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竹墨点染巴黎
本报驻法国记者 顾玉清
到了巴黎就等于走进了一个艺术世界。千百年来，不同风格和流派的艺术作品在这里交流、碰撞和沉淀。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们在这里聚会、切磋、取经。目前，活跃于此的中国艺术家也有一个不小的群体，各个层面的法中文化交流更是日益频繁。中国艺术大师们在巴黎举行的书画展差不多天天都有，但是李国桢的个人竹书展还是给巴黎艺坛抹上了亮丽的一笔。
竹书即以竹节书写也。从粗细不等的竹竿上断一截作笔，在宣纸上龙飞凤舞、纵横驰骋，书写出高深莫测、变化万千的中华文化来，这就是李国桢令人不可思议的一绝。在巴黎十三区、奥尔良市议会大厅，还有在波尔多举行的个人竹书展上，李国桢的竹书表演吸引了众多法国朋友和华人华侨，有的法国人甚至跪拜学艺，当地电视台跟踪拍摄采访，热烈的掌声与赞叹使李国桢激动不已。
儒雅谦恭是李国桢给人的第一印象。但是真正与他相识或观赏了他的作品之后，你就会感到他骨子里深藏的孤傲与狂放。李国桢三四岁时就开始练字，60个春秋初衷不改，不仅练就了左右手软笔点石成金的挥洒，而且将硬笔竹书推到了出神入化的极至境界。他把灵性与感悟凝聚于笔端，运如椽之笔，抒傲世情怀。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李国桢逐渐放弃了他酷爱的软笔书法，潜心专研竹书，并一发而不可收。在他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放弃是一种获得，放弃是一种进步。把累赘变成了轻松，变成了基础，从而摆脱了原来的自我，进入竹笔书法的艺术王国。
李国桢说，竹笔其实古已有之，且乃万笔之祖。古人“断竹为笔”，在陶罐上镌刻祭祀经文，在兽皮上记载渔猎生活，在石壁上绘制原始图腾，进而为中华民族书写下了光辉灿烂的文明。后来直到毛笔的出现，竹笔才渐渐地被人们遗忘。李国桢凭借一种对书法艺术的好奇与追求，发掘和传承了这一历史之笔，受到了日本现代硬笔书道协会会长柴田木石，以及中国书法大师们的肯定和赞赏。
从泱泱中华书法大国，到堂堂巴黎艺术之都，李国桢的竹书之所以受到格外的青睐，一是在于世界上的竹书稀，二是在于李国桢的竹书奇。他借助于深厚的软笔书法功底，匠心独运，以线条、点划、结构巧妙布局，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刚柔相济。用李国桢的话说，竹笔书法与毛笔的重要区别是，古拙、硬气、醒悟、传神，在对比中取胜，从而给人的视觉带来一股冲击，一种在软笔书法中难以找到的特别韵味。
酒香不怕巷子深，深山即有探宝人。李国桢虽然生活在中国安徽省的滁州市，但他的竹书已流传到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到过许多国家进行献艺、讲学和展览。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时，李国桢的竹书曾被作为国家级礼品赠送。他的不少作品已被一些著名场馆和博物馆选用或收藏。此次李国桢竹墨点染巴黎引来的特别关注再次表明，最好的民族艺术一定也是世界级的艺术。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雪松之国黎巴嫩
刘振堂
横亘于黎巴嫩西侧的黎巴嫩山由南向北渐次升高，直至以雪松命名的高峰海拔三千多米，世界闻名的地中海雪松就生长在一千二百米至一千八百米高的阴坡上。它们在雪水和海雾滋润下，挺拔秀美、清香四溢，酷似黎巴嫩山民不屈不挠而又豪爽好客的性格。一九四三年黎巴嫩独立时，共和国的先贤们将雪松选作国徽，并画在第一面国旗的草图上，从此雪松成为黎巴嫩独立的象征。
黎巴嫩的前身——古腓尼基，是地中海地区贸易大国，其主要出口产品雪松闻名遐迩，古埃及法老船，耶路撒冷所罗门圣殿，乃至古罗马皇帝的宝座，都是用雪松木制作的。
黎巴嫩得天独厚，扼守东西要道，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不断碰撞，迸发出多姿多彩的火花。公元前八世纪，二十二个腓尼基字母即比布鲁斯字母传到希腊，再传遍欧洲，成为希腊语、拉丁语和斯拉夫语字母的主体，派生出当今上百个国家通用的大同小异的文字符号，可谓字母的老祖宗。世界各类人种在黎巴嫩交汇杂居、优势互补，黎巴嫩堪称人种标本室，苗条妩媚的黎巴嫩姑娘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性之一。黎巴嫩集世界教派之大成，达十八个之多，造就五光十色的马赛克式文化，不同的习俗、各式的服饰、迥异的观念并存，最激进、最开放、最温和、最保守的都浓缩在这一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内。
