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佳作推荐
源头活水 笔底波澜
——关于《根本利益》的随想
王巨才
接到新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根本利益》（何建明著），原本打算先大致浏览一下，没想到它竟是这样一种作品：只要你打开它，就无法释怀，就只能从头至尾看到底。说实话，我是在一种激动和震撼、惊叹和沉思、欣慰和感奋交织的情绪中读完这部作品的。掩卷良久，情不能已。大致说来，这部作品让我感动和赞佩的是这样三点：其一，深厚的“百姓情绪”。这种情结，在何建明前几年推出的《落泪是金》等教育三部曲中已经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几部作品，不仅将社会的目光引导到关注校园弱势群体上来，而且受到决策部门的重视，对推动教育改革和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根本利益》中，何建明又把他的同情、关切与热爱毫无保留地倾注到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特别是其中的处境艰难的人群身上来。作品以深情而犀利的笔触，向读者、向社会、向党和政府报告了他们遭逢的伤害和痛苦，委屈与无奈，字里行间，表现出作家感同身受的痛心和愤慨，愿望与呼声。这种设身处地的平民意识和仗义执言的责任良知，在目前文学创作某种程度的私人化、贵族化、媚俗化倾向中，显其难能可贵，值得提倡和学习。
其二，可贵的忧患意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兴废的首要问题，党中央历来十分重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广大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他们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最早受益者和坚决拥护者。但是毋庸讳言，就是在这样一种总体兴旺的形势下，农村中仍然存在某些不稳定的因素。其中由于党政机关的腐败现象和干部作风中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导致或助长的个别地方风气败坏，恶势力抬头，农民利益遭受侵犯且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这是一个值得严重关注的问题。在《根本利益》中，作家通过“迟了13年的葬礼”、“五顶大檐帽欺压一顶破草帽”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典型事件，对农村中存在的此类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作了深入的揭露和剖析，并在叙事过程中不时发出“不知今天的某些政府的某人到底怎么了，一件本来清清楚楚、简简单单的事，就是你推我，我推你，最后总是在‘一定’、‘一定’中办不了，办不完，办不成”，“现今社会上什么事最能损害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感情？那就是身为执法者的违法与横行霸道”，“一个以百姓利益和幸福为己任的政党，如果不能代表这样的占总人口80％的农民的根本利益，那么这个政党必然早晚失去对这个国家的统治与领导地位”等这样的忧思。当我们阅读这些富有警示意义的文字时，能不与之共鸣，并引发深层的警省与思考吗？江泽民同志在谈到干部作风问题时，曾多次讲过：“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读这部作品，时常使我联想起这些痛心疾首、大声疾呼的教导，也对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改进干部作风决定的必要性、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是文学的力量，艺术的力量。
其三，清醒的前途信念。与某些同类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同，《根本利益》在揭示农村工作中的种种流弊和突出问题时，不仅仅停留在暴露和控诉的层面上，不是让人感到积重难返，毫无希望。相反，作家在写这些问题时，总是不失时机地提醒人们这些问题存在的不合理性，指出它是前进中的问题，是我们党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去解决的。能不能准确地把握好这个“度”，常常是同类题材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报告文学容易失之偏颇，从而导致失误的地方。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何建明同志是清醒、自觉的。尤其让人高兴和鼓舞的是，通过这部作品，我们有幸结识了梁雨润这样一位正直而又可亲的党政领导干部。关于这个人物及其文学形象的塑造，可以展开的话题很多，相信会有专门的论说。我要提及的是，梁雨润，这个浑身洋溢着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的时代健儿，不只是一名坚持原则、无私无畏、敢于碰硬的党的纪检干部的先进典型，更是一位牢记党的宗旨，具有百姓情怀，一心以苍生为念的新时期共产党人的崇高榜样。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品格、境界和襟怀，他才能置个人的荣辱升沉于度外，不避风霜劳苦，不怕艰难险阻，不论分内分外，只要是群众疾苦、福祉所关的事情，都愿意揽在手上，全力以赴，认真对待，也才能够想方设法，排除干扰，一抓到底。我们的党和政府，正是由于有了梁雨润这样的优秀干部，才能把广大群众吸引和凝聚到自己的周围，为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团结奋斗，也才能让他们即使在困难和艰辛的境遇里，仍然充满希望和信心，坚定地同党和政府一道开拓进取。试想，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里，像梁雨润这样的模范人物何止成千上万，但总体上说，在我们当前的文学作品中，对他们的反映是很不够的。我在对梁雨润肃然起敬的同时，也为我们的文学画廊里增添了这样一个鲜明的时代典型而油然喝彩，叫好。
