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文化圆桌
文体研究：继承与创新
——专家学者谈中国古代文体与文学
李非
文体理论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探讨文学表现在体裁形式方面的特点。文体意识是随着文学体裁的完善而形成的。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丰富多彩，造就了文体理论的相对发达。如何正确理解、把握中国古代文体学观念，推动古代文体与文学研究走向深入，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一致关心的问题。4月14日，部分专家学者聚集中国人民大学，针对中国古代文体与文学研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加强对应用文体理论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叶君远认为，中国古代文体形式极其丰富，文体学极其发达，但有关研究却相对薄弱。许多问题，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例如，文学性文体与非文学性文体如何划分？应如何评价古代文体论？在今天有没有现实意义？文体演变的内在动力究竟是什么？同时，影响文体演变的诸多内外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如中国古代音乐及阴阳学说对诗体生成演变所起的作用，诗歌小说文体的渗透问题，新闻传媒、商业化生产对小说文体的影响等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蔡钟翔呼吁加强中国古代应用文体理论研究。他说，就中国古代文学实际而言，应该以审美价值为标准界定文学性文体与非文学性文体，而不能以形式和是否虚构等为标准。中国古代非常重视文体研究，而现代却没有继承这一传统，结果就造成了许多混乱。事实上，中国古代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杂文学观念是具有合理性的。我们应该尊重这种观念，客观地研究中国古代文体问题，尤其是加强对古代文论中应用文体理论的研究，不要为西方的、现代的文体观所左右。
西方“四分法”与中国传统文体
北京大学卢永璘、河北大学詹福瑞、山东大学郭延礼对以审美价值为标准界定文学性文体与非文学性文体的观点表示赞同。他们认为，长期沿用西方及中国现代的文体论范畴与文体分类方法，是造成中国古代文体、文体论研究相对薄弱的重要原因；对于中国古代文体研究来说，应该注意的问题是，哪种文体中含有文学作品，应该做的是，在不同文体中寻找文学作品。卢永璘说，一部或一篇作品，只要能给人以审美享受，就应该被判定为文学作品。形象、体裁这些尺度，把古代文学的范围划得太小，这显然是不合适的。詹福瑞说，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之所以薄弱，主要是因为受了西方文体“四分法”的限制。西方文体学把“形象”作为特殊规定性，可这并不适用于中国古代研究。郭延礼认为，李密的《陈情表》、刘禹锡的《陋室铭》、韩愈的《祭十二郎文》，都是千古传诵的散文名篇，可若按照今天的文体观念，它们恐怕就都不是文学作品了。
台湾东海大学李立信认为，除了审美意蕴，文体的外在形式也值得重视，应该给各文体的形式标准做出准确的定位。没有对各文体外在形式的明确认识，就没有合理的界定方式。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赵敏俐说，以往的文学史，往往重视对义理的研究，而忽略对文体类型的关注，如散文文体就和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文学的形式和审美应该是统一的。
山东大学袁世硕则表达了与此截然相反的观点：改进中国古代文体与文学研究的出路，并不在于或至少不在于恢复传统的大文学史观；中国现代的文学观，是对杂文学观的扬弃，并没有损害中国古代文学的完整性。文学与哲学、历史、应用文的区分，是历史的必然，尽管哲学、历史、应用文也可以讲求文采，但其基本内容、功用仍与文学有质的区别，忽视部分应用性散文，无损中国古代文学丰富性、完整性与民族特色。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展一脉相承，西方文论的作用及影响都不是绝对的。中国现代的文学观，扬弃了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所谓大文学观、杂文学观，并没有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性、完整和民族特色造成损伤。
文体研究的当代意义
中国社科院党圣元、哈尔滨师范学院傅道斌、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中国人民大学詹杭伦则强调，要深化对古代文体与古代文学的理解，就必须先扩大对古代文学观的理解，而不能先主观地立标准。他们认为，文学的边界非常模糊，因而，研究不宜拘泥于“什么是”的问题，而要面向历史、面向具体，注意文学史发展过程中每一阶段的具体规定性，运用比较的方法，多抓个案研究，不能用文学发展的局部特征概括全体，更不能把今人的观念强加给古人。