黎巴嫩的文化遗产随处可见，最著名的是位于贝卡谷地北部的“太阳神”庙，它耗时三百年，为世界最大的古罗马神庙，见证拜物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交替过渡。首都贝鲁特以北十五公里处、狗河入海口的摩崖碑刻算得上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遗存，在一百米长的石壁上雕琢二十多处碑碣。最早一块是埃及最伟大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十三世纪东征时留下的，最新的一块是黎巴嫩现政府于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勒就的，纪念以色列从黎南撤军一周年。在《圣经》中提及黎巴嫩的地方多达六十六处，令基督教徒称道的黎南小镇卡纳，坐落在历史名城苏尔（提尔）东南十公里处，耶稣令泉水变美酒的神话就发生在那里。
黎巴嫩独立后，社会和经济获得巨大的进步。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已成为中东地区名副其实的贸易、金融、旅游和文化出版中心。科威特、伊拉克等国百分之七十的进口货物经此转运；七十多家商业银行吸纳亿万石油美元，每到春末夏初，成千上万的游客纷至沓来，靠石油富起来的达官贵人索性在黎巴嫩山区修建起座座别墅，贝鲁特遂被誉为“东方小巴黎”。
中黎交往的历史可追溯到两千年前，中国的丝绸、瓷器经黎巴嫩口岸转运欧洲，黎巴嫩的紫色颜料、空心玻璃器皿制造工艺传到中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黎巴嫩人民的伟大儿子马海德从瑞士获医学博士学位后，不远万里到中国上海从医，后经宋庆龄介绍与斯诺同赴陕北，从此，他的名字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传染病防治事业永远地连在一起。黎巴嫩丰硕的文化成果令中国受益匪浅，冰心等作家、翻译家将大量的黎巴嫩作品包括纪伯伦的全部著作译成中文，不计其数的知识青年咀嚼其菁华。一九七一年中黎两国正式建交后的友好交往，更为两国关系的发展续写出绚丽的华章。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良禽择木而栖
——记雷玛与中国的友情
本报记者 果永毅
中国有句古语，叫做“良禽择木而栖”，用来形容好的人才总是选择适合自己的环境来发挥才干。在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里，有一位名叫雷玛的黑人雇员，勤勤恳恳地为中国使馆服务了整整30个年头。其间，有几个西方国家使馆慕其名，爱其才，以高出中国使馆两倍以上的薪金招聘，但他始终不为所动。雷玛先生对中国怀有的一往深情，很好地诠释了上述古语的寓意。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大会，隆重表彰雷玛等雇员的感人业绩。会场内张灯结彩，雷玛等老雇员像中国的劳动模范一样披红戴花，气氛喜庆而庄重。艾平大使亲自向雷玛先生等人颁发了荣誉证书，赞扬他们将中国使馆视同自己的家，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使馆辛勤劳作，帮助十几任中国外交官员们顺利完成外交使命，为中埃友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艾大使宣布：“为了充分表达我们对三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服务我馆的雷玛先生的诚挚感谢，我们邀请并安排他到中国首都北京参观访问，希望他能够在北京与中国老朋友们欢聚！”这时，在座的所有埃塞俄比亚雇员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雷玛先生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起身讲话：“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30年来，我把我的心都给了中国使馆，这里就是我的家，我从不把自己当成雇员，而是当成这个家的一名成员。因为中国的外交官从来都没有把我们当成一般的雇员，你们尊重我们，待我们像兄弟一样。中国外交官员的人品值得我们信赖，我们正是通过你们的言行认识中国，热爱中国的。去中国，这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我感谢所有的中国外交官员！”