何建明同志是一位有才气、有责任感，又抱严肃写作态度和高尚文学追求的作家。《根本利益》是他计划中的“农村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他说过，生活中的许多故事，比我们在作品中看到的要生动得多，感人得多。只要你真正深入下去，就会有写不完的东西。现在不是没什么可写，而常常是因为写不赢、写不好，对人民、对生活怀有一种歉疚感。我想，有了这样丰富的生活资源和创作热情，又有多年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经验和这次最新的体会，他的后两部作品一定会写得更深刻，更精致，更完美。对此，我和许多喜爱他的读者一样，抱有热切的期待和充分的信心。
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中国京剧音配像系列
继承文化遗产 振兴京剧艺术
——略谈《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
龚和德
《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近日将告竣。已经录制的300多部京剧作品，通过电视播放、出版发行，影响海内外，受到戏剧界和广大戏曲爱好者的热烈欢迎。可以说，这是1990年“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振兴京剧观摩研讨大会”以来，为振兴京剧所做的历时长久、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的一件实事。12年前，李瑞环同志在振兴京剧学术讨论会上的长篇讲话中提出，可以把过去京剧大师们的唱片、录音配上现在中青年演员的表演，作为声形兼备的教材。工程于1994年正式启动，经过8年奋斗，终于完成。若非瑞环同志精心指导，把京剧界及有关部门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团结协作精神充分调动起来，要完成如此繁难的文化工程，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音配像》中所收之“音”，大多为上个世纪京剧流派创始人及其重要传人在40年代至“文革”之前有幸记录下来的演唱精品。这20多年是京剧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段，梅兰芳、周信芳等老一辈艺术家已进入提纯境界，李少春、张君秋、裘盛戎等一代艺术家风华正茂，在人民共和国新政策的鼓舞下，他们共同创造了50年代京剧艺术的灿烂辉煌。《音配像》中既有他们久演不衰的传统剧目，也有一些新创编的优秀之作，更为难得的是，还留下了几次在特殊场合的联袂演出如1947年的录音《四郎探母》，铁镜公主由梅兰芳一人饰演，杨四郎由李少春、周信芳、谭富英、马连良分饰，堪称空前绝后。而为“音”所配之“像”，或得其神似，或得其仿佛（有些地方还需要我们用回忆作补充），反映出当今传承者在追摹前辈的舞台风范上所能达到的水平。这300多部作品，相对于京剧的历史成就，只能算是一小部分，然而它是真正可以传之恒久的艺术家底，尤其在演唱技巧的高超和流派纷呈上，显示了京剧的雄厚积累和无穷魅力，弥足珍贵焉。
当前京剧困顿于两大难题：一是表演人才成长太慢；二是新剧目建设成活率太低。要进一步培育京剧市场、赢得更多的观众，同这两大难题的解决程度密切相关。京剧界如能认真地、深入地学习研究这份文化遗存，对于缓解这两大难题，将是大有裨益的。
表演人才成长太慢的原因是他们会的戏少、演出机会不多，演唱水平还不高等等。《音配像》提供的许多名家不同的演出版本，可以帮助年轻京剧人拓宽眼界，转益多师。现在的青年演员多热衷于以宗谁像谁为安身立命之本；非所宗者，一概淡漠。这是妨碍他们成长的一个误区。梅兰芳同青年演员谈艺，提出“要善于辨别精粗美恶”，提倡多看多学：不但看同行的，还要看隔行的；不但向名家学，还要向“不很出名的演员”学；不但学习老师，还要“研究老师”等等。总之，对于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不可听其自然”，而要在不断的观摩学习、分析研究中使之“变得更尖更亮”。如果大家以这种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业务，那么《音配像》将是一门多么重要的进修课程啊！
对照当前的演出水准，《音配像》中展现的名家风采，有许多地方是我们难以企及的，因而学习是第一位的。但这份家底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有不少作品，即使我们临摹得很到位，要把它拿到剧场中去号召观众，仍是十分困难的。而京剧的真正生存方式，不是在荧屏上，而是在剧场中。不能在剧场里征服观众的作品，总有某种缺陷，有的难以弥补，只能作为艺术资料来欣赏、研究；有的可以改进，从而获得新的生命。这就要求我们对待这批作品应有不同的策略：对于迄今仍有号召力的经典作品，则要通过我们技艺上的精益求精，加上年轻人的自然优势，使之焕发出新的光彩（像于魁智演出李少春的《打金砖》那样）；对于虽然保留着某些精彩技艺，但在剧场中已经失去了昔日号召力的传统剧目，则要仔细研究其原因，寻找改进办法，使之由“冷”变“热”。这是富于创造性的前辈艺术家们一直在做的工作，不能到了我们手里就中断了。京剧中的精品，都是一代一代艺人打磨出来的。可是现在的演员少有这种创造意识了，一切等待剧院团安排，由编剧者编、导演者导、作曲者设计唱腔，似乎自己就是体现他们的创作意图而已。以如此被动的心态来演没有新的编、导等创作人员参与的传统剧目，怎能越演越好呢？今天急需提倡演员的主体意识和创造精神，对于《音配像》中的作品，既要潜心临摹，又要敢于精心打磨，以使它们成为自己身上的活的艺术传统，要有本领把在荧屏前欣赏的观众尽可能多地再拉到剧场中来。
