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又见江南清丽地
——湖州漫笔
张锲 王宏甲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湖州在苏杭的中央。这里景色之美,令历代先贤写下了那么多绝妙诗文。元人戴表元有过这样两行诗:“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江南就够美了,阅尽江南而独钟湖州,湖州该是怎样的地方?
  正是江南杂花生树、草长莺飞的季节,我们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湖州。
  悠悠骆驼桥,浩浩黄沙路
  初到湖州,第一天浏览市容,就被市中心的“骆驼桥”和那条与桥相连的“黄沙路”吸引住了。在这绿树荫荫,流水潺潺的江南水乡,怎么会有“骆驼桥”和“黄沙路”这样古怪的桥名和路名呢?我们问同行的湖州友人宋捷,他回答说:“这名是前人传下来的,我小时候,这桥就叫骆驼桥,这路就叫黄沙路。也许是和古代丝绸之路有关吧!”
  湖州有丝绸,历史久远。
  1958年在湖州出土的一小片没有碳化的绢,经中科院测定距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丝织成品。另一位湖州友人陈永昊与同仁写有皇皇大著《中国丝绸文化》,书中深情写道,在世界上,是中国人最早把一种野生昆虫驯化成能为人类服务的“蚕宝宝”。先前我们只对驯化野马、野狗有印象,现在想想,我们的祖先要将一种昆虫驯化成蚕宝宝,那要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
  相传春秋时范蠡携西施隐居在湖州地区做丝绸鱼米生意,成为大富商。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究竟在哪儿?长安只是丝绸的集散地,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在江南女子的织机上。所以湖州的先人坚定地把家乡的一座桥名之为“骆驼桥”,并将连接骆驼桥西去的那条路称为“黄沙路”。
  到明朝万历年间,湖州南浔的“辑里丝”在“通番贸易”中声名鹊起,南浔遂发展为烟火万家、舟航辐辏的江南雄镇。1842年后上海成为国际通商口岸,南浔更一跃形成“四象八牛七十二金黄狗”的近代最大丝商家族群。所谓“象”,是指财产达千万两白银的富豪,“牛”与“狗”指财产达百万两或数十万两者。“四象”之首的刘镛财产达两千万两。据估算,他们的财产总额在六千万两到八千万两,而清政府当时全年财政收入只有七千万两左右。南浔镇这一富豪群体的崛起,令人震惊!
  如此发达的丝绸经济为后人留下什么?我们来到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的故乡——南浔。刘镛的孙子刘承干建的“嘉业藏书楼”,使我们不能不肃然起敬。“嘉业楼”藏书达六十万卷,是中国历史上藏书最多也是最后的一座私家藏书楼。刘承干不仅是藏书家,且广为搜集清代查禁、毁版的书,刊刻出版。鲁迅曾写道,“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刘承干为“保存国粹”不惜散尽家财,到“独溺于书”的地步。1949年后他将藏书楼及藏书和书版都捐给了浙江图书馆。刘家由“丝绸”而起的财富,最后都变成了可以烛照后人的文化遗产!
