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老人之城
——美国人退休生活见闻之一
本报驻美国记者 刘爱成文/图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承受着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的压力。据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65岁以上的老人为3500万,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一倍。美国人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让我们跟随本报记者走进“老人城”……
  夕阳在这块沙漠绿洲上描绘着迷人的图画。婆娑的棕榈下,缓缓流动着五颜六色的高尔夫球车,然而这里并不是高尔夫球场,它是亚利桑那州一座拥有10多万居民的城市——“太阳城”。
  太阳城实际上是“老人城”,它明文规定:所有居民必须55岁以上,这个年龄以下的,即便是亲属子女也没有居住权。子女想尽孝心,护理生病的老人,也只能住在该城之外的地方。
  全是老人,他们由谁来照顾,怎么生活?最近,我走进这座“老人城”,进行了实地观察。
  全美各地的老人们之所以选择这里为余生之地,正是因为这个城市不仅阳光明媚,气候干燥少雨,适合于老年人居住,而且拥有方便老人生活的一切设施和法规。这里的住宅全是平房或别墅(见右图),不用爬楼。房前屋后,常年绿茵如盖,鸟语花香,尤其是新开发的西南部新区,专供退休的公司主管和老板居住,栋栋别墅立于高尔夫球场草坪周围,不仅空气新鲜,赏心悦目,更是出门就可以打球。房价便宜,由于这里没有学校,很多税赋得到减免。整个城市车辆最高时速不超过50公里,高尔夫球车是居民合法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见下图)。这种车电力驱动,没有污染,老人们上下方便,视野开阔,速度缓慢。城区除了拥有几所大的专为老人服务的综合性医院外,心脏中心、眼科中心以及数百个医疗诊所遍布大街小巷。患有心脏病等严重疾病的老人,脖子上佩戴着一个项链一样的报警装置,遇到危险,只要按一下“项缀”,救护车就会立即赶到。疗养院和老人照顾中心分布在城区各地,需要照顾的老人,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经济承受能力选择各种水平的服务。老年活动中心和乡村俱乐部多而内容丰富。在“橄榄枝老人活动中心”采访时,看到该中心户外有高尔夫、网球等场地,室内有健身房、游泳池、电脑房、手工房等。中心负责人告诉我,来这里活动的老人平均年龄72岁,90岁以上的有20多人,基本是当地居民。一位老人告诉我,他每年只要交120美元的活动费,就可以在这个城市的任何活动中心和娱乐设施活动。中心的餐厅里坐满了老人,他们活动后,可以在这里用餐,愿意交钱者每人2.5美元(比美国最便宜的快餐还便宜),没有带钱的可以免费就餐。餐饮丰盛。协调员艾维女士说,该中心是非赢利单位,中心每年还得到5家大超级市场多达一二百万磅的食物捐献,食品、水果吃不完就分送给那些在家不能来的老人。他们的最大目标是让老人们吃好玩好。墙上贴着的每周安排表也说明了这一点——餐餐饭菜不重,天天活动新鲜。每天饭前还要安排半小时左右的讲演,内容基本都与老年保健有关。这天是由某研究所的教授主讲“老人的记忆”。
  虽然是个老人社会,但它并不完全与世隔绝。这里的商店、医院、娱乐设施及与老人有关的医学研究都离不开年轻人。只不过这些小于55岁的人都住在太阳城周围。
  这座“老人城”是如何崛起和发展的呢?目睹该城发展的健康研究所所长罗杰斯博士告诉我们:20世纪50年代,这里本来是一片半沙漠的棉田。地产建筑商德尔·韦布路过此地,觉得这里气候炎热干燥,土地又非常便宜,决定在这里建些住宅,供美国寒带一些农民在冬季农闲时到这里来度假,结果来这里度假的基本是老年人。受到启发,他干脆把目标定在老年人身上。60年代之前,他在这里建了些仅供55岁以上退休老人居住的样品房,同时修建了疗养、医疗、商业中心及高尔夫球场等老人娱乐配套设施。通过广告宣传,原准备在1960年元旦期间吸引1万参观者,没想到一下来了10万人。由于房价低,气候环境好,房子供不应求。从那以后,这里崛起了一座新城,后来从老城扩大到西城,继而又迅速向西南延伸,面积成倍扩大,房屋和设施越来越高档,1996年人口普查时居民达到了9.6万,现在估计有14万。目前无论面积还是人口都在继续猛增。有关专家说,太阳城是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附图片)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文化古街——安德列斜坡。