党圣元说，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不能只着眼于“审美”、“非审美”这一问题。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确实不同于西方，用西方标准处理中国古代文学，会与历史原貌差距过大。左东岭说，梳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应注意每一阶段的具体规定性，说清楚变化的过程。詹杭伦说，我们在研究中，不仅应该注意将今人的观点与古人相对照，而且还要注意将古文论中重要范畴的不同内涵进行对照。
南京师范大学陈书录则强调，应该结合中国历史实际研究中国文学，在鉴别不同文体特征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各文体间的相互影响，注意文体研究的当代意义。叶君远说，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和中国古代杂文学观念，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发展和传承中国古代的文体观念，更重要的是要自觉应用古代文体学指导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对中国古代文体的梳理与认识，与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自觉，是相辅相成的。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艺与人
我看舞者刘震
大黎
初次看兰州市歌舞团创制的舞剧《大梦敦煌》，我被感染的程度出乎自己的意料，尤其是男主角莫高的扮演者刘震的舞蹈，极尽挥洒，极尽抒发，令人叹为观止。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感染，被引领，被沉入。刘震对舞蹈语言有着真实的体味，有着真实的情感，他将自己完全投入作品之中，同时也忘却在其中。刘震的成功不仅有赖深厚的舞蹈功底，翻转、腾挪、曲伸、跳跃，每一举手投足，都流溢着空灵、飘逸之风，并且在表演中增加了自己的体味、理解、感悟和真情。
刘震扮演的许多角色，特别是他在《大梦敦煌》中的莫高所用的肢体语言，仿佛是一位侠士，在一片山清水秀弥漫着氤氲之气的地方，放情山水，忘却一切地起舞，舞历史、舞情怀、舞思、舞感、舞爱、舞恨，也尽舞自己。他的一招一式，似乎传承了老祖宗的剑法，但又不知化自哪一家哪一路；好似在走预先的套路，却又明明是随景随情的自由生发。要收则全无，要出则无极，正与你心所想所至相契合，令你暗自击节；有时却欲右先左，欲左先右，让你在片刻的停顿后，感受这变化的深度包容与魅力蕴涵。他的这种舞蹈风格，是在他的舞蹈作品《轻·青》中就开始形成。《轻·青》纯粹是在舞一种胸襟、一种境界，飘逸的、空灵的、自由的，让你放下沉重，感受轻松，如溪流，似白云。当你感受他的这些肢体语言时，你怎么能说不是他心的理解、心的感悟和情之所在、情之所有呢。他曾说过的：“每次演出，我真的不是在表演。”他在扮演舞剧《阿炳》中的主人公前，就专程到阿炳的故乡，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和体验，这才有了后来入木三分的刻画和塑造，才有了一代大师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淋漓尽致的表现。
刘震只承认自己是个舞者。在全国各种舞蹈比赛中，他屡屡力拔头筹，但他能对自己的成绩保持清醒的认识，或者说淡薄视之，这实在难得。（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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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直言录
主编”与“主骗”
梁然
查阅《辞海》，“主编”与“主骗”都没有被收录。想来读者诸君对“主编”一词是不会生疏的，而对“主骗”一词肯定会有茫茫然之感。
众所周知，一部书如果是“创作”出来的，那么，“创作”这部书的人即被称为“作者”；反之一部书如果是用已有的资料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或者“严格筛选”等手段而“编”出来的，那么，“编写”这部书的人即被称为“编者”，而其中主持“编写”这部书的人即会被冠以“主编”的头衔。但在这里，笔者要说的是，凡能无愧于“主编”这一令人羡慕的称呼的人，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一是必须在某些领域造诣较深的不负众望者；二是必须是有能统筹策划，充分调动编写人员热情、发挥编写人员才华的运筹帷幄者。但时下由于“拜金主义”作祟，“主编”这无上光荣的头衔已被“愤怒”的读者以“主骗”取而代之了。
何谓“主骗”？有下列四种“劣迹”之一的“主编”即为“主骗”。一是本人根本不通“文墨”，但是为了“沽名钓誉”，显示自己有“才气”，就凭着有钱有势有门路而雇用一些“枪手”来“编书”，出书时把自己冠以“主编”的；二是本人虽然是“行家里手”，又有很高的知名度，但编书时既不动口也不动笔，而是被“别有用心”的“编书”为挣钱的人请出“山”来当招牌、而又得了“好处费”的“主编”；三是本人为了出名和得“稿费”，就在“编书”时拉大旗做虎皮，即开篇编入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著名作家的作品，然后放入自己的“得意之作”，最后把一些交了“赞助费”的无名作者的作品排一溜而“编”一部书充当“主编”的；四是把别人已写成的书籍找来一大堆，从这部书里抄几节、从那部书中摘几段，最后“拼凑”成一部书的“主编”。完全可以这样说，这些“主骗”编出的书不但品位不高，而且毫无价值，充其量不过是沾满了铜臭味而已。
