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拒腐防变贵在“慎”
王静
领导干部要“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应该在“慎”字上多下功夫。
薄礼面前慎微。有些受贿者自以为人家送来的礼很薄，笑纳亦无妨。其实大谬不然。因为生活中的那些行贿者也懂得一点辩证法，行贿时讲究“循序渐进”：往往薄礼先行，打开局面；重礼随后，扩大“战果”，一步步把人拖下水。倘若掉以轻心，见到薄礼笑而纳之，那就可能从贪小便宜开始，逐步走向贪大便宜，最终由量变到质变，导致身败名裂。这样的教训是很多的。古人说，“勿以恶小而为之”。为防止“涓流不止”引出“溪壑成灾”，就要在薄礼面前“见微知著”，在问题刚刚露出点苗头时，就能透过“利于小者”的表象洞察到其“必害于大”的后果，从而堵住“贿道”，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盛情面前慎软。受贿者常以“盛情难却”为由为受礼之举辩解。其实，对于“盛情”是难却还是可却，关键在于本人的态度是软还是硬。如果在缠劲十足的送礼者面前，态度暧昧，犹豫不决，甚至
半推半就，自然就会“盛情难却”了。反之，倘若铁面无情，坚决拒收，对谁都不搞下不为例，那么，送礼者也就不敢再自作多情、自讨没趣，其所谓的“盛情”也就自然可却了。俗话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拒礼的第一拳打得送礼者狼狈不堪，对方的拳头也就不敢轻易再打过来了。
喜好面前慎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看鱼下饵，投其所好”，旨在“请君入瓮”，可以说是那些蝇营狗苟之徒为达到个人目的而惯用的伎俩。倘若不提高警惕，觉得人家送来的东西正合自己的口味，就忘乎所以，眼馋、嘴馋、手馋，其结果就像那吞钩的鱼儿，后果可想而知。所以，当有人对自己投其所好时，不妨反躬自问其居心何在，从中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投我所好与贪赃枉法的因果关系，懂得事情发展下去的严重后果，从而见利思害，远避其害。须知，非分之物，拿着会烫手，吃下会闹肚子的。
“隐贿”面前慎独。切莫存有侥幸心理，自以为受贿之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行贿者不说，鬼都不知道。其实，“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纸是包不住火的，一旦有朝一日拔出萝卜带出泥，东窗事发，后悔就来不及了。在“隐贿”面前，不妨学学古代的黄煊。据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记载，此公曾对昏夜献金者写了一封婉转的信：“感君厚意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他不仅退还所献之金，而且教育了对方。黄煊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见利心动，只是怕事发被人知而不敢为，这不是真正的觉悟；见利不贪，并非怕人举发，而是“不畏人知畏己知”，怕受良心的谴责，这才是真正的觉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慎独。共产党人应该比黄煊有更强的慎独意识。有了慎独意识，才能做到拒腐蚀永不沾。
“五九”面前慎终。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领导干部临近退休却因贪赃枉法而失节下狱，人们称之为“五九现象”。“五九现象”虽发生在个别人身上，却值得我们引以为戒，深而思之。记得有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退居二线时曾赋诗感怀，诗的后四句是：“生于伟大时代，担负天下兴亡，七五蹉跎有愧，力争晚节无伤”。其中“力争晚节无伤”，说的就是珍惜自己清白的人格、光荣的历史，万万不可玷污它，也就是要慎终。古话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陆游也有诗写道，“愈老愈知生有涯，此时不容一念差”。人越到老年，就越要“力争晚节无伤”。因为，愈到老年，来日越短，一旦晚节有失，想弥补都来不及，到头来因“一念之差”而酿成“千古之恨”，岂不可惜！
要做到上述“五慎”，就不能不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能不注意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说到底，还是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身体力行“三个代表”。
第9版(理论)
专栏：
尊重农民是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关键
冯文海
我国是农业大国，有百分之六十二点三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落实党在农村工作中的各项方针政策，把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其中的关键是在工作中要尊重农民。
我们党历来是尊重农民、相信农民和依靠农民的。近些年，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要尊重农民，尊重他们的意愿，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各级干部通过开展“三讲”教育和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真心实意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和拥戴。但是，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中也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如有的地方在调整农业结构时，少数干部仍习惯沿用过去行政命令的做法，不尊重农民的意愿；有的不顾中央和有关部门的三令五申，巧立名目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随意加重农民负担；等等。造成这些问题的最重要原因，是少数干部在感情上疏远农民，在思想上轻视农民，在工作上脱离农民。
是不是尊重农民，是工作作风问题，也是对农民的感情问题。对农民没有感情，就不可能从思想上、行动上尊重农民。因此，各级干部要在思想上端正对农民的认识，在感情上拉近与农民的距离，时刻不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我们的依靠力量。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尊重农民，在各项决策出台之前，首先考虑广大农民群众是不是能得到实惠，是不是能受益；才能把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干实事、求实效，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尊重农民的意愿。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做工作要“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各级领导干部在制定、出台有关“三农”问题的措施、政策时，应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看农民群众愿意不愿意、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多数农民不愿意的事，要及时调整工作思路，不搞长官意志。对农民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条件允许的，应最大限度地予以满足；对条件不允许、一时难以办到的，应善于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讲清道理，征得农民的理解。
尊重农民的合法权利。一是土地承包权。农民承包的土地不仅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重要的生活保障。必须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不变的政策，不能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二是民主权利。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央政策，进一步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村民自治的各项制度，全面推行村务、政务公开，确保农民群众享有的各项权利真正得到落实。三是合法权益。对制造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等骗农、坑农的非法行为，要严厉打击，决不手软，依法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为广大农民发展经济营造良好的环境。