本报记者 于宏建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走近普通人

卡罗和他的母亲
王洪斌
  灰色的眼睛,淡黄色的小胡子,头戴一顶鸭舌帽,微微有些发福的矮个子似乎永远没有疲倦的时候,他叫卡罗,是我们在欧洲公务旅行的德国司机。
  像其他德国人一样,卡罗做事透着股认真劲儿。他很少说话,可有一次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却主动用很蹩脚的英语和坐在旁边的我聊起了天。他问我觉得欧洲怎么样,还问“司机”的中文发音。我教了他几遍,顺便告诉他在我们国家通常称呼司机为“师傅”。卡罗对这个词似乎很感兴趣,反复嘟哝了好几遍。于是我就干脆称呼他“卡罗师傅”,他高兴地咧开嘴,冲我竖起了大拇指。
  第一次登上卡罗的“奔驰”大客,我们就注意到车上坐着一位老太太,一打听才知道这是他的母亲。因为他的妻子要去医院照顾生病的孩子,卡罗担心母亲一个人在家寂寞,就干脆把妈妈带在了身边。
  当地朋友告诉我们:卡罗是个好人,他对妈妈的这份情感在当今西方社会是很难得的。大家慨叹:别看洋人发明了什么“母亲节”、“父亲节”,可真格地讲起敬老爱幼来,还得说是咱中国人来得实在。感慨之余,就十分敬佩卡罗对老母所表现出的东方式的亲情,对他又平添了一份好感。
  此后的几天里,这位60多岁老太太成了我们当中特殊的一员,然而大家却没有感到丝毫的不便,在欧洲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女士年龄越大越讲究穿着。卡罗的妈也不例外,每天衣着鲜艳入时,干净体面。老太太不怎么说话,每天上车后总是坐在卡罗的身后,神情专注地看自己的儿子驾车飞驰,目光里充满慈爱和骄傲。我注意到她好像从来就没在车上睡过觉。
  卡罗是个办事仔细的人,驾车技术十分娴熟。据说他当过驾校教练,经验自然老到。欧洲的交通很发达,但一些城市的街道却比较狭窄,而且车辆密集,不少地方对停车都有限制,可卡罗总能把这辆近20米长的大客开得又快又稳,每到一地,他还千方百计把车停在离我们要去地方的最近处,尽量给大伙提供方便。在一些治安状况不好的地方,他们母子常常守在车上。每到宿营地,卡罗总是跑前跑后地帮大家搬运行李。虽说语言不通,但他脸上那友好的微笑时刻让我们体会着他的厚道实在。
  公务之余,当地朋友安排我们参观一些著名景点。卡罗把车安顿好以后,也陪着妈妈四处转转——虽说他经常驾车满欧洲跑,可这样母子同游的机会毕竟难得。看着老太太挽着儿子的手臂,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意,我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妈妈!于是我主动提出为母子俩拍合影,令他们喜出望外,连声道谢。卡罗连比划带说地告诉我他喜欢中国人,特别希望能有机会去中国看看。
  十几天的欧洲之行结束了,在去机场的路上,卡罗一边驾车,一边通过翻译向大家告别。他说感谢大伙接受并一路关照他的母亲,他会永远记住我们。不知怎的,我心中陡然产生一种要离开老朋友般的感觉。在候机大厅门口,我特意与卡罗师傅和他的“奔驰”大客合了个影。
  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我在心中默念:祝福你和你的母亲,卡罗师傅!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连载

人类心脏移植手术的先驱
——巴纳德教授传奇
本报驻南非记者 李新烽
  悄然离去
英名永存
  2001年9月2日中午,塞浦路斯帕福斯区西度假村宾馆,正在游泳池边休息的巴纳德教授因哮喘病突然复发而急救器又不在身旁,悄然离开了人世。这位终生致力于抢救患者心脏的大夫,他自己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惊悉巴纳德逝世,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表示深切悼念,“他的逝世是我们国家一个重大损失,他为国家做出过许多贡献,曾积极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姆贝基总统的发言人表示:“巴纳德在许多方面树立了榜样,他是青年一代,特别是医学界的青年们学习的楷模。”南非最大的反对党民主联盟认为,在种族隔离的黑暗时期,巴纳德为南非在国际上带来了正面印象和积极影响,他对医学事业的贡献给心脏病患者带来了鼓舞和希望。