京剧要不要搞新剧目建设，这在关注京剧命运的朋友们之间颇有争议。最近，一位朋友在刊物上发议论：“排几出短命的新戏，倒没什么，少一些‘很内涵的演员’，则‘有伤大雅’了。”这里包括两个判断：一是新戏必然短命；二是演短命的新戏，妨碍演员“很内涵”，“有伤大雅”。这种感慨之所以值得同情，是因为我们的新戏确实不大争气，成活率太低了。但这需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着手，争取少一点“短命”，而不应片面地反对排演新戏。《音配像》中的那些京剧大师，哪一个没有自己标志性的新戏呢？《霸王别姬》、《锁麟囊》、《望江亭》等等，不都是从道光以迄光绪年间各种版本的《都门纪略》里找不出来的新戏吗？而且正是这些新戏，帮助了他们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以至成了他们的传人必学必传的经典。我要说一句这位朋友准不爱听的话：京剧到了新世纪，要巩固自己的文化地位必须依靠精湛的老戏，要提升自己的文化地位必须依靠成功的新戏。《音配像》中蕴藏的京剧本体信息和艺术资源是极其丰富的，我们可以通过新创作加以激活，为京剧增添新的时代光辉和特色。所以，《音配像》不仅属于观众和演员，也属于所有从事京剧工作和一直热情地支持京剧工作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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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纪初文学理论的检阅
——简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
周志刚
我们对文学成绩的清点，常常直观地停留在创作上，文学理论批评总是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了。其实，完整的文学活动是创作与理论、批评的综合体，而文学就前行在三者的良性互动之中。在这种意义上，编印《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2001年卷（以下简称《文选》，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编，作家出版社出版），就是一件别有深意的事情。在该书中，展示2001年度文学理论批评实绩，达成对文学实践的深度反思，进而推动文学创作的学术理念贯穿始终、清晰可见。
这次文学理论批评年度“盘点”的覆盖面是很广的，所选的37篇论文，论题众多，视野开阔，从各个层面、不同角度反映着2001年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活动的整体面貌，从中我们能清楚地感受到一种良好的、活跃的、互动的学术氛围。在文学理论方面，对与全球化、市场化相关的文学理论研究现状的整体观照和对文学理论现代性、文论史、文化批评、文学史研究的深度反思相得益彰。这无疑极大地拓宽了中国理论批评的视野，而且这种整体观照与深度反思从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体现了我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实力和发展潜力。在文学批评方面，《文选》则以2001年为契机，辐射到整个20世纪90年代，力图完整地反映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批评的整体风貌，表现了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整体观照。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文选》所呈现的文学批评极为丰富，既有对于新作及刚刚发生的文学现象的关注，也有作家专论以及对于20世纪90年代文学总体特征及分体裁（长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综论，还有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思潮、作家群落的宏观把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观点的坦诚对话，看到各种研究路数的良性互动，看到截然不同的审美眼光的相互碰撞，看到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创作的繁荣与活跃和对这种现状的理性反思。
需要强调的是，这本覆盖面极广的年度文选具有极其鲜明的导向性。在思想层面，本书注重以贯彻党的文艺政策为主导方向，以落实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有关文艺批评是文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的要求为出发点和基本准则，牢牢把握中国文艺理论的社会主义性质，确保新时期乃至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在学术层面，《文选》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不良现象有一种纠偏作用。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批评无疑是活跃的，然而也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浮躁之气。如理论批评滞后于创作，自说自话、各说各话，缺乏对正在生长中的文学事实的深度关注；理论思维的贫弱，艺术感悟的迟钝，对人民文化需求缺乏理解以至形成反差等等。这些不良倾向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而《文选》则有意要使文学理论批评回到健康的学术理路上来，因此书中所选均为关注现实、联系实际，说理充分、论证严密的潜心之作。在这众多的学术成果面前，我们不仅能够体会到文学理论批评的庄严与神圣，感受到精神向度与灵魂的燃烧，更能够领悟文学理论批评所担负的时代使命。
