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30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名家茶座

说唐装
柳萌文 苗地图
  唐装,说白了,其实就是中式服装。不知是哪位高明的智者,给它起了这么个好名字,于是就显得有了厚重文化。在上海APEC会议上,又经过几十位各国政要一穿,一夜之间身价忽然大增。随后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都有人或做或买唐装,追赶时代潮流。敏感的媒体再一扇乎,穿唐装就成了时尚,让商家着实火了一把。
  在此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就是谈遭冷落的中装,并对坚持穿中装的作家——那位写过《那五》的邓友梅,表示了我由衷的敬佩。当然,友梅兄穿的那种对襟袄,跟现在展示的新式唐装,从样式和色彩上都无法比,但是他能长期坚持穿,足见他对这种服装的喜欢。奇怪的是这次他没有赶潮流。倒是我认识的另一位作家,写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张贤亮,穿着蓝地白花的新式唐装,出现在电视新闻的镜头里。贤亮兄的一表人才文坛公认,高高的个头儿,匀称的身条儿,穿上这种唐装更显得帅气。
  我们曾经有过黑蓝衣着的年代,被人戏称过黑蚂蚁、蓝蚂蚁,一直到允许讲究生活的美好了,这种服装单调的情况才改变。无论男女老少各色职业的人,这时都在追求服装的个性化,色彩斑斓,式样众多,表现出我们泱泱大国的包容气量。一些有眼光的年轻服装设计师,乘势开始挖掘中式服装的文化内涵,曾经设计出诸如“紫禁城”的套装,给丰富多彩的世界服饰,又增添了浓郁的中国韵味儿,让国外服装设计师对东方服装,不得不重新估量它的价值。就连举办多年的大连服装节,都引来世界关注的友好目光。
  我是个穿衣随便的人,翻箱倒柜也没几件像样的衣服,却很愿意观赏服饰表演,因为里边折射出的民族风情,以及社会生活的变迁,常常让我产生无限的遐想。回想二十几年前,那时有谁穿得略微好点儿,过不了几天,准有顶“资产阶级”帽子给你,所以再怎么爱美的女人,穿花衣服外边总得罩件蓝布衫或灰布衫。到了“文革”时期兴穿军装,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又都是一水儿的宽大绿衣裳。有一幅叫《全家福》的漫画,就是讽刺当时这种独特的穿着现象,看后不能不为其唏嘘感叹。
  经历了这样的过去,如今,再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视角,来看今天多姿多彩的服装,我觉得就像我们的现实生活,充满了宽松的勃勃生机。我非常赞成今天这种服装多样化。在南方一座二十层高楼上,我观赏过街上流动的人群,那简直是一条“五彩河”,从我眼前畅快流过,这景色实在太美太美啦。我以为,时尚的唐装只是今天这“五彩河”中的一彩,我们的服装永远应当是多姿多彩的。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千万别再来一窝蜂的鼓噪。(附图片)
  ——妈妈,你的唐装真酷!