由此可见，爱读书的朋友在购买带有“主编”两字的书籍时，一定要慎之又慎，让那些行骗者没有市场。同时，文化出版部门应该行使自己的管理职能，使那些以“主编”为名的欺骗行为彻底销声匿迹。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中国作家》为友刊作品颁奖
中国作家杂志社与宁波大红鹰集团联合举办“2001年度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最近揭晓，经专家组织的评委评出：该刊发表的长篇小说《马嵬坡》（高嵩）、《浮世》（葛均义），报告文学《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金敬迈）、中篇小说《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天》（白连春）、《博士点》（南翔）获奖。另有《人民文学》发表的中篇小说《玉米》（毕飞宇），《报告文学》发表的《第一种危险》（邢军纪）获得“友刊最佳作品奖”。（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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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众口评说《城市批评》
近日，文化艺术出版社召开《城市批评》座谈会。《城市批评》是该社新近推出的系列丛书，目前已经出版北京卷、上海卷、南京卷三册。该书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对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以及城市历史、市民性格、生态环境、经典建筑、市政设施、道路交通等方面进行评说。与会者认为，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对城市的文化建设和系统更新等方面进行及时、深刻的评论和反思是非常有必要的。（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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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绵长的情谊 诚挚的祝福
——中日韩文化交流年巡礼
本报记者 李舫
正是春风拂面、春花吐蕊的时节，为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韩建交10周年而举办的“中国文化年”、“日本文化年”、“中韩国民交流年”、“中日韩人员交流年”活动拉开帷幕。“文化年”、“交流年”活动由三国政府支持，以民间交流为主渠道，旨在通过由三国国民广泛参与的双边、三边交流活动，加深相互理解，促进面向21世纪的三国友好关系，推动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3月29日，“纪念中韩建交10周年--中韩国民交流年”活动在汉城拉开序幕，一系列的活动随之展开。中韩两国隔海相望，地缘相近，民俗相通，两国有着数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从古至今，两国人民相互学习，彼此借鉴，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成就。1992年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绩。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对中韩未来的文化交流充满信心：“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将两国间业已建立的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推进到新阶段，是两国领导人将建交10周年定为‘中韩国民交流年’的初衷，也是两国为之努力的目标。”他说，中国将在“中韩国民交流年”内组派一系列优秀的艺术表演和展览团组访问韩国，向韩国观众展现中国传统和当代文化艺术的风貌。
在3月30日举办的“中韩国民交流年”开幕联合音乐会上，中国艺术家带来的节目赢得了韩国观众热烈的掌声，宋飞演奏的二胡协奏曲《红梅赞》、廖昌永演唱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片段更是博得阵阵喝彩。神秘而博大的中国文化、精湛而娴熟的表演技艺，令观众们油然而生钦佩和亲密之情。在“交流年”里，中国还将派出少林武术表演团、大型歌舞团等到韩国演出，并将在韩国举办中国文化博览会、中国电影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系列展览等。韩国也将派遣歌舞团、芭蕾舞团以及交响乐团访华演出，并将在中国举办韩国歌手演唱会、韩国文化博览会和贸易展览会等活动。中韩两国间文化交流已经从单纯的官方与官方之间的交流发展到官民并举的阶段，从分散、零散的交流方式过渡到整体、稳定、有相当规模的交流方式。目前设立在韩国的占地面积1800余平方米的中国文化中心正在启动，这是中国对韩文化交流事业的一个里程碑。
