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天地一瞬
丹顶鹤——祥瑞天使
摄影：孙占礼（黑龙江）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中国文联召开七届二次全委会
中国文联七届二次全委会最近召开，总结了过去，部署了新的工作。中国文联将充分发挥“联络、协调、服务”职能，团结文艺工作者，为党的十六大召开营造新的良好氛围，并将努力学习、宣传、贯彻十六大精神。会议还表彰了中国文联2001年度“五个一工程奖”获奖者。会议由周巍峙主持，李树文做工作报告，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160余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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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直言录
理性的“门槛”
谌 强
前不久，一位刚上小学的学生，因北京保利剧院“一米二以下儿童谢绝入场”的规定而被挡在外面，于是将剧院告上了法庭。
状告剧院的小学生认为，她受教育的权利因保利剧院的规定而受到侵犯，因此希望借助法律手段为自己争取到这一权利。而不赞成这一看法的观众和艺术家却认为剧院是为了维护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感情不能代替应有的理性。
我以为，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而不是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这个道理，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不是法律的保利剧院的相关规定，都是相通的。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者牺牲自己的个别权利以保障社会群体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样重要。这是生活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每个成员应有的理性。其实，不仅保利剧院，在北京音乐厅、中山公园音乐堂、世纪剧院和全国许多地方，也都有入场限制的相关规定。原因在于，这些场所以演出交响乐、歌剧、民乐、音乐朗诵会为主，需要安静的欣赏环境，规定正是为保障更多欣赏者的权益而设置的一道理性的“门槛”。
因为对音乐的喜爱，我能够体会制定这一规定的苦衷。同样是在保利剧院，我不止一次地目睹这样的情景——音乐会已经开始，登上指挥台的指挥家，或坐在钢琴前面的钢琴家，一面聚精会神地让自己进入演出状态，一面屏息沉思地等待剧场里完全安静下来。安静，对于艺术家的演出和观众的欣赏来说，至为重要。
几年前，我的儿子尽管身高已经“达标”，但当某乐曲不足以引起兴奋时，睡意便浓。为了不让他干扰别人，我不得不捏捏他。我想，假如他是一个更小的孩子，又会怎样？
我以为，演出场所的相关规定并不是在剥夺某个人受教育的权利，而是为了保护更多观众的权益。如果我们只强调个体的权利，无视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长此以往，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同样无法得到保障。
面对剧院入场规定这道门槛，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具有相应的理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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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写文章》再版
王梦奎编选的《怎样写文章》一书出版后，引起了较大反响。本报曾发表书评介绍，读者纷纷来电话来函询问该书的情况。该书编选了毛泽东、鲁迅、郭沫若、胡乔木、邓拓、何其芳、胡绳、施东向、孙犁等人以及编选者关于如何写好文章的体会，为满足读者要求，中国言实出版社作为增订本已经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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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布鲁斯南来华做形象广告