  ——这是你奶奶做的,一直没穿!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九死一生 无怨无悔
——追忆林杉同志
罗艺军
  1992年春节期间,老电影剧作家林杉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在他离去后的十年岁月里,他并未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淡出。在荧屏和银幕上,仍不时见到根据他的电影剧本拍摄的《上甘岭》、《党的女儿》等影片。尽管都是些几十年前的旧作,影片中那些灌注着革命激情的人物形象,依然感染着一代又一代观众。
  林杉以电影剧作而知名,由他创作(或与人合作)的剧本共拍摄了十一部电影,晚年并担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实际上,从1949年参加电影工作到逝世时四十二年时光里,作为专业电影编剧只不过短短九年。其他年代,他或担任业务行政领导工作,或作为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遭到流放。一位执著于终生献身于电影、才华卓著的艺术家,不能将大好年华集中于创作,实在是一大憾事。
  1979年,结束了农村流放生涯的林杉,调到北京担任重新组建的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80年下半年至1981年,因影协第一书记袁文殊手术并疗养,林杉暂时代替其全面主持影协工作。那时,思想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电影艺术创新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电影评论空前活跃。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在林杉领导下工作,接触到他人品、文品和作风比较深沉的层面。
  林杉主持影协工作期间的第一个重大活动,是1981年1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是“文革”后电影艺术家第一次学术性的大聚会,林杉等几位影协书记坐镇。不过,出面主持会议的,则是包括我在内的《电影艺术》和《大众电影》两个刊物的副主编。林杉的意图是,像他这样的书记处成员,均已年过六旬,要把年轻的推到第一线,培养接班人。他的这个观念,始终贯穿他在影协的工作中。
  这次座谈会的主旨为“民主、争鸣、团结”,一反“文革”中“专制、一言堂、斗争分裂”的风气。这也是林杉新时期伊始一贯倡导的。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观摩1980年新完成的有代表性的影片,从讨论具体作品入手,归纳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理论课题进行深入探讨。会议过半,一部有争议的影片成为会议的聚焦点,叫好的,反对的,针锋相对,到后来,气氛便有些火药味。座谈会后,影协内部总结时,有人追究责任,颇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林杉在最后发言时明确表态,如果这次座谈会有偏差,全部责任由他一人承担。一个在历史上多次蒙受不白之冤的老共产党员岂能不了解承担政治责任的严重后果?联系他的坎坷,不由人不肃然起敬。林杉1930年十六岁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被捕入狱,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才获释出狱。可直到1986年,才恢复承认他的这段党龄,此前,“曾被捕入狱”一直成为他无法挣脱的政治阴影。1957年,他与“右派分子”帽子擦肩而过。六十年代初,因向吉林省委直言长春电影制片厂反右派斗争的偏向而获罪。“文革”开始,他更成为全省第一个被公开抛出来的“黑帮”……但是,林杉一直充溢着他所讴歌的革命激情,虽九死一生,终无怨无悔。
  担任影协书记期间,林杉还兼任复刊后的《大众电影》主编。他当主编时,创造了《大众电影》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最高发行量达到每期九百六十万份!除客观条件外,林杉领导的整个编辑部挺立时代潮头,密切联系电影观众的办刊方针,创造性的思维和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则是《大众电影》畅销的内在因素。兹举两个事例,以见一斑。
