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
溯游而上的传统文化之旅
——《中华文物备忘录》编导阐述
张力 吴子牛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东方古国，除了已有文字记载的详尽历史之外，各个朝代那些埋藏在地下被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供奉在博物馆里、或流失在民间、或分布在国外的无穷无尽的文物宝藏。同样是历史的物证，它们形象地展示了历史的一个个脚印，记载了这个民族的辉煌灿烂、荣辱盛衰，可以说，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有它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意义，也包含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纪录片《中华文物备忘录》有三个视角，第一个视角是中华文物从1840年到1949年，100多年间所遭受的破坏和劫难，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中华文物的大量流失；第二个视角是许许多多的中华民族优秀子孙对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的珍视胜过生命，或者为它而献身，或者将多年珍藏的国宝捐献给国家；第三个视角是浓墨重彩地讴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在文物保护事业的各个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总之，本片力求做到对中华文物的历史和现状做一次全面扫描和重点备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把许多已知道的和并不知道的文物以及它们的命运介绍给大家，把流失在世界各地的文物的下落尽可能地告诉大家，把关于它们的故事讲述给大家，和观众一道来回顾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精神……
14世纪至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了人，它使人文思想注入于一切艺术实践活动之中，人开始成为文学艺术的主体。今天，我们面对着5000年沉浮命运的中华文物所涉及到的一段段历史，我们也要以精确的焦点对准与它有密切关系的人的故事。上至历代皇帝，下至布衣百姓；大至权威、专家、学者，小至普通的文史馆人员，难能可贵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专家、艺术家、学者为中华文物的保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青春和生命！在我们的文物备忘录中，也可看到从古至今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友好往来，东西方文化的融汇和交汇。在这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里，也可看到干戈和玉帛，我们要涉及到的不少文物都是一段物化的历史，无疑要载入人类的历史和文明史。这是一次中华文物在屏幕上的空间会聚，也是中国和世界在这个领域中的专家、学者、艺术家、政治家甚至数以千计万计的资料在屏幕上的大聚会。
从敦煌沧桑到庚子劫难、从良渚玉器到殷墟甲骨、从流失海外到国宝回归、从走私狂潮到精心保护……这是时间长河中一次难忘的历史之旅，这是溯游而上的一次文化远征。（附图片）
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
小说里的自然
何向阳
自然是一代又一代作家的关注点，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沈从文、老舍、韩少功、刘恒、史铁生以及刘亮程、谢宗玉……自然在中国作家乃至世界作家那里，始终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
陈继明的小说《一棵树》讲述了一位老人与一棵沙漠中的老树的故事，“一棵树，一半死了，一半活着！”信义老人活着的惟一意义，就是保护它。“朴素的表达跃人眼目。在生于60年代的写作者批量生产的欧化句式里，它短如说话的句子教人耳目一新，然而惊艳的不在语言，而是村里的人都在等病入膏肓的老人咽气后将那棵老树砍了给他打棺材，可是老人在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是醒了过来，说“我还忙着呢”，于是那树再次躲过了斧头。人树生命相系到如此地步，而这种生死联系又出自“60年代人”之手，让人惊异之余也深感安慰。是岁之末，还有一篇陈中华的文字读来温润。《黄儿》写的是一头4岁牛和一个13岁孩童的故事。牛要卖是因为地征给了县里盖楼，不再需要耕地了。13岁的坡拉了4岁的黄儿竟无处可逃，找县长去，坡想了想，终可以讨个说法的。于是1957年出生的山东作家就让一头牛一个孩子站在了县委大院里……晚晖路上，孩子唱着“一九拾柴火，二九背粪篓”入梦……他看到黄儿在自家地里拖着银亮的犁铧，犁铧过处是小磨香油般新鲜的泥土，“那气息温暖又潮湿，直钻他的鼻孔”。