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已经在京开幕，今年的热门话题是著名影星皮尔斯·布鲁斯南与温州的夏蒙品牌签约，他将和巩俐共同拍摄形象广告，并成为形象代言人。他主演的《黄金眼》、《明日帝国》、《黑日危机》等让观众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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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视舞蹈作品将展播
“CCTV电视舞蹈作品展播评比”是中央电视台主办的“CCTV舞蹈大赛”的项目之一，“CCTV舞蹈大赛”每两年举办一次，播出以来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专家的首肯。第二届“CCTV电视舞蹈作品展播评比”目前已经截稿。参展作品120余部，包括中国古典舞、芭蕾舞、现代舞、国标舞、少儿舞蹈等。4月1日在北京颁奖，4月8日将在中央电视台第三套节目中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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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德国演奏
为庆祝中德建交30周年，中国广播民族乐团3月31日至4月10日在德国柏林等四城市举办“中国民族交响音乐会”。
近百名演奏家组成了高水平的强大阵容，演出曲目丰富多彩，兼顾中外作品，彭家鹏执棒，由胡琴演奏家姜克美，二胡演奏家宋飞和唢呐演奏家周东朝独奏。柏林之后，他们还将在波茨坦、德累斯顿、汉诺威等城市演出，并顺访比利时，在布鲁塞尔举办一场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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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粤剧交响令观众赞不绝口
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政府精心组织的一台体现岭南风情和文化底韵的“粤剧交响音会”，3月30日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
音乐会选取了粤剧和广东音乐中脍炙人口的名段，邀请名家重新编配，由中国爱乐乐团演奏，不但体现了粤剧、曲艺的精髓，还有现代风格。领唱、合唱和交响乐队的立体交织也显示出交响化的效果。在音乐编配、舞台美术均有所突破。指挥是胡炳旭，音乐编配为莫凡、邹野、金葳。红线女、罗天婵、倪惠英、丁凡、郭凤女、欧凯明、梁耀安、黎骏声、琼霞、陈玲玉、梁玉荣等艺术名家登台，令观众大饱眼福耳福，称赞不已。
“粤剧交响音会”曾于1月27日在广州上演，在当地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北京演出之后，有关专家还聚集一堂，纷纷发表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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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春季好戏连台
3月29日，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音乐厅演出了“中外艺术歌曲音乐会”，张峥执棒，演奏演唱了《彩云追月》、《在那遥远的地方》、《又唱浏阳河》、《世界需要热心肠》等中外歌曲。
3月30日，一台名为“春天·生命·阳光”的音乐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金正平、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青年指挥舟舟共同指挥，中央少数民族青年爱乐乐团交响乐团、“老泥车”四重唱组演出了交响乐《红旗颂》等佳作。
爱沙尼亚——LEE民间歌舞团4月2日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演出民间歌舞。歌舞团由百余名五个年龄段的演员组成，在麦多·萨高超的指导下，他们曾在俄罗斯、德国、巴西、瑞典、埃及等国家成功演出，此次来华的节目有手指舞、双人舞、平足舞、集体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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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月话题 旅游甘苦谈（5）
