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大地·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学到手再变
——访画家罗工柳
徐怀谦文 罗雪村图
罗工柳，1916年生于广东开平，1936年考入杭州艺专学习绘画。1938年6月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11月参加鲁艺木刻工作团到太行山抗日前线。1942年5月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6年至1949年在北方大学、华北大学任教，1949年参加中央美术学院创建工作，1953年任该院绘画系主任，1955年至1958年在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绘画雕塑建筑学院进修油画。1976年后，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并被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全国文联委员。现任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美协顾问。代表作有木刻鲁迅像，油画《地道战》、《整风报告》、《前仆后继》、《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上》、《紫裙姑娘》、《维吾尔老人》、《郁郁葱葱》等，并参加了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设计工作。
记者：您的创作实践有两次比较大的转变，一次是木刻，在延安时期，从学珂勒惠支的版画、苏联的版画到借鉴民间的木版年画，经过了一个从洋到土的转变；第二次是油画，从前期到后期，经过了一个从写实到写意的转变。这两次转变，都表现出向中国传统的回归。艺术要求变、求异、求新，您却在讲传统，为什么？
罗工柳：“变”和讲传统并不矛盾，相反，变得好的一定是在大传统的基础上去变。李可染讲国画家对中国绘画传统要“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有道理。油画家对西方油画传统也应如此。我在“文革”前提出一个观点，叫“学到手再变”，“学到手”就是打进去，“变”就是打出来。其实，二十世纪大多数中国艺术家都面临“变古为今”和“变洋为中”的双重任务，国画家更多考虑变古为今的问题，版画、水彩、油画是外来画种，因此要更多考虑变洋为中的问题。怎么变？越变越俗或越变越洋都不是我们的目的，一定要变得有中国味道，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
变洋为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是齐白石，一个是中国壁画。中国艺术不只有文人画传统，还有更广泛的大传统。文人画只是中国绘画中的一部分，另一大部分是石窟艺术、陵墓艺术、民间艺术和少数民族艺术。我在自己的油画中就借鉴、吸收了许多中国壁画的因素，以及许多民间艺术的好东西。
记者：您说齐白石教给您写意，那么中国壁画教给您的是什么呢？
罗工柳：是色彩。1953年我第一次看到麦积山石窟的壁画时，我知道它们肯定不是文人而是匠人画的，但我没有感到它俗。它们没有俗气只有生气，没有匠气只有元气，画得真好。五代以前作品的色彩多好、多漂亮！敦煌的壁画也是这样，是非常高雅的东西。在那里我临了很多画。那是宝贝。有人说我的画灰绿、灰蓝，色彩好，其实我从壁画学了很多。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懂得好东西就在我们自己家里。
记者：蔡若虹评价您从苏联列宾学院回国后，油画从写实走到写意，是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好，这样就和中国的传统衔接起来了。为什么中国画和油画的极致都是写意？
罗工柳：写实与写意并不绝对矛盾，写意是在写实基础上的发展，没有写实基础，写意也不行。齐白石说：“善写意者专言其神，工写生者只重其形，要写生而后写意，写意而后复写生，自能神形俱见，非偶然可得也。”写实——写意——再写实——再写意，反复这样画，才能画好。齐白石还有句名言：“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
去苏联，我当然是去学他们的长处，他们的长处是写实。把写实学到手后，我开始觉得西方油画好像缺个东西，缺什么不清楚，总感到不够味。一次，我在意大利米兰碰到一位风景画家，他说：我们西方人讲究写实，看到什么画什么，可是你们中国人一画，诗意就出来了。我恍然大悟。西方的油画就缺这个——缺诗意、缺气韵、缺生动感。
当然，油画的写意与中国画的写意不同，油画不必摹仿水墨写意笔法而应发挥和创造油画自己的写意笔法。记者：您说自己想画的画还没画出来，这是否意味着您个人的绘画风格尚未形成？您追求或者说看重风格吗？