  南非《星报》就巴纳德逝世发表了题为《巴纳德的遗产》的评论,指出巴纳德是一位真正的名人,因其对医学事业的卓越贡献,他的名字将永载史册。“他具有很多优点,其中最令人羡慕的两条——学习、工作非常努力和全心全意致力于挽救病人的生命——促使他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伟大成就。”
  巴纳德本想成为一名私人医生养家糊口,但后来他将这种对家庭的爱扩大到整个社会,他为数以千计的贫苦穷人免费治病,他设立的巴纳德基金会资助了许多贫穷子弟和穷人患者,他著书立说呼吁大众重视心脏保健……
  2001年4月17日,一个阳光灿烂、和风送爽的艳阳天,我走进开普敦大学,参观了“人类首例心脏移植手术博物馆”。就是在这里,34年前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医学奇迹,今天观之,一切似乎还停留在当年:捐赠心脏者的病床及张贴在墙壁上她微笑着的照片与简介,心脏移植手术过程中使用的各种器械,手术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那台心肺体外循环机,当年的医疗小组正在为患者移植心脏的惟妙惟肖的情景,橱窗内摆放着捐献者与接受者的心脏模型……博物馆馆长科奈斯先生告诉记者,这家医院始建于1938年,因1967年的心脏移植手术而闻名世界,此后曾做过600多例心脏移植手术,1996年3月这里改建为博物馆,自1997年开始接待中小学生参观以来,迄今已有1.8万名学生到此参观。博物馆门前有一尊巴纳德教授的半身铜像。为纪念巴纳德对人类医学事业做出的贡献,他曾工作过的这家医院被命名为“巴纳德医院”。
  2001年9月14日,巴纳德的葬礼在其家乡的一个玫瑰园举行,他的童年时代曾在那里玩耍。他的两位前妻和5个孩子——从4岁的小女儿拉拉到51岁的大女儿戴尔德雷及当地500多名群众参加了葬礼。按照遗愿,他的墓碑上写着:“我回家了”。(全文完)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死亡医生”岂能无罪
龙原
  4月15日的南非《星报》刊载了这样一幅漫画:一只凶猛的老虎张开血盆大口,其下排利齿竟然变成一排宽敞的楼梯,“死亡医生”沃特·巴森从写着“无罪释放”的虎口里跑了出来,仓皇逃窜中还未忘记伸出“胜利”手势,一位旁观者对他大喊“侥幸得救”。这幅漫画活灵活现地讽刺了巴森一案充满离奇的审判结果。
  4月11日,白人法官哈岑伯格“高明”地驳回检察官对巴森罪状的全部指控,宣判巴森无罪当庭开释。至此,这一历时30个月、案卷3万页、出庭证人153名、耗资4000万兰特(1美元现约合11兰特)的马拉松官司以一个巨大的“问号”结案。消息一出,举国哗然,各界人士纷纷表示难以置信,不可思议。
  被告巴森何许人也?作为声名显赫的心脏病专家,巴森是旧南非国防军特种部队药物供给部门的创始人,曾执掌生化武器研究项目“海岸计划”12年之久。该项目以研制杀人不见血的生化武器毒害黑人为目的。1997年,巴森在从事“摇头丸”毒品交易时被警方当场抓获,遂使“海岸计划”浮出水面。次年,在弄清历史事实、促进种族和解的“真相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巴森否认了对他的所有指控,被国家高级检察官阿克曼以67项罪状提起诉讼,其中包括11项杀人罪、16项同谋杀人罪、24项偷盗和诈骗罪、2项毒品交易罪。他因此被南非媒体冠以“死亡医生”的绰号。
  巴森以残害黑人为己任,但在法庭上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责,并辩称自己是按照“政府”的意志做事、责任不在自己,而且还恬不知耻地编造谎言为自己脸上贴金。对此,检察官怒不可遏地斥责道:“巴森将自己描绘得如同圣母玛丽亚一样纯洁。”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为虎作伥者,在法庭判决一周前,竟安排好了自己的“胜利晚宴”。
