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美哉，西归浦
济州岛是韩国最知名的旅游胜地。它以风多、石头多、女人多而著名。风多是因为济州岛处于季风必经之路；石头多是因为岛上随处可见又黑又硬、满是蜂窝状的火山岩；关于女人多说法不一，较为集中的说法是由于受历史上母系氏族社会习俗的影响，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她们既在家中主事，又要出外做活，甚至从事几乎不用任何专业潜水设备下海捕获海产的工作，因而在户外活动的妇女看似比男子多。
在美丽的济州岛上，西归浦更是“风景这边独好”。中国足球队将于6月8日晚与巴西队进行的引人瞩目的比赛地点便是西归浦世界杯足球场。西归浦市市长姜相周向我们介绍说，位于西归浦市法还洞914号一带的世界杯足球场，因与周围自然环境搭配和谐，既可观球，又可赏景，可称之为“世界上最美的足球场”。坐在球场最高处的看台上向右望去，是海拔1950米的韩国第一高峰汉拿山，向左远眺，能观赏碧蓝的大海及数座孤岛。他将一幅表现济州人民出海打鱼撒网的画作与足球场效果图对比着解释说，足球场的设计灵感来源于韩国传统文化。
实地踏访时我们看到，在西归浦世界杯足球场外广场处一侧矗立着11座高大的“石佬”雕像，它们象征着一支足球队的11名成员。“石佬”是用济州岛上特有的窟窿密布的玄武岩雕成的，被当地百姓视为守护神，也是济州岛人求吉利的一种习俗。
中国国家足球队在西归浦期间下榻凯悦大酒店。为了迎接中国队的入住，凯悦大酒店刚刚做了全面装修。它的附近有多个五星级酒店，其中最知名的新罗大酒店距此不远，那里曾接待过江泽民、李鹏、胡锦涛等多位中国领导人和其他国家的政要。凯悦大酒店的前门入口处悬挂着“欢迎中国国家队”的中文条幅。酒店的后面紧靠一大片草地并与大海衔接，天然美景令人心旷神怡。出酒店前门向左拐，几座具有民族特色的草顶小酒店散落其间。再向前去，一座“石佬”、一座草亭、一片草坪加之满眼青翠更加令人留连忘返。
史建勤撰文 本报记者 温宪摄影（附图片）
图①：西归浦世界杯足球场门前广场的“石佬”雕像。
图②：中国队下榻的凯悦大酒店。
图③：凯悦大酒店旁的草顶小酒店。
图④：西归浦市市长姜相周在向记者介绍新建世界杯足球场的设计思想来源于韩国传统文化。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世界一角
走进原始村落
本报记者 李学江文／图
各种媒体都将太平洋岛国描绘成充满诗情画意的人间天堂：芭蕉摇绿，玉树临风，游人吊读于椰林网床，情侣徜徉于金色沙滩。但这些多是有钱又有闲的外来游客的感受，当地土著人生活得怎样呢？不久前，记者有幸来到位于西南太平洋上的瓦努阿图，下榻于塔纳岛白草茅屋旅馆，在记者的执著要求下，旅馆的主人终于同意派一部四轮驱动小卡车带我前往当地土著村寨一观究竟。
村子位于塔纳岛的深山密林中，崎岖的土路在热带雨林中蜿蜒，头顶枝杈交错，绿荫蔽日。路边不时可见十数人才能合抱的千年巨树。就这样颠簸着开了一个半小时，汽车才驶抵村旁。停下车来，司机一声呼喊，从路旁跳出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赤身裸体，腰间仅束一道草绳，前面系着的一个草编小鸡鸡高高翘起，而将真的隐在后边。在他的引领下，我来到一片开阔地，3座草屋隐没于树间。屋顶是厚厚的椰叶，四壁有芦草捆成的，有竹竿编成的，只有一道门是木板做的。从半开着的门向里望去，屋中十分昏暗，只有3张草席铺于泥地之上，这就是卧室了。另一草屋中卧着一个老妇，似在病中，但身上连条被单都没有。旁边3块石头支着一个破旧的铝锅，燃着木柴，煮着瓜类的食物，远处则是一串香蕉，两个木瓜，这大概是间厨房，两只猪崽正在门旁拱地。回转身来，见那男孩领来一位仅着一道半腰草裙的年轻妇女，她怀抱婴儿，笑着示意那男孩从树上摘下两个橘子送到记者手中。环顾四周，只见房前屋后，多是木瓜树和橘树，但见果实压枝，正由青转黄。