罗工柳：有些人说我的画老在变，不成熟。我说你们说得对。我是不成熟，而且我越到老越感到知识的不足。我一直在摸索，在往前走，我这个人可能一辈子也成不了家。
记者：您今年八十六岁，还没成家，可是有不少年轻人早就觉得自己是现代派艺术大师或行为艺术大师了，您理解这类艺术吗？
罗工柳：据我所知，这些年美术界有两次轰动。一次是中央美院油画系搞的一次人体艺术大展，他们邀请我，我没去看。我清楚很多观众进美术馆不是来看艺术，而是来看裸体。表现人体美是希腊艺术传统，但他们的画是有主题、有内容的，不是像我们看到的课堂练习的人体。那些裸体画很多是课堂练习，而课堂练习的人体在西方是不参加展出的。
第二个轰动就是行为艺术展，一对夫妇在展厅里打了一枪，还有什么吃死人，真是太出格了。我们现在很多搞艺术的缺思想，缺理论，缺传统的东西，老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把人家丢掉的东西拣起来当宝贝。
艺术要变，要发展，但出格不行。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等等，这些都是艺术规律。离开了艺术规律，你打枪也好，吃死人也好，都是没有出路的。
记者：请您谈谈对年轻一代中国油画家的希望。
罗工柳：几年前，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请我与年轻画家座谈。在会上，我说，我是个老病号，你们的作品我看得少，你们的理论文章我没读到，但我有六个字要送给你们，那就是：人民、祖国、传统。你们在写和画的时候，一定要想想你们的作品、你们的理论有没有离开这六个字。这算是我的六字箴言吧。
第3版(大地·副刊)
专栏：多味斋
纸上吃
王凯
吃有多种形式，摆上餐桌的吃，写在纸上的吃，映在屏幕的吃。
摆上餐桌的吃五花八门，看着热闹，口舌生津；写在纸上的吃有内在的文化底气在动作，读着品着，顿生五味；映在屏幕的吃，五彩缤纷，娱人眼目……
我喜欢在纸上吃。那些美食家们，远点的有周作人、梁实秋，近点的有王世襄、邓云乡、陆文夫，还有《多味斋》里的众多食家，既有口才，又有文才，把吃得怎么个好法写下来，赚得稿费再拿去吃，良性循环，娱人娱己，实在是高！
我不是美食家，对吃一向不大讲究，但忙里偷闲，总爱在茶余饭后或在睡觉前，翻开一两页写在纸上的吃，然后细嚼慢咽、品品余味，感受字里行间那浓浓乡情、醇醇民风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大有一饱“口福”之感。
我出身乡下，自幼粗茶淡饭。此后进了城，也只一个穷教书匠，自然入不得豪华席面，与那些“黄金宴”和“满汉全席”等无缘。这些年时兴旅游热，自己也耐不住出去走走，看看。每到一地，于五光十色的各类广告中先看“纸上吃”。一路走来，总是躲着“星级”饭店，专爱挑那些城区旮旯里的小吃店觅食。风味小吃受用于口，方言土语受用于耳，津津乎乐吃乐道，岂不快哉！
眼看着到了退休，闲暇了，于是“常回家看看”。老友相逢吉祥话，新朋互祝发财声，相邀烧酒羊肉馆，欢声笑语故乡人；乡村亲戚家，故园邻里处，蒸莜面，炸油糕，烩豆腐、调野菜等，吃出了家乡味，故土情；四处转悠，山川走势，流水脉络，乡间风物，世俗人情，自有一番滋味上心头。感叹之余，又略施小技，记小吃，录小识，在纸上再吃一回，积累起来，也有十数篇，登上报纸，印在书页，家乡人读过，说是“对味，够味，就是那个味”，还说是免费为家乡做了饮食广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吃。方物美味，原色原汁，透露出乡土气息，掺和着世俗掌故。不知何故，城里的鸡鸭鱼肉，新鲜果蔬，吃久了反倒腻歪起来，时不时地想起家乡的那一方吃来。每当此时，又翻出那些“纸上吃”，“望梅止渴”，回味一番，不禁泛涎于口。
第3版(大地·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红莲白莲正开
陈先义
大概在五六年以前，广东的南方日报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赞扬一位部队女作家不辞辛苦，徒步累计万里行程采访了中国南部的一百个县，最终完成一部百万言的长篇报告文学巨著。读后除了惊喜之外，我断言这位女作家有如此丰厚的生活积累，日后定能创作出一部有影响的厚重的长篇小说来的。如今，当这位名叫赵江的女作家将上下两卷浩浩百万余字的《红莲白莲》长篇巨制奉献给广大读者时，我在为当初自己的预言高兴的同时，也为作者用心血培育出了丰硕的成果而祝贺。
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由赵江与朱榜明合著的长篇小说《红莲白莲》，以南方一个农村小镇为背景，以一批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的风云人物的成长历程为素材，揭示了一个南方千年古镇由传统农业一步步走向工业化，进而步入现代经济快车道的曲折历程，从一个侧面，深刻折射出珠江三角洲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变。
