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古代粮食仓储制度考析及启示
王军
“国家大本，食足为先”。粮食储备问题关系国计民生，历史上各朝各代无不把它摆在治国安邦的重要位置。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考析古代粮食仓储制度，可以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
历代王朝高度重视建仓储粮在古代，仓储被视为“天下之大命”，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
积极兴建仓储设施。我国粮食储备的历史十分悠远。夏朝，仓储制度正式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制度。自周代开始的历代王朝不仅重视中央仓储的建设，也注重在地方兴仓储粮，仓储制度渐趋成熟，仓储规模不断扩大。例如汉代，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开始营建新都长安，首批重点建设工程就包括了太仓。除太仓外，中央直接管理的粮仓还有位于甘泉的甘泉仓、华县的华仓、左缴附近的细柳仓和嘉仓等。此外，郡、县两级另有常设之仓，各诸侯国、军队特别是边防兵系统也建立了粮仓。而汉宣帝时耿寿昌倡立的常平仓制度，更成为后世封建王朝沿用的主要仓储制度。
千方百计筹粮。《魏书·李彪传》说：“国无三年之储，谓国非其国”。而在农业生产力较为落后的情况下，国库要保持三年之储实非易事。因此，历代封建王朝都千方百计地筹措粮源，除狠抓皇粮国赋入库外，还积极拓展其他筹粮入库渠道。例如宋代，不同类型的仓廪有不同的粮食来源。正仓亦称官仓，其粮食来源主要是皇粮国赋；各州、县的义仓，主要是从官收的春秋二税中，每石另收一斗储仓；常平仓的储谷主要是每年夏秋两季以略高于市价收购，其本钱由国家财政统筹拨付；广惠仓的仓米来源是官府对无人耕种的绝户田募人耕种所收的租谷；社仓主要靠官府提供谷本，收“息米”，同时也通过劝捐和劝借的方式，面向富民，筹措谷本。
历史上粮食仓储的职能与作用在农业是“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的中国封建社会，粮食仓储除了供应皇室及贵族的粮食消费、维系国家机器运转以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职能与作用。
平抑粮价，调控市场。这是古代仓储制度的一项基本而重要的功能。从周代开始，历代王朝十分重视发挥仓储的这项职能作用。尤其是从汉代设置常平仓制度以来，调控更成为仓储的主要职能。每当青黄不接、灾荒或战乱引起市场谷价上涨时，政府以常平仓所存之谷平价粜卖于市，以不致“谷贵伤民”；当谷物丰收市场谷价下跌时，政府又动用库帑平价收购，以不致“谷贱伤农”，从而对市场起到稳定、调节作用。
赈灾备荒，安民固本。我国是个灾荒多发国家，因此，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荒政”，而他们采取的最主要的救荒之策就是设仓积谷，适时救济灾民，安定社会。自隋代起，在已有的官仓之外，又创设了一种民间自置粮仓，专门供当地备荒赈恤之用，这就是由长孙平倡议而设立的义仓。义仓由各州军民共同设置；出粟方式为“劝课”，具有自愿性质；所出粟麦品种“随其所得”，没有固定要求；仓窖造于当地村社，委托社司管理；所储仓谷用于饥荒赈给；出粟标准平均每户一石以下，按“贫富差等”法交纳。义仓制度是封建仓储赈灾救荒的重要手段之一。
供养军队，备战应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储备是古代战争最重要的物质保障。例如，西汉一朝，几与战争相始终。作为后勤保障的重要方面，粮仓和武库一起，为西汉军队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使西汉王朝拥有进行战争和维持统治的强大后盾。
历史上加强仓储管理的基本做法仓储是保证封建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手段，也是易生腐败之地。历代封建王朝仓储制度中均存在较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仓吏腐败，亏空严重；储备不足，调控乏力。为解决这些问题，封建王朝十分重视加强仓储管理，其主要做法有四：对粮食储备实行专管，由中央财政直接控制。一般说来，中央财政最高行政长官是全国仓储的最高主管，其下另设专门的“仓官”负责仓储事宜。如明代，户部掌管全国钱粮，各省由布政司分理，无论京库钱粮支用还是地方存留与上解，都须遵循户部的细则定例，并接受户部的审核。
对不同类型的仓储采取不同的管理形式。如常平仓等官仓主要由各级政府机构管理，而义仓、社仓、预备仓等民间仓储，则在官府的指导下，主要由民间自行管理。
制定较严密的管理条规和制度。例如，秦代有专门的仓律，规定严格；西汉设有专门的会计簿册，详细记录仓储谷物数量、品种、出入、经手人、核验等，上级官吏经常检查所属仓谷。宋代以后，有关仓储的规章更多、更细、更严。
注意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清雍正严查钱粮亏空就是一例。据载，在雍正元年至三年（1723—1725年）期间，雍正连续发出有关清查钱粮亏空的上谕三十余道，并派朝廷官员协助清查地方钱粮亏空。在清查过程中，他下谕：即便涉及高官与贵族，也决不宽贷。对被参贪赃的官员，一是抄家，二是罢官，严重者处以极刑。
几点启示我国是农业大国，解决12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粮食安全问题更为重要。为加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有必要借鉴我国古代和国际仓储管理经验，完善粮食储备调节体系，加强粮食储备建设与管理。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市场供应充足，很多人觉得粮食短缺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但应当看到，一些发达国家多年以前就开始加大粮食、石油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的存储，以有效应对未来可能出现而市场又无法从根本上调节的粮食危机、能源危机。这就提醒我们，必须居安思危，从战略的高度、全球的视角来审视未来，完善粮食储备制度，加强粮食储备建设与管理。这是我国政治、社会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扩大中央储备粮食规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乃千古恒理。只有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才能应付各种复杂局面。我们一定要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扩大中央储备粮食规模。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强国家对粮食的宏观调控能力，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另一方面可以形成规模效益，降低成本。
建立高效率的国家储备粮调控机制。我国现行的国家粮食储备方式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结构不合理，长期静态储存。储备粮没有按功能和应发挥的作用分类，收进来就统统放在库内，造成资源和财力浪费。其二，粮食进出多采取行政分配方式，市场调控作用发挥不充分。这种情况应尽快改变，建立起吞吐灵活的国家储备粮调控机制。一是按照用途，将储备粮分成两类，一类是战略储备，即国家在特殊时期和特殊情况下救灾救济之用，平时不能动用；另一类是调控储备，相当于古代的常平仓，在粮价过低、农民收入受到影响时，国家入市收购；在粮价过高、消费者利益受到影响时，国家入市抛售储粮。对战略储备、调控储备实行不同的管理政策和补贴政策，但不管是哪种性质的储备，其收购、轮换和销售都应通过市场来运作。
