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友谊之花
歌坛奇缘
本报驻阿根廷记者 李志明
46年前，一首优美动听的阿根廷民间歌曲《小小的礼物》，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刘淑芳在阿根廷首都哥伦布剧院唱响，歌曲作者瓜拉尼也由此声誉鹊起，后成为蜚声海内外的艺术大师。如今年事已高的他谈起那段难忘的经历，充满对中国艺术家的深深敬意，他真诚地希望中国记者能帮他找到当年首唱《小小的礼物》的刘淑芳。
布宜诺斯艾利斯哥伦布剧院号称世界四大歌剧院之一。1956年10月17日晚上，在金碧辉煌的剧院大厅里，人们怀着新奇的感觉，欣赏着远道而来的中国艺术团为阿根廷观众献上的京剧、民间歌舞和民族器乐。女高音歌唱家刘淑芳演唱完中国民歌后，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重返舞台中央，她用西班牙语说，下面将唱一首阿根廷歌曲：《小小的礼物》。“今天是你的生日，亲爱的妈妈，我为你唱一首歌，一首我心中的歌；今天是你的生日，亲爱的妈妈，我为你献上一束白花，是我从山路上采回。”刘淑芳充满激情的演唱，将一个穷孩子对母亲的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观众席间人们诧异地交头接耳：这是谁的歌？好像没听过。而在剧院第六层的观众席上，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人却激动得浑身颤抖，强忍着没有喊出声来：这是我的歌！他就是当今阿根廷民歌界泰斗、深受拉美人民爱戴的奥拉西奥·瓜拉尼。当时他在阿根廷音乐界还是一个无名之辈。
瓜拉尼本姓罗德里格斯，1925年出生在阿根廷圣菲省山区一个伐木工人家中，是这个穷苦人家的第十二个孩子。他从小喜欢歌唱，而且爱自编自唱。农家的牛呀马呀，天上的鸟啊，都被他编入歌中。有一天，母亲悄悄对他说，你本不姓罗德里格斯，你爸爸是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没有姓氏。罗德里格斯是他结婚登记时才起的一个西班牙姓氏。印第安人当时处于社会最底层，备受歧视，小奥拉西奥却引以自豪。后来他更姓为瓜拉尼，这是巴拉圭和阿根廷东北部一个土著族的名称。
因家境贫寒，小瓜拉尼10来岁就独自离家到巴拉那河边杂货店打工。杂货店兼营酒吧，晚上高乔人（阿根廷牛仔）聚集在那里喝酒、弹吉他、唱歌。瓜拉尼受高乔人豪放性格的熏陶，有时也在酒吧里放歌，他的歌唱天赋从这时开始表现出来。为了艺术上的发展，17岁那年，他来到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先在博卡区当码头工人，后来又做过轮船上的水手。他在小酒店里为工友们唱歌，还经常在工人的集会上用歌声鼓舞斗志，渐渐地在社会下层人群中有了一点名气。
1956年，瓜拉尼和他的同伴们听说中国艺术团要来阿根廷演出，兴奋不已，诞生不久的新中国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大伙商量着怎么才能和中国艺术家接触，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正好艺术团下榻的饭店有他们的同伴，将瓜拉尼和阿根廷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依斯克拉女士等人从工作人员的入口悄悄带进饭店，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刘淑芳等中国艺术家的接待。在表达了欢迎之意后，他们把一本歌集送给刘淑芳，这是一家进步出版社出版的。刘淑芳翻看歌集，目光被一幅插图吸引，画面是一个孩子手捧鲜花献给过生日的母亲，歌名是《小小的礼物》，词曲正是瓜拉尼创作的。刘淑芳读着谱子，轻声哼唱起来。告别时，中国翻译请他们第二天再来一次，可能的话带一把吉他。第二天瓜拉尼等人用同样的办法“混进”饭店，来到刘淑芳的房间。刘淑芳请瓜拉尼唱了一遍《小小的礼物》，然后她说，现在听我来唱。只见她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柔声唱起来。唱完她说，今晚我要在哥伦布剧院唱这首歌。听到此话，瓜拉尼觉得大地都在颤动。哥伦布剧院！这是阿根廷最高艺术殿堂啊。瓜拉尼下决心去看这场演出。他四处托人搞到了一张最便宜的票，位子在剧场最后面最高处俗称“天堂”的地方。