顾仁，江苏江都，公务员——
风景区里有四多
笔者近年来旅游所到之处，发现风景区的文化糟粕很多。一是鬼怪景点充斥。沈阳有怪坡，怪坡景区有怪堡，怪堡里有中西各式鬼怪造型，且用电光技术，让那些鬼怪在阴森恐怖中活灵活现，张牙舞爪，给游人的心理上布下了一层阴影。二是迷信活动泛滥。庐山是闻名风景区，可在庐山就地算命、看相、打卦的人为数极多，在龙首崖景点山坡上隔几步就有一处。这些人给庐山带来文明还是带来落后，是增色还是抹黑，不知管理者考虑过没有？三是丑陋形象比比皆是。笔者到陕西法门寺旅游时，只见寺院门前好几位卖艺的，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席地而坐，置一破碗破罐等着游人施舍。如此的形象，与古老而闻名的法门寺风景区极不相称。四是处处强人所难。在陕西兵马俑馆前，那些卖兵马俑工艺品的人，见你下车就围了上来，缠得你动身不得；在法门寺前，那些卖镀金佛像的妇女，更是拦你，缠你，刚走一拨，又来一队，让游人十分尴尬，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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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与人
王健寻找新境界
紫 茵
新春佳节的浓墨重彩还未消退，王健在北京音乐厅演奏潘德列斯基《中提琴协奏曲》（大提琴版），又一次点燃同胞们的热情。这位从中国走上世界乐坛的最成功的大提琴家，在最近的格莱美入围名单上，同谭盾、汤沐海三星辉映。
王健4岁由其父王树棠开蒙习艺，10岁在美国奥斯卡获奖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崭露头角，11岁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圣—桑”，创中国孩子首次独奏该作的纪录。小时候，他求知欲强，什么事都要追根寻底问个明白。“太阳为什么会发热？”“月亮为什么天黑才出来？”“星星为什么眨眼睛？”“汽车为什么跑得快？”“匣子为什么会唱歌？”……终于有一天，父亲被问倒了也问烦了，干脆买回一套《十万个为什么》由他自己翻去。这套书日后果然被小王健吃进肚里化成营养。
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心里好像有一面“镜子”，让他看见了世界也观照了本我。他的话说得越来越少，思考得越来越多，从他手下奔涌流淌的乐音也在不断变化。初到美国，他演奏普罗科菲耶夫协奏曲时大开合大音量大对比，几年以后去欧洲，又变得文雅细腻，中间色彩也丰富多了。王健的导师帕瑞索教授最欣赏他“固执的天性，保护了艺术的个性”。他的“巴赫”呈现出和罗斯特罗波维奇、梅斯基、马友友不同的面貌，听上去更为纯朴简练平实率真。王健说，“巴赫”是一面“镜子”，谁在他面前都藏不住躲不了。巴赫的音乐纤尘无染，任何人演巴赫就如同演自己。
格莱美奖垂青的DG唱片《时间终结四重奏》中，王健将自己的演绎融入了许多人无法理解的音乐。他认为，这部作品非常有逻辑性，思想和情感也很真实。作曲家梅西安在二战期间被德国人俘虏，蹲在阿尔卑斯山的一个集中营里写下了这部四重奏作品。旋律和节奏都是“角色化”的，长弓拉长音，绵延伸展，永无终结。作曲家写进去很多幻觉和幻想的声音，有的就是集中营里的动静，比如大提琴模仿空袭警报嘶鸣的滑音。
这次王健来北京首演潘德列斯基的协奏曲，同样以他独到的理解诠释让作曲家喜出望外。他与王健说，你完全可以再快10倍，也能非常棒。可是王健说，音乐没有让他找到加速的内在动力，而毫无根据的炫技只会削弱艺术本质的魅力。
王健的演奏，让我们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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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留恋老北京
（瑞典）傅瑞东
住过多座城市，但论变化，没一座赶得上现今一日千里、热火朝天的北京。北京干净多了，河流变深，湖泊变清，街道变宽。古老园林青春焕发，新建园林处处开花。大小寺庙修复一新，新扩机场现代一流。北京人的日子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这一切没得说。
但与此同时，北京失去的也不少。老城区拆迁风风火火，原来还是一片房屋，几天工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价值连城、铭刻人心的建筑转眼间再也找不到了。