司机詹姆士告诉记者，这就是土著人的生活场景。他们每户都有一块祖传的或酋长分配的土地，种些木薯和地瓜，再采摘些热带水果即可维持全年生活，他们从不为生计发愁。男人们有时出去捕点鱼或抓几只椰子蟹卖给旅馆，得些零花钱。而不知钱币为何物的岛民此地也还不少。如果哪家一时没了吃的，到邻家去讨要，是不会被拒之门外的。
继续前行，在一块被3棵大树覆盖的空地上，已有几位怀抱婴儿、手牵稚子的妇女候在那里了。她们面前摆放着一些造型奇特的木雕，任由观赏，当然也少不了这里所特有的卷曲的长猪牙。男人们则围着酋长坐在另外一棵大树下。酋长是位弓背白发、个头不高的老头儿，但威严依在。只见他一个手势，男人们便站起来开始在空场上跳起了圆圈舞。他们拍着手，跺着脚，跳得极为认真。男人们那健壮结实而光亮的肌肤，在阳光照耀下熠熠发光。女人们不许参与其间，不过，她们忍不住，3位青年妇女站在圈外随着舞蹈的节拍，在原地哼着跳着。所有男子都是一块巴掌大的草束遮羞，女人都是臀间一围草裙，整个村子见不到一件人工织物。舞蹈结束时，人们鱼贯来到记者跟前一一握手以表敬意。于是记者不得不买了两颗猪牙，并在孩子们的手里塞了几元硬币，以示谢意。
回程路上，詹姆士告诉记者，酋长的权力很大。酋长不允许孩子们上学读书，理由是怕他们了解了外面的世界而不再归乡。婚嫁通常也是由酋长做主，嫁娶人选必须是家长同酋长一起讨论。酋长一旦作出决定，男女双方即可住到一起，聘礼则视男方的贫富而送猪数头。不过按传统，须待女方有了孩子后才能举行正式婚礼。如果不能生子，则被视为女方的过错，男方可以拒绝结婚。但现在这种风俗正在悄悄瓦解。
走出森林，回到维拉港，在旅馆里看到几位来自澳大利亚的青年妇女正在游泳池畔举杯畅饮。她们胸部都佩戴着结婚照，只是男方头像都被打了叉。见记者好奇，便解释道，她们都是离异的单身女性，发誓不再结婚，组成了这个离异女性俱乐部，时常出来聚会，享受单身的快乐。记者甚感惊奇，想到刚刚踏访的原始村落，不觉生出“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感慨。（附图片）
塔纳岛上的土著儿童。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嫁到印度
本报驻印度记者 赵章云
她是一个端庄秀丽的中年女子，名叫曾也兰，天津人。我在印度中部安得拉邦首府海得拉巴见到她时，从衣着上一点也看不出她在印度已经生活了20多年。
曾也兰的爷爷曾圣题早年曾是新加坡《南洋商报》的总编，在东南亚一带颇有声望。由于崇拜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上世纪30年代初他只身前往印度求学。先在加尔各答拜大文豪泰戈尔为师，在其创办的国际大学就读。后又结识圣雄甘地，亲耳聆听他的教诲。当时，中国正值内战，甘地对他说：“你们应该和平”，并当场向他赐名“圣题”，即印地语“和平”的意思。甘地身陷囹圄时，他曾亲自前往监狱探望。后来，又到甘地家乡古吉拉特邦的萨巴玛蒂“非暴力抵抗学院”（即“真理学院”）里住了多年，著有《在甘地先生左右》一书。与甘地和泰戈尔的交往，使他认识了许多印度友人。后来中国抗战爆发，曾先生为了奔赴抗日前线而离开印度回到祖国。没多久印度独立了，中国革命也胜利了，中印之间有过一段十分友好和睦的日子。但由于种种原因，曾圣题重返印度的愿望一直搁置了下来。
20世纪70年代末，中印关系有所好转。1979年，印度“甘地和平基金会”突然发来了请帖，邀请曾圣题到印度去。那一年他已80岁。家人担心他的身体，劝他不要远行。但这位对印度情有独钟的老人仍毅然前往，并让孙女曾也兰和外孙一道同行。17岁的曾也兰就这样来到了令她心驰神往的印度。