两部小说，一老人，一孩童，写老人一口气不咽腾地从床上坐起来是为了那树的活命，写孩子死死纠缠是为了一头牛的活命——不然它就被卖了杀了变成一堆牛皮牛肉而再不是那个用像爹的眼神一样很痴很痴地看地的黄儿了。一个信义老汉，一个坡，两个人最终谁又能阻挡住死亡的到来和土地的挪用呢？那棵树那头牛最终的命运还不一样？然而以文学的方式说“不”，不是口号，不用概念，其声也微，却以活过来的生和入梦的幻象说着理想。这个理想比之轰烈的现代化进程也许微不足道。然而文明的发展是否就必以自然的退场作代价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更关注以上有着朴素爱心作家的原因。尽管初看不打眼，没有市场要的锐气，或者用来邀宠的激烈，但是总有一些东西在里面，说着抵达或者抵抗，长久以来，这个“说”不扬声，不哗众，却仍然有人听到，就是人听不到，也还有树们草们听到。是他们的沉默坚持完善着我跟从的执拗，一个合格的作家不可能是心灵枯萎满目残壁的人，他一定得是一个内心长有芳草的人。这样的人可以不了解许多人世间的事可以没有很可观的学问，但他必须是一个懂得惜护的人。今天小说里充实太多的智慧与批判，但是天空大地不见了，在知识之上我们应建立更高的境界和标准。这是一份不独个人的东西，是一份不独关心人却宿命地关于人的信念。
卡尔维诺小说《亚当，午后》写到玛丽亚与里博热索徜徉于奇花异草中的童年。写这篇小说时他24岁。儿童与自然界的主题中断在他50年代后的创作里。不知道这是不是成长的代价？联系到陈继明、陈中华小说里的主人公，难道“自然”就这样在人类的“成人过程”中变作边缘，而只与老人孩童生息相系？“雨滴回到了天上”，一位作家在1998年一部乡村小说里写，他写的也是成人向孩童的返回。日光流年，真正好的东西不会无息。关键是今天已经卷入生存竞赛的我们能否找回单纯的心境，或者是，那个写下的“自然”会不会被我们越来越复杂的文化视为矫情？更有甚者，它会否也在新一轮的市场驱动下被包装成另一番“自然”的样子。这才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
游走在古典和现实之间
马军骧
电视剧《我这一辈子》改编成电视剧，是不容易的事。首先是容量，原作几万字，议论占了不小的篇幅，构成电视剧的最重要的情节和人物都较缺乏。其次是时代、历史背景。跨越人物一生，从“大清国”讲起，中间的几十年，风云变幻，其中历史沿革，不专门去理，顺不成一条直线。就像是“戴着镣铐”的舞蹈，仿佛在作格律诗。在这种情况下，我采取的策略就是对原著的忠实以神似为标准。努力体会老舍先生的文学理念。写小人物努力地生活，努力地保持尊严的遭遇。而在具体的叙事的手法上，则努力地将历史人格化。也就是说，将历史的变迁，衍化成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为此我虚构了刘方子、赵二、瑞姑娘、大梁、吴先生、菊婶这些人物。这些人物的人生，从各个角度折射历史，折射中国人的悲欢。
写作的心情如同做一个化学试验，将不同的人性放到一起，看会得出什么结果。所以这里边有福海的善良，有刘方子的圆滑和奸诈，有赵二的委琐和可怜。古典和现实就在人性这个命题下相遇了。我相信很多观众都会在自己的身边遇到刘方子这样的人。何冰也说在他的身边，有不少赵二这样的人。人性的命题是永恒的。中国人老是喜欢谈论历史，因为历史老是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演某些悲剧或喜剧。改编的时候，经常有些说不清是历史的感慨还是现实的感慨仿佛自动地自己从手下迸了出来，比如福海的独白“老婆让人拐跑了，我丢自己的脸，当巡警，我丢一家人的脸；看着日本人踩着咱们的土地招摇，我还得给他们维持地面，我丢中国人的脸。”像是刘方子的“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中国老受人欺负，就是因为我这样的人。”像是福海说赵二“他们连国家都敢卖，把兄弟算个屁”。古典只有和现实对应上才有趣，才会重生。
一个剧作的好坏，剧本当然是一个要素。但是，演员和导演才是将真正的戏梦人生实现为视觉形象的人。有张国立导演和主演，为人物的塑造和深入的开掘增色多多。赵二的活灵活现，观众已经说得不少了。我原来就关注何冰，但他在《我这一辈子》里的表演张力如此之大，还是让我大吃一惊。在剧本里，赵二还真的是个“小人物”。但是，何冰演完，这个人物已经不“小”了。邓婕的功力不用我说。一个按她自己说“比较平”的人物，到最后也让人心潮起伏。刘孜也让我佩服，她的角色非常不好演。别的人物都是现实的，琐碎的。而她演的大妹儿却是浪漫的，传奇的。这是一个别人走路，她需要跷着脚的角色，但她还是很好地完成了。
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艺点评
流行与品位
仲言
流行是一种时尚，是指在一定时间内传播既猛且广的趋势。品位是一种格调。狭义的文艺品位是一部作品与生俱来的审美品格和文化蕴含，也是作家艺术家道德修养、审美情趣和艺术表现力的生动体现。而广义的文化品位是社会风习的载体，是文化时尚的名片，反映着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操守和道德风貌。
世态万象，纷繁复杂，某些文艺作品包括文艺创作以及鉴赏的社会群体的品位有高有低，千差万别，实属正常。即便是个别品位不高，也无伤大雅。然而，一旦这种品位不高的东西流行起来，成了时尚，那就会成为社会公害。因此，高度重视并认真对待流行文化中的品位问题，不仅关系到文艺的健康发展，而且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精神风尚。
健康向上的流行是社会的福音，品格低下的流行是人们心灵的腐蚀剂。品位纯正、格调高雅的作品，带给人的是一种情感的愉悦和审美的享受；而甜腻、粗俗、伪善和等而下之的流行物，带给人的只是感官的刺激和精神的厌倦。当前，我们要在充分肯定文化主流健康发展的同时，十分警惕流行文化中弥漫着的以金钱、欲望和声色之娱为目的的庸俗化倾向。它们要么花样百出地在那套拳头加枕头的把戏上做文章，不是恩怨情仇，就是欲海肉林，更有所谓“以身体写作”者，则不惜展览个人阴私、宣泄变态心理和畸形婚恋之类招徕看客。要么追腥逐臭、捕风捉影，爆炒名人隐私，热衷花边新闻。公众人物、中外明星一一炒将过去，尚未解渴过瘾，又把那些早就作古的帝王将相和风流才子们翻箱倒柜地折腾出来，尘封已久的封建糟粕成为他们趋之若鹜的甘饴。圣明君主、开明盛世，清官侠客、救民水火，君臣父子、其乐融融，三妻四妾、恩爱有加……近百年仁人志士们为之奋斗的民主自由精神，在这里全都化为泡影。倘若叶赫那拉氏老佛爷健在的话，对大清王朝如此这般地歌功颂德者，封侯拜相那是定而不可少的。受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奴役，刚刚自由了没几天，奴性意识又固态复萌，没法不让我辈“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之痛心疾首。