四合院啦，胡同啦，这些普普通通的院落、小径，单个看并不起眼，放在一块看就不得了，它们可是北京的灵魂啊，没有它们，北京也就不成其为北京了。
四合院住着温馨，构思别致，美观耐看。布局也好，用料也好，都是人们历经数百年摸索总结出来的，极尽上乘建筑之风范。四合院可说是中国对世界文化所做的独特贡献，华人引以为自豪，洋人叹为观止而流连。今日北京四合院大多已年久失修，连像样的暖气、下水都没有，几代同堂，住着确实不得劲。里面的人对四合院没啥感情，时刻盼着搬出来，这我完全理解。但这些房屋其实修一修就可用，大可不必一拆了之。如内部搞精装修，外部原封不动，这样不出几年，四合院肯定会成为最抢手的民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在城建方面犯过大错。我的故乡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就是这样。把成片17、18世纪的老房子纷纷拆除，盖上高高的写字楼、购物中心、停车场、宽街新路。现在90％的斯德哥尔摩人认为这样干是大错特错，原来是老房子的地方现在都冷冷清清，了无生气。
多亏当时还有一些热血之士，大声疾呼，大力抗议，结果城中一块历史较为悠久的地区幸免“现代化”，保存了下来。这个地区就是现在的老城，此区多为17、18世纪的建筑，有些甚至是14世纪的建筑。上世纪40年代，老城还是破屋陋巷，到处是人，拥挤得很，有头有脸的人根本不到那儿安居。里面的人天天盼着装暖气，安下水。换言之，当时那儿的情形跟眼下北京的情形像极了。
但是现在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已进行过改造，门面外表原封未动，内部加以装修，全部配备暖气、洗澡间、厨房等。对古代大师的建筑之道，从事古建修复工作的专家们要学，要懂，要品味，要尊重。今日老城已是斯德哥尔摩品位最高的居住区。部分老城地区辟为步行区，机动车只允许于上午5点至11点期间行驶。老城满是餐馆、办事处、艺术馆、小买卖，有许多地方每日还需上货，但考虑周密合理，故一切井井有条。老城现在是斯德哥尔摩人气较旺的旅游点，可见尚古还能赚钱。
不光斯德哥尔摩有老城。几十年前，欧洲城建工作就欠考虑，一窝蜂地搞“现代化”，即使如此，欧洲各国首都还是保留了相当规模的古建区。也正是靠着这些古建区，这些个都城才得以卓然而立。现在欧洲人的共识是现代生活不能缺少过去，现代生活必须崇尚传统。中国人说“古为今用”也是这个意思吧。心血来潮、盲目追求现代化属过时之举，既无意义，又无品位，这种举动的效果往往是来也匆匆，去更匆匆。
北京老城已被拆了不少，但是如果能从今日做起，把尚在的古建予以保留修复，不再拆毁，则古建的数量仍很可观，仍可让世界眼红。令人遗憾的是，根据现今规划，要对城区进行大规模改造，届时只有很小很小一段老城得以留存下来。
这留一块，那留一座，这不是个办法。地区要有连贯性，胡同的曲里拐弯正是其引人入胜之处，故要讲整体性。这些地区修复一旧之后可以作为步行区，可以开餐馆，可以建艺术馆。如果斯德哥尔摩的经验有借鉴意义的话，大多数房子应该住人，不然这些地区似会失去人气，缺乏情调。修复工作要慎之又慎，要尊重原貌。上世纪80年代对琉璃厂的那种“修复”千万不要再搞。众所周知，当时是先把整个街给扒了，然后再用现在的材料重建一遍，谁都看得出这是假古董，一钱不值。
老墙之内的城区部分仅占现北京规划市区总面积的5.9％，对这区区的5.9％还要拆，还要占，盖高楼，扩马路，难道真的有这个必要，非这么做不可吗？
2008年奥运会之际，北京将吸引世界各地的无数游客，届时光靠一个故宫和周围那点地方怎能容得下。如果老北京就剩下这一点点，那么这个城市似乎跟其他现代大都市毫无二致，没有自己的个性，没有独特的韵味。游客们会问一座名扬四海、气象万千的城市怎会如此这般。
有人会说我无权写这篇文章，而我要说我有权写这篇文章。因为老北京是（或者过去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为这座城市我相识热恋了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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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护城市文脉——来自专家的意见
王 军 潘 清
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在北京与上海这两个进程最快的城市，人们不约而同地关注起老房子、旧风景，可谓意味深长。
民居也是文化遗产
随着京、沪两市建设步伐的加速，老房子的存与毁格外牵动人心。舒乙在题为《拯救和保卫北京胡同、四合院》一文中忧心忡忡：“随着危旧房改造迅速向市中心推进，随着商业大厦和行政大厦的拔地而起，老城区被大规模地改造，甚至成片地消灭。”可是，陈建功却表达了相反的感受，他在一篇题为《“拆”》的文章中写道：“生活就是这样前进的。没有那些写在胡同口的‘拆’字，没有随之而来的轰隆隆的推土机，就没有即将崛起的金融街，也没有多少年来被拥挤被不便困扰的居民们向拥挤向不便的告别。”