甫出国门，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她跟着爷爷先到了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后来又去了新德里和孟买。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无论是言谈举止，还是吃住习惯，都与中国不一样。
他们住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瑟瓦格拉姆“真理学院”里，不仅生活艰苦，而且吃素斋。在那里，她认识了古塔·克朗蒂。克朗蒂的父亲在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全家不得不住在“真理学院”。克朗蒂是印地语“革命”的意思，因为父亲是反英斗士，因此给儿子取了这么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受父亲的影响，克朗蒂不仅信仰共产主义，而且还是个无神论者。仅此两点，就使两个年轻人很快有了共同语言。不久，他们相爱了，但遭到曾也兰爷爷的强烈反对，爷爷希望她能嫁给一个中国人，曾也兰却绝不放弃对克朗蒂的爱。21岁那年，她与克朗蒂结婚了。
爷爷一直想多写一些有关甘地和泰戈尔的著作，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这两位伟人。但毕竟年纪大了，加上突发癌症，使他无法完成这一工作。1982年，爷爷去世了。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遗体被埋葬在印度。
光阴如梭，日月似箭，倏忽20多年过去，曾也兰已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现在她是印度一家制药公司的高级职员，待遇不错。夫君是储备银行的职员，收入也可以。如果不看她那张典型的中国人的脸，光听她用印地语、马拉提语或泰卢固语与印度人交谈，真以为她是印度人呢。确实，她已经完全融入到印度社会中。她在公司里讲英语，在家里讲印地语。尽管每星期全家都要到海得拉巴的中餐馆里吃一顿，但更多的生活习惯还是印度的。唯一不同的是他们都是无神论者，既不进寺庙，也不作礼拜。
曾也兰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大的叫朱瓦拉，小的叫印中。朱瓦拉今年才17岁，但已经是全印羽毛球女子单打冠军，在世界排名第二十七位。现在是印度羽毛球国家队的主力。全家都对她抱以期望，希望她有朝一日能成为奥运会冠军。当我问她，将来在赛场上遇到中国运动员时怎么办？朱瓦拉犹豫了一下后说：“把他们打败。”小女儿名叫印中，虽然只有9岁，但很有志气，扬言将来要当印度总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新德里，曾也兰正要把小女儿送回中国度假。她说，要让女儿好好学习中文，将来成为一个沟通中印两国文化的使者。
那天，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曾也兰，远离祖国嫁到印度是否后悔？她爽朗地笑答：“终身无悔。”她说，跟爷爷来印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增进中印友谊。现在她在印度成家立业，已经以实际行动实现了爷爷的宿愿。她还说，中印友谊的桥梁需要有人搭建。她现在就是在为巩固这一桥梁而贡献自己的力量。（附图片）
曾也兰一家。左起：丈夫古塔·克朗蒂、大女儿朱瓦拉、小女儿印中、曾也兰。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越洋电话”与“头等舱”
史宗星