尊重农民的创造。千百年来，我国农民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农民中蕴藏的创造力更是得到了极大发挥。对农民的积极创造，成功的要给予肯定，及时总结其经验，并加以积极宣传和推广；对暂时还不成熟、不完善的，要加强引导，切不可袖手旁观，更不能冷嘲热讽，以切实保护好农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我们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始终和亿万农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拥戴。而亿万农民从翻身解放和发展致富的亲身体验中，懂得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的真理，衷心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要各级领导干部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切实转变作风，真心实意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就会得到农民的信任与支持，农业和农村工作就一定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探讨科技与经济的互动规律
——读《历史的杠杆——科技主导经济发展规律研究》
李京文
杨承训、杨承谕、乔法容合著的《历史的杠杆——科技主导经济发展规律研究》一书，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新的视角解读“第一生产力”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从一个侧面探索了21世纪我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子。其特点有三：
视角独特。近几年来对于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科技界作了很多论述，但经济学界研究尚少。该书把这一论断上升到经济规律来进行全面系统的阐释，提出“科技——第一生产力规律”（又称为“科技主导经济发展规律”），并运用大量的资料对这一规律的规定性、内涵以及运作机制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和论证，为我们深入认识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科技进步对经济运行规律的影响开辟了一个新视角。
理论性强。该书把“科技主导经济发展规律”同经济理论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经济生活中金融、成本、利润、价格等方面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联系在一起，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创新性。该书还提出构建新的科技经济学——反映科技经济时代科技与经济互动规律和机制的理论的设想，相应地提出“对生产力经济学加以丰富”、“以科技进步完善扩大再生产理论”等21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实践性强。该书紧密联系我国的国情，联系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联系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以及两个文明建设的实践，提出了利用科学技术加快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思路和一系列对策措施。作者所阐发的思路和对策措施，因其较强的可操作性而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第9版(理论)
专栏：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深化对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
加入世贸组织：选择和实施进取性的应对战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主要观点
●鉴于加入世贸组织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当选择和实施一种进取性的应对战略。
●进取性应对战略的涵义是指在进一步开放条件下充分发挥大国竞争优势，其主旨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新的开放条件下，加快国内的调整和改革，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将我国现实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按照进取性应对战略的要求积极推进调整和改革，将适应世贸组织规则作为解决深层次体制和结构矛盾、加快制度创新的重要契机；将某些领域的“过渡期”作为开放市场、引入和加强竞争，从而有效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机会；将履行对外承诺作为对内建设信用关系、对外保持和提高国际形象的重要机遇。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有利有弊，总体上利大于弊。在这一基本判断之下，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点：其一，这种利弊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布是不平衡的；其二，具体部门内的利弊变化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与这种利弊变化中的不确定性相联系的，主要是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应对战略，特别是其中的调整和改革取向。好的应对战略，应当是尽可能多地利用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机遇、降低相关的风险和成本、趋利避弊甚至化弊为利的战略，是立足于调整、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战略，简而言之，是一种进取性的应对战略。
选择和实施进取性的应对战略
选择和实施进取性的应对战略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加入世贸组织，是基于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深刻理解，基于对我国国家利益的战略性考虑。加入世贸组织将推动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更多地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将使我国更广泛地直接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在国际经济秩序建设和完善中发挥更大作用；将有力地促进我国国内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因此，尽管存在着种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我国仍然做出了加入世贸组织这样一个富有远见和魄力的战略性决策。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与这种基本态度相适应的应对战略，当然不能是消极应付的，而必须是积极进取的。
当前，在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上，有些人存在消极应付心态，这与他们对一些问题的误解有关。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过多地看到“冲击”和“挑战”，错误地将诸多调整、改革措施看成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有人以为，“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有的产业将会垮掉”。这种看法的错误在于将产业与具体的企业混为一谈。事实上，加入世贸组织后受冲击较大的产业，从中长期看往往是增长潜力很大的产业。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和以往受限制的内资进入增加，市场竞争加剧，某些竞争力差的企业垮掉是非常自然的。但与此同时，一批竞争力强的企业将会迅速成长，整个产业不仅不会垮掉，而且会发展得更好。大量经验证明，如果具备好的体制和组织条件，内资企业利用其本土化优势，完全可以表现出与外资企业相抗衡乃至超过外资企业的竞争力。还有人以为，“加入世贸组织将使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显露，会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这些矛盾和问题是过去长期存在、悬而未决的。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显露，反而有利于其逐步得到解决，消除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可预见性，推动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澄清诸如此类的不正确认识并不是否认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已经或将会遇到的困难。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特别在初期，就业、收入分配、人才、产业重组等方面的调整压力较为集中，某些领域的矛盾可能趋于尖锐。强调采取进取性的应对战略，正是为了以调整、改革、发展的办法化解遇到的难题，尽可能降低调整成本。