演出结束后，瓜拉尼特地请一位当点心师的朋友做了一个蛋糕送到饭店表示感谢和祝贺。知道中国艺术家要到一家唱片社录音，想着也许他们需要帮助，瓜拉尼便带着吉他提前一个小时到了那里。等候时，录音师让他随便唱支歌，他就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桑巴。客人们录完音走了，瓜拉尼却被唱片社老板叫住，原来听了刚才瓜拉尼唱的歌，老板很喜欢，想为他录音。就这样，瓜拉尼录制了自己生平第一张唱片。第二年他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回国时，他的第一张唱片已经红遍阿根廷。从此他正式进入阿根廷歌坛。
如今，瓜拉尼已成为蜚声国内外的艺术大师，他先后出过80张唱片专辑，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是中国艺术团的来访，特别是刘淑芳在哥伦布剧院演唱《小小的礼物》，成为他艺术生涯的转折点。他向我叙述当年的情景时，每个细节都记得那么清晰。他说，那简直就像是命运的安排。我告诉他，《小小的礼物》当年被刘淑芳带回中国，感动了整整一代人，他听了感叹不已。
中国艺术团当年在阿根廷灌制的唱片因种种原因没有正式发行。几经辗转，瓜拉尼得到了一张可能是样片的唱片。这张他视为珍宝的唱片没有封套，也没有说明内容的标签，有些残缺的边缘显现出它曾饱经沧桑。然而伴着唱片传出的沙沙声响，刘淑芳用西班牙语演唱的《小小的礼物》清晰可辨。“快50年了，我特别怀念刘淑芳，你能不能帮我找到她？”谈话结束时瓜拉尼动情地对我说。（附图片）
瓜拉尼手捧他珍藏多年的中国艺术家在阿根廷灌制的唱片。
（李志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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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图迈”：人类的始祖？——700万年前头盖骨化石发现记
本报驻法国记者 郑园园
7月10日晚，在乍得外交与合作部会议大厅，法国-乍得考古队举行新闻发布会，向1000多名与会者宣布：在乍得朱拉卜沙漠发现的700万年前的头盖骨化石，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次日，权威的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考古队的报告。
这块被命名为“图迈”的化石令世界考古界振奋。哈佛大学教授利伯曼认为，“图迈”对人类进化研究的影响无异于“一颗小型原子弹”。华盛顿大学教授伍迪认为，它是1924年首次发现人类化石以来最重大的成果。
在乍得发现“图迈”
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古生物学教授米歇尔·贝鲁内领导的法国-乍得联合考古队，从1993年起在乍得沙漠考古。2001年7月18日晚，考古队的4名成员冒着五十多摄氏度的高温在沙漠奔走了3天后，在一个沙丘下搭起帐篷休息。19日凌晨，其中两位走出帐篷，欣赏着沙丘上空的月亮，爬到山丘的那边。他们突然看到好多黑乎乎的“石块”。在沙漠里，往往是风儿引导挖掘：风吹动着沙丘，有时会把你想寻找的东西从地底下掀出来，有时又会把它们覆盖起来。当两名考古队员将这些“石块”拾起后不禁欢呼起来，这正是他们朝思暮想的化石！
