国家和个人秘密，而如果将此类鉴定委托给社会鉴定机构，随时会有泄密的危险。三是解决重大、疑难、复杂的专门性问题的需要。司法鉴定经常涉及一些重大、疑难、复杂的专门性问题，需要组织不同学科、不同机构的专家进行综合鉴定，这是一般社会鉴定机构难以做到的，必须由人民法院的鉴定机构来完成。此外，对法院鉴定机构的鉴定活动，也比较容易进行监督。人民法院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同社会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一样，都必须经法庭质证，确认正确无误，与相关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得到采信。相反，对社会鉴定机构的鉴定活动，往往很难实施有效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