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爱尔福特血案的启示
江建国
德国东部图林根州的首府爱尔福特是一座漂亮的千年古城，享有“活的建筑艺术纪念碑”的美誉。爱尔福特文化积淀深厚，它是德国人文主义思想的故乡。在它的地方志上记载着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修道、学习的足迹，著名作家歌德、席勒在这里促膝长谈的故事。然而，就在这么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最新载入史册的却是一件血腥味十足的刑事案。4月26日，年仅19岁的中学生罗伯特·施坦豪泽在他曾就学的已有近百年历史的“约翰·古特恩堡文理中学”，用1把手枪，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内，残酷地杀害了12名教师、1名女秘书、1名警察和2名学生。5月3日，10万人从德国各地涌到这个小城，沉痛悼念血案的受害者，足见这桩恶性案件给德国社会各界的震动之强烈。
血案发生10多天来，德国社会各界不停地在发问：为什么？老实说，人们对各种各样的刑事案件并不奇怪，但得不到答案的是，为什么凶手会这样年轻？换言之，一个刚刚成年的青年怎么会变得如此凶残？为什么这么一个年轻人下手如此之狠，一下子就结束了这么多人的宝贵的生命？鉴于凶手自杀，也没有事先留下遗书，人们只能从他短暂的人生轨迹中去寻找答案，以吸取教训。从现在披露的情况看，这是一起因为无法承受学习压力、理想无法实现、心理极度扭曲而发生的悲剧。
施坦豪泽并不像许多罪犯那样出生在没有亲情、缺少关怀和帮助的家庭里。恰恰相反，他的家庭完满，母亲是护士，父亲是西门子公司的高级职员，他的祖父祖母也与他们同住，他还有一个品行端正、学业很好的哥哥。施坦豪泽短短的19年人生并无怪异之处，上幼儿园、上小学，后来家庭又为他选择了这所负有盛名的文理中学。按照德国的教育制度中对中等学校的分类，上文理中学就意味着要上大学。施坦豪泽业余参加手球和射击运动。在同学之中，他也显得十分普通。根据现在的分析，他的心理发生扭曲是在学习成绩下降之后。由于分数不好，他自愿留级一年，但没有改观。据说，此后他开始变得性格内向，沉湎于电子游戏，上了瘾似地玩一种名为“对抗战”的集体游戏。在面临毕业考试时，他为了逃避而伪造病假条，被学校劝退。但在去年11月他停办转学手续，而在家长面前却装扮成一副每天准时上学的模样。直到案发的早晨，他的父母还一无所知。很可能是因为这次考试是毕业的最后一项笔试，假象再也瞒不下去了，他终于迈出了走上绝路的最后一步。
也像在美国发生这类血案之后一样，德国迅即掀起了一场空前的关于电视暴力节目和控制枪支的大辩论。施罗德总理邀请电视台负责人到总理府座谈，内政部长希利要求提高合法持枪的年龄限制，也有人很自然地要求减少电子游戏中的暴力内容。但正如德国舆论界正确指出的那样，把这桩血案归咎于上述几点，显然失之于简单化了。“对抗战”游戏的爱好者们发表宣言说，全球上百万参加这一游戏的人把它看成是一场体育竞赛，看成为一场和平的娱乐，“游戏不是犯罪”，“不是游戏把孩子们变成了杀人犯，而是杀人犯可惜也玩上了游戏。”
施坦豪泽显然是个心理极脆弱的年轻人，把不能参加中学毕业考试看成了是对他人生道路的宣判，把成绩看成人本身的全部价值。人们显然也不能因此而把罪责全部加在古特恩堡中学头上，学校永远需要分数，学生之间也实际存在着竞赛。但最严重的问题显然也在教育方面，正如《柏林日报》的社论所说：“他在头脑中向社会宣战，而我们却一无所知；他在控诉我们，却不告诉我们。”教育机关没有察觉受教育对象人生观的极端的变化。《法兰克福汇报》的社论说，德国教育制度的最大弱点在于容许把学生推到低一个层次的学校里去，却没有作出努力促进每一个学生。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在5月3日的追悼大会上致词说，每一个人都是珍贵的。任何人都不应因他没有功绩而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从而让他感到他没有价值。