一本文选不可能打捞尽一个年度理论批评中的所有优秀之作，也许文选的使命只是在于呈现年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动向和发展态势。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年度文选对文学理论批评实绩的展示，对理论成果的盘点，必将有助于达成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间的良性互动，从而促进创作、繁荣学术。我们相信，作协年度文选的编选工作一定能持之以恒，愈行愈远，因为这仅仅是开始。
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天地一瞬
古镇水巷（摄影） 计海新（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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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点评
尊重历史慎褒贬
仲言
时下流行戏说前人，流行翻案文章，这件事本身，至少说明：社会正日益走向宽容，思想正日渐趋向开放；是政治清明、人心活跃的一大象征。但是，无论是从学说本位出发，还是从商业炒作考虑，凡事都得讲个度，这个度，就是历史。历史绝对不容戏说，更不容翻案，否则，我们就会走向问题的反面，往轻了说，是颠倒常识，散布迷雾；往重了说，是破坏原则，动摇文化根基，那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
在一片戏说、翻案声中，不由得想起了周作人。周作人这几年被某些人热炒，仿佛他是朵“迟开的鲜花”；有人甚至觉得他是20世纪的文章圣手，水平比鲁迅还高。
不可否认，周作人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但同时又是一个很特殊的作家。说他特殊，首先因为他是鲁迅的胞弟，在“五四”前夕登上文坛，曾经引领风骚，名噪一时；其次，在于他30年代末期公然投敌，沦为汉奸。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的文章一度被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的宽松，他的文集得以陆续出版，本来，这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被某些出版商和文化人一炒，就显得有点不太正常。至少，对于缺乏历史知识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容易形成误导。
我们先来看周作人的散文。林语堂对之有过很精当的评价，他认为：“周氏弟兄，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两人都是天才，而冷不如热。”林语堂的把脉十分准确，周作人文章的总体特征，就是冷。不过，并非生来如此，他在“五四”前后，还是颇有血性的。这从他的成名作《人的文学》，以及早期的随笔《碰伤》，可以得到证明。前者倡导文学革命，呼吁“我们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被当作是改革文学的一篇重要宣言；后者借北洋政府镇压索薪的教师而反诬他们是自己碰伤的，咎由自取，通篇反话正说，亦庄亦谐，犹如包了橡皮的钢鞭，自有其鞭骨入髓的杀伤力。
可惜，周作人的血性没有能保持下来，他是越到后来，越全面显露出清冷的底色。读他尔后的文章，好像一个从前线撤退的战士，遁入一处世外桃源，雾岚使他陶醉于朦胧，溪水使他留恋于清丽，他开始沉湎于“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遐想在多雨的冬季，落座江村小屋，“靠着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以及“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周氏兄弟早已分道扬镳，不通来往，鲁迅对于作人的动向，还是时刻挂心。《人世间》曾发表钱天起的《隐士》，称赞周作人“隐于文采风流”，是如何地怡然自得。鲁迅不屑，也写了一篇《隐士》，文中讥讽说：“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鲁迅不愧是勾魂摄魄的高手，寥寥数语，就勾画出周作人辈所谓“大隐”的嘴脸。
退一步，即使从文学的层面来看，周作人同鲁迅也不能相比。周氏兄弟共同生活的那个年代，神州大地“飞砂走石，狼虎成群”，进步的人们更多需要的是投枪，是匕首，是机关枪，是大炮。因此，如果说鲁迅吹响的是时代的号角，周作人吹奏的不过是路边的叶笛；鲁迅揭示的是河床的走势，潮流的涌动，周作人描述的不过是落花逐浪，蜻蜓点水；鲁迅呼唤的是风暴的力，风暴的悲哀与愤怒，周作人咏叹的不过是小草的拔节，秋虫的低吟。两位作家孰高孰下，读者自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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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吹来一股强劲的现实主义艺风
——评短篇电视剧《北风吹》
仲呈祥
好久没有观赏到如此动情又如此具有鲜明风格和个性的短篇电视剧佳作了！在电视剧越拍越长已成为时尚的今天，喜看由中央电视台、河北电视台和石家庄电视台合拍的短篇电视剧《北风吹》，强烈感受到荧屏上吹来一股显现出久远生命力的现实主义艺风，备觉亲切。
由贺敬之、丁毅执笔编剧，音乐家马可、张鲁、瞿维、向隅、陈紫、焕之、刘炽等作曲的歌剧《白毛女》，是当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师生们学习、实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催生的我国民族歌剧史上的开山之作和经典之作。《北风吹》以《白毛女》的酝酿、创作、演出为题材，独辟蹊径，精心构思，“剧”中套“剧”，以短篇音乐电视剧的新颖样式在荧屏上真实地、艺术地再现了这段难忘的历史。