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粮库管理。纵观中国几千年仓储史，强化仓储管理至关重要。当前，我国粮库管理总体是好的，但管理不善、弄虚作假、贪污挪用之事也偶有发生。因此，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粮库管理。第一，进一步压缩中央储备粮库点，将中央储备粮存放在质量好、管理水平高的大、中型粮库内。第二，对中央和地方储备粮全部实行计算机台账管理，有条件的地区，周转库存也要实行计算机台账管理。第三，针对全国清仓查库暴露出的问题，做好建章立制工作，依法规范和管理储备粮库。
鼓励民间储备粮食。我国历史上储粮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公私皆储粮，“都鄙廪庾皆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但从我国目前粮食储备的结构看，国家储粮是大头，农户一般不储隔年粮。因此，在重视中央储备的同时，也要积极发展民间储备，特别是要鼓励农户储备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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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点研究
金融全球化与汇率制度选择
申卫平
金融全球化是引人关注的热门话题，人们对其毁誉不一。金融全球化在学术上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其基本内涵主要是指全球金融活动和风险发生机制联系日益紧密的过程。其动因在于不同国家的资本要素收益率存在差异，其表现可以概述为资本在不同国家间的流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动，会对汇率制度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汇率制度安排不当与汇率政策失误是引爆金融危机的核心环节。因此，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正确进行汇率制度选择，关系到一国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但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在某些前提条件下，它根本没有选择汇率制度的自由，也就谈不上在浮动汇率制和固定汇率制之间权衡利弊的问题。在这些前提条件中，最重要的是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以及一国的资本账户是否已经开放。
对此较早作出经典分析的是英国的米德。20世纪50年代，米德发现国际资本流动和固定汇率制度之间的“二元冲突”，即资本的充分流动会冲垮固定汇率制度，或者说固定汇率制度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资本管制。美国的蒙代尔1963年提出了著名的“不可能三角定律”，又称“三元冲突”。该定律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以及自主的货币政策是不相容的，即三者不可兼得。如果一国的资本账户尚未开放，那么它既能保持自主的货币政策，又能自由选择汇率制度。如果一国已经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允许资本自由流动，那么它若要保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就必须实行浮动汇率制；若要采用固定汇率制，就必须放弃自主的货币政策。
回顾国际汇率制度安排演变的历史，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的各种汇率制度安排都摆脱不了“三元冲突”的约束，进行着“三中择二”的不同组合：在古典的金本位制下，资本自由流动与固定汇率组合，但是各国没有自主的货币政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自主的货币政策与固定汇率组合，但是为了保持固定汇率，各国必须实行较严格的资本管制，资本流动性差；在目前的牙买加体系下，发达国家大多选择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同时又不想失去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因此只能选择浮动汇率制度。至于香港、阿根廷和爱尔兰等实行的货币局制度以及欧洲的货币联盟，采取的是固定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组合，其代价是牺牲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既然资本自由流动已经成为一种趋势，那么，一国要么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要么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否则，不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就是汇率制度的最终崩溃，甚至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需要阐明的是，在目前的不兑现纸币本位制下，资本自由流动与钉住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度的一种）是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组合。因为目前实行钉住汇率制度的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调节经济运行时，为了维持本币与被钉住货币之间的官价，必须保持国内利率与被钉住货币国利率的一致，从而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适合发达国家的政策不一定适合发展中国家，这种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和“非同步性”，使发展中国家最终难逃爆发金融危机的厄运；另一方面，在钉住汇率制下，发展中国家人为地抑制汇率的自由变化，给投机者以可乘之机。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巨额游资给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调节经济运行造成巨大威胁，而这种威胁又通过“羊群效应”传导，对钉住汇率制度造成极大冲击。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实行钉住汇率制的国家与地区遭遇动荡与危机不是偶然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墨西哥与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充分显示了汇率制度选择不当的危险。