我们不嫉妒更不反对流行，甚至十分理解这流行背后的社会需求和市场运作的苦衷。然而，“文之为德也大矣”，不负责任地为那些肤浅、浮华、陈腐和动物性本能的东西推波助澜，确乎令人担忧。切不可迎合时尚中落后的意识来求得流行，流行与否不能成为判别优劣是非的标准。流行感冒、肝炎、艾滋病，虽然也都流行，但却是社会所避之惟恐不及的。那些品位低劣的流行物，传递给大众的是一种堕落、颓废的思想意识，它们败坏人们的健康审美情趣，侵害青少年的纯洁心灵，弱化公众既往的价值判断，为当下社会制造着精神的废墟和美德的荒漠。其流行愈广，危害越大，流行愈久，贻祸越深。
尽管某些流行的时髦货色被涂抹得金碧辉煌，但剥脱其外层花里胡哨的粉彩，人们不难发现它们泡沫状虚浮夸饰的文化底蕴的浅薄。爱因斯坦认为，那种以声色之娱和感官享受为目的的追求，最多只能是猪栏式的理想。生活富足后的消费既需要抵御各种欲望的诱惑，更需要道德的引领；艺术要“参天地、赞化育”，同样需要艺术家高尚的审美情趣的涵茹。即使是人们遵循“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古训，对这些一轰而起的赶时髦给予足够的宽容，即使是人们不要求所有艺术家都能成为社会的良心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是，你至少不能超越道德自持的底线，不能不分善恶美丑妍媸，让自己堕落成不健康精神垃圾的俗不可耐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无论如何，社会都不能缺失道德和理性的评判，不能萎缩批评的精神，恶俗的文化需要一种制衡的力量，需要理想、美德和崇高来抗御和匡正，决不可一味姑息怂恿以所谓满足受众需求为口实，为制造低劣文化垃圾找借口。
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
弘扬民族文化的有益实践
——专家评述电视纪录片《中华文物备忘录》
编者按：由人民日报社大业影视节目传播公司、新华社音像中心、国家文物局、《海外星云》杂志社、北京久鼎盛投资咨询公司等单位联合摄制的46集电视纪录片《中华文物备忘录》荣获了中宣部颁发的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日前，该片观摩座谈会在人民日报社举行。与会文物专家、文艺评论家和有关领导对本片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誉。现将他们的发言摘要发表，以飨读者。
弘扬民族文化之举
许中田（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华文物备忘录》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得到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荣获了中宣部颁发的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一个工程奖”，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将发挥意义深远的良好作用。多家新闻单位的联合协作，也在发挥着新闻单位诸方面的优势。这里，谨代表各制作单位向所有为拍摄这部电视纪录片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同志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曹绍平（新华社副总编辑）：文物的保护，文物的利用价值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中华文物备忘录》高品位的认识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为我们创造了荧屏精品，片子的摄制成功为以声像结合的方式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作出了积极的探索。
宿白（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对于一般人而言，考古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其实考古学本身是贴近群众也必须贴近群众的一门学问，绝不应该深藏在“象牙塔”中。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考古学的普及在当前仍然是一个大问题。《中华文物备忘录》电视片，运用电视的手段，将考古发掘的流程、技术要求等内容，活灵活现地呈现给广大观众，这对于中国考古学的普及将起到较大推进作用。
罗哲文（中国文物学会会长）：这个片子以46集浓缩与精炼的手法，把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文物珍宝及其背后的悲欢离合的感人故事展现在世人面前，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史诗，是一篇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和许多不可再得的画面，将弘扬当代，永传后世，功莫大焉。