上集一开篇，就气势不凡。浓郁陕北意蕴的声画语言，一下子把观众带进了20世纪40年代初的革命圣地延安。从“鲁艺”学员“小笛子”和“小上海”的视线，由新秧歌运动引出了报载的关于“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由学习民歌深入采风访贫问苦引出了民谣《小白菜》，由张鲁奉命为白毛女唱词谱曲受尽煎熬引出他在贺敬之等战友帮助、启发下出色完成创作任务，一直到延安礼堂的全剧合成排练，丝丝入扣，引人入胜。下集，则集中描写“鲁艺慰问演出队”为部队和农民演出《白毛女》。编导巧妙地选择了歌剧中极富感染力的精彩片断（如“过年关”、“杨白劳被逼致死”、“喜儿逃出虎口”等），将台上台下戏内戏外情节交织发展，从而把歌剧的艺术魅力与观众的强烈反响交映成辉，令“战士枪打黄世仁”、“农妇慰问喜儿饰演者王昆”、“战士争表决心”、“俘虏弃暗投明”等情景在当代观众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戏不小，短篇引发的思考却并不短。其一，《北风吹》以审美的方式再次雄辩地揭示了“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的伟大真理。经典之作《白毛女》从哪里产生？“鲁艺”的师生们真正领悟了毛泽东同志《讲话》中阐明的真理。走西洋歌剧之路，不行；走戏曲曲牌老路，也不行。他们深入生活，广泛采风，植根于人民群众抗日战争和土地革命的伟大实践，同时借鉴外国歌剧的有益经验，吸取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的革命营养，才创作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洋溢着时代精神的民族歌剧《白毛女》。其二，《北风吹》以成功的实践再次验证了“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离不开人民”。你看，当年“鲁艺”的师生们创作《白毛女》，立志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为了做到“曲好记、词好懂、戏好看”，向人民取经，拜群众为师；而人民群众确也反过来为《白毛女》思想、艺术上的日臻完美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如今《北风吹》剧组的创作人员，学习、继承、发扬了“鲁艺”师生们创作《白毛女》的现实主义精神，应和着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的时代脉搏，牢记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自觉与时下那股势头不小的“滥情”、“戏说”、“豪华”的媚俗艺术思潮划清界限，不为名，不为利，因而创作出了优秀作品。其三，《北风吹》还昭示我们：短篇电视剧创作大有可为。毋庸讳言，短篇电视剧创作很不景气，广大观众对此很有意见。事实上，不仅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人民群众需要欣赏短小精悍的文艺作品，而且电视剧艺术自身的发展、尤其是长中篇电视剧艺术的自身的发展，也需要短篇电视剧创作为其进行探索和开路。《北风吹》就不仅让广大观众在短短的90分钟里完整地欣赏了一部较为精致的艺术品，而且也为音乐电视剧这种新艺术品种的语法规则和美学风貌，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北风吹》在荧屏吹来的现实主义艺风，值得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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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李瑛诗歌创作研讨会在京召开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李瑛诗歌创作研讨会”近日在京召开。李瑛同志是我国当代著名诗人，深为军内和国内的读者喜爱。近六十年来，诗人亲历共和国的风雨历程，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海内海外，出版长诗和诗集《我骄傲，我是一棵树》、《生命是一片叶子》、《我的中国》、《一个星座，一座城市和一个民族的盛大节日》等四十多种。曾获全国优秀诗集评选一等奖、“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奖励。有多部诗集和组诗被译成多种外文在国外出版。李瑛的诗歌以其强烈的时代气息、真挚的情愫、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当代诗歌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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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影片《铁血柔情》在京首映
由广东省公安厅和南京电影制片厂共同出品、广东省妇联协助拍摄的电视故事片《铁血柔情》近日在京首映。《铁血柔情》是一部以警察妻子为主人公的女性题材电影。影片描写一位出国留学归来的女博士、证券公司副总裁，在经济发达的特区，对当警察的丈夫付出真情、真心、真爱的动人故事。影片风格温馨美丽，内部节奏在人物性格发展中层层递进，镜头语言丰富但不追求浮华，画面构图在潜移默化中带给观众舒心的享受。
《铁血柔情》是广东省导演张鑫所拍摄警察系列电影的第四部。
（罗炳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