  南浔有个“名人长廊”,我们走在这琳琅满目的“长廊”里,简直挪不动脚步,最强烈的感觉是“不可思议”。就这么个太湖边上的小镇,明清两代竟出了三十八个进士。到近当代,又出过国立中央大学首任校长、燕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以及“复旦大学的创办人之一”;还有共和国第一枚洲际导弹总设计师、新型导弹驱逐舰总设计师、第一架飞机设计师、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者等各类著名专家数十人,这些英雄俊杰雄踞长廊,哪一位都不同凡响。
  剑定天下,笔治人心
  湖州以丝绸、湖笔、茶和竹著称。其中的湖笔,更是名扬海内外。湖州的制笔中心善琏镇,当今人口不过三万,年产湖笔竟达四千万支,产值一亿多元,已成为湖州文化旅游产品的一个重要产业。
  在善琏镇,我们瞻仰了“蒙公祠”。湖州人世代尊秦大将军蒙恬为“笔祖”。武将与笔有什么关系?民间传说秦统一后,蒙恬奉命收天下兵器,在湖州善琏村的溪中救起了一位叫卜香莲的姑娘,两人发生了生死情爱。香莲不愿离开家乡,真爱的力量竟使蒙将军留下来与香莲一起制笔。
  “剑定天下,笔治人心”。据说这是香莲姑娘对蒙恬将军的劝诲。毛笔古已有之,是将羊毛捆扎在柳枝上的。蒙恬与香莲加以改进,一是将笔毛脱脂,二是利用当地竹子纳毛于管内。我们无法分辨这主意究竟出自蒙大将军还是出自心灵手巧的香莲,不论是谁,这一“创新”都会令他们双双欣喜异常。
  别小看了这些简单的“创新”,从此全国毛笔为之改容。善琏的农民两千多年来得到一个祖传的“世业”。他们建祠塑蒙恬、卜香莲和蒙公子像,以资纪念。相传蒙恬的生日是农历九月十六,他们便以这一天为笔工节,届时天下笔工纷纷来此尊祀“笔祖”。也许不知卜香莲的生日是哪天,他们就前推半年,定三月十六为另一个纪念日,于是笔工们盛大的纪念活动每年两度,善琏已是“中国笔都”。
  自古,祭祀活动都凝聚着先民的信仰。这一民间纪念活动,表达的是对文化的崇敬。湖州的文化延及子孙,流传千年,绵绵不绝。沈约著《四声谱》,创“永明体”,开格律诗之先河。一代文化艺术宗师王羲之、王献之、谢安、杜牧、颜真卿、苏东坡等,先后在湖州任过太守、刺史、知府等职,留下至今仍脍炙人口的诗文书画。湖州私家藏书不是始于刘承干其人。从沈约藏书过两万册起算,已有一千五百余年,出过上百“藏书家”。这是个了不得的传统。是发达的农桑经济和灿烂的文化相辅相成造就的奇迹。我们在湖州访问期间,曾不止一次问及湖州友人:“文革”期间,嘉业藏书楼是怎样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朋友们回答,南浔也有“造反派”,但无一人敢踏进“嘉业藏书楼”去“破四旧”。为什么?正因为崇敬文化的传统深入人心,才形成一个强大的屏障,牢牢地把守着他们的心灵,以致盖过了当时狂热的“革命”。
  在湖州,我们还了解到这样一件事情:赵孟頫\有一幅长卷流落日本,最近被湖州市用八百万元人民币将这幅画辗转买回,存于银行金库,作为“镇市之宝”。此举看似只反映当地领导者对先人文化的珍爱,更大的意义却在于,对年轻一代产生的激励将是长久的、无价的。正因为他们将文化视为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才举办了声势浩大的融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国际湖笔文化节,将文化与经济演绎得有声有色;才倾注心血营造了湖笔博物馆、赵孟頫艺术馆,力图让优秀文化传统传诸后世;才筹措巨资建设了科技文化博览中心,努力使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相得益彰。人称江南多才子,浙江子弟的读书成绩已属上乘,湖州全境的高考上线率则连续三年居浙江省前茅。我们怎敢小看湖州的未来!
  经营意识,真正的“黄金水道”
  我们在湖州时,市委书记出外学习去了。市长黄坤明和我们做了倾心的交谈。他为我们描绘了湖州美好的明天和到达那个美好明天的经营之道。他提出了一些如何经营城市的理念,强调说明:经营城市,不求大,但求特。湖州的特色是什么?他说离不开湖、水、山、林、文五个要素。既要保护山水园林城市的自然风貌,又要使传统风貌与现代气息相融合,更要引进经营城市的机制,提高城市品位。
  湖州人反思,蒙恬将军改进的那支笔,已凝聚了“创新之举,文武之合,经营之道”。这“经营之道”包括应用了第一产业的“原料”,第二产业“加工”,并利用第三产业使之“流通”,从而把一支小小的笔推向全国推向国际。今天,该如何才能无愧于祖先?