  《大众电影》1979年复刊之始,积极筹划恢复该刊举办的“电影百花奖”。《大众电影》百花奖原由周恩来总理在1961年提议创立。第一届、第二届百花奖的评选,给电影评论带来了民主化的清新之风,密切了电影与观众的联系。到了1964年,第三届百花奖半途夭折。从此,江青的“一言堂”专政影坛达十多年之久。《大众电影》从1980年始重新恢复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为新时期粉碎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
  引导广大电影观众清除封建思想在艺术欣赏中的残余影响,树立健康、开放的审美情趣,乃复刊后《大众电影》面对的一项重大任务。八十年代初,国内放映了一部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大众电影》在一期的封底上刊载了一帧灰姑娘与王子拥抱接吻的大幅剧照。这帧照片构图优美,人物的感情纯真而质朴。但很快收到某些读者的来信,斥责刊物在重要版面上刊登“黄色”照片,将观众导入歧途。林杉和编辑部的同志抓住这个契机公开发表有代表性的读者来信,并一连数期在刊物上就这幅剧照及电影中的性爱表现展开热烈讨论。这场讨论,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大众电影》1980年举办的第三届百花奖受到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赞赏。香港有一家报纸在肯定百花奖恢复之余,对这届百花奖某些单项奖评选结果提出异议。作为影协的负责人之一和《大众电影》的主编,林杉非常重视这条批评意见,萌发了一个新设想,另创一个专家评选的电影奖。这种评选不是简单投票得出结果,而是在进行学术争鸣基础上评选,以期对电影创作起到切实的帮助。长期以来,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早有类似的动议,林杉的这个构想因此立刻得到了影协书记处书记们的支持,并得到电影界权威人士夏衍、陈荒煤、张骏祥等人的赞同。这就是1981年创设的中国电影金鸡奖。
  在林杉的晚年,我有幸能结识这样一位师友。以上所述,多属二十年前的往事。当前中国电影的现状与当年已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回忆这些往事,不仅为了寄托对一位前辈的哀悼之情;这些中国电影重大转折期的一鳞半爪,或多或少地也折射出那令人怀念的历史年代的风貌。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多咪斋

狮子头的精致
谢旧我
  第一次吃到狮子头,是在温州的书香楼,那里精致的饮食、齐全的图书和苛刻的规矩,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特别是到处都能吃到的红烧狮子头,感觉书香楼的狮子头尤其甘香美味,加上原煲上桌,最适宜送饭。
  有一次谈起书香楼的狮子头,有一位朋友向我推荐合肥的苕菜狮子头,说是吃来苕菜清香,肉质细嫩,鲜爽可口,是春季难得的时令佳肴,可惜没机会去合肥,至今未得品尝。后来在杭州,我吃到过一种冬笋做的狮子头,看上去洁白如玉,闻起来清香纯正,吃在嘴里,肉质鲜嫩,美味无比,因此我十分赞成民间所谓的“素食第一品”。
  吃多了狮子头,自然要经常留意它。
  到了上海后,我还吃过味道很不错的咸蛋黄狮子头和鸡肉狮子头。因此,我对上海的朋友说,无论在哪个地方,无论是哪种菜系,只要是狮子头,都应该是美食精品。上海的朋友马上否定了我的判断。他认为最好吃的狮子头,应该是扬州的清炖蟹粉狮子头和蟹黄狮子头。同时,淮扬狮子头多半不取油炸、红烧一类,而是蒸熟后略加汤头,那才叫醇香扑鼻,蟹鲜肉嫩,爽口软糯。吃了叫人食欲大开,从此津津乐道。
  听上海朋友说得如此美妙,不禁心驰神往。后来每逢黄金周,我就想去扬州尝尝正宗的狮子头。去过几趟扬州后,知道那里的狮子头是因时而异的,即随着季节的变化采用不同的原料来烹制狮子头。比如春秋宜清炖,冬季宜烩焖。再如春季做河鲜芽笋狮子头,秋季做蟹粉狮子头,冬季则做芽菜凤鸡狮子头等。有幸的是有一年夏季,扬州美食馆还推出荷香蟹粉狮子头。只见一盘狮子头的衬底,是八块沸水烫过的荷叶,有十五厘米见方,叶脉全部撕去,再用洁布擦干压平。再经过两朵含苞欲放的荷花来点缀,立马就能找到“曲院莲叶碧清新,蒸内犹留荷花香”的诗意。
  如此风光的扬州荷香蟹粉狮子头,无疑是富贵而精致的。读了一些美食文章后,我朦胧地觉得,这种富贵与精致应该得益于以往的徽商。理由很简单,凡是了解狮子头饮食文化的人,大多从梁实秋与胡适的文字开始的。要问胡适博士为什么喜欢吃狮子头?美食大师沈宏非说,大概与胡适先生和太太江冬秀女士的籍贯有关,俩人都是安徽绩溪的。我据此推断,“狮子头”这种富贵菜,如果不是徽商带到扬州去的,一定也是扬州厨师听了徽商的意见才烹制出来的。