  法官明显失之公正、完全偏袒被告是导致该案戏剧性结局的主因。这一偏袒行为首先表现在减少被告的罪状。1999年10月开庭时,尚未听取任何证词,法官就以旧南非当局曾赦免所有国防军成员为借口,把使用巴森提供的毒药麻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205名政治犯,随后将其运上飞机扔进大海的罪行一笔勾销,并以“无国外的司法裁决权”为名将其他5项境外罪行全部取消;2001年6月,法官又以“证据不足”为由否决了15项罪名。其次是开脱罪责。法官承认巴森从事的是“消灭政府的敌人”的工作,但对前军方情报上校西伦关于使用巴森提供的毒药杀害上百名囚犯的证词,法官宁可相信巴森的说法,即他对自己所提供的毒药如何使用并没有控制权;关于毒品交易罪,法官认为毒贩子在与巴森交易前曾长期贩毒,其证词不足为信;至于偷盗和诈骗罪,法官认为巴森建立海外公司、转移国家巨资只不过是遵照已故国防军指挥官的命令行事罢了,来了个“死无对证”。再次是借故推拖,2000年2月,法官表示对检查银行交易账目“感到厌倦”,气得检察官提出撤换法官的要求;法官知道检察官将上诉,在尚未宣布最终判决前就放风,自己将在审理完该案后休假一年。最后是奚落证人,法官表示控方证人是“五十步笑百步”,其证词不足为凭。
  巴森一案的离奇判决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幽灵在作怪,强烈折射出南非根深蒂固的种族矛盾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毋庸讳言,该案的审判已超出案件的本身,它向人们提出了两个不容忽视、发人深思的现实问题:如何看待和对待种族隔离制度的作恶者?种族隔离时期的“首恶”——前国防军“死刑执行队”队长尤金·德科克被处以极刑,而其他不少作恶者却纷纷逃脱了自己的罪责。如何加快国家的司法制度改革,使之更加适应新南非的社会现实?由于历史原因,目前南非的法官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白人,且多是旧南非任命的,他们在执法时往往戴着“有色眼镜”,巴森一案的法官便是典型。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扶桑琐记
本报记者 朱梦魁
  4月上旬到日本采访,正值樱花时节。因为暖冬的缘故,东瀛今年早来的樱汛由南向北,疾如潮涌。当气候温和的东京已是花枝扶风、落樱飘雪之时,尚有几分凉意的富山地区却是樱花初绽,漫山遍野素锦铺陈。
  与樱季的烂漫相比,时下的日本经济仍不景气。外界促请日本扩大内需,以拉动经济,但效果并不明显。在东京的最有名的银座商业区,看上去依然是车水马龙,五花八门的广告牌流光溢彩,人流熙熙攘攘,可购销的情势却并不红火。日本人素来精打细算,现在普通百姓在购物时更要多掂量。与银座等高档的消费场所相比,经济实惠的多庆屋之类百货店更受青睐。诚然,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不可能是直线轨迹。就日本而言,目前仍未摆脱20
  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的影响。但日本经济正在加紧梳理调整,并下大气力发展高科技和信息产业,这将为今后更快速的发展积累和奠基。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只是经济发展中的间歇和喘息而已。
  日本作为典型的经济发达国家,制度化管理严谨,基础设施健全,各行各业尽职尽责的服务意识尤其值得称道。从东京都到富山县,从宫崎县到鹿儿岛,无论是公路隧道,还是机场码头,各类设施完备整齐,信号标志洁净如新。在通过市区的高速路两侧,都建有隔音屏障。无论在市井通衢,还是在岔道路口,凡有施工作业,必设警示信号或人工指示。引导和指挥车辆的人手势鲜明,毫不懈怠。在饭店的餐厅,凡有进餐者到来,服务员都齐声向客人问好致意,和颜悦色,毕恭毕敬。尤其让人吃惊的是,为了免除客人穿针纫线的麻烦,饭店里的针线包针线都是纫好的,拿起来就能用。可见为客人着想的周到和细微。
  日本的文化许多方面都师承中华文明。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成果,汉文化的印记在日本社会几乎无处不在。然而,日本文化不仅注重引进,更注重传承主脉和表现特色,使人一望便知其文化属性。文化是民族个性的窗口。日本的文化特点是讲究淡雅和蕴涵,而不事浓烈和张扬。无论是日本的陶瓷、漆器和织物,还是花道、茶道和书道,都与中华文化与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但可贵的是,日本善于将舶来之物打上自己的烙印,从生活用具到语言文字,概莫能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酒类产品,特别是世界驰名的清酒,不但低度适口,且有益健康,同时刻意地借酒传播文化,彪炳风雅。在日本市场上,酒类产品的品名都体现了创意的匠心和高洁的意趣,诸如“松竹梅”、“雾岛”、“木挽”、“绫锦”、“黄樱”等等。这些追求风花雪月和诗情画意的名字,再加上汉字书法,更显得古香古色,表里可人。