与此同时，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而举办的“中国文化年”和“日本文化年”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4月2日，在樱花缤纷摇曳的花影和花香中，“文化年”开幕式庆典在东京赤坂王子饭店隆重举行。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人民的交往源远流长。在科技落后、交通工具简陋的古代，交往之途充满着种种艰险。然而，这一切并不能阻隔两国人民往来。19世纪下半叶，为了寻求强国富民之道，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5次到日本，许多先进分子和仁人志士，如周恩来、鲁迅、郭沫若、何香凝等也都在日本学习和生活过。
当代的中日文化关系，早在中日政治关系正常化之前，即以民间交往的方式展开，民间交流始终是中日交流最活跃的部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先导，也是维系中日友好关系的广泛和坚实的民众基础。
即使在中日关系处于极端困难时期，在日本仍有许多有远见的政治家、友好人士不畏艰险，四处奔波，呼唤“中日友好”。他们冲破种种障碍，于上个世纪50年代先后建立起各种日中友好团体，开展交流活动。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的前会长团伊玖磨是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耕耘者与守护者。
恢复邦交正常化30年来，中日文化交流同时得到迅速发展，呈现出官民并举、以民为主，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崭新局面。交流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活动之频繁，内容之丰富，在中国同世界各国保持的双边文化交往中，都居于领先地位。中日文化交流已经成为联系两国人民感情的重要纽带。
此次中日文化交流旨在鼓励和扩大民间文化交流、加强青少年之间的交流。今年1月，两国53个民间友好团体共聚北京，共商中日友好大计，体现了中日友好广泛的民众基础，表达了发展中日友好的强烈意愿。加强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则重在发展面向未来的中日友好关系，培养中日友好事业的接班人，在两国青少年的心灵中播撒友谊与合作的种子，为21世纪的中日文化交流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中日双方将互办大型演出展览活动和文化论坛，其范围将涵盖科技、信息、教育、产业、旅游等大文化领域。在中日两国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在各友好团体和民间的参与下，面向21世纪，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继续为两国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起到重要作用。（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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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中国京剧音配像系列
京剧音配像
抢救濒临失传的经典剧作
伊闻
《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文化工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试录以来，现已录制完了310部，今年7月底将完成录制340部的总目标。这项工程对于继承发展京剧艺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有着重要意义。为让读者了解这项工作的意义、概况、进展以及有关剧目的价值和成果等，本报从今日起特开辟“中国京剧音配像系列”专栏，介绍这项文化工程的有关情况，并欢迎读者来稿。
——编者
《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文化工程从20世纪80年代启动以来，迄今已录制了310部作品，这项工程对于继承发展京剧艺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京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经历代艺术家千锤百炼，创作表演了一批艺术精品，尤其是50年代，京剧舞台空前繁荣，人才辈出，流派纷呈。但由于“文革”浩劫，京剧演员断档、剧目断档、观众断档的现象较为严重；过去不少老艺术家的演出虽留下了不少录音，但留下影像的却很少。京剧音配像就是选择著名老京剧艺术家当年演唱的录音，组织他们的亲传弟子或后代中的优秀中青年演员，在老艺术家指导下进行配像，力求达到近似当年的演出形象，这一工程的目的是抢救濒临失传的京剧经典剧作，为观众提供声像并茂、品位较高的剧目，为京剧教学与研究提供教材与范本，使京剧艺术得以保存下来，世代流传。