爱尔福特血案发生的全部原因可能永远也不会令人信服地解开，因为凶手再也不会开口。但这并非坏事，它正好可以促使人们长久地、深入地去思索。得出太快的结论，可能恰恰是没有击中要害的肤浅的结论，也可能使人遗忘得最快。
第10版(国际副刊)
专栏：外交官亲历
异域他乡看叼羊
吴虹滨
叼羊是我国新疆和中亚一些国家牧民们喜爱的竞技活动。比赛时，众多骑手在马上争夺一只已宰杀的绵羊，以先持羊冲过终点为胜。今年初，我到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南部的库里亚布市考察，有幸观看了一场盛大的叼羊比赛，其场面壮观热烈，动人心魄，令人久久难忘。
库里亚布市位于帕米尔高原西麓的平原上，是个水草丰美、半农半牧的富饶地方，也是古丝绸之路途经之地。由此南行百里，就是战祸连绵的阿富汗了。但是这里的老百姓都兴高采烈地期待着作为当地盛事的叼羊比赛。
赛场设在一片尚未翻耕的庄稼地里，一边排列了几辆大卡车，上面放了一排桌椅权充主席台，四周则早已围满了观众。我被请上主席台入座。好客的主人告诉我，按传统习俗，台上坐的除外来的贵宾，都是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者。观众中，戴着尖顶皮帽的牧人们指指点点地评论着参赛的马匹；顶着小圆花帽的老人们则背着手，打量着年轻的骑手们；光头赤脚的小巴郎（男孩）们兴奋地在人群里追逐打闹，全不顾父亲们愤怒的吼叫和爷爷们嗔怪的目光。我环顾着皮帽和小圆帽的长阵，总觉得少了点儿什么，思索了一阵，恍然明白，这里没有一顶女人的花头巾。不但观众中没有女人，连场外吵吵嚷嚷卖小吃的摊贩们也都是男人。主人庄重地告诉我，叼羊是男人们的事，女人，包括女孩子，都是不能来的。
比赛还没开始。骑手们有的在给心爱的坐骑洗刷，有的骑上马试跑。骑手们大多是年轻人，身材健壮得像帕米尔的山岩，脸色黑里透红，一望可知是经年在马背上驰骋的好手。他们的服装式样和花色各异，帽子也不相同。主人给我指点说，骑手来自塔吉克斯坦各地甚至周围国家，当中有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还有阿富汗人。我惊问：那边炸得天翻地覆，边界封得水泄不通，阿富汗骑手是怎么过来的？主人狡黠地一笑说，他们打仗还能挡得住我们走亲戚吗？
主席台上发出了号令，比赛开始了。一个小伙子抓起羊向前驰去，上百匹骏马紧紧跟上。平时爱马如命的骑手们此时凶狠地抽打着坐骑，或高声呐喊着，或打着刺耳的呼哨，竭力靠向抓着羊的人。他们互相撕扯着、冲撞着，白色的绵羊频频易手。有时羊掉到地上，就有人侧蹬俯身，敏捷地一把抓起，迅速向前跑。各色马匹愤怒地嘶吼着，抗争着，涌动的马群已没有固定的前进方向，像一个巨大的旋涡在赛场上快速游荡。旋涡的中心在激烈搏斗，外围的骑手勒着马转圈，发现空隙就策马冲进去，把弱者挤出圈外。这时人们看到的已不是马群，而是挟势冲击的巨浪。观众们呼喊着，挥动着手臂，跺着脚，有些年轻人冲到马群边，一边躲闪着马匹一边为骑手们助威。马群拥向哪一边，哪里的人群就爆发出更加狂野的吼声。我突然感到，和这种动人心魄的气势相比，跑马场的赛马不过是小溪里的涓涓细流。
忽然，马群失去控制，冲破围观的人墙，向旷野拥去。那些小贩和在场外闲逛的人先是惊得四处逃散，而后又兴奋地追逐着马群。骑手们总算是想起终点线设在场内，又努力转向了主席台。马群在回头的路上又冲入了主席台后面的停车场，像汹涌的巨流变成条条小溪，在汽车间的缝隙中顽强地穿行。一个看热闹的中年汉子无处藏身，急中生智爬到拉达汽车顶上伸开四肢趴下，引来人们的一片笑声。
