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艺点评
批评的自我约束
阎晶明
已经不止是一次，我体验到专业批评家的批评趣味正同普通读者的阅读趣味，发生分离。有许多简单浅显的道理，一般的读者可以毫不隐讳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而在批评家那里，即使他真的那样认为了，也好像有一种心理约束，不愿意也不敢去说出，尤其是用自己的文章来表明态度。一种虚拟的“大是大非”的“原则”观念，让批评家失去批评的勇气，他们宁愿在四平八稳和高谈阔论里显示自己的专业能力。笔者有一次同一位办刊的朋友聊天，谈到给畅销杂志写传奇性的故事，未必是作家专长，他可能把我的话理解为是作家对这种以“真实”为基础和前提的写作不屑，所以发表了一通他自己对当下流行小说的一些看法。认为当下一些看似真实，甚至是以作者个人经历展示的小说，其实缺少基本的真实，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而且这些小说在艺术上也苍白无力，没有多少艺术性可言。在坐的朋友都表示赞同。而我当下就冒出一个想法，我们的批评其实不是看不到文学的症结，而是他们的批评观念导致他们没有勇气说出最浅显的道理。批评于是失去了它的锋芒。
从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在一次高层次的中日女性文学座谈上，某著名作家对批评家把自己定位为“关注平民生活”的作家大为不满，她甚至由此引发了一通所有的批评对作家都是“扯淡”的言论，让在场的批评家大为不安。据说这位作家的观点还得到一位日本女作家的支持，这位女作家还“数字化”地指出，“98％的日本批评家都是傻瓜”。批评的窘境看来远不是中国的问题。批评是一群“傻瓜”在“扯淡”，还有比这更让人觉得无聊的事吗？
文学不需要批评，这是一种扯淡的说法，但批评如何面对文学，却是批评家应当警觉的问题。就此作家来说，在“关注平民生活”这一点上，她的创作曾得到众多批评家的支持和评论，在她的创作进一步走向深入之后，批评家可能没有及时跟踪到她在题材和艺术手法上的变化，同样也没有明确指出像有些作品那样的过分“剧本化”和类型化的写作缺点，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距离被拉开了。在形成文学批评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中，批评家内部的相互约束或显或隐地存在着。对某些创作现象的批评会引发某些议论，似乎批评就是一种“立场”表态，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中，批评家们学会了自我保护，要把真实的想法和见解说出来，心理上也有种种复杂的障碍。批评就这样完成了一个自贬的过程。不少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正是通过批评家的集中“研讨”和“评论小辑”扩大影响，引起注意，等他们一旦快要被批评家写进“文学史”的时候，对批评的发难就从言谈中和文章里显现出来。如果对任何一种新起的文学现象，批评家能够采取独立的、不跟风的态度，冷静、客观地进行评说，这不但对作家的创作有真正的好处，也会对批评的有效性起到切实的作用。在批评家们正忙于讨论“全球化”问题的同时，我倒觉得，大家有必要坐下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因为批评存在着自救与尊严的问题。
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
旗帜是怎样飘扬起来的
於可训
——《飘扬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论纲》读后
20世纪中国新文艺的发生和发展，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文艺活动的影响、组织和领导，这种影响、组织和领导，固然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实施，但从根本上说，最终还是要体现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作用上。就新文艺发生和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言，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对文艺的影响、组织和领导作用，是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在统一的文艺方针政策尚未形成之前，这种作用主要是见之于党对文艺的一种思想影响。这种思想实质上也就是后来制定统一的文艺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在党的统一的文艺方针政策形成之后，党对文艺的影响、组织和领导作用，就主要是通过这些文艺方针政策来实现的。
同样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党对文艺的领导出现了一些“左”的失误，人们对文艺问题的认识，或失之简单粗暴、或避之讳莫如深、或束之高阁、存而不问，往往缺少一种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注重学理的研究精神和态度。正因为如此，李勇同志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专著《飘扬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论纲》，就格外值得我们珍惜和重视。
这部论著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其一是系统地论述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阐述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及表现，深入地揭示了党在不同时期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本质内涵和内在联系；其二是全面地厘清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与不同时期的文艺思潮、文艺流派和文艺论争的关系，正确地评价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对这些文艺思潮、文艺流派和文艺论争的影响作用，澄清了一些历史的疑案，还原了历史的面目；其三是对与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有关的一些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双百”方针问题、继承与革新的问题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辨析，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发表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其四是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如何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变化尤其是市场经济的环境，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作出了科学的预测和展望。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论述，这部论著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研究构造了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