这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振兴京剧的重要举措。这项工程是从1985年提出研究、试录，1994年正式开始成批录制的，现在录制的310部作品中涉及到的录音主演有近40位艺术家。
依循既定原则，这项工程对于在京剧发展史上开宗立派的艺术家，尽量挖掘他们的录音，凡是能找到的录音尽量全部配像录制，如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马连良、谭富英、周信芳、李少春、奚啸伯、杨宝森、张君秋、裘盛戎、叶盛兰等。
对一些著名表演艺术家，尽量选择他们的代表剧目录制，如姜妙香、俞振飞、袁世海、李和曾、李万春、言慧珠、赵荣琛、李世济、杜近芳、杨荣环等。这项工程同时还录制了金少山、谭小培、言菊朋、萧长华、侯喜瑞、李万春、高盛麟等艺术家的代表剧目。
截至日前，《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工程已录制了梅兰芳的剧目15部、尚小云的剧目12部、程砚秋的剧目16部、荀慧生的剧目13部、马连良的剧目35部、谭富英的剧目31部、周信芳的剧目19部、李少春的剧目8部、杨宝森的剧目17部、奚啸伯的剧目6部、张君秋的剧目38部、裘盛戎的剧目31部、叶盛兰的剧目21部。还有俞振飞的剧目12部、袁世海的剧目12部等等，另外有多位艺术家的大合作戏16部。
所有音配像都是高质量、高水平的，绝大部分是弥足珍贵的作品。有的艺术家的代表作几乎是全部录制了，有些名剧是录制了不同艺术家的演出版本，有的戏是只演过一场的绝版。配像的录音多是经过多种版本反复比较、择优合成，并进行补漏降噪、数字化等精心处理的，是同人同戏的最佳录音。参加配像的演员大多为原演出艺术家各流派的优秀传人、当代名家。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西安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参与传授、指导的，几乎都是当年演过、见过这些剧目的老艺术家，录制的成品尽量做到原汁原味，原模原样，同时在制作上运用了高科技的手段，是音和像美的结合，是忠于原作的再创作，是迄今为止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系统的京剧音像制品，堪称京剧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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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天地一瞬
远行 王伟时（黑龙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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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月话题 旅游甘苦谈（8）
张德贵，江西金溪，干部——
无聊的“留言簿”
我怀着仰慕已久的心情登上了井冈山。山风习习，清泉淙淙，秀峰盈盈，确实让人心旷神怡，然而在观赏本该让人神清气爽的井冈翠竹时，我却怎么也神清气爽不起来。但见“竹身”上“伤痕”累累，痕迹斑斑，一些“豪兴”游客“刻”下的“墨宝”、“大作”随处可见，大多趣味低级、庸俗不堪，什么“我爱某某，直到天荒地老”、“神行太保到此一游”、“某某到此二游”，然后在下面或旁边刻上年月日、姓名或化名，以让爱情和游历昭示后人，永享“不朽”，还有的索性顺“势”在上面“赋”上一两句“诗”什么的，以彰扬文采，附庸风雅，等等，不一而足。一根根污迹斑斑的或青或黄的竹子，就像一个个受伤哭泣的孩子或老人，让人见了，又痛心，又惋惜，又义愤。好好的竹子，硬要让它成为宣泄一己私欲的“留言簿”、“签名簿”，我不知道那些游客们怎么就下得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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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徐迟报告文学奖”设立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与浙江省湖州市联合设立“徐迟报告文学奖”。徐迟出生于浙江湖州，以其在文学艺术园地中辛勤耕耘、孜孜以求的人格品质，富有激情、生动感人的时代精神，一生创作颇丰、贡献卓越的创作成就，确立了他在我国文学艺术界的地位和荣耀。该奖今后拟定每三年评选一次。“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由报告文学作家、评论家组成评委会，对1978年至2000年正式公开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进行评选，将评选出20部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优秀作品予以嘉奖。（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