考古队将一大堆化石带回设在恩贾梅纳的办公室，一一辨认，发现其中有一块头盖骨化石，还有三颗牙齿、两块颌骨化石。贝鲁内教授将化石复制品带到美国、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的研究所，同那里的化石作比较。经过几个月的研究，确认它为700万年前的人类，将它命名为“萨赫勒乍得人”，并起了个别名：“图迈”。在乍得的戈兰语中，“图迈”意为“生活的希望”，是当地人为在旱季到来之前出生的孩子起的名字。
贝鲁内教授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时说，虽然“图迈”的头颅比较小，仅在320至380立方厘米之间，接近黑猩猩，但是仍然比上个世纪非洲发现的头盖骨大；其眉弓突起较高，下颌突起不明显，脸部比较平，这些特征接近原始人。另外，“图迈”的牙齿比较小，其形状及磨损情况与人类相似。教授甚至猜测“图迈”的性别为男性。
贝鲁内推测，700万年前，“图迈”生活在乍得湖畔及沙漠边缘，湖中与湖畔有大量动物。7月19日，在同一个沙丘处，考古小组还发现了约10种鱼化石，以及龟、蜥蜴、蛇等化石，为“图迈”的年代进一步提供了佐证。
打破了“东边霸权”
上个世纪在非洲发现了许多人类化石。1924年在南非发现首个猿人化石，1928年又在南非发现了170万年前的人类头盖骨化石，1974年、1997年在埃塞俄比亚相继发现了距今320万年、440万年的人类化石；1999年、2000年在肯尼亚先后发现350万年、6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由于这些重大发现，位于东非大峡谷的肯尼亚、埃塞俄比亚成为“人类的摇篮”。1982年，法国著名古生物学家伊夫·科庞提出了“东边故事”理论，认为由于环境变化，猿猴开始离开树木站立行走，猿人首先在那里出现。正是在大峡谷的东边，大猩猩与猿人分道扬镳，各自走上演变的道路。
1995年，贝鲁内在乍得的艾比勒发现了35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当时他激动极了，相信人类的起源不止于东边。他率考古队深入乍得沙漠寻找，终于发现了“图迈”。“图迈”打破了“东边霸权”，从时间和地点两方面扩大了对人类早期进程的认识。它把人类起源的时间提前了100万年，地点往大峡谷以西移动了2500公里。考古学上公认，1000万年前猿猴走下树木，500万年前猿人向原始人演进。而700万年前的“图迈”的出现，向考古学界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在人类的系谱树上，“图迈”占什么位置？它是猿人与猿最后的共同祖先，抑或是人与猿分手之后，人类的始祖？人类学的历史可能因“图迈”改写。
“图迈”的消息公布后，科庞多次接受记者的采访，他赞叹“图迈”这个有700万年历史的小脑壳真是可爱极了。他倾向于接受贝鲁内的观点，认为“图迈”是人而不是猿。考古学界目前对“图迈”还有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图迈”是古猿，第二种认为是类人猿，第三种认为是处于人类与猿分叉、演变成为人类前夕的猿猴。目前还缺少“图迈”能站立行走的证据，考古学家们将继续深入研究。有舆论说，一旦“图迈”的“身世”确定，乍得就成为“人类的摇篮”了。但贝鲁内说，他们的发现是扩大了摇篮。考古学上命名的乍得人、埃塞俄比亚人、肯尼亚人在同一摇篮里，都写进人类曙光初露时期的历史。
乍得政府对这个发现极为重视，正在南非出席非盟组织首脑会议的代比总统提前回国，出席这个非同寻常的发布会。在会上代比激动地宣布：“‘图迈’是乍得的始祖，是人类的始祖！”乍得是联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对于这样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图迈”的发现，无疑是一剂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兴奋剂，将使它的民族之根扎得更深、更牢。（附图片）