20世纪中国新文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影响、组织和领导，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同样，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形成、制定和贯彻实施，也不是某些个人主观意志的作用和完全出于政治功利的目的，而是遵从文艺发展的规律和现实需要。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对文艺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在制定和贯彻实施文艺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如何满足文艺发展的需要，也有一个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地适应变化着的环境，因而也在不断地走向决策科学化的过程。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党对文艺的领导所出现的重大历史失误，所遭遇的重大历史挫折，在某个时期甚至偏离了真理的轨道，违背了科学的规律，所有这一切，在李勇同志的这部论著中，都以一种科学的态度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总结，而且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总结都力求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寻找一种学理上的根据，因而这种分析和总结事实上也丰富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实践经验，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理论研究的深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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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揭晓
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湖州电力局协办的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日前揭晓。共有长篇报告文学《敦煌之恋》（王家达）、《落泪是金》（何建明）、《中国农民大趋势》（李延国）、《唐山大地震》（钱钢）、《没有家园的灵魂》（杨黎光）、《命运》（杨匡满、郭宝臣）、《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董汉河）、《中国知青梦》（邓贤）、《智慧风暴》（王宏甲）、《南京大屠杀》（徐志耕）等十部获奖；中短篇有《大雁情》（黄宗英）、《世界大串联》（胡平、张胜友）、《祖国高于一切》（陈祖芬）、《强国梦》（赵瑜）、《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陶斯亮）、《伐木者，醒来》（徐刚）、《扬眉剑出鞘》（理由）、《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卢跃刚）、《“希望工程”纪实》（黄传会）、《西部的倾诉》（梅洁）、《胡杨泪》（孟晓云）、《西部在移民》（麦天枢）等十二部获奖。为搞好这次报告文学评奖，相关部门组成一个阵容强大的组委会，方永庆、朱倍得、陈祖芬、吴泰昌、李存葆、李炳银、沈法良、袁厚春、程树榛、鲁光任组委，张胜友、周明、陈永昊、单人、傅溪鹏任组委会副主任，张锲、黄坤明任组委会主任。
（傅溪鹏）
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小小说二十年影响日增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当代小小说创作，从一种民间式的“夹缝文学”，由弱小到健壮，由幼稚到成熟，经过倡导者、编者、作者的共同创造，渐渐成为具有独特审美特征、拥有一支优秀的创作队伍和大量名篇佳作以及数以千万计的读者群的文学样式，目前全国有近千家报刊发表小小说。日前，中国作协创研部、文艺报、《百花园》、《小小说选刊》联合举办当代小小说庆典暨理论研讨会，
总结、探讨小小说文体现象的时代特征，表彰二十年来为小小说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小小说倡导者”、“小小说事业家”、“小小说园丁”等。
（李云）
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六十周年
努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
左中一
从60年前毛泽东同志以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中心，发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确立，再到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满足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始终是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所关注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服务于人民群众，如同一条鲜明的红色主线，不断延伸升华，日久弥新，指引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不断走向辉煌。
文艺是充满了个人特色的创造性劳动，但不论带着何等的个人特色，它最终表现为社会活动的结果。正像马克思所说，“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作为一种精神劳动，作为一种社会创造，不管承认不承认，愿意不愿意，人们的艺术创造活动总是有一定目的，总是要为一定的群体服务的。那种所谓不为任何人服务、绝对独立、毫无目的、不讲功利的文艺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我们应从历史规律性和历史主体性的结合上，深刻理解为人民服务的真理性。在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里，文艺理所当然的为人民群众服务。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最大限度的满足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要求，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反映了人类文艺发展规律和方向，自然应当成为文艺实践永无止境的不懈追求。
我国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是早就确定了的，并且业已成为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的共识。但并不是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有这样的认识，而且，即使认识到了这一点，真正实现这一要求，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事实上，在现实的文艺实践中，仍然存在着远离人民、远离基层、远离亿万群众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热衷于自我表现、自我宣泄，热衷于个人狭隘的私生活的现象；存在着对人民的利益漠不关心，对为人民服务、对执著于理想和民族精神不屑一顾，甚至冷嘲热讽的现象。诚然，“人民”是一个历史概念，人民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在不断发展，文艺服务的具体对象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服务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的原则不能变。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是一切文艺生命之所系。忘记、忽略或割断这种联系，无异于艺术的自杀。进步的、有作为的文艺工作者应当从感情上靠近人民群众，自觉地、长期地、满腔热情地和人民在一起，同人民群众保持水乳交融、心心相印的血肉联系，矢志不渝、旗帜鲜明地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