在进一步开放条件下充分发挥大国竞争优势
进取性应对战略的涵义，可以概括为在进一步开放条件下充分发挥大国竞争优势，其主旨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新的开放条件下，加快国内的调整和改革，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将我国现实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趋利避弊，首先取决于对我国比较优势的理解、培育和发展。我国经济的优势，其中多数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拥有12亿多人口，且处在经济快速成长期，在众多产品和服务上具备世界上最大的需求增长潜力；（2）继续保持着劳动力、土地总体上低成本的优势，近年来资金成本也有了一定幅度的下降；（3）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以组装加工为重点的制造业优势正在逐步形成；（4）通过学习先进经验而形成的技术、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后发优势”；（5）国民具有善于经商、节俭、吃苦耐劳等传统品格。
与其他国家比较，这些优势有独特之处。例如，我国是一个拥有12亿多人口的国家，这样的人口基础可以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容量。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生产企业仅仅依赖国内市场就可以充分实现规模经济；市场上可以容纳若干个使产业内形成合理竞争结构的大型企业；人口基数庞大且发展不平衡，可使某些产业保持比其他国家更长的快速增长期。又如，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动态转换，在保持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的同时，正在逐步形成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制造业优势。在制造业水平提高的同时，我国并不像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样出现了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显著上升。我国地域广大，限制了发达地区地价过快攀升；源源不断、近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特别是素质较高且与国际水平相比收入较低的熟练工人、技术和管理人员，使我国可以持续地保持人力资源总体上的低成本优势；传统的高储蓄倾向促进了资金紧缺状况的缓解，近年来利息率的持续降低，使我国的资金成本接近国际水平。制造业优势的提升和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的维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制造业生产能力转移到我国。
值得强调的是，巨大而迅速成长的国内市场、生产要素的低成本和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制造业等几种优势同时集中在一个国家的现象并不多见。这种状况使我国在国际分工链条中发展大规模、低成本、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产业占据了有利位置，同时也使我国完全有可能依托国内市场，在不断保持和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情况下，推动产业结构和整个经济结构的升级。
但我们还应看到，经济理论和实际经验也证实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命题：比较优势并不等同于竞争优势，拥有比较优势的一方也可能在竞争中落败，主要原因是缺少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不能使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反之，如果有好的市场环境，在实现这一转化的同时，还可以在某些不具备比较优势的环节创造出竞争优势。在认清我国的比较优势后，问题就集中在如何实现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而关键又在于是否存在有效率的市场环境。这样就回到了加入世贸组织后，对我国国内经济运行规则进行调整的涵义应当如何理解的问题上。世贸组织规则是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在推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过程中逐步制定和完善起来的。加入世贸组织后，按照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对国内经济运行规则的调整过程，就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过程。也就是说，经济运行规则的调整与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具有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经济运行规则的调整比市场开放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按照进取性应对战略的要求，积极推进调整和改革
将适应世贸组织规则作为解决深层次体制和结构矛盾、加快制度创新的重要契机。以开放促改革，是我国多年来的一条重要经验。加入世贸组织为我们提供了在新的开放条件下促进改革的机遇。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取得重要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新形势下，与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经济运行规则调整相关的改革包含了两层涵义：一是这些改革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我国自身发展所必需的，换言之，即使不加入世贸组织，这些改革也是必须进行的；二是加入世贸组织为加快改革提供了契机，但利用这个契机推动的改革，并不仅仅局限于与经济运行规则调整直接相关的那些改革，而应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总体要求出发，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推动改革，解决深层次的体制和结构矛盾。
将某些领域的“过渡期”作为开放市场、引入和加强竞争，从而有效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机会。国家垄断、市场封锁、政府对部分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提供特权和优惠，对产业发展和竞争力的改善基本上是有害无益的。一个可以得到普遍验证的事实是，国家通过行政性垄断、进入限制等方式实行保护的行业，如金融、保险、汽车等，企业竞争力一般不强；反之，放开市场，鼓励竞争，甚至对外商也高度开放市场的行业，如家电、电信设备制造等，企业的国内国际竞争力普遍较强。所以，要把对外保护与对内保护区分开来。对外保护在一定时期内是有积极意义的，也是应当争取的。而对内保护必须尽快打破，通过开放市场，引入、鼓励和保护竞争来切实提高产业的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过渡期”，就是要在某些领域争取到一定程度、一定时间对外保护的情况下，在开放市场、促进竞争上迈出决定性的步伐，把有限的“过渡期”作为通过国内市场竞争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机会，从而有效降低加入世贸组织的风险和成本。
将履行对外承诺作为对内建设信用关系、对外保持和提高国际形象的重要机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这种提高既来自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来自我国在国际关系中树立的恪守诺言、注重信用的形象。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不长的时间内，我国政府在履行承诺方面已进行了大量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加入世贸组织后履行对外承诺，对我国而言，既是新的挑战，也是维护和提升我国国际形象的重要机遇，同时也为我国国内建设和完善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用关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和动力。履行对外承诺与新体制下经济生活中信用关系的重建具有一致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上信用关系的全面建设。