  居酒屋是日本饮食文化的特色,也是传统习俗与现代节奏结合的产物。与通常意义上的酒吧和酒馆不同,居酒屋是很多人聚在一起喝酒的地方,顾客多为上班族。从东京到各地的城乡,居酒屋的招牌几乎无处不在。居酒屋白天也营业,但夜晚的生意最火。在采访间隙,笔者与友人在一天晚上选了东京赤坂区的一家海鲜居酒屋小酌。刚一进门,就有侍者引导客人入席。这家能容纳一二百人的居酒屋,里间是榻榻米,外间是桌椅,以迎合不同客人的习惯。其间,烟雾腾腾,侍者穿梭服务,聚饮者或高谈阔论,或悄声低语,那闲在与放任的氛围,会让紧张忙碌一天的上班族的烦恼和劳累为之一扫。特别是居酒屋有聚饮的实在含义,同事或朋友坐在一起,素不相识的客人也可挨肩并坐,并不忌讳。如果外来者要体察和感知日本社会,居酒屋久盛不衰的现象当在深入探究之列。
  日本是国土狭窄的岛国,资源匮乏。因此,日本人养成了珍惜资源和爱护环境的强烈意识。以路为例,不但东京的路窄,全国各地的高速路也窄得不能再窄,目的是节省土地。另一方面,日本宁可花大钱进口木材,也不擅动自己的一草一木。非但如此,还实行了快速绿化国土的绿色工程,为此,前些年在全国遍植成材快的杉树,现在已成为日本森林资源的主体。不过,杉林的崛起也带来了意外的麻烦,越来越多的人得了杉树花粉过敏症,日本人称之为绿色污染。这个问题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前车之鉴,在建设绿化工程时,应科学选择植被种类兼有长远规划,以防止绿色污染的弊端。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邻里
李涓
  去英国之前,朋友奈里奥提醒我们说,英国人很保守,绝对不会主动来找你,见到他们你最好先打招呼。我们和奈里奥相熟已久,他在英国学习工作十几年,还娶了个英国太太,想必这话假不了,所以未曾上路,先暗自嘀咕一番,作好了当孤家寡人的准备。
  8月份的一个周末,我们把家安顿在伦敦一条幽雅的小街上。疲惫和欢喜之余,发现门口有张纸条,说明天要举行街坊聚会,欢迎大家参加。正要熟悉一下邻居和环境,机会就来了。第二天是星期天,眼看10点已过,小街上也聚了不少人,于是牢记了奈里奥的叮嘱,随着老公和女儿们出了门。
  聚会正开得热闹。街的两头已有人维持秩序,只许进人,不准过车。沿街的树上挂满了气球和彩带,各家都捧出各具特色的自制食物,满满地摆了一桌子。让我颇感意外的是,这里的情景与奈里奥说的一点都不相符,邻居们一声又一声的招呼声让我应接不暇。胖胖的杰奎琳60多岁了,早已退休在家,是这次聚会的热心组织者。她一脸慈祥地欢迎我们搬到这儿来住,说她住6号,有什么事尽管去找她。还告诉我邻居们都不希望同住一条街却互不相识,因而每年开一次街坊聚会,联络感情。其他人也是热情有加,纷纷端了食物来让我们一饱口福。大孩子们更是哄了我的双胞胎女儿去骑童车。腾出点儿空来,我趁机又打听了些有关孩子入托、看病、乘车、购物之类的事儿。没花多少时间,过日子的门道就摸了个八九不离十,顿时心安了不少。
  慢慢地邻里之间熟悉了,大家时常隔了矮矮的篱笆墙打声招呼。隔壁邻居喜欢吃烧烤,每次做烧烤必递过满满一盘子让我们分享。他们家的两个孩子更是不时翻墙过来玩儿。这样的时刻,小小的后院自然是一片欢声笑语,热闹异常。尤其是邻家的女主人,出来进去,低头不见抬头见,许是深知带孩子的辛苦,寒暄之余,常给我支些着儿。若是知道孩子病了,更是叮嘱我不要客气,需要什么帮助,敲门就是了。楼下的单身汉格兰早出晚归,很少碰面。可每次度假出远门总会留个条说一声,新年更不忘在门口搁张贺卡问候。
  街上的小店自然是我们免不了时常光顾的地方。店都不大,可超市、菜店、杂货店、药店、洗衣店、旧货店、餐馆等等,一应俱全,日常生活足够用了。一些店员和老板们就住附近,街上走着也常常碰见。平日里去买东西,几乎都是熟面孔,觉得十分亲切。杂货店的男老板和小超市的一个女职员特别喜欢我的女儿们,只要看见我带她们上街,必迎出来逗她们玩儿一会儿。看着他们,总是想起奈里奥的告戒来。只是他的经验,不知怎地在这条小街上就失了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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