  来到扬州的运河边,极易想起当年漕运的繁忙。扬州这块华夏东南的盛地,一向聚集着大批腰缠万贯的徽商。在当时豪奢侈靡的风气下,我以为,尝遍了天下美食的徽商,理所当然要将“三分肥腴七分瘦”的狮子头推向极致。于是,菜肴的一种“富贵”和“精致”,自然就成了如今淮扬菜的关键词。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艺文短波

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
  在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徐迟和他的创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开创意义和示范作用,他是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先锋和杰出代表。为了纪念和发扬徐迟的历史贡献及创作精神,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徐迟家乡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创立报告文学的最高荣誉奖项“徐迟报告文学奖”。
  黄宗英的《大雁情》、何建明的《落泪是金》等二十二篇(部)作品获奖;有关领导及各界人士莅临中国现代文学馆,出席颁奖仪式。
  “徐迟报告文学奖”决定三年评选一次。为了对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进行一次历史性的检阅,经组织委员会决定“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评选对象扩大为1978—2000年期间公开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
  鉴于徐迟在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杰出贡献,“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组织委员会和评奖委员会一致同意,决定授予徐迟“中国报告文学特别贡献奖”。
  (月阳)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向娃娃学习
郭振亚
  大人和娃娃相比,谁的假话多?我不知道别人做得如何,只知道自己说过的假话远远超过娃娃们。所谓童言无忌,就是说他们在说话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忌讳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心里怎样想就怎样说,从不搞什么“弯弯绕”。《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娃娃,当大人们都在夸赞皇帝的“新衣”如何美丽、高雅、端庄的时候,他却一针见血地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赤身裸体,难看极了……你看,娃娃的真话多么可爱!
  前几天,我家那个上小学五年级的娃娃,由于大人喊得晚了,他早晨起床误了半个小时,上学要迟到了,怎么办?我拿出了我的“锦囊妙计”:小乖乖,不要紧,我给你写个条子交给老师,保险能“化险为夷”,使你顺利过关,不挨老师的批评。于是,我写了“孩子肚疼,到医院看病,请老师关照”的条子。
  中午吃饭时,我得意地问孩子,没有受批评吧?真是出人意料,孩子说,老师看了条子后,鼓励他要做诚实的人,是真肚疼就说是真肚疼,是睡觉过了头儿,就说睡觉过了头儿。我说你怎么回答的?他说,他如实地回答了老师的问话,是睡觉起得晚了。我一听气得眼冒金花,这不是出卖老子吗?你怎么这样没骨气,要是在战争年代,非当叛徒不可。你看刘胡兰是何等英勇,面对敌人的铡刀,宁死不屈,没出卖一个革命者。又想起了他前几天有关夏明翰事迹的作业题,便斥责道:“‘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而你呢?和刘胡兰、夏明翰比,你是个大大的软蛋,没出息……”
  恼怒发泄完了,我靠在沙发上沉思良久,究竟是孩子的做法对?还是我的做法对?表面上看,孩子傻,过分的老实,是个笨蛋;从深层次上看,孩子天真可爱,纯洁无瑕,诚实无欺。而我呢?表面上看,聪明、有智谋、会应对;从深层次上看,我却是世故、狡诈、撒谎骗人,因为现在是和平时期,我们面对的不是凶残、冷酷的敌人,而是教育我们孩子健康成长的教师,是无私奉献的园丁,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阳光下最崇高职业的担当者。我们的孩子是对他说真话好呢?还是说假话好呢?是诚实好呢?还是骗人好呢?当然是前者。