一个剽悍的小伙子率先冲过了终点，用带着斑斑血迹的手夹着绵羊驰到主席台前。他和胯下的红马一同剧烈地喘息着，一同高傲地昂起了头。奖品是一枚金戒指和一头骆驼，引来了无数羡慕的目光和赞叹。叼羊不仅是表现力量和技巧的比赛，更是保留了游牧民族剽悍气质的现代人展示阳刚之美的表演。骑手们慢慢散去。夜晚，他们将用醇香的烈酒、悠扬的歌声和刚劲的舞蹈庆祝他们的相识和聚会。天明后，他们将各自返回家乡，有的还要穿越国界。来年，他们还会像祖先一样，返回这里相聚，继续他们的叼羊比赛，继续展示他们的生活。
第10版(国际副刊)
专栏：
日本横滨中华街 作者：姜延新
第10版(国际副刊)
专栏：
艺术传友情
——记古巴芭蕾舞大师阿丽西娅·阿隆索
本报记者 吴志华
4月25日，古巴国家芭蕾舞团应邀前来参加“相约北京”联欢活动，在北京上演古典芭蕾舞剧《唐·吉诃德》。演出前，我们看到一位头裹紫红方巾，戴着墨镜的老太太，在丈夫的搀扶下缓缓步入剧场。她就是世界著名的芭蕾舞大师阿丽西娅·阿隆索。舞台上，年轻的芭蕾舞演员对艺术一丝不苟，无论是诙谐活泼的足尖组合，原地单腿旋转，还是高难度的双人舞，都演得淋漓尽致，准确到位，惟妙惟肖，精彩纷呈，博得观众阵阵热烈掌声。舞台下，作为国家芭蕾舞团艺术总监的阿隆索会心地笑了……
阿丽西娅·阿隆索是一位具有传奇性的芭蕾舞大师。20世纪40年代，作为美国芭蕾舞剧院的首席女演员，阿隆索几乎演遍了所有的世界经典芭蕾舞剧中的主要角色，显示出其高超的艺术造诣，成为世界芭蕾舞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她还是世界芭蕾舞史上表演生涯最长的演员，60岁时还与外孙登台演出《天鹅湖》第二幕，甚至在75岁时还在意大利一家剧院里跳芭蕾。然而，更令人敬佩的是，在古巴革命的感召下，阿隆索于50年代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到祖国，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经验献给了古巴芭蕾舞事业。
两天后，我们在古巴驻华大使馆里见到了这位享誉世界的芭蕾舞大师。腿脚虽不利索，视力也模糊，可是阿隆索讲起话来依然风趣幽默，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笑容。她对我们说，“我的一生与芭蕾结下不解之缘”。阿隆索生于1920年，幼年时就喜欢伴着音乐翩翩起舞。20
世纪30年代开始学习芭蕾舞，1931年在哈瓦那出演了芭蕾舞剧《睡美人》。此后，她到美国芭蕾舞剧院深造并成为这个剧院的主要演员。50年代末回到古巴后，阿隆索重建国家芭蕾舞团，并创建了芭蕾舞学校。她根据古巴人特有的身体条件和情感，融合欧洲芭蕾舞中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流派的精华，精心创作编导了一批具有古巴特点的芭蕾
舞剧和片段。
它除了有欧洲芭蕾舞优雅、抒情的特长外，明显地带有加勒比海人那种热情奔放、又略带伤感的情调，在世界芭蕾舞艺术中独树一帜。此次来华演出的《唐·吉诃德》是古巴国家芭蕾舞团的保留节目。在阿隆索的指导下，剧中融入了古巴人的民族文化与情感，洋溢着西班牙式的幽默，格调高雅而清新。
同时，阿隆索将全部心血投入到培养本国年轻芭蕾舞演员的事业中。在她的倡导下，古巴建立了培养本国芭蕾舞演员的机制。在国家的支持下，每个省都设立了芭蕾舞学校，学制为8年。男演员奥塔维奥和第一女独舞阿伊娜告诉我们，阿隆索在他们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她的爱国之情深深地感染着每个演员，她对芭蕾舞艺术的严格要求又使他们的艺术和演出水平得到不断的提高。正是在阿隆索的带动和精心培育下，古巴芭蕾舞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成为古巴人民引为骄傲的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自1960年一举夺得国际芭蕾舞比赛大奖后，古巴国家芭蕾舞团开始走向世界，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演出团体。