雷玛先生即将在鲜花盛开的5月来到他向往已久的北京，祝愿他旅途愉快！（附图片） （上图为艾平大使向雷玛颁发荣誉证书。）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边载
人类心脏移植手术的先驱
——巴纳德教授传奇
本报驻南非记者 李新烽
穷且益坚青云志
1922年11月8日，巴纳德降生在南非西开普省西博福特镇一
个贫寒的白人家庭，父亲是一名牧师，为当地黑人和有色人布道传教，而这在当年种族歧视极为严重的南非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因此巴纳德兄弟4人的童年不仅要忍受贫困的煎熬，还要遭受别人的冷眼。童年的不幸促使巴纳德早早立下刻苦学习、行医养家的志向。
中学毕业后，巴纳德考取了开普敦大学医学院。因为贫穷，他买不起汽车，每天要步行7公里去学院上课，这比上中学时每天徒步8公里少了1公里。1946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开普敦大学附属医院工作。10年后获得美国的奖学金，前往当时的世界心脏外科学中心——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学习新的外科技术。两年后，他回国与同事成功地设计了心瓣修复术，并将术后护理新技巧用于临床，这为此后成功地进行人类首例心脏移植手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人类首例心脏移植手术为他带来巨大声誉后，巴纳德利用自己的身份强烈抨击种族隔离制度，由于发表了“南非白人政权等同于法西斯纳粹分子”的演讲，被当局禁止公开活动长达20年之久，直到新南非诞生后受到曼德拉总统的邀请，他才重新露面。其间，他与人合作完成了自己的传记《第一生命》和其他书稿，同时还经常在《开普时报》等报刊上发表专栏文章。
20世纪80年代，巴纳德经历了两次巨大的感情挫折，先是做医生的长子不幸去世，后是他的婚姻第二次破裂。1983年，由于受风湿性关节炎的影响，61岁的巴纳德不得不放下心爱的手术刀。退休后，他应邀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移植研究所做了两年客座教授，并在65岁时回国完成了第三次婚姻。
晚年的巴纳德旅居欧洲。随着年龄的增大，他渐感体力不支，特别是第三次婚姻的失败，更使他心力交瘁。他用破碎的心支撑着病弱的身躯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心脏保健50条》。前年他又接受了面部皮肤移植，通过激光外科手术治疗他的皮肤癌；年末，他因腿关节骨折而在维也纳的一家医院里度过了最后一个孤寂的圣诞节。他的女婿维瑟说，自从去年离婚后，巴纳德感到非常寂寞，他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不可否认，他是个伤心之人”。
当记者问巴纳德此生有何遗憾时，他说：“在进行人类首例心脏移植手术前一个多月，我的父亲离开了人世。我人生最大的遗憾是父亲未能看到我的成功，与我分享成功的喜悦。”话语之中饱含着一位儿子对父亲深沉炽热、历久不变的敬爱。（三）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名人生活
栗原小卷的魅力
本报记者 于青
电影导演谢晋从洛杉矶赶来，著名演员濮存昕从珠海拍摄现场赶来，曾扮演过“春妮”的陶玉玲从上海赶来，众多影迷从四面八方赶来，为的是参加4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日本表演艺术家栗原小卷电影作品展开幕式。有专家对此次活动归纳出“两个第一”：这是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在中国举办“日本年”正式开幕后的第一项文化交流活动；如此集中地展示一位外国影星的电影作品，这在中国是第一次。谢晋导演告诉观众，由他执导的中日合拍影片《清凉寺钟声》，“是一部通过日本孤儿的经历表现战争残酷的作品。在开幕式上放映这部影片是栗原小卷建议的。尽管这部影片不是她的代表作，但她认为以此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很有意义。她这样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令我深受感动”。
开幕式结束后，栗原小卷在下榻的饭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艺术人生