雷达（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文物和围绕文物的故事及其展开的研究，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然，认识自身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聪明才智的物质化的最高体现。文物能够超越时空，凝结智慧，积淀美感，把一个民族的审美经验灌注到一件件艺术的珍品之中。可惜的是，在很长的时间我们都没有好好利用文物的价值，没有通过媒体的力量，把这一大笔精神财富富于魅力地展示在世人之前。正因为如此，看到电视片《中华文物备忘录》，精神为之一振，觉得期待很久的东西终于出来了。
文物保护任重道远
谢辰生（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作为在文物战线上干了半个多世纪的老文物工作者，我对于拍摄《中华文物备忘录》的所有人员表示敬意，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如此规模如此深度的电视纪录片。中华民族文物遭遇的百年沧桑也反映了我们国家的百年沧桑。
王世民（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近年不断有一些同类题材的书籍出版，但以形象化的电视图像来表现这一题材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优长，这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文化非常好的一个教材。
马自树（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解放后郑振铎主持中国文物的保护工作，公布了一系列保护文物的法律，他就讲必须堵住大门，把这些文物堵在国内，不让它流失。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但近些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说上上下下重视文物是空前的，但是破坏文物也是空前的。如何珍惜传统文明的历史承载体，如何在切实的意义上实现爱国，这部片子是很好的教材。
杨新（北京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现在突出的问题不只是老百姓，更重要的是我们负有领导责任的同志的文物意识，文物保护任重道远。
先进文化与文物意识有机结合
仲呈祥（中国文联副主席）：这部片子使我们想到先进文化与文物意识的问题。一个不懂得自己民族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悲哀的民族。只要植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的肥沃的土壤，并且立足于现实，以开放的眼光吸取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为我所用，这样的民族才能建设真正的先进文化。文物意识应该是中华民族当代文明水准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我们运用电视这种现代化传媒创造了这样一部货真价实的审美文化，它让我们认真思考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去。知古观今，预见未来，许多事情我们不仅站在今天回首往事时看得清，站在未来回过头看历史看得更深刻。
刘扬体（文艺评论家）：在《寻找圆明园》一集里我们看到在挪威规模不大的卑尔根人类艺术博物馆里，便收藏着2500多件中国文物，而在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里作为稀世珍宝展藏的来自中国的文物竟达两万多件。乾隆时期用3700两黄金铸就的造型极其精美的佛塔，及上千件同样来自圆明园的中国文物傲然矗立在巴黎枫丹白露拿破仑三世皇后的寝宫里。当这些文物以这种方式在我们眼前一一掠过时，我相信没有哪一个中国观众可以毫不理会历史的悲怆，而对民族珍宝蒙羞的遭遇无动于衷。
杜高（文艺评论家）：这部纪录片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广泛地收集和展览古代文物和遗址，更在于它找回并且展示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和智慧，在这部内容丰富的纪录片里，凡是那些把古老文物和现代人的精神品格、民族气节联系起来的篇章最具有震撼力和动人心弦，它使每一件文物都具有了一种生命价值。当我们站在一件件精美的文物面前，当我们看到一个个感人的事迹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受到一种民族精神的洗礼。
路海波（中央戏剧学院影视系主任）：我们看了这个片子以后引起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民族文化的辉煌，久远的历史，民族自豪感，对于许多文物沉浮的思考，对于中华民族本身的命运的思考等等。国运衰文物就到处流失，国运昌文物就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艺术价值的完美体现
沈卫星（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作为文艺作品来讲，我觉得它具备了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和审美价值，三个功能全部齐备。它几乎把中国所有的文物瑰宝，一览无余地用电视画面呈现在我们眼前，一般普通大众很少有机会从整体上来认识文物。镜头的真实让我们觉得这种认识价值来得更加可靠。文物除了历史价值以外，它更多的是人类对于美的一种凝聚和创造。这个片子把可看性、故事性、传奇性、记录的真实性几个特点都结合起来，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尊、自信、自强、唤醒文物保护意识，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