作为一部浩浩万言的纯文学作品，最终是要靠描写人物取胜的。在这方面，作者显示了驾驭众多人物和表现重大题材的非凡功力。作品涉及的人物，可谓复杂多样。在短短时间内，小镇上涌来了世界各地的各方人士，他们怀着不同的目标、带着不同的文化、揣着自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来到了这个被称为“窗口”的小镇，如此众多的人物，如此复杂的文化背景和人际关系，对作家来说，无疑是文学表现上的一个难题，然而，《红莲白莲》的作者心神笃定，信笔从容，以冷静的笔调娓娓道来，笔下一个个鲜活灵动的人物栩栩如生。在作者描写的众多人物中，以杨燕芳为代表的几位女性人物，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杨燕芳作为当代女性，有文化、有追求，讲自尊，求自信，始终持有积极向上的心态。在社会急剧变革，价值取向多元，在猝不及防的困难和挫折面前，在工作、生活乃至人生的巨大压力下，杨燕芳坚守信念，矢志不移。对这样一个人物，作者浓墨重彩地予以描绘，实际上，作者似要张扬的，是在改革开放时代杨燕芳所代表的中国当代女性意识的觉醒；而女性意识的觉醒，又是社会文明意识向前推进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燕芳这个人物形象便打上了非常鲜明的时代印记。作者对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无疑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红莲白莲》的两位作者的成功，最根本的是得益于他们对生活长期而深刻的体验。军人作家赵江在完成军旅创作的同时，坚持用假日时间深入珠江三角洲调查研究；而另一位作者朱榜明本身就是在珠江三角洲土生土长的干部，对生活更是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因而，他们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在对南方沿海农村生活场景、民俗风情、思想观念、心灵嬗变的描写上颇见功力。正如评论家所言：这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当代“清明上河图”。
第3版(大地·副刊)
专栏：金台随笔
多一点发展眼光
司徒伟智
一名中年人在劳务市场上屡屡碰壁，既因为文化技能不够火候，更因为十年前曾是罪犯，刚刚减刑提前出狱。
街道“综治办”干部为他四出奔走，一条荐介理由是：“对重新做人的弱者要给予特别照顾。”不同的声音随即出现：“他这个强盗，有力气撞门闯窃，也是弱者吗？”
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总是好的。但这种朴素的感情，需要增添理性的内容。昨天是强盗，今天依然是强盗，怙恶不悛，那就叫重犯累犯，岂止不予扶助，还须从严从重打击。可是，人家悔改了呢？难道一天当强盗，就永世是强盗？万事万物，皆变皆动，顽固的是少数，求变的是多数。不说“周处除三害”这样古老的故事了，就说上海媒体前些年发表过七一运输公司这家先进单位的长篇通讯，那里面相当多的职工就是刑释解教的。
没有理由拒绝一个改邪归正的人。搞“治保”也好，既要紧执防范之绳，又要深谙变化之道。用发展的眼光看人，看准了“昔日强盗”急欲自力、新生，喜何可支，自当全力相助。这一点也不叫“管闲事”。因为作为“社会医生”，社区法律工作者的根本职责正是保护社会机体的健康，从而让最大多数人过上有价值的生活。
可是，有必要给予“特殊照顾”吗？“照顾”论常常让人皱眉头，因为它容易侵犯社会公平，除非对方真正是一个难以自持的弱者。问题正出在这里——也许他今天依然膀粗腰圆、膂力过人，但是都没有用。在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光凭“看看怕谁来着”的豪气已难以找到主顾。人的劳动力是综合着智力和体力的综合能力，随着科技的进步，使以体力因素占绝对优势的传统型劳动愈益变化，愈益显示出脑力化和智力化。大部分刑释解教人员恰恰都年龄大，技能低。于好勇斗勇，他也许仍是强者；凭本事吃饭，他注定是弱者。现在亟待采取措施，帮助刑释解教人员提高文化技能素质。但这需要一个过程，而吃饭却是一天也不能耽搁的。