  湖州也是茶乡,只要想想陆羽长住湖州三十六年写出《茶经》,我们就不敢小看这里的茶叶。这里最负盛名的是“安吉白茶”,早先只发现一株,长在天目山云雾缭绕处,数百年间一户桂姓人家代代相传地守护着它,1980年县农艺师刘益民发现它就是古籍早有记载的茶中极品,开始搞无性繁育,历十年之久,终于使“石女茶”有了后代,如今已繁衍出一万多亩。“安吉白茶”已在国际茶叶博览会上获金奖三连冠。今年4月10日,他们将“白茶王”拿到上海公开拍卖,二两茶竟卖出四万元。
  南浔镇没有森林,却崛起一个“中国最大的胶合板市场”就足以让人惊佩。他们从海外,从有森林的地方引进木材,终于在家乡建成一个木业大市场。在国内许多企业遭遇困境的年月,这里围绕“建材”涌现的各类民营公司如雨后春笋,三合板、家具、五金、陶瓷及各种建筑装饰材料都日益转向规模化经营。这里的绿水碧波被称为“黄金水道”,源源流来的财富使湖州甚至外地人纷纷来此投身经营。去年全国首届地板博览会在此召开,全年交易量达八十亿元。
  南浔人是在这儿卖木材吗?不。他们分明是在卖经商的头脑和智慧。
  经营比生产更重要!在湖州,令我们刮目相看的不是他们今天创出多少经济效益,而是他们正在复苏的经营意识。这种意识,在织里镇农民的身上看得更清楚。
  织里镇曾毁于日军战火。1984年建成公路后才逐渐形成新镇,农民仍然很穷,不少人靠卖血为生。“织里”多能织善绣的巧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她们起初是“缝制枕套”贴补生活,男人们挑着它去推销。镇上的歌谣唱道:“一根扁担两只包,挑着胆量和辛劳,北出山海关,南下椰林岛。”后来不满足于做绣花制品,最后瞄准童装。如今把家乡发展成全国最大的“童装城”。全镇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投入童装产业,年产童装近一点二亿件,全年交易额三十多亿元。大市场极大地呼唤出他们的聪明才智,电动缝纫机,电脑绣花机,取代了脚踏缝纫机和手工刺绣,生产力因之腾跃。去年时兴“唐装”,他们就做“童唐装”,远销到西北汉、唐丝绸之路覆盖过的许多城镇和村庄。如今各地商人纷至沓来,包括港澳和俄罗斯商人。原本悄无声音的织里,正在变成一个崭新的现代工贸城镇,屹立在太湖南岸。
  你听,织里镇的歌谣唱道:“不再孤守田头度光阴,不再苦守灶头伴贫困。”如果仍把自己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聪明才智就会被囚禁在自己内部。改革需要开放,开放了才会推动深入的改革。何谓“经营”,经营就是解放自己。
  安居乐业,天下稳定之源
  安居乐业,是中国老百姓千百年来的梦想。如果说戴表元所说的“人生只合住湖州”,反映了一位诗人多少带有一点浪漫主义的理想,今天的湖州人则要把他们的家乡建成天下最宜人居住和创业的地方。他们正在努力实施“碧水、蓝天、绿色”的环保工程,要让湖州的阳光、空气和绿水都能发挥效益,并卖出好价格,以利于发展旅游和招商引资。
  他们并非虚言,“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建造的一个个小区都是“小桥流水人家”,粉墙黛瓦,枕水而眠。其中“东白渔潭小区”已获联合国2000年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然而更夺走我们情思的还是我们在这儿看到的“乐业”情景。
  湖州曾有百分之九十的乡镇从事种桑养蚕,全市三个产业工人中就有一个是丝绸业织工。但是,在当今新材料革命中,丝绸产品面临严峻挑战,如何通过科技创新解困,不仅是湖州,也是全国全世界的难题。为此,我们拜访了湖州翔顺丝绸公司,这是一家民营企业,总经理叶嫣嫣几年前与浙江丝绸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发出保健丝绸睡衣系列和蚕丝绒保健保暖内衣,从而激活天然蚕丝潜在的保健护肤功能。自古,人们穿丝绸皆喜其夏日凉爽,现在他们把丝绸的穿戴扩展到冬季,并开发出蚕丝绒睡毯和睡被,这种生物丝织品与人体直接接触所产生的亲和力是化纤和棉产品无法比拟的。他们的部分产品已在中国丝绸博览会上获金奖,并打进美国、日本市场。虽只是一个开端,却是一桩使古老的丝绸焕发出新生的开创性劳动,其前景未可限量。
  在我们将告别湖州时,还得知,在南浔,由一家民营公司投资一点五亿元的生物芯片产业化工程,已在这个镇上全面启动。他们正发奋开发的生物芯片项目已列入国家科技部“超级863”计划。此种最前沿的高技术产业在南浔出现,将容纳许多新一代学业优异的青年,令我们不得不对这个古镇的未来再度刮目相看。