以人民群众和他们的历史实践为主要表现对象，是为人民服务，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的重要标志。我们的文艺作品和文艺节目，应当热情讴歌亿万人民群众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表现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光辉成就，反映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关注他们的幸福、疾苦和不幸，多一些当前现实生活、普通百姓、四化大业，少一些宫廷戏说、警匪暴力、隐私滥情，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角。
人民群众生活中存在着文学艺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原料矿藏。只有走向生活，走近群众，到人民群众鲜活生动的生活中去观察、体验和发现，才能创作出深刻反映人民群众生活、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今天的社会生活同延安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的范围、对象、内容已经大大地扩展，文艺家深入生活、汲取养料的天地更为广阔，深入生活的形式、方法、手段更加多样，条件也更加便利。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奇怪的理论主张助长着疏远生活的倾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障碍着文艺家贴近生活；生活的贫乏和心态的失衡，相伴而来的自然是胡编乱造、矫揉造作、无病呻吟、苍白无力乃至生硬的抄袭等种种败坏艺术声誉现象的滋生蔓延。实践证明，深入生活是一个需要常谈的不老的话题，是一个需要下苦功夫解决的重要课题。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生活的领域十分广阔，深入生活的形式多种多样，文艺家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领域，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去深入和熟悉生活，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不应当有任何理由拒绝深入生活。行动起来，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浓厚感情，怀着对国家对民族的崇高责任，真心实意地、全身心地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从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丰富艺术积累，才是走向成功的正确选择。
满足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要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欢迎不欢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确立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观点，充分认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充分认识人民群众对文艺发展的基本要求，以人民群众作为服务对象，以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作为文艺创作和文艺发展的重要指向。要熟悉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和欣赏习惯，不断适应不同社会阶层、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求以及世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新变化，自觉与时代相结合，以多方面、多层次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努力方向，以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欣赏、喜爱和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文化利益为尺度，更多地提供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产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才能使他们得到实实在在的文化利益，才能受到他们的欢迎和赏识。这样的文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文艺，才会具有永久的艺术生命力。谢晋同志日前曾经感慨：都说中国老百姓不爱看中国电影，要我说是咱们影视界这些年自己离老百姓远了啊。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孤芳自赏、远离现实生活、脱离人民大众、漠视人民群众好恶，只有少数人偏爱，多数人不需要的作品，必然被人民所抛弃，必然失去在社会主义文艺中的位置。
用多样化的文化艺术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是必然的，关注市场的需求和受众的需求是必须的，文艺的消遣娱乐功能和大众对消遣性文艺作品的需求也是客观存在的，重要的是要以符合、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以大众性、通俗性、娱乐性为名，以“市场需求、读者需要”为由，陷进了庸俗无聊甚至低级趣味的境地。所谓的“感官”盛宴，对纵欲主义、颓废主义、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的有意无意的放纵，对标榜“拒绝崇高”、“削平深度”的痞子作品追捧等等，都侵袭和危害人们思想，违背和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引起人民群众和广大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的批评和反对。作为文化生产和传播者，不能忘记对受众的“领航角色”，不能忘记提高民族道德情操和凝聚民族精神的责任，不能忘记发展和繁荣先进文化的使命。要在满足广大群众精神需要的同时，加强引导，提高他们的欣赏水平，提高他们的审美层次和审美能力。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抵制和消除腐朽文化现象。要努力以昂扬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优秀文艺作品，培养人们健康的审美情趣，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给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和美的享受，从而不断增强全民族的精神力量，丰富全民族的精神世界，使文艺真正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从根本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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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天地一瞬