（课题组负责人：陈清泰谢伏瞻；协调人：刘世锦；成员：隆国强王旭石耀东侯永志程国强；本文执笔：刘世锦）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通信
价值生产、实现与分配的关系
可沙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在分配领域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经济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判断。因此，进一步认识价值生产、实现与分配的关系，是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研究与认识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落脚点。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三卷分别论述价值生产、实现和分配的问题。这是马克思的方法论决定的：研究过程是从具体到抽象，而叙述过程是从抽象到具体。价值的生产是内在和本质的东西，而价值的实现和分配则是其外在表现形式。马克思对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的分析，始终与价值生产的内容和特点相联系，贯彻着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社会价值量、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理论逻辑。这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价值生产、实现与分配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首先，价值生产决定价值实现，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一点是在生产过程中、在商品进入市场交换之前就决定了的。马克思曾使用过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概念，商品的个别价值只有既符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种涵义，又符合社会总劳动在该部门的分配比例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种涵义，才能真正转化为社会价值，而超过第一种涵义或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个别价值则不能转化为社会价值。在价值实现过程中，商品的价值量表现为价格，价格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其次，价值实现又决定价值分配，只有已经实现的价值才能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因此，价值的生产也决定着价值的分配。从这个角度看，“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坚持这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分配方式不过是生产方式的体现的理论，并对穆勒、拉萨尔和杜林割裂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关系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第二，价值生产、实现与分配的实际过程又是彼此分离、独立运行的。在同样的经济制度下，价值生产、价值实现与价值分配有不同的运作条件，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有不同的影响因素和变动规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基本方式依然起作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市场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基本规律依然存在，而价值分配的方式和结构却由于各国分配制度的调整和经济政策的调节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不同国家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这种分配方式和结构的调整变化如果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能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经济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的生产和分配也是可以分离的，坚持马克思关于价值创造的一元论理论，并不影响同时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政策。从理论上说，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虽然不直接创造价值，但它们是价值生产的必要条件，在价值创造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其中技术、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在价值量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在不断提高，因而它们在价值量分配中应当得到相应的份额。另一方面，劳动之外的生产要素与劳动本身一样，也是使用价值或财富创造的源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构成要素。社会财富的创造是各种生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离开了劳动之外的生产要素的作用，劳动本身并不能创造使用价值，从而也就不能创造价值。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者根据其对要素的所有权参与对生产结果的分配，这是市场经济规律决定的对要素投入的相应回报，也是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只要价值分配的方式不是阻碍而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表明对分配方式的政策规定和调节是合理的。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
——读《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发展报告》
陈佳贵
宋晓梧主笔的《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发展报告》一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由主报告、分报告、考察报告以及统计资料、法规文件五部分组成。
该书中的主报告对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进行了概括性总结，分析了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近期和中长期建议。分报告对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重点项目作了研究，其中既包括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各主要项目，也包括基本保险、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性保险等各个层次，还包括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及社保基金管理、营运与监管的各种模式。考察报告收录了部分作者出国考察的研究报告。
该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结合：一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该书的作者既有学者也有政府官员，他们理论功底较为扎实，又对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比较熟悉，因而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和面临的形势分析得较为透彻，提出的建议切合实际，可操作性强。二是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该书作者对国外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国际经验有较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因而在借鉴国际经验、研究和解决我国的特殊问题方面，有一些独到、可行的见解。三是研究当前的紧迫问题与研究长远的重大问题相结合。主报告从近期、中期、长期三个方面研究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形势，认为决策的难点与关键是如何妥善安排其中的轻重缓急，既解决好当前的紧迫问题，又完善制度和机制，以利于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