栗原小卷1945年生于东京，年幼时与其他女孩子一样，对未来充满憧憬。先是4岁开始学拉小提琴，梦想成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6岁又开始学跳芭蕾舞，矢志要做一名芭蕾舞演员。她承认，她学芭蕾比学拉小提琴更为专注、更投入，由此学琴的时间逐渐减少。18岁时栗原小卷由东京芭蕾舞学校毕业，同年进入“俳优座”演员培训所。培训所是影视戏剧明星的摇篮，它拥有许多日本著名的导演、艺术教员，学员们可以接受多方面的演技培养。栗原小卷在这里开始学习话剧，并全身心地陶醉在这门综合艺术之中，因此逐渐远离了倾心多年的芭蕾舞。在“俳优座”演员培训所就读期间，栗原小卷就开始在电视剧中崭露头角，她出演的第一部电视剧是《彩虹设计》，在NHK频道播出。随后她在电视上留下一串串流光溢彩：1967年出演NHK社会派电视剧《三姐妹》，荣获日本电影制作者协会的新人奖；1968年出演电视剧《三人家庭》、《凝视》、《风林山火》，获得日本广播作家协会奖、第一届日本电视大奖优秀电视演员奖，受到众多日本男性影迷的崇拜。
从20世纪70年代起，栗原小卷开始侧重银幕形象的塑造。这次栗原小卷电影作品展中的《生死恋》、《忍川》、《望乡》、《莫斯科恋情》和《乡村教师》5部影片都是她在70年代的作品。其中《忍川》获得第十届金箭奖，她本人荣获《每日电影》女演员演技奖、金亚洛电影奖、埃尔弗朗斯女演员奖，成为日本70年代青春文学电影的明星。1978年和1979年，她主演的《望乡》和《生死恋》先后在中国公映，在中国影坛掀起一股“栗原小卷热”。
对电影剧本，栗原小卷说她有严格的选择。她认为电影题材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追求美学价值和艺术风格的，其二是着眼于政治倾向和社会意义的，其三是属于娱乐和商业范畴的。在30多年的演艺生涯中，她一向选择前两种题材的剧本。谈到表演形式，她说自己并不偏爱哪一种。在话剧、歌剧等戏剧表演上，栗原小卷也有颇多建树。她认为不同的表演形式与观众交流各有特点：电视剧播出节奏快、受众多；电影能超越时间和空间，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观众交流；戏剧与观众交流有现场感，演员对观众的反馈有切身的感受。
乐此不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栗原小卷是与中国文化界交流最多的日本表演艺术家。她还记得，1979年在北京举行的日本电影周开幕式上，是赵丹把她介绍给中国观众的。赵丹还曾希望与栗原小卷等日本同行合作拍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但他不幸于1980年因病逝世。她还记得许多在互访交流中结识的中国电影界的前辈和演员：夏衍、袁文殊、白杨、张瑞芳、田华、陈冲、刘晓庆、张金玲等等。她还记得，1980年与中国演员合作拍摄电视剧《望乡之星》；1986年来中国演出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名剧《四川好人》；1991年与中国合作拍摄电影《清凉寺钟声》，这是她第一次塑造老妇人的形象，尽管日本影迷认为这会破坏她的美好形象，但她却欣然接受了谢晋导演的邀请。
今年，她与中国的词作者宋小明、作曲家徐沛东、歌手孙楠合作创作了第三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联欢活动的主题歌《相约北京》。她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的职务，近年在许多中日两国友好交流活动中，都能看到她活跃的身影。她说不会忘记日本著名导演和戏剧理论家千田是也、作曲家和指挥家团伊玖磨等恩师和前辈的言传身教，“促进日中文化交流和实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是他们未竟的事业，我也要为此付出毕生的努力”。
魅力何来
在栗原小卷表演艺术座谈会上，一位电影导演提出，“银幕上比栗原小卷漂亮的演员有很多，但比她更有魅力的演员却很少，这是为什么？从细微之处可见一斑：在中国每天拍完戏，她都要向摄制组每一个人问候致谢。尊重他人自然会赢得尊重”。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位教授认为，“她把东方美和西方美、传统美和现代美结合在一起，她把偶像般的外形、精湛的演技和美好的心灵结合在一起”。北京人艺的一位老演员说：“她是具有艺术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真可谓德艺双馨。”
记者向栗原小卷也提出了相似的问题：“你认为女人怎样才能永葆青春的魅力？”“保持好奇心，有勇于挑战的精神，既轻松愉快地生活，又一生努力地追求”，栗原小卷如是说。（附图片）
上图为栗原小卷与曾在影片《清凉寺钟声》中合作过的谢晋和濮存昕合影。