如此“不耽搁”，如此急急如律令，看来是成全这一个，其实也保护这一方。美国人德加·博登海默在《法理学》中说得深刻：“社会体系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它如何引导那些游离在正常的追求金钱、异性的社会渠道之外的过剩精力。”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疏于“引导”之职，听任正常渠道之外的“过剩精力”叠加起来，还不就形成彼地洪水泛滥？遗憾的是，一个时期以来，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又成为某些地方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观照一下近年侦破的湖南张君犯罪团伙持枪抢劫案、广西百色周寿南黑社会性质犯罪案，等等，从犯中人以“二进宫”乃至屡次“进宫”的居多。固然是咎由自取，却也不妨话分两头。我赞同《人民日报》记者报道这一社会现象时作出的分析：“欲遏制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的势头，必须在安置帮教上下功夫。切不可缺乏帮教热情，切不可说什么‘连国企职工都找不到工作，刑释解教人员就更管不了’之类。”
难道刑释解教人员的自新意愿就这么脆弱？是的，向往却又难以融入新生活是他们的两重性。经济文化上既已处于弱势地位，意识上又不免有因袭的重负，不管他怎样立下宏愿“做新人、迈新路”，开步之际充其量也是摇摇摆摆、蹒跚而行。社会各方给予特别的关照，包括机制、政策上一定的倾斜，收到的将是共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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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题画诗
曾卓
那古屋，那小路
那古旧的房屋
那青石板的小路……
伴随着我欢乐的童年
而有一天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为了对广阔天地的向往
长长的飘泊，多年的流浪
跨越过多少山山水水
闯荡过多少大城小镇
而今，那古屋，那小路……
却常常浮现在我苍老的梦乡
旧墙内的新绿
我爱大森林那莽莽的绿
我爱大草原那无边的绿
而我也心醉于
从古老的小巷中
从剥落的旧墙内
探头出来，跃动着的
一树鲜亮的新绿
小胡同雪景
雪，潇潇洒洒地飘着
小胡同内的四合院
安详地站立在风雪中
苍黑的屋顶被漂白了
院内一棵棵树都化成了
黄昏，小胡同中寂无一人
只有小路上留下的
车迹和脚印
无声飘洒的雪，带来的
不是寒冷，而是
温馨和梦境
尘封的记忆
高大的白墙衰颓了
墙上的门楼破败了
椭圆的大门上
一把生锈的大锁
紧锁住一个尘封的记忆
门楼上那腐朽的窗
却洞开着
如老人浑浊的眼睛
俯望着尘
世期盼着归人
古老的山和寨
古老的石头寨，耸立在
更为古老的石头山上
山和寨，共同沐浴阳光
共同经历世纪的风霜
远离城市和喧嚣，山和寨
似乎将自己封闭了起来
而还是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通向那遥远而陌生的世界
旧楼
太阳的光柱子如箭
辐射而下，直逼杂草丛生的高楼屋顶，和高高的大门
高楼裸露在阳光中
更显出龙钟和颓唐
它寂寞地谛听着
环绕它飞翔的
几支似曾相识的
燕子的呢喃
是不是追忆起昔日的辉煌呢
秋色中的村庄
屋前山后，一丛丛枫树红了
像燃烧的火焰，映红了
那一座座参差的竹屋
——深山间小小的村庄
静卧于秋色中
无声地诉说沧桑的往事
听来却像一首动人的诗
编后：曾卓先生是享誉文坛的著名诗人，他写于四十年代的《铁栏与火》和写于1970年的《悬崖边的树》已成为他的传世名篇。近日他因病去世，我们特发表他1998年创作的作品，以表示对他的悼念之情。
第3版(大地·副刊)
专栏：
黄永玉题匾琉璃厂
惠文
在文化界，无论作画或著文，黄永玉都以潇洒、别致、奇特而著称。最近，在画廊书肆林立的北京琉璃厂新增加了一家画店“虫二斋”，其别致的匾额吸引行人目光。这家画店以经营当代名家书画为主，而黄永玉为之题匾时，则受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在杭州题词故事的启发，借用“风月无边”即为“虫二”的奇想妙思。用黄永玉自己的话说，这是“借花献佛”。（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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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城杯·新游记
曲水乡心——兰亭故址踏访
林杉
无疑这是一段最富诗情墨韵的流水了。
浙江会稽一地并不多名山，也不多秀水，然其山水却大为有名，是因这里的兰诸山下、兰亭江边有一座产生了千古佳话的兰亭，正应了那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老话。