我国现行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并对资本项目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东南亚国家的教训告诉我们，目前将资本管制作为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十分必要。但是必须看到，在金融全球化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当效率的要求使得世界各国趋向于资本完全流动时，试图依靠资本管制来实现货币政策自主性与汇率稳定的组合正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在不能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性的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制度由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向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演进已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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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地方财政改革的有益探索
——《财政改革与机制创新》简评
高培勇
王加林撰写的《财政改革与机制创新》一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结合近几年河北省财政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对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财政改革与机制创新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该书既注意立足于地情、省情，又注意把地方财政改革放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加以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比如，它明确了地方财政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提出预算管理改革要以编制部门预算为核心，以推行早编细编预算、零基预算、政府综合预算、项目预算为主要内容；提出要实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标准预算周期管理；提出财政监督跟着资金走的财政收支运行全过程监督的概念；提出财政发展机制创新要在财政收入预算、财政运行评价、财政风险预警、财政发展决策上用力。又如，该书从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保障条件的角度，提出在设计改革方案时，以法制规范改革路径，以现代信息技术支撑财政管理，以人才队伍建设保障财政长远发展的思路。
该书运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介绍河北省财政改革经验的同时，把市场经济理论、公共财政理论、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等基础理论应用其中，并且应用了以计算机技术为支撑的数理分析方法。从而使该书对财政收支矛盾分析、财政运行评价、财政收入预测、财政干部队伍管理等问题的研究，既有基于地方财政特性基础上的针对性，又有理论上的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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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产业结构国际化研究的新进展
——《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分析导论》简评
许新三
汪斌撰著、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分析导论——一个一般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应用分析》一书，对当代产业结构国际化理论进行了新探索。这主要体现在：首先，把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作为一个封闭系统，从新的角度对区域内各国（地区）产业结构的相对独立演进及其基本决定因素做了分析。其次，重点对国际区域内各国（地区）产业结构整体性成长的实质、动因、机制和内在矛盾等进行了探索，指出整体性成长的实质在于域内各国（地区）产业结构间在生产技术、经济关系等方面内在联系的紧密化。第三，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国际金融、技术和信息的跨国转移与传递、跨国公司和经济周期的不同作用、特点及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东亚、北美和西欧三大典型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演化模式做了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实证分析，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考察了全球国际分工体系的新变化，进而提出我国在新世纪参与国际分工，应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结构超越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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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多视角分析就业问题
——《就业理论与失业治理》简评
黄燕芬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关于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的研究正在成为热点。杨宜勇等撰著的《就业理论与失业治理》一书（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就是一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就业问题的专著。
失业与工业化结伴而行。该书追溯了1803年萨伊以来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关于就业问题的论述，并对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治理失业的主要措施进行了总结，以期为我国促进就业、治理失业的理论和实践提供借鉴。
市场取向的改革使我国的隐性失业显性化。该书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情况，从就业理论、就业现实、失业预测与治理等多个方面展开分析和论述。由于作者长期从事就业与社会保障方面的研究，因此他们的理论分析和对策建议与中国国情结合得比较紧密，尤其是对城市化和“十五”就业空间的论述，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我国就业问题的前景和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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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以新的实践滋养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21世纪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广中