  离开湖州的前夜,我们夜宿太湖边,在一条渔船上眺望太湖晚景,桔红色的晚霞与沿岸亮晶晶的霓虹灯一齐映染着波光粼粼的无垠湖面,我们不禁在心中涌起深深的祝福。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词典的取舍
王乾荣
  一位作者写下题为《“打工仔”不宜提》的文章,立意很好。这里“仔”念“崽(zaǐ)”,实际上是“崽”的异体字。崽,原指男孩子,今闽粤方言有此称。但在我印象中,这个字加上后缀“子”,一般多指幼小动物,如“狗崽子”,“文革”中盛行全国,所以用它称呼人即被视为不礼貌,甚至是骂人。
  近年叫起来的“打工仔”,大约源于广东,原来也许并无贬义,但广为流行之后,总给人以称谓对象被轻视甚至被蔑视的感觉。我们知道,高级知识分子也打工,但他们被称为“白领”;“打工仔”则是体力劳动者,社会地位本来就不高,不时受到歧视,再这样称呼人家,连很多“非打工仔”听着都不舒服。所以,我赞同这个观点:“打工仔”不宜提。
  但是上述文章作者抱怨这个词“连《现代汉语词典》都收录进去”,却不大妥。我查了一下,最新(1994年)修订版《现代汉语词典》并没有收“打工仔”,它只在“崽”的释义里作为例子出现过。2001年修订版《新华词典》和1999年版《辞海》等都没有收这个词。我倒是希望,这些词典能把它收进去。还有目下流行的“小姐”,词典原有的解释,恐怕已经涵盖不了它的全部意义了,以后的修订版也许有必要至少加一项释义。
  词典是干什么的?它一般并不供阅读,而是让人们检索的。词典具有客观性、知识性、科学性、思想性等特点。当一个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读到诸如“打工仔”、“小姐”等词而一头雾水或半脑袋糨糊之时,他翻烂词典却找不到明确答案,那不是很遗憾吗?这是教给他知识!而词典对该词有一个正确释义,无疑就体现着它的科学性和思想性。“文革”期间北京成立了一个工农兵词典编写组,编写者扬言改造旧词典,比如打算把类似“屁”、“性交”这样的“秽词”都从词典中清除掉,说那是资产阶级的无聊玩意儿。如此,词典还不成了一幅花香鸟语的风景画,一册道貌岸然的圣贤书?“戏子”,很刺耳吧?但是词典照收,只不过没有忘记解释时在“演员”前面加一个限定性质的“旧称”。
  前几天有消息说,麦当娜被收进《大英百科全书》,有人于是作文欢呼道,“她终于得到了承认”。麦当娜是一个世界性人物,其影响恐怕不光在摇滚乐界。词典不能因为她的缺点和世人对她的一些看法而无视其人的存在。当然也不是说,一经入词典,她就是一个光华万丈的完人了。我们可以在中文版《大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里查到“希特勒”词条,而正是在这里,我们能概括地了解希氏是一个什么样的恶魔。
  词典也要有简明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据说,“大跃进”时期有人要把“引水上山”收入词典,就很可笑。它是词组而不是一个词,所指也仅仅是短期内的一项活动,完了就完了。而“打工仔”这个称谓虽然不中听,我们也应该引导人们尽量不这样叫,但是“打工仔现象”,却反映了时代的一种变迁。这现象诉之于语言,也反照着南方人和北方人在这个巨变时代的微妙心理差异。就算几十年后,“打工仔”已经从人们口头上消失了,“打工仔现象”也是不可磨灭的,因此这个词就有必要“入典”。上述《新华词典》收了几十年前的新词“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可惜《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未收。这对人们了解历史知识就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天地一瞬

撑出一江新绿 易名摄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六十五年同志情
华君武
  相识蔡若虹同志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成立中华全国抗敌救亡协会的会议上。他是一位左翼老漫画家,比较严肃,无一般漫画家爱开玩笑的习气,逐渐熟识了,我也常拿画向他请教。从1936年开始,我的思想也在开始变化,尤其是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中国共产党已心向往之。1938年上海沦陷时,我不愿当亡国奴,又不想跟国民党抗日,我向两位漫画家黄嘉音和蔡若虹谈了想去陕北延安的志愿,受到他们的鼓励、帮助,黄送了我一笔不小的路费,蔡若虹向艾思奇、丁玲写了介绍信,还相约以后在延安相见。果真在1939年上半年,蔡若虹和夫人夏蕾也从上海经过安南、昆明、重庆、西安到了延安,我记得我和还是漫画家的丁里,拿了木棍到南门外汽车站去接他的情景,我们的边区打扮,帮他们挑了行李,引起他对我们一顿夸奖。