吕济民（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这部作品把人、事、物融会贯通是具有创新精神的。这里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记录了国家收藏和民间收藏的大量文物，而且其中不少是首次以电视片形式面世，具有极大实用价值和收藏价值。
邓茂盛（《海外星云》杂志社副总编辑）：我们非常高兴参与投资拍摄这部文献巨片，我们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非常值得的。让更多的观众和我们一起分享这部片子所展示出的中华文物瑰宝。
苏忠（本片出品人）：用影像方式再现人类的历史追求与时代精神，是影视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华文物备忘录》是一次探索性的创作尝试。我们要“以人本精神培植品牌，以一流品牌服务社会”这一理念，通过自己富有思想性与创造性的艺术产品，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添文化的亮色。
丁振海（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一部分文物专家，一部分著名影视评论家，聚在一起谈文物，很有特色。有人说片中的资料还应该继续用，这个话题本身就说明文物问题不是到此为止了，还需要细挖，分门别类作介绍。创作出来仅仅是完成了一半，只有到了观众手里才算是真正完成，也才真正实现了它的价值。（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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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鉴赏
拿什么拯救人文精神
——读长篇小说《沧浪之水》
孙德喜
长篇小说《沧浪之水》（阎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所指涉的，是关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价值选择的重大话题。这一话题与前几年的人文精神讨论有关，同时也将讨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小说提出的问题是：传统的精神资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是否仍然具有效力和可操作性？如果没有，又应以什么价值取而代之，也就是说，拿什么去拯救人文精神？
小说通过对主人公池大为20年的经历描写，表达了对传统精神资源现实有效性的质疑。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池大为具有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使命感、责任感、人道情怀、良知原则、人格意识，等。他父亲一生的经历，以及父亲留下的那本具有象征意味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都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在这样的背景下构筑起自己全部的意义世界”。他时常到先贤的生命褶皱中去访微探幽，感到了“不朽的灵魂在虚无之中盈盈飞动，留下一道道优美飘逸的曲线”。他以此为精神阵地，以理想主义的姿态对生活中的庸俗作了比较顽强的抵抗。小说的前半部分，主要就是写的这种抵抗过程。这种抵抗也是他的责任感，良知和人格意识的具体表现。
但这种抵抗被现实证明是无效的，苍白的，除了使自己在生活中举步维艰，并没有更多的现实意义。他感到了孤独，连妻子也不理解。他体味到了历史上“那些为了纯粹心灵的理由的坚守的人，在空旷寂寥苍凉广阔的历史瞬间茕茕独立，形影相吊，四顾无援”的悲凉处境。特别是这种坚守失去了充分的理由，“我不害怕牺牲，却害怕这种牺牲像大海黑暗深处的一条沉船”。的确，展开着的市场已经改变了人们存在的历史处境，功利主义价值观以市场为依托成长起来，这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文传统的精神杀伤力是巨大的，在池大为那里，当一切坚守都变成一种说法，人文坚守的价值平台又在哪里？但如果没有这种坚守，而让物质化占有了我们的全部价值和心灵空间，知识分子的身份又如何确定？
池大为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放弃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坚守，以及由这种坚守确定的身份感，宣布“要杀死过去的自己，重新做人”。他的转变是平缓的，又是陡峭的，这相当典型地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在历史转型时期的精神姿态和价值选择。当池大为以功利性作为人生的唯一原则，他的命运就有了急速的转变，各种利益都争取到了，并官至高位。小说结尾，他在父亲坟前冥想：“而我，你的儿子，却在大势所趋别无选择的口实之中，随波逐流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那里有鲜花，有掌声，有虚拟的尊严和真实的利益。于是我成为了一个被迫的虚无主义者。”
“被迫的虚无主义”，这是当代相当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作者对由中国历代文化名人所代表的人文精神有着依恋，却又不得不揭示它不能应对新的历史环境的残酷真相，进而提出了拿什么来拯救人文精神的命题。这也是为什么小说充溢着令人心动的挽歌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