“图迈”头盖骨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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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五洲茶亭
足球与民族道德
江建国
世界上数以亿计的足球迷，都忘不了刚刚结束不久的第十七届世界杯赛的最后、也是最激动人心的一幕：4届冠军巴西队对3届冠军德国队的世纪性比赛。被誉为“门神”的德国队守门员奥利佛·卡恩在最不应该的时候、最不应该的地方，犯了对他来说是最不可能的错误：没有抱住里瓦尔多踢来的球，致使罗纳尔多补射一脚踢开德国队的大门。德国队输了，无数球迷唏嘘不已。
然而，让一些人始料不及的是，这支失败的球队在返回故乡时却受到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电视台派出了包括直升机在内的庞大采访队伍，在球队乘坐的专机飞抵前，就在法兰克福机场和市中心的罗马山广场摆开阵势；而各界群众在无人号召、无人组织的情况下，从清早起就聚集在广场上，很多人还是从外地赶来的。从飞机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的那一刻起，翘首以盼的法兰克福就沸腾了。当队长卡恩出现在机舱门口时，就连维持秩序的警察和机场工作人员也忍不住把执行公务应有的举止抛在一边，纷纷递上纸笔请求队员们签名，球队简直就走不出停机坪了。在威风凛凛的警察摩托车队引导下，球队乘坐的大轿车驶向法兰克福。进行电视直播的直升机几乎是亦步亦趋地向观众们报道轿车的行踪。进入市区之后，居民们从街道两旁、住宅窗口频频向车队鼓掌、挥手、挥舞国旗，行驶在美因河上的船只也打出标语。而当球队终于出现在市政厅的阳台上时，广场上数万人的掌声和欢呼声把欢迎的气氛推到了沸点。“谢谢，小伙子们”、“感谢你，鲁迪（德国队教练沃勒尔的名字）”的标语与无数面国旗汇成一片翻腾不已的波浪。欢迎国宾时的庄严体现的是一种尊敬，欢迎凯旋军队时的隆重显示的是一种敬佩，欢迎自远方归来的游子时，亲人们伸开的是温暖的双臂，而此时的德国民众，是在欢迎一支出色完成使命的使团的归来，是在对这支队伍的气节进行褒奖。
在大赛开始之时，德国舆论并没有寄予太大期望。如今这支队伍早已没有了像贝肯鲍尔、鲁梅尼格、马特乌斯那样的明星。然而，当赛事展开，德国队稳步前进的时候，人们渐渐地发现，这支并非群星灿烂的队伍有一个朴实而又可贵的内核。
例如它的团队精神。有谁能想到，在国际上籍籍无名的马尔科·博德能在这样的大赛上不怯场，而射中一个球？又有谁能想到，身高只有1.71米、体重才64公斤的诺伊维尔也能立一大功？足球行家们都看到，德国队队员个个忠于职守，踢得虽不花哨漂亮，但是全队配合紧密，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顶峰攀登。西方的报界称他们是“战车”、“机器人”，倒是准确地道出了德国队的特点。为了集体的荣誉，风头正劲的队员巴拉克作出了牺牲。他在对韩国队的比赛中，明知再得一张黄牌就要被禁赛一场，但为了大局而救险球，受到黄牌的惩罚。《法兰克福汇报》的评论说，巴西是世界冠军，而最好的球队是德国队。这个评价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
又如它的顽强和永不服输的意志。突出的是守门员卡恩。对韩国队的比赛，面临的是6万多一面倒的狂热的韩国球迷，而卡恩视其为“梦幻”的比赛，他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让人热血沸腾的气氛，要的就是压力。他自己说，没有压力不行。尽管他在最关键的时候失手，好运擦肩而过，但是不仅没有人责怪他，国际足联反而在这场比赛之前就授予他“最佳守门员”称号，赛后他又荣获本届杯赛“金球奖”。巴西对此颇不服气，但是，许多人却认为这个褒奖恰如其分，因为他的那种精神正是体育竞技的灵魂。卡恩在归国时受到的欢迎，充分表明他的精神感染了无数的球迷。