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从事着芭蕾舞艺术的创作和演出的阿隆索认为，芭蕾舞是艺术，也是传播友情的工具。“它是艺术的交流，更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这种交流最终的目标是促进世界和平。”她说，古巴国家芭蕾舞团每年都要到欧洲、美洲和亚洲各地巡回演出，同时在古巴每两年要举办一次国际芭蕾舞艺术节，来自世界各国的芭蕾舞团都踊跃参加这个盛会，其中也包括中国芭蕾舞团。此外，许多古巴芭蕾舞教师到欧洲国家、拉美国家任教，把古巴风格的芭蕾舞带到了世界。对此，阿隆索诙谐地笑称，“古巴也许是世界上培养芭蕾舞演员最多的国家之一”，“古巴芭蕾舞深深扎根于古巴大地，但是它的艺术却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
20世纪60年代，作为古巴国家芭蕾舞团的主要演员，阿隆索曾两度访华，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演出，并受到我国领导人的接见。这次，她又不顾年迈体弱，越洋过海，带着她精心培养的青年演员，带着她对中国的向往和友好情谊又一次来到北京。“尽管中国古巴隔山隔海，相距遥远，但是，文化交流可以缩小这种距离感，使人们觉得世界其实很小，并不遥远。”（附图片）
文中照片为卡斯特罗接见阿隆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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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志愿者之城
——美国人退休生活见闻之二
本报驻美国记者 刘爱成
“太阳城——志愿者之城。”看着立于城门口这两行醒目大字，我琢磨着，老人需要帮助，志愿者一定是同情他们的年轻人。让我惊讶的是，志愿者竟然是老年人自己，而且他们无处不在。
首先，城市治安是由志愿者来维护的。开始我还纳闷，在城里转了半天怎么没见到一个警察，也许这里都是老人，治安好，不需要警察。于是，向站在超级市场外面聊天的三名女士问个究竟。她们笑着说，“这个城市确实没有警察，但有治安官。他们大多是志愿者，穿着制服，带着大檐帽，开着带警灯的车巡逻，行使着与警察同样的权力。你可得小心，他们往往比警察还厉害。”说话间，一辆深黄色带警灯的车真的开了过来，而且停到了我们身边。“需要帮忙吗？”他打开车窗问。“嗯，想问个路……”我故意跟他凑近乎。他拿出一张地图……他脸上的“年轮”和胡子已经告诉我，他是个早已退休的老志愿。问他为什么志愿当警察。他说年轻时就想当警察，只可惜一直没有机会。退休到了这里，志愿者干什么的都有，于是，当番警察过把瘾。
据说，像这样的老人很多，年轻时没机会干的事和未能实现的心愿，在这里都以志愿者的身份得到弥补和实现。
城市的公共卫生也是靠志愿者来打扫和维护的。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有志愿者穿着黄马甲，分批在不同街区扫马路。当地人介绍说，这里虽然有不少老弱病残者，但健康老人还是占大多数。他们退休了，在家闲着难受，出来“志愿”一下，既不会感到寂寞，心里也得到了安慰。