由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21世纪国际学术讨论会”前不久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
与会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方面要接受严格的实践检验，在与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比较中，令人信服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尤其是其范式的科学性；另一方面要敢于正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论断、观点以至理论的不足之处，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创造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
与会者认为，应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深化对马克思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主要方向是：拓展劳动的外延，确立社会“总体工人”创造社会“总体价值”的理论；客观评价管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客观评价教育部门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坚持社会必要劳动决定价值量的基础上拓展社会必要劳动的外延；把价值范畴从神秘化中解放出来，与财富概念沟通起来。
与会者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努力克服动荡、不公、生活贫困以及生态恶化，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平，在个人自由和社会目标之间寻求一种和谐与平衡。“共同富裕”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理想的中国化表述。
与会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负面影响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我国要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克服市场的失灵和资本的垄断，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更大利益。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而金融全球化又是资本全球化的杠杆和枢纽。金融全球化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从福特增长方式向金融资产增长方式转变，缓和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和危机；另一方面又产生了虚拟经济和实物经济分离这一新的矛盾。
有学者认为，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确出现了许多新变化，但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与会者还对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否进入了新的长波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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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对处理世贸组织法律事务的思考
左海聪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需参与的有关世贸组织的法律事务，在国际层面包括制订国际贸易规则和解决贸易争端，在国内层面包括我国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实施世贸组织规则的有关事务和我国企业在商业活动中需要处理的与世贸组织相关的法律事务。处理好这些法律事务，对于争取有利的外贸环境，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参加多边贸易谈判，致力于建立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我国参加多边贸易谈判的近期和中期目标应是使我国尽早甩掉非市场经济成员的帽子，获得市场经济成员的待遇；致力于达成各方利益平衡的规则，削减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长期目标是在世界贸易规则制订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充分反映我国及发展中国家利益和主张的前提下，促进建立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主要包括磋商、专家组审理、上诉机构审理、裁决的执行及监督四个程序。其中专家组审理、上诉机构审理类似于国内司法诉讼中的一审和二审程序。如果某个世贸组织成员的立法或行政行为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或其对我国的承诺，我国应该首先寻求磋商解决，如果磋商未果，则应不失时机地启动世贸组织司法程序，努力打赢官司，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为此，应尽快在培养世贸组织诉讼人才、通过立法建立有关投诉机制等方面采取措施。
在确有必要时，运用世贸组织的例外、免责规定和贸易救济措施协议，保护特定产业。世贸组织要求其成员切实履行所承担的各项义务，但也允许其成员在确有困难的情况下有所变通。因此，世贸组织协定和协议中大多包含了例外、免责的规定。例外和免责包括一般例外、安全例外、紧急限制进口措施、保护幼稚产业措施、国际收支限制措施、有关承诺修改或撤回和义务豁免等。我国可视不同情形，在确有困难时，运用相应的措施，保护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渡过难关。
以实施世贸组织协议为契机，加快法制建设。针对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大量增加、国际竞争加剧等问题，应加快制定《外资法》、《反垄断法》，修订和完善《外贸法》等有关法律和法规，清理、废止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要求的法律和法规。在司法层面上，做好培养法官以及对关税和贸易案件进行集中管辖等工作。继续在各级行政机关普及世贸组织法律知识和涉外经贸法律知识，促进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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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公共经济学中国化的新尝试