体育比赛永远有输有赢，谁也不可能永远当胜者，德国队也不例外。但是，这支队伍能在最好的队伍中牢固地占有一席之地，能为足球培育出一种与巴西风格完全迥异的德国风格，是值得足球界内外人士认真思索的。像足球这样的运动，往往是一个民族精神面貌的缩影，反过来又给民族道德注入新的养分。类似世界杯这样的全球性盛会，总会给足球运动本身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留下些值得品味的精神财富。巴西风格似乎是很难模仿的，因为像罗纳尔多这样的天才毕竟是凤毛麟角；但德国精神却是可以、也是能够学习的，因为它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体育运动如此，对其他许多事情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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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中学生看世界
布鲁塞尔一瞥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李丹
高纬度的布鲁塞尔直至晚上11点方才沉睡下来。清晨醒来，天已大亮。早上8点城还宁静得很，天气很凉，有风，但并不刺骨。布鲁塞尔是座山城。马路很窄，暗红色碎石砖铺地。稍陈旧的建筑，沿山路蜿蜒着，衬着阴阴的天，古朴而略显萧瑟。整座城市仿佛还沉沉未醒。
市中心地处在山坳最低洼的地方，当然又是另一幅景象，宏伟、繁复。以米色的高大市政厅为中心，周围簇拥着各色十五六世纪行会的建筑，尊卑贵贱，一目了然。最气派的要算面包行会，即使是灰黑的色彩也丝毫不显黯淡。“民以食为天”，全世界都是一样的。站在广场上举目四望，装潢与雕塑无处不在，即使最微小的角落也不放过，极尽华丽，繁冗而复杂。长而窄的桃形窗子装饰得已看不大清轮廓，长宽远不成比例的塔尖笔直地矗立着，本是哥特式建筑的绝好体现，我却不大喜欢，总觉得不够开阔，不够爽朗，仿佛是在掩饰些什么，就像我国清代家具繁杂的花饰。只有“大广场”东侧不甚起眼的天鹅旅馆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因为在这座有着300年历史的五层楼建筑中，曾留下了世纪伟人马克思的足迹，当年这里是“德国工人协会”的活动场所，马克思在此发表过精彩的演说。正是在布鲁塞尔，诞生了他与恩格斯共同起草的第一篇阐述共产主义原理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
在不起眼的街角，我们幸运地看到了小尿童——于廉身着军装的样子。所有人都失望于他的小，我却以为刚刚好。大了，又怎能在这狭窄而普通的街角容身？源于民间传说的雕像本就该如此平易的，否则又哪里去寻小尿童那份未脱稚气的机智与令人叹服的勇气？否则又怎匹配这座城市悠远的气息，那些流传于全世界各种版本的传奇故事只怕也要少几许神秘了。
离开布鲁塞尔的时候，天飘着丝丝细雨，街上行人不多，车也不多，丝毫不见这座设有北约、欧盟总部的城市的雄霸之气。没有什么可以破坏这里的和谐，没有什么可以打乱这里的节奏。举重若轻的气质，保持本色的坦然，是我一向喜欢的。细雨淅沥中作别布鲁塞尔，但愿没有打破他小镇般的恬静，只恨行色太匆匆。（附图片）
小于廉 周杰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古城往事
张志国
望湄公河汹涌奔流，越过丛林，穿过溪谷，滋润着老挝人民的国土；
光荣的河，你来自中国，从遥远的巍巍群山，奔向大海的粼粼碧波。
这首《湄公河你来自何方》是老挝北部琅勃拉邦地区的民歌，印支战争年代，首次听到，就为它那质朴而又真挚的感情而激动，内心不时勃动着一睹古城风采的强烈愿望。