  如果从小就教他们说假话,一旦养成了说假话骗人的习惯,长大当个养猪户就会给猪喂“瘦肉精”以害人;当会计就会做假账以偷税漏税;当医药经营者,就会出售假药以骗钱;当商店老板,就会以假冒伪劣坑人;当领导干部,就会当面大唱廉洁歌,高喊为人民服务,而背地里收受贿赂,贪污公款,成为坑国害民的蛀虫、硕鼠……
  要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纯粹的人、高尚的人,就必须从诚实开始。所以,我们要向孩子们学习,永远保持一颗纯洁无瑕的童心,不管你是农民、工人、商人、军人,也不管你是多么高级别的领导干部,都要保持这样一颗童心。于是,我向孩子认错,赔礼道歉,并希望他永远诚实,不说假话、空话、漂亮话,哪怕将来长到八十岁,也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以诚信为本。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写给世界杯
秦岭雪
  世界杯
  在白云和青草之间
  擦亮十万盏灯
  一脚
  踢翻大海
  波浪腾上九霄
  今日无光
  今夜无月
  今天没有心事
  唯一只浑圆
  误尽苍生
  挂网
  轻轻地轻轻地
  柔情一触
  野性和疯狂
  就这样兜进怀里
  这是男人的全部期待
  刹那的潇洒
  刻下永恒的记忆
  即便有种种诡秘
  也凝结胜利光辉
  让
  全世界
  提在
  胸间
  里也叹息
  外也叹息
  黄果树瀑布
  偶然一次失足
  跌出中国的惊奇
  群峰环列
  为低音箱
  奏鸣
  沉重的命运交响曲
  雾如干冰蒸腾浮云和阵雨
  营造神仙降临的氛围
  悬崖上空一只鹰
  展开了黑色的翅翼
  黄果树
  大西南亘古的压抑
  亿万个精灵
  为了海的痛苦
  跳成
  彩虹的绚丽
  连理
  从根须
  就纠缠一起
  就是爱
  就拼命扭曲
  没有间隙
  不容呼吸
  直到分不清是谁
  于是
  天地欢呼
  万物感泣
  只因为一时错位
  石榴
  望我
  以唐三彩的瑰丽
  望我
  以红灯笼的满足
  望我
  再一仰首已成星空
  柔柔枝条
  五月热风中
  不堪重负
  期待另一次裂变
  饱孕莹洁泪珠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读山品水
王玉如
  山水之美,古来共谈,然而人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山的灵性和水的神韵。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仁者在山的稳定、博大和丰富中,积蓄和锤炼自己的仁爱之心;智者则步水而行,望水而思,以碧波清流洗濯自己的理智和机敏。这就是山水可以陶冶人的情操的根本原因。人们通过读山品水,可以领悟到世事的兴衰变迁,人生的喜怒哀乐,寻觅到自己精神家园的相通之处,故历代文人墨客无不徜徉于名山大川以寻求灵感。登高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水,吐纳珠玉之声,卷舒风云之色,仪态万状,咫尺千里。
  读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各有各的读法。远读其苍茫,近读其清幽,精读其豪放,细读其深沉,读青、读绿、读和谐、读静谧……视角不同,意境也不同。“不登高山,不知平地”,是一种发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是又一种发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一种境界;“重于泰山,轻于鸿毛”,是又一种境界。“咬定青山不放松”,是一种坚守;“砥柱触天立中流”,是另一种坚守。“五千仞岳上摩天”,是一种豪壮;“夕阳山外山”,是又一种豪壮。不要以为山是凝固的,山是岿然的活物。
  品水,由于各人的气质不同,心境不同,也各有各的品味。在文人眼里,水是温柔的,因此他们常常把柔情蜜意的水与悠悠无尽的爱联系起来。水之悠长,好像爱情之天长地久;水之曲折,有如爱情之好事多磨;水之深广,仿佛爱情的深沉广远;水之波动,似若爱情的起伏波澜。在哲人眼里,水是运动的,悟出的是人生的哲理。孔子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感叹的是人生之有限而宇宙之无穷。孟子说“民归之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比喻民心似流水,谁也无法抵挡。荀子对政权与人民的关系,给后人留下了发人深省的警句:“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老子呢?他既说“天下莫柔弱于水”,又看到了水“莫能御之”的力量。