城市建设中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在上海同样备受公众关注。周国平在一篇题为《侯家路》的文章里伤叹：“我终于忍不住到侯家路去了，可是，不再有侯家路了。”然而，讽刺剧《七十二家房客》也描述了上海人的窘境：原本一家人居住的一套石库门住了那么多人，一块布帘隔开两对夫妻，一家三代人挤在9平方米的小屋，每天清晨倒马桶成了城市一“景”……
四合院于元朝开始盛行，通常由东西南北四面房屋合围成口字形，中心是种植树木花草的庭院，连排的四合院之间的通道被称为“胡同”。北京明清旧城内的民居，基本上都是四合院。石库门则出现于19世纪中叶。当时上海老城内的居民和江浙难民大批避入租界。一种脱胎于传统四合院但占地面积较小、专供人租住的二层楼房应运而生，成为石库门的雏形。经过不断完善，这种建筑发展为由天井、客堂、厢房、灶披间、亭子间和晒台等组成的功能齐全的石库门住宅，数幢或数十幢为一排列，构成分弄，又以数条分弄组成大弄。
其实，北京的老房子并不止四合院，还有规模宏大的宫殿、寺庙与园林建筑；上海也不止是石库门，还有大量蕴涵着海派文化的花园洋房和历史旧址。过去，人们并不重视对民居建筑的保护，近年来，这一情形发生了转折，就在各方人士为老房子的去与留较真儿的时候，两市相继出台了保护性计划。
北京一年前划定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范围，明清旧城内37％的地区将得到整体保护，其中绝大部分是四合院保护区。上海市两年前编制了《上海市中心区历史风貌保护规划（历史建筑与街区）》，对约1000万平方米具有历史价值的新旧式里弄和其它有特色的建筑进行保护。这表明，成片的民居建筑和历史街区，已被城市纳入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
拆与保的“度”
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前不久就京沪两市民居建筑的保护提出：“对老房子应该尽可能多地保留，要成片成片地保留，而不是拆除。”能够支持这一观点的数据是，京、沪两市的建筑容量均已超过2亿平方米，而北京包括四合院在内的老房子现存仅约500万平方米，上海的石库门民居现存约3500万平方米。它们所占比重很小，却是城市历史与文化最为真实的载体。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刘太格说，“许多城市往往因为新的建设就轻易地把过去的老房子毁掉了，这是十分可惜的。”旅法作家华新民更表示：“现在这些具有历史与文化价值的老房子已所剩不多了，它们不应再被拆毁，也不应继续实行拆多少、留多少的政策。事实上，几十年来，拆的力量早已过了‘度’。”
人们发现，在北京故宫周围，原来平缓开阔的四合院区域，不协调地突兀起一幢幢高层建筑。“这些高楼如不加以限制就很危险，进了故宫，看见周围都是高楼，故宫就破坏了。”贝聿铭指出。而在上海，大片大片红瓦屋顶的石库门所形成的壮观景象，本是最富本埠韵味的城市特征，如今也经常被参差其间的高楼打乱，被建筑界批评为“蛋糕上插蜡烛的尴尬局面”。
“社区建筑”现端倪
如何有效地保护民居文化，人们提出了各种方案，其中有许多人开始把目光投入到对民居建筑进行小规模整治的改造方式上。
在北京市东城区，四处平房在规划部门的支持下进行了翻建，仍保持了四合院的特点。改建资金主要靠居民自筹。住户们增加了居住面积，增添了卫生间和淋浴间。
在上海市静安区，发动居民参与的“有偿回搬”成为改变石库门命运的有益尝试。具体做法是，政府优惠一点，居民出资一点，建成后的楼盘作为商品房出售时再平衡一点。这三个“一点”的政策，使石库门的整治与改善成为现实。市民们不但增加了居住面积、拥有了独立的卫生间，而且还能够继续他们早已熟悉的里弄生活。
“让居民自觉地修缮旧房，是最经济、最有效也是最理想地解决危房问题及风貌保护问题的办法。”两院院士周干峙对此予以肯定，“危房改造工作必须从过去以开发为主体转变为以居民为主体，应制定合理的政策，提倡居民参与小规模整治。”
“小规模整治还需与人口的疏散结合起来，应该把城市的一些功能拿到旧城之外集中建设，形成多中心的城市格局。这样，人们就愿意到旧城外的这些地区去就业、居住，老城里的人口就会减少，而政府又能通过新区的土地开发获得更大财力，历史街区的整治与保护就能做得更好。”北京市政府顾问刘小石说。
京、沪两市近年来出现的居民自助型的小规模住宅整治方式，引起了建筑界的极大关注。有学者指出，这表明“社区建筑”活动在我国已现端倪。“实践证明，简单地用房地产开发的方式改造旧城是很难成功的。”两院院士吴良镛说：“如何组织好居民的力量，是解决危房问题的关键。必须承认，一个城市的活力正孕育在最为广大的民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