记得初进琅勃拉邦这座青山环抱、碧水长绕的小城，一股奇特的诱人魅力便迎面扑来：婆娑高晃的椰树、葱茏翠绿的蕉林、亭亭如盖的大青树和其它说不清的热带林木花草，碧意弥漫，浓绿丛丛。佛塔古寺的飞檐翘顶直指蓝天，而现代化的别墅和古老的高脚屋则安静地隐在小街两旁。坐落在城中心的普西山也是一身绿装。沿着开满占芭花的曲径拾级而上，直达山顶的普西古塔。置身此间，微风拂面，风铃叮当，放眼远山白云，恍然有种超世脱俗于红尘之外的感觉。
美丽的湄公河是古城的灵魂。老挝人民热爱这条河，就像居住在上游我国澜沧江两岸的同胞一样，把她视作幸福生活的源泉。每次走进古城，我都喜欢踏着夕阳，漫步在轻波荡漾的岸边，细细地聆听那远古时代留下的袅袅余音，回味陈毅元帅那首脍炙人口的诗句：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我吸川上流，君喝川下水，川流永不息，彼此共甘美。
面对穿越远山缓缓流来的江水，一股亲近感、故园情便会从心底悄然溢出，而我也常能从古城许许多多普通人那里感受到，在好客的温馨中所包含的浓郁的亲情。
琅勃拉邦人都知道，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为了支援老挝的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派出包括雷锋团在内的上万名优秀儿女来到北部，开始了浩繁艰险的筑路工程。他们攀悬崖临绝壁，涉深水闯密林，在人迹罕至的群山峻岭中整整奋战十几个冬春，建起了1000多公里的公路网。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只能在厚厚的屏蔽下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700多名可爱的战士把铮铮忠骨留在他乡的泥土之中。他们的名字也许早已被人忘记，但他们的业绩和精神却在山里人心中留下了座座丰碑。
1974年，中国根据两国政府的协议开始修建琅勃拉邦至北部小镇勐塞的公路，把贯穿老挝南北的13号公路同北部的公路网衔接。这在古城引起了轰动，人们奔走相告，议论着将来驾车前往中国走亲戚的美好前景。为此来访的中国代表团受到热情的接待，当地群众献上一束束清丽芬芳的花串，那首《湄公河你来自何方》的悠扬曲调，在盛大的联欢晚会上一次又一次地响起。桥梁工程师出身的老挝领导人苏发努冯亲王和富马亲王，专门为公路的走向提出了具体建议。许多老挝工程技术人员以能参加这条友谊路的建设为荣。
1976年岁末，我参加了北部1号公路竣工庆典后再次来到古城，乔玛尼大妈听说后一定要我到她家坐坐，她儿子苏万是工程队的技术员，这层原因使我很难拂逆老人的心意。那是一次难忘的聚会，抵达时，屋子里已挤满了人，大家盘腿而坐，中央摆着用鲜花装扮起来的小圆桌，上面放满了鸡蛋、香蕉、木瓜和柑橘等时令鲜果，一根根白线从桌子中央的花塔上延伸到每个人的手心里。我知道这是在为我们举行传统的“拴线仪式”，老挝人民常用它来向至亲好友表达自己的敬爱和祝福。仪式开始先由一位长者吟唱祝词，接着人们便从小桌上取下根根白线拴在我们的手腕上。临到乔玛尼大妈给我拴线，她先把一只鸡蛋放进我手心，然后便喃喃地用她所能想出的一切美好语言为我祝祷。她把儿子苏万的手拉过来和我的叠在一起深情地说，“孩子，老挝有句古话，金子掉在泥里也还是金灿灿的，不管天崩地裂，你们永远是好兄弟。”一股热流立时从我胸臆间升腾，一时语塞，不知该对老人说什么。
晚餐过后，一轮明月已经高挂椰子树梢，主人邀我们一起跳“南旺舞”，那首熟悉的《湄公河你来自何方》的乐曲回旋在静夜庭院的上空。
悠悠岁月，已使觥筹交错的外交酬酢在记忆里渐渐褪色，而这段经历连同古城的风韵却依然清晰。听说，如今从西双版纳经老挝北部已经开通了直达琅勃拉邦的旅游路线，希望有一天，我能踏上昔日旅程，去重睹当年筑路者们留下的一路风光。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德国仪仗队
本报记者张静宇摄于德国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