于 青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观印度舞蹈有感
章 云
前不久，中国重庆少儿杂技团在新德里卡玛尼梯形剧场进行了一场演出。一个多小时的节目让到场的印度人看得目瞪口呆，看完后都说，“没想到中国杂技这般神奇”。就在同一天，我们这些中国人也在这里观看了一场印度卡塔克舞蹈。半小时的舞蹈令在场的中国人十分震惊，至少我的感受也是，“没想到印度舞蹈如此动人”。两个“没想到”说明了中印两国之间在文化交往上的现状，特别是我们对自己的近邻如此缺乏了解，至少是文化上的一种缺陷。
印度是个舞蹈的国度。早在4000年前的吠陀时期，经典之作《梨俱吠陀》中就有关于舞蹈的记载，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有关舞蹈的记载就更多了。2000多年前婆罗多牟尼用梵文写就的《舞论》恐怕是世界上最早关于舞蹈的论著了，“湿婆之舞”应该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古典舞蹈之一了。印度舞蹈进化到现在，据说已有180种形式之多。其中系统的古典舞可分为六大派系：婆罗多舞、卡塔卡利舞、库奇普迪舞、奥迪西舞、曼尼普利舞和卡塔克舞。印度人常常用毕生的精力专攻一派古典舞，而且要从七八岁学起。一般来说，南印度的尚轻柔，北印度的尚速度。其中，由于更接近于现代生活的审美情趣，卡塔克舞越来越被印度国内外舞蹈爱好者所接受和传播。
卡塔克舞是印度北部地区的古典舞蹈，可称为印度古典舞之鼻祖。观看卡塔克舞时，不禁使人想到西班牙的弗拉门戈舞。原来，弗拉门戈舞里果然含有北印度舞蹈的成分。据说是当年印度的吉普赛人将卡塔克舞带往欧洲，杂以欧洲人之优雅和阿拉伯人之感伤。难怪它们都是以双手扬腕和双足踢踏见长，只不过弗拉门戈舞加进了响板以加强节奏，又以铃鼓代替了脚铃。尽管弗拉门戈舞远比卡塔克舞闻名，但自从看了印度的卡塔克舞，我只感到它比弗拉门戈舞更为传神，更为震撼。弗拉门戈舞虽然奔放有余，但似显热情不足，伴唱也过于沧桑感，舞者又是那么忧伤。卡塔克舞同样是热情奔放，但自有一种无比自信的力量。舞者始终面带笑容，一看就是一个喜乐的民族。卡塔克舞同样也有伴唱，但主舞者偶尔插入的蹦豆儿似的道白，诙谐幽默，令人忍俊不禁。
谈到印度舞蹈，人们自然会想到印度电影中的歌舞。印度电影以载歌载舞闻名于世。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过去那种小规模的独舞和双人舞已被大规模群舞和伴舞的舞蹈场面所代替。这种电影舞蹈不仅在艺术上已经越来越戏剧化和情节化，而且在技术上也已经达到高度专业化和系统化的地步。打开电视，调到任何一个频道，人们都能看到这种有着几十甚至上百人为两名男女主角伴舞的舞蹈场面。几乎没有一部电影没有歌舞，几乎没有一个演员不掌握亦歌亦舞的技能。那些布景越来越豪华的舞台和外景，那些阵营越来越强大的群舞和伴舞，不仅最大程度地凸显了印度的自然风光（有时甚至是外国的）和人文传统，而且越来越多地糅合了西方的做派和现代的风格。
但令人惊讶的是，印度的古典舞、民间舞与电影舞蹈的发展并行不悖，它们相互间并不排斥和歧视，而是不断对话进行互补。民间舞蹈常常堂而皇之地进入大雅之堂，而古典舞蹈和电影歌舞除了表现浪漫和幻想之外，也开始表现现实的艰难和民间的疾苦。这就使得印度的舞蹈世界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另外，由于印度的民间舞几乎都是土生土长，舞蹈同他们与生俱来，因此无须刻意模仿和学习。不仅人人都会跳舞，而且跳起舞来十分自信，没有扭捏作态和矫揉造作。许多印度人日常生活中就穿民族服装，用不着太多的打扮和化装，跳起舞来显得朴实自然。也许正是这些特点，才使我们对印度舞蹈感到由衷地赞赏和钦敬。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图片世界
花之魂
一朵硕大无朋的金属花近日盛开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联合国广场中央，阿根廷首都从此又有了一个新的城市标志。这朵由铝和钢制成的巨花，6个花瓣高达20米，总重18吨。它是一座活动雕塑，计算机控制的液压设备在每天日出时将花瓣打开，日落时又将它们闭合。但是在国庆日、独立日、国旗日等重大国家纪念日和月圆日，则保持24小时开放。
这朵花是旅居美国的阿根廷著名建筑师卡塔拉诺设计并捐赠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卡塔拉诺给它起名为“花之魂”。他说，这花象征着新的春天，我想让它代表世界上所有的花朵。
本报驻阿根廷记者 李志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