在一家活动中心，厨房里至少挤了二十个厨师。一问十八个是志愿者。七十六岁的吉姆告诉我，他六十二岁退休后，开始和老伴开着房车到处走，后来发现这里才是老年人真正的家，于是一次性花了六万二千美元，买了一套两室一厅、一百六十多平方米的独立房定居下来。打那以后，他每周两次到这里来帮厨。“我对做饭很感兴趣，尤其喜欢做意大利面食。社区对我们不错，我们也要做点事回报社区。”中心负责人说，来中心帮忙的志愿者实在太多了，他们都觉得自己身体还挺好，很能干，为了不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和积极性，只能让每个人每周有一两次机会。去年该中心的长期志愿者达二百五十人，提供的服务是五万多个小时。
在一家疗养院，七十四岁的卡雷琪女士在这里义务帮忙达十二年，先后长期照顾过三个行动不便的老人，有两个已经去世。现在她照顾的这名女士是个单身，无儿无女，得了中风，几乎卧床不起，连说话都比较困难。她念她是同乡，无亲人依靠，照顾她已有五年。“我们的年龄相仿，坐在床边，和她一起回忆故乡往事，我们会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童年……我还经常给她讲故事，常常等她入睡了才离开。从她身上我得到了安慰，我珍惜这份情感，也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
在一家医院采访完之后，正要出门，门口一位老人主动走上来问我：“你有车吗？”“有，停在附近的老人研究所门口”。他说他叫本，是这里的志愿者，专候在此用高尔夫球车送人。我说没多远，走过去就行。可他坚持说：“我上班半天了，还没服务过，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看他那么大年纪，便说，“那好，我来开吧”。他看了我一眼：“怎么，嫌我老？”我只好依了他（见图2），并问他多大年纪了。他说，“我只能告诉你，我的生日是明天”。
到达目的地后，他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看着他远去的身影，我耳边仍萦绕着他的声音：“我的生日是明天。”这或许是所有老年人的心声。我冲着他大声喊道：“本，生日快乐……”（附图片）
志愿者在厨房里工作。（刘爱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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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游踪
难忘马赛马拉
本报记者 黄泽全
甫抵肯尼亚，许多长年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热情建议我们去游览马赛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说是“不去马赛马拉，就等于没有到过肯尼亚”。于是，笔者在好奇心理驱使下两次去了马赛马拉。笔者此前曾到过五六个非洲国家的野生动物园，但能够留下经久难忘印象的还是马赛马拉。
肯尼亚野生动物资源丰富，36个大型野生动物保护区散布在全国各地，但游客最爱光顾的是马赛马拉。马赛马拉位于肯尼亚西南部，距离首都内罗毕250公里，内罗毕市区有多家旅游公司经营马赛马拉旅游业务，备有各种观光车辆，服务让人称心如意。
早餐后，我们从市区出发，车子行驶大约半个小时，司机说：“现在已经进入东非大裂谷，请你们观赏吧。”东非大裂谷长达数千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裂谷带，不仅气势磅礴，景色壮观，而且因前些年考古学家在裂谷地区发现了35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而轰动世界。车子行驶在谷底公路上，只见远处的青山连绵不断、千姿百态，有的像飘舞的仙女，有的似持杖的老翁，有的如脱缰的野马，随着车子奔驰，那些远山也像一起一伏地跟着赛跑似的；近处则是地势平坦，草木茂盛，在草丛中悠闲行走的长颈鹿、斑马、羚羊等野生动物以及牛和羊，看见我们的车子过来时，便会自动站在原地望着，恰似在给我们行“注目礼”。100多公里长的谷底景观，真是让人目不暇接。