神农云海
银道禄（湖北）
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新作鉴赏
文化视野中的文学批评
——评《燕赵风骨的交响变奏》
周忠厚 杨红莉
崔志远新著《燕赵风骨的交响变奏--河北当代文学的地缘文化特征》（作家出版社出版）是一部从地缘文化视角对河北当代文学进行剖析和透视的著作，是在大文化研究视野中构建的文学批评专著。
《燕赵风骨的交响变奏》首先创设自己的文艺地缘性理论，然后以此视角观照河北当代文学创作，发掘燕赵文化潜意识以及在河北当代文学中的显现。强调地缘文化是以“文化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探讨，根据地域的大小可将地缘文化分为社区文化、文化区文化、民族文化和文化圈文化；由于地域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历史文化浸润，每一个文化区域都有自身的文化特色，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其深层结构，即地域的文化潜意识，不同区域的作家受其影响自然有着不尽相同的艺术风貌。在进行个体作家剖析时，著者以文化区文化为中心予以考察，将其向上辐射到民族文化和文化圈文化，向下浓缩为社区文化和个人文化，始终将作家所处身于其中的整体文化作为影响作家风格的重要因素，而且努力解读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某一区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阐明某一文化中“共同的重要因素”。因此，这部著作中既有对当代河北文学地缘性的总体把握，更有对河北当代主要文学现象、流派和重要作家诸如“红旗谱群落”、“荷花淀流派”、“燕赵诗群”、“山庄戏剧”、“三驾马车”等的细密考辨，既涉及已为读者所熟知的刘绍棠、梁斌、孙犁、郭小川、徐光耀等老作家，更有新时期以来日趋成熟的铁凝，90年代崭露头角的谈歌、关仁山、何申等年青的作家。洋洋大观但又嘈然杂陈的河北文学被他的“群落”归派得整体有序、合情合理，每一个群落既有历史文化的积淀更有个性艺术的传承，从而以时间为历时的纵轴，以地别为共时的横轴，展现了河北当代文学在河北文化历史中发展变化的全貌。
将河北作家的研究置于燕赵文化发展的历史流脉之中，对燕赵文化的地域文化特质进行逐层梳理，加以阐释和评价，这本身即是在大文化观念观照之下所采取的研究视角。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但又具有可继承可延续的稳定性因素。人类文化不断地在承传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文学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研究文学的发展应有文化史观念，对作家、作品乃至断代文学史的研究，不能仅仅拘囿于文学领域，还应该将其置放于文化的大平台上，要具有一种民族文学乃至人类文学、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的眼光、胸襟和气度。在对河北文学进行剖析时，著者首先以缜密的文字、翔实的资料紧紧结合历史状况梳理了燕赵文化性格的萌芽、形成、发展和变异过程，在这种梳理之中概括出孕育其中的燕赵风骨“慷慨悲歌”的内涵（不惜牺牲的反抗精神，不欺其志的侠义性格，不媚流俗的豪爽情怀），还分析了元明以来在京都文化影响下发生的变异，这一切成为阐述具体文学现象审美价值的坚实支撑。如此，河北作家的创作便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存在，而是在源远流长的燕赵文化长河中飞扬的朵朵浪花，是燕赵文化丰腴历史土壤中长出的劲挺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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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
李欣欣
作家阎天民在谈创作体会时深有感触地说，自己多年来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进行创作实践的。《讲话》所阐明的理论与他的创作实践在他的作品集--《阎天民作品集》（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里得到了统一和验证。
阎天民的作品内容很广泛。有小说、散文、曲艺、戏曲、民间文学等。他的创作，从短篇小说开始；后热衷于曲艺创作和传统曲目的挖掘整理，如痴如迷；最后又跋涉于民间文学的领域里，采风、整理、研究民间故事、民间说唱和民间歌谣，以迄今日。这些努力和成就都体现在这本作品集里面。
阎天民认定“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他的曲艺作品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浓重的生活气息。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语言上，都充分展示了这一点。
他总是随身带个小本子，走到哪里记到哪里写到哪里，田间、地头、牛屋、场边随处都可以写作；有许多可以交心的艺人和农民朋友，他称他们是自己的老师，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阎天民创作态度十分严肃。每写一篇，思想、精力都很投入，常常要打很长时间“腹稿”才动笔，所以写得慢。但他觉得写曲艺作品要对自己负责，对演员负责，对读者负责，还要对听众负责，曲艺的振兴首先是要有好的作品，演员才有用武之地，才不会浪费听众的时间。受了多年的熏陶，阎天民也成了“曲友”，会哼唱一些常用的调门，每写起之后，就拍着桌子自己先哼唱，字斟句酌，唱着改着，觉得改得顺了，再发表或请艺人去唱。
《曲魂》是阎天民亲身经历的一段实事。60年代时，阎天民到宛北桥去听大调曲子，遇见了著名艺人李庆甫，他所唱的有许多是别人所不会的。阎天民就给他纸笔让他把所会的记录下来。此后不久，阎天民调动了工作。20年之后当阎天民又去石桥时，一打听，他已经去世了。那晚阎天民怀着怅惘的心情徘徊在月光下，突然，文化站长领着他的孙女儿来了。孙女说，她爷爷临死时让她把一卷东西亲手交给阎天民。当阎天民接过那一卷已经发黄的记满了大调曲词和工尺乐谱的各种纸片时，阎天民的眼睛湿润了。挥手成知己，一诺重千金，他至死还念念不忘保存下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阎天民用这个素材写了故事，又写了小品《曲魂》，在河南省相声、小品电视大奖赛中被评为一等奖。
阎天民的作品都十分生活化，语言风趣、幽默，素材大都是农民、市民身边的事。发表后，多年来一直是当地曲艺演出单位的保留节目，深受听众的欢迎。无论何时，阎天民始终相信毛泽东同志的话：“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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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父亲江》凸现长江文化风采
“从文化的视角观照千古长江，以文学的笔调描绘万里长江；将理性的学术创新融入学术，让高雅的文化散文走近平民。”这是湖北作家金辉的散文新著《父亲江》的主旨。该书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其中“雄性大江”从经济、政治、军事、哲学、宗教、文艺、考古等方面纵论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异同；“江流万里”，描绘上游巴蜀文化、中游荆楚文化到下游吴越文化区域文化景观；“江南风情”艺术性地展现长江流域的民俗风情与独特风物；“文化长江”则对长江文化作深度的理性描述。评论界认为该书在文化散文中具有较高艺术审美价值与学术价值。（田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