  他在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员,教过一段漫画创作。他住后沟东山,我住西山,对山相望,时相过从。他遇事认真,嫉恶如仇,1942年我和左联漫画家,当时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的张谔拉蔡若虹一起举办了《讽刺画展》,在延安引起轰动,连毛主席也来看了画展。作品有较大的片面性,而蔡若虹对此觉悟最早,我和张谔却迟了两年。当年5月我们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8月间毛主席又请东北作家舒群约我们三个漫画作者去枣园寓所见面,谈了讽刺应注意“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两个关系问题。这次见面过去已专门写过文章,就不再重复了,而蔡若虹也就从此不画这类题材的漫画了。
  我和若虹共事是在整风运动后期,他任美术系主任,我任支部书记,共同负责美术系的甄别工作,这是我们共事的开始。当时抗战,国共也有摩擦,但我们也和美国史迪威将军及其延安美军观察组长包瑞德有些联系。为了扩大抗日宣传,当时延安的木刻享有盛名,我们用手工设计了一套《延安鲁艺木刻选》,选了力群、古元、彦涵共十几位的作品,装入用延安特产的马兰纸做的口袋,用毛笔写了中文英文的名称,这是蔡若虹和我合作的,送给观察组转送美国有关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友好人士以此礼品又寄回,我们送到革命博物馆作为革命文物陈列。当时美军观察组回赠了一些军用K字口粮,还送了一副美国扑克牌,这在当时延安真是稀有之物,我和鲁艺的文学艺术家何其芳、荒煤、田方、舒群、蔡若虹都爱玩扑克,当时的扑克都是自己用明信片改画的,有了洋扑克就成了宝贝了。
  日本投降,10月我被分配到东北,蔡若虹去了晋察冀,他在土地改革时画了一套《苦从何来》的漫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表现出了农民遭受地主压迫的苦恼。蔡若虹早先漫画是有德国漫画家乔治·格罗斯的影响的,《苦从何来》却显露出民族传统的气派,但从此以后,蔡若虹却停止了他的漫画创作。
  进城之后蔡若虹从文化部艺术局到美术家协会四十余年,他贯彻了党的文艺路线、政策,全力投入新中国美术的发展。最早根据毛主席要改革年画的精神,写了指示草稿,经过毛主席的审阅公布实施;也是根据主席的指示,成立了专门出版连环画的大众图画出版社,当时出版的《鸡毛信》和《东郭先生》,就是在他亲手指导下和刘继卣两人合作的,从此中国的连环画走入了革新之路。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的讲话对中国文艺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当时我们还未得到全国政权,边区遭受战争和国民党经济封锁,要在全国进行这个巨大和全面的改革还有困难。新中国成立了,讲话的精神得以发扬,蔡若虹在其中贯彻执行,功不可没。他参与了国画的改革,他组织了革命历史画的创作,他对普及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十分重视,组织美术家深入生活,这些是当时美术家协会共同努力的目标,因此各有突出的成绩。我在协会的工作是协助蔡若虹,得益良多,虽然我们也吵过架,也相对拍过桌子,但我心里始终敬重他。
  蔡若虹大我五岁,他早年在上海进步的电通公司演过电影,人家称他为硬派小生,他有文学修养,他的旧诗词,推陈出新,格调颇高,受到朋友的赞赏,他也写美术评论,晚年他行动不便,闭门写书,写了《灵犀小唱》诗集和《理想的美比实际生活更美》文集,还写了两本回忆录,一本是回忆三十年代的《上海亭子间的时代风习》和回忆延安的《赤脚天堂》,可称多才多艺。
  1978年我们先后搬进了三里河宿舍大院,他也留起了大胡子。他耳朵重听,和他说话要大声嚷嚷,所以我也有点害怕这种方式的谈话。最后一次见面是2002年1月24日,那是他九十二岁生日,美协一些同志向他祝寿,没有想到便成永诀。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世纪年轮
银笙
  树木都有年轮。时间有没有年轮呢?有!不信你且随我到陕西省洛川县看一看。