出绍兴南十三公里，便是当年王羲之“曲水流觞”的故地。兰亭在兰亭江畔，远近冈峦起伏，群峰叠翠，我来时正是秋雨潇潇的暮秋，山雨洗出一派苍翠，也增添了游人的豪兴，远远近近，曲水平冈，林木扶疏，修篁夹道，正如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所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实际上，历史上的兰亭已很难寻觅旧址，因从晋至明清，这座小亭曾几移其地，先是从地上移到水中，又从水中起亭于山椒，往迹本已难寻，即是见于《水经注》的记叙，也是语焉不详。宋至道二年2月，内侍高班内品裴愈到越州，曾见晋王羲之兰亭曲水及书堂旧基等处。估计为唐代遗迹，非真正王羲之兰亭曲水旧址。明嘉靖戊申年，绍兴知府沈启移兰亭曲水于天章寺前。清康熙十二年，绍兴知府许宏勋主持重建兰亭，三十四年又奉敕重建，并御书《兰亭序》勒石于天章寺侧，上覆以亭，三十七年复御书“兰亭”二字悬之。其前疏为曲水，后为右军祠，密室回廊，清流碧沼，入门架以小桥，碧竹千杆，环绕左右。可知今兰亭为清康熙年间在明嘉靖兰亭旧址重建。
细究起来，兰亭修禊不过是一次文人士大夫的休闲活动。这次活动由地主王羲之发起并主持，王羲之所担任的会稽内史，只是一个掌民政的税官，其办公衙门本在绍兴城内，而兰亭故迹中的鹅池、右军祠、太字碑等显然是后人的附会了，然而这种附会却给了人们一种心理上的真实。
倒是流觞亭下的曲水流觞处更能引起人们的遐想，流觞亭踞于一米高的台阶上，前后各有踏道可攀，其形如榭，四周砌墙，三棱花格门窗，卷棚顶，单檐歇山，亭内后门有屏障，正中挂有“兰亭曲水流觞图”，再现了当年王羲之修禊雅集的情景。
曲水流觞处在流觞亭前，自平冈蜿蜒向南，两岸砌石，犬牙交错，水不深，反可滥觞，引得追怀风流者竞相在此合影留念。1984年1月，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为绍兴市书法节，从此每逢节日，以曲水流觞最为引人入胜。中外书法家列坐在曲水两岸，盛有酒的杯子从上游缓缓漂来，停在谁的身边，谁就须吟诗一首，或放歌一曲，不能为者则饮酒三杯，以示惩罚，因修永和旧事。虽然，我来不逢时，没有赶上那样的书法盛会，但从清澈的流水中却掏起了浓郁的墨的芳香。
从曲水流觞图上看，当年参与这项活动的有王羲之、谢安、谢万、孙绰、王献之等人，大部分是当时有影响的文人名士和士大夫。作为诗人集团的同题作品集，是有史以来数量最大者，不仅超过建安文士同写《神女赋》、《玛瑙勒赋》、《迷迭香赋》等，亦超过西晋文士同作《金谷诗》。如此规模的文士雅集，同题赋诗，在后世也极少发生，所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突出事件。然而兰亭诗中留下来的作品却非首首都是上乘之作，很多人只是应命充数而已，率以抒发闲情逸致为共同趋向。“散豁情志畅”（王蕴之），“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王徽之），“在昔暇日，未存林岭；今我斯游，神怡心静”（王肃之），“驾言兴时游，逍遥映通津”（王凝之），“消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王玄之），“豁尔思心散，遐想逸民轨”（袁峤之），“时来谁不怀？寄散山林间”（曹茂之）等等皆是。比较起来，王羲之的两首算是最好的，从山水之思转入对人生的体悟：“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适足缠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会。”
世人看中的多是王羲之《兰亭集序》的书法艺术，而那篇诗序中所流露的人生万殊，修短随化的思想亦是真正的精华所在，序云：“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泛觞于山水之间，思考的却是生与死的人生大问题。《兰亭集序》所体现的也正是人生的大主题。从这篇序言中，也读出了两晋时代知识分子对人生问题的总体思考，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追寻，表现出了王羲之特有的性格。
不知在曲水中泛觞的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可曾领悟到这一点。
我也把一只杯子放到了曲水的上游，看它漂漂悠悠，顺流而下，我不知这只杯子将流向谁边，但我知道，我的杯子里没有盛酒，而是一杯曲水之水，以曲水之水载曲水之水，因为这水比酒更浓，一滴滴都是人生的况味。
第3版(大地·副刊)
专栏：艺文短波
“石鲁遗作”研讨会在京举行
石鲁（1919—1982），原名冯亚珩，四川仁寿人，因慕石涛和鲁迅，易名石鲁。他是中国长安画派的代表，也是中国画坛的“怪杰”，在国际上的知名度颇高。他天分很高，早年从事版画、漫画、连环画、年画等创作，移居西安后方开始专注国画，兼学诗、书、金石篆刻。不久前，一批石鲁先生的遗作在河南被发现。与会的专家、评论家，对石鲁的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艺术的分析。与会者还谈到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石鲁传》，全面介绍了石鲁的生平、思想和艺术。 （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