马赛马拉面积1800多平方公里，向南延伸到坦桑尼亚境内与塞伦盖蒂野生动物保护区连接在一起，形成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园。傍晚时分我们抵达马赛马拉，司机说一早一晚是观赏动物的最佳时间，催促我们抓紧时间办理住宿手续，尽快进入园区参观。
司机兼导游是一位操英语和斯瓦希里语的30来岁黑人小伙子，性情开朗，擅长言谈。当车子开始向园区深处行进时，每当前方出现一种动物，他便停车让我们仔细观看，并详细介绍这种动物的名称、习性及生活喜好等，有时连说带表演，加上风趣幽默的语言，不时地让我们捧腹大笑。进入保护区腹地，眼前丘陵起伏，一棵棵伞状的合欢树稀疏地竖立在枯黄的草原上，许多狒狒蹲在树梢上，开心地嚼着形状像香肠般的果实。保护区内数量最多的野生动物是棕黑色的角马，在淡黄色的草原显得格外突出，有些聚集在山冈上，有些悠闲在河岸边，密密麻麻地一片又一片，每一处至少也有上千匹，阵容十分壮观。司机告诉我们，马赛马拉有100多种动物和500多种鸟类。但两个多小时游览，我们只见到了大象、野牛、犀牛、野猪等几十种动物，没有遇见狮子和豹子，感到甚是遗憾。
次日清晨，当我们继续游览时，不仅看到了长颈鹿、斑马、穿山甲等，还见到了猎豹、白犀牛等。忽然间，几辆载着各种肤色的游客的汽车飞快地向前方一处聚集。司机一看有“情况”，立刻驱车前往。哇啊！是四大一小的五只雄狮。两只“兽中之王”懒洋洋地趴在草丛中，用惺忪的双眼静静地看着围观的车辆；另外两大一小正在小水池边吮水，仿佛四周没有游人的存在。游人纷纷举起照相机、摄像机，而狮子竟然像老练的演员一样摆出各种姿势，与游人配合默契。
返回内罗毕途中，司机告诉我们，这个保护区是以东非著名的游牧民族——马赛族及其他们世代所生活的马拉河地区而命名的。他还给我们讲述了许多有关马赛族人迄今为止仍然保持的原始生活状态的轶闻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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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黎出现豪华人力车
现在，法国巴黎街头出现了一件新玩意：豪华人力三轮车。无论在静静的塞纳河畔，还是在高高的艾菲尔铁塔下，都可以看见这种形似小面包车的人力出租车载着游客在大街小巷周游。
巴黎人力出租车公司老板巴克披露，他是受穿梭于北京各旅游景点的人力三轮车的启发而设计了这种法国式的人力出租车的。这种被漆成红色的“巴黎车”比“北京车”宽大、舒适，有的还装有空调，造型也较美观。尽管车厢较大，但由于车的机械传动装置效率较高，车夫蹬车并不感到太吃力。
值得一提的是，车夫并不仅仅担当蹬车师傅，而且还兼任职业导游。他们不但对巴黎各旅游景点了如指掌，而且还懂外语。此外他们个个都是“幽默大师”，常常逗得车上的游客大笑不止。
由于人力车拥有汽车没有的优越性，如没有污染，可“深入”到不少汽车开不进的小街小巷，因此，不少外国游客，尤其是老年游客，喜欢乘坐人力车，享受节奏舒缓的“休闲观光”。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巴黎本地人开始对人力车情有独钟。他们认为，乘人力车观光，尽管半小时就要支付150法郎，然而坐人力车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更能让人“细细”地品味巴黎独有的“悠悠然”的文化和历史气氛。（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