  这里是典型的黄土高原。说是“原”,因为它平展展的,几十里百多里望不到边。但它又不是如辽河平原、齐鲁平原那样的“原”,而是雄踞于山顶,是名符其实的山顶之原,我们的祖先造出了一个“塬”字,以示与平原的区别。放眼高原,浩瀚、粗犷、雄浑,为世界所罕见。你若乘飞机逡巡高原,不由你不胸襟大开心旷神怡,怪不得那位伟人一观高原雪景就吟出了“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千古绝句。
  大约在两千七百万年以前,由于地球陆地板块的猛烈撞击,青藏高原突然隆起,气候环境剧烈演变,强劲的西北风裹挟着大量的黄土沙粒呼啸而过,就在原是海洋的二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堆成了黄土高原。后来,暴雨和河流像一把无情的大砍刀横切竖砍,把高原砍得遍体鳞伤、支离破碎,就形成了山、原、沟。
  出洛川县城五里,从原上沿山路迤逦而下,就是举世闻名的黑木沟。粗看,这里和黄土高原的普通山沟没有多大区别,是那样的简朴,一色儿黄土堆成。细看,却集中了黄土高原的诸多景观。沉默不语的黄土被岁月之手揉捏成奇形怪状的模样:黄土尖柱恰似直指蓝天的火箭,天生的黄土桥横跨峡谷两岸,那一堵黄土屏风挡住了寻幽探胜的清风;山坡上的那个土堆状若孔雀下山。黄土锥、黄土落水洞、黄土峡谷、黄土墙……造型奇特,人们无法想象,土居然能堆积成这样的怪模样。我曾游览过云南昆明的石林,那是喀斯特地貌的奇妙景观,而黑木沟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黄土高原的恣意杰作。
  历史常常在不经意中留下许多谜。站在沟底细细观察山崖,我有了新奇的发现。那山崖一层一层十分分明,有的是浅褐色,有的是深褐色,有的是赭红色,有的夹裹着大小不一的卵石。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世纪的年轮。”说这话的是西北大学地质系雷祥义教授,几十年来他年年在黑木沟考察,黑木沟的一山一石都尽在胸中。“那一层是十万年或者二十三十万年,是一个气候时期。”
  他告诉我,黑木沟出露的黄土——古土壤序列连续完整,化石丰富,黄土地质遗迹极多,保存了大量的气候、环境、生命等信息,是揭示地球第四纪奥秘的地质载体。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这里成为中外地质学家第四纪地质研究的热点。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世岛贞雄认为:“引人注目的中国第四纪的标准层序,是在陕西洛川地区的黑木沟坡头村剖面。”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主任约翰·库次巴赫教授说:“这个黄土高原记录在世界上非常独特,像一本大书可以从里边学到很多东西。这本大书记录了气候变化的一个历史,这个历史记录在全世界其它地方都是看不到的,这就是一个大的试验室。”我国学者对洛川黄土的成因、物质成分、结构特征以及岩石地层、生物地层、气候地层、古土壤地层、化学地层、磁性地层、年代地层等进行了大量综合研究,建立了近二百五十万年以来的古气候古环境演变模式,取得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这里既是黄土地貌风景区,也是科学研究实验室,还是对青少年进行科普教育的大课堂。雷教授的介绍虽然夹进了不少的专业名词使人不可能一下子理解,但却拉近了我与冷漠的黄土原的距离,使我看到了冷漠背后的神秘,谜就在我们身边。
  怪不得那么多不同皮肤的专家学者涌到黑木沟,他们在那些黄土崖面上留下了密密的细碎的斧镢凿印,引发人无限的遐想。
  黄土原给人一种厚重感和历史沧桑感,炎黄子孙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黑木沟的原上,不仅埋葬着古代贤人甘罗的陵墓,还流传着边关武士震耳欲聋的鼙鼓,这激越的锣鼓不仅敲进了北京,也敲遍了神州大地。比鼙鼓更有名的是洛川苹果。这是黄土原的厚赠,这里苹果色艳味美,酸甜适度,其名气早超过美国蛇果,人称“神果”。洛川人在黑木沟原头的谷咀村建成了黄土情度假村,成为香港旅行社的观光定点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这里,不仅可以领略黄土奇观和黄土风情文化,离去时你一定浑身沾满浓烈的果香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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