——《中国公共经济体制改革与公共经济学论纲》简评
贾康
齐守印撰著的《中国公共经济体制改革与公共经济学论纲》一书（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探索公共经济学中国化以及实现我国公共经济体制民主化、规范化、法制化的一部著作。该书有三个特点：第一，坚持理论性与应用性相统一。该书系统而扼要地评述了西方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理论基础，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公共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相容性，提出了公共经济学中国化的初步设想，对如何从整体上创新我国的公共经济体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二，坚持吸收继承与创新发展相统一。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注意吸收西方公共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合理成分，还发掘并评析了中国古代公共经济思想萌芽。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公共经济（学）与公共财政（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对公共经济活动范围的界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辨析，对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国家管理体制创新提出了独到见解。第三，坚持民主治理与依法治国相统一。作者认为，公共经济、公共财政的本质在于取之于公众、服务于公益、定之于公决、接受公民监督，社会主义公共经济、公共财政应体现出更高程度的民主治理。该书还对公共经济体制的法制化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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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国外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经济研讨会召开
由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等单位举办的“国外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经济研讨会”不久前在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探讨了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问题。与会者指出，从方法论上说，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是一种形式经济学。均衡分析框架所构建起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体系，与现实经济相脱离，也难以解释决定这种均衡背后的本质或规律。西方新老制度经济学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一种拓展与批评。马克思经济学则是经济学逻辑与现实相统一的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新方法，应建立在一般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具体经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这里的一般经济学理论是指以马克思经济学为指导和基础、吸收了西方经济学先进成果的经济学理论，中国具体经济实践是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这一新方法，不是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分支或应用，也不属于计量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经济学基础上对古今中外经济学研究方法优秀成果的综合创新。（叶正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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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是著名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创作千年，图为格萨尔的诞生地四川德格县阿须草原。 宋红闯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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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企业金融风险与管理研讨会举行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和《证券导报》社主办的“加入世贸后中国企业金融风险与管理高级专家研讨会”前不久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来自高等院校、研究部门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一百多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者对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企业面临的金融风险及其应对措施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指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将大大提高，企业的资金活动直接暴露于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之中，这对传统的企业金融风险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企业所面临的外汇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将是未来构成我国企业金融风险的几个重要方面。在金融风险管理中，通过风险和报酬管理在选定的市场上获得比竞争对手更好的理解和测定风险的能力，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基础；各种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为企业金融风险管理提供了新手段；关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趋势，有助于我们把握未来金融风险管理的方向。 （张怡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