常驻伦敦，时闻中国小留学生的故事。有这样两件事，让我听后不禁心头一震。
一件是去年秋天听说的。在英国上大学的一个亲友的女儿对我说，她们学校里来了个高中毕业的中国女孩，早晨喜欢睡懒觉。她的爸爸妈妈放心不下，于是每天准时从中国打越洋电话过来，把她从睡梦中叫醒，有时怕她睡回头觉，过一会儿再打一次电话来。据说，这女孩至今还离不了每天早晨越洋电话的铃声。
另一件是今年初从当地华文报纸上看到的。一篇署名芳眉的短文，叙述了作者到希思罗机场接一名来英国读大学的女孩的经历。芳眉写道：她奉母亲之命去接一位广州好友的女儿。飞机准时降落了，芳眉的手机不停地响起来，一会儿是那女孩的父母，一会儿是那女孩的男友，隔几分钟就打来一次，问接到了没有。过了个把钟头，那女孩终于出现了，推着一大车行李。芳眉吃惊地问：“怎么带这么多行李？”那女孩说：“我坐的是头等舱，行李限量宽松很多。”芳眉把那女孩打量了一番，发现她的衣服、鞋子、背包和挂在脖子上的手机全都是名牌货。女孩似乎觉察到芳眉的惊讶，便解释说：“坐头等舱和公务舱的，很多是从中国来念书的。”
听了这两个并非虚构的故事，我的心里沉甸甸的。不用说，两名女孩的家长是有钱的主儿，他们这样做也是出于一片爱心，前者怕女儿误了上课，因为送女儿来英国不是玩的，而是读书；后者则怕女儿旅途中受了委屈，因为从北京到伦敦的航班要飞十个多小时。但我还是禁不住地自问：做父母的如此娇惯孩子，对他们未来漫长的人生会有什么好处？
记得有本书中写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位好心的老人，在草地上看到一只蝶蛹，便把它带回家精心保护起来。过了几天，蛹里的幼蝶把壳拱破了一道缝，可挣扎了好长时间总出不来。老人急了，便为它做了个“手术”：用剪刀将蛹壳剪开，帮助幼蝶脱壳而出。蝶是出来了，但它是病态的，翅膀干瘪无力，总也飞不起来，不久它就夭折了。这时老人才弄明白，原来幼蝶必须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直到双翅足够强壮时才能冲破蛹壳，这是它生命的一个必然过程，缺少了这个过程，它就丧失了生命力。
其实，孩子的成长过程和蝴蝶的出生有相似之处。少年吃点苦头，受些挫折，经历些磨难，可成为他们人生经历的财富，而且是比学业更重要的一笔财富。在一些发达国家，有不少人主张并实施对孩子的“挫折教育”，有的叫“吃苦训练”。他们深信一条：人在少年时不经历磨难是不幸的。即使一些腰缠万贯的富家子弟，也是白天上课，晚上打工，自挣学杂费。这倒不是为了省钱，而是这些孩子的家长想以此让孩子经受更多的磨练，以利于他们更好地把握未来，将来在社会上站稳脚跟。
相比之下，我们不少中国孩子的家长，却至今没能走出关爱的误区。一次，我与一位英国朋友谈起上面的两件事，他惊愕得直摇头，觉得难以理解。他说，“七老八十的人尚能坐经济舱，十六七岁的孩子坐经济舱就委屈了吗？如果将来工作需要她坐比较拥挤的经济舱时，她能受得了吗？”至于那个喜欢睡懒觉的女孩，这位朋友认为，家长完全可以不去管她，等她耽搁了几堂课之后，自己就会想出办法来，比如买个闹钟什么的。
究竟该如何待孩子？卢梭说过一句话：“人们只想到怎样保护自己的孩子，这是不够的，应该教他成人后怎样保护自己，教他经得住命运的打击，教他不要把豪华和贫困看在眼里，教他在必要的时候，在冰岛的冰天雪地里或者马耳他岛的灼热的岩石上也能够生活。”卢梭这番话讲了一个道理：磨难，对孩子不是坏事；恰恰相反，它对孩子的未来人生是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财富。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拾零
巴西利亚的蓝天
本报记者 吴志华