  云山苍苍,江水茫茫,读山品水,意味深长。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对话的灵光
王义军
  1094年,大诗人苏东坡因遭“诽谤先帝”之诬,贬知英州(今广东英德),当年8月,老诗人还未到达英德,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州)安置。从1094年遭贬,到1101年获赦,这位歌唱着“大江东去”的文豪,在人生的最后七年,辗转流离于广东、广西与海南。即使是一位豁达的诗人,宠辱不惊,在岭南蛮荒之域,泰然而居,“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苏轼此时的豁达,多少有些强颜的味道,毕竟,流放的日子,总是悲苦的,它终究是这位诗人人生中的大不幸。然而,诗人的不幸,却成了岭南人的福气,苏子足迹所至,山湖披光。岭南因为这位诗人的到来,千百年来,平添多少传说,几多风流。
  而岭南人也没有辜负这位诗人,苏轼之后,对他的歌颂与纪念,对于他的传播与研究,从未间断。在这些研究中,又以朱玉书的成果值得格外关注。朱玉书是广东人,平时涉猎甚广,论文、散文、诗歌、新闻作品,皆有成就,而对于苏轼研究,格外用力。从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朱玉书文集》中看出,他对苏东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苏东坡的最后七年,从苏轼南贬及其北归的行踪考证,海南的交游梳理,对当地文化发展的判断,对于民间音乐的推动的辨识,到苏轼晚年的爱国情怀分析,诗歌风格论述,诗文中的民俗风物的发微,直至佚文的钩沉……朱玉书虽然将自己研究领域限定在苏东坡的岭南期间,但是,他的研究几乎囊括了苏东坡这段时间生活与写作的方方面面,既为苏学研究填补空白,也为读者复活了一位老年的苏东坡形象。
  我说朱玉书复活了老年的苏东坡,是指他的研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论文”——那些四平八稳、只有引文没有思想的枯燥文章。朱玉书的论文都可当作散文来读,他的苏东坡南贬及北归的行踪考辨(《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读起来更像是一篇游记,在这篇摇曳多姿的文章中,读者寻着苏轼的足迹,既饱览山水,多识典故,又直抵前人心灵,知其哀乐,而在这美文的享受之中,朱玉书也为我们完成了对于苏氏岭南行踪的考辨。作者对于苏轼作品中岭南风物的发掘,读来更是生趣盎然,令人想起法国生物学家法布尔的《昆虫记》。朱玉书的散文,则又可以当作论文来看,《谈谈〈东坡笠屐图〉》,虽是散文,但是,在作者的抒情感怀中,夹着严谨的考评,得出“东坡笠屐”故事实源于海南儋州而非湖北黄州的结论,在学术史上亦有意义。
  二十世纪以来,由于乾嘉学术的影响,考证之风盛炽,而我们又在片面地强调学术规范,结果是,我们看到的学术论文,往往只有规范,没有学术,不但失去文采,而且失去创造性的思想和深切的人文关怀。朱玉书不但在文体上有所探求,而且在治学方法上,试图形成与研究对象的对话,形成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精神上的沟通。他的大量散文,往往由苏轼的研究出发,发自己之幽思,作者的散文因之而获得厚度,而苏轼亦借作者情思而获得了当代性。如苏轼的爱国精神,他的平民精神,他的民族平等的理念,他的环境保护的观念,他的重视民间文化的做法,不但被凸现出来,而且被赋予了当代性与人文精神。
  如果说,在苏东坡的研究中,学者们多取一种注视的态度,是静态的研究,则朱玉书的研究,是动态的,不仅是注视,更多的是一种对话——是文体的对话,是精神的对话。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登楼感怀
郑剑

  春日向晚独登高,
  临窗沐风暂逍遥。
  天边烟霞藏旧梦,
  脚下楼台锁心潮。
  遇事不苟多思量,
  为文求新细推敲。
  欲寄疏狂随燕雀,
  翩翩飞入柳树梢。

宝镰孤悬西天陲,
  夜阑人静春风微。
  修竹变幻吐清辉。
  身增百尺悉绪少,
  神游万仞壮思飞。
  世情物理古通今,
  居高方解此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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