巴西人酷爱大海。他们喜欢迎着东升的旭日到海边散步，顶着艳艳骄阳在沙滩上沐浴，在落日时分走进椰林下的酒吧，海阔天空地闲聊……难怪20世纪60年代初，当巴西政府决定迁都到内地的巴西利亚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政府官员的家眷不愿离开与海为伴的里约热内卢。
巴西利亚地处高原中央，既没有大海，也没有大河，特别是在每年长达3个月的旱季里，植被枯黄，空气干燥，如同沙漠。许多来自沿海地区的人们都曾抱怨在这种环境里生活难以忍受。然而，当年主持巴西利亚建设的著名城市规划师科斯塔·卢西奥反驳道，“谁说巴西利亚没有大海？巴西利亚的‘大海’在天上！”
我在巴西利亚生活了近10个春秋，对卢西奥这番话颇有同感。他所指的“大海”就是巴西利亚的蓝天。的确，巴西利亚少了大海的喧闹与湿润，然而，这里的天空却像大海一样，清澈纯净，是其它城市所不及的。
在巴西利亚工作的日子里，我常常伫立在窗前，欣赏窗外的蓝天和白云。巴西利亚蓝色的天幕就像蓝宝石那样晶莹剔透，它一扫北方冬日里灰色调的沉闷，也没有南方骄阳的刺目的光芒。也许是得益于海拔1000多米的高原，当你仰首观天时，天穹仿佛离你的头顶很近，一团团变幻无穷的白云轻轻地飘浮着、变幻着，让你尽情地想象它们的千姿百态。湛蓝湛蓝的天空，漫铺开来的绿地、生机盎然的花丛、白墙红瓦的住宅，构成了一幅天然浑成的图画，令人赏心悦目。
我喜欢在落日的傍晚仰望巴西利亚的蓝天。这时，西沉的太阳像逐渐失去威力的火球，越来越红，渐渐地垂落到天际线里。此时，天穹变得越来越蓝，蓝得深沉，似乎在渐渐离你远去，又似乎在向你靠近。隐隐出现的星星在天幕里闪着点点光亮，就像蓝宝石折射出来的光芒。深蓝的天空，落日的余晖，地平线上的五彩云霞和叠嶂起伏的楼房剪影构成了一幅妙不可言的画卷。
也许是对巴西利亚蓝天格外关注的缘故，后来我每到一座城市，总是喜欢观赏那里的天空。不过，走过多少城市，巴西利亚的蓝天在我的眼中都是无可比拟的。我知道，巴西利亚的蓝天之所以可爱，除了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外，还在于人们对这一环境的精心保护。当初在规划巴西利亚城市建设蓝图时，卢西奥就已经考虑到新首都未来的环境问题，他不希望巴西利亚再走旧都的老路，无节制地发展造成环境的严重污染。他首先将未来的首都定格为“行政管理型城市”，城市规模控制在70万居民以内，市区里只有政府机构和为城市居民生活与消费提供服务的行业，不准兴建任何生产型企业。迄今为止，在巴西利亚看不到对着天空冒浓烟的烟囱，也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为了缓解旱季空气干燥的影响，他巧妙地在流经巴西利亚的两条小溪上筑坝断流，形成一个环抱市区、面积为46平方公里的人工湖泊，用于调节城市空气湿度。不仅如此，市政府每年还将1／3的市政预算投在绿化工作上。将巴西利亚称作“城市花园”绝不为过，这里除了建筑物就是草坪和绿树，人均绿地面积超过100平方米！居巴西各大城市之首。巴西利亚城市建设公司承担了全市绿化任务，他们栽植了400多万株树苗，修建了上千个街心大花坛，维护着5000多万平方米的草地。每逢雨季，草地长势旺盛，环保工人就格外的忙碌。我常常看到他们开着拖拉机式的割草机，排成一排，齐头并进，在他们身后留下被修葺一新的草坪。草地有效地防止了沙尘的扬起。可以说，没有环境保护的努力，巴西利亚的天空就没有今天这样的蓝，这样的清澈。
也许正是巴西利亚有着优雅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和碧蓝的天空，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才不再像过去那样留恋于海滨，他们以湖水、绿地、鲜花为伴，享受着宁静而安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