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情深意重 割舍不断
——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情谊
罗青长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促成这个历史性转变的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两个伟人，这两个伟人之间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情缘，这段难舍难分的情缘一直伴随着两位伟人走过了曲折坎坷的一生。作为这段情缘的见证人，我愿将它笔录如下，以为对两位伟人的缅怀之情。
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上个世纪30年代，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误导下，奉行“不抵抗主义”，节节败退，先后丢掉东三省和热河，华北也岌岌可危。这使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猛醒，在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等人和东北爱国将领李杜、杜重远、高福源等的启发、诱导下，张学良将军开始思考联共抗日，打回老家去的救国之路。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张学良的这一爱国动向，先后两次派李克农到洛川与张学良谈判，双方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恳请毛泽东或周恩来到肤施（延安）正式会谈。中共中央经慎重考虑，决定由周恩来率团前往。1936年4月9日，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位伟人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的会晤。两人一见面，就热情地握手。周恩来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1910年到1913年秋在沈阳读书）。张学良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恩来很奇怪，问张学良：“怎么张伯苓也是你的老师？”张学良说：“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是听了张伯苓劝告后戒除的，因此拜张伯苓为师。”并说：“我和你同师。”引得大家都笑了。会谈就是在这种亲切而轻松的气氛中开始的。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谈。会谈后，中共中央慎重地研究了张学良的建议，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应该说，周恩来和张学良共同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两位伟人也自此开始了长达40年的生死之交。后来，当有人问及张学良将军对周恩来的印象如何时，张将军坦言：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周先生是他一生中最钦佩的人之一。
回天乏力，仰天长叹。自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分别和中共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以后，三方面都积极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同时，采取各种方式“逼蒋抗日”。然而，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虽经张、杨几次诤谏，痛切陈辞，蒋终不为所动。被逼无奈，出于民族大义，1936年12月12日，张、杨两将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这些刚刚经历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小鬼”高兴得手舞足蹈，恨不得把蒋介石这个双手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刽子手拉到陕北示众。可是，党中央高瞻远瞩，不计一党之私利，以中华民族解放为己任，决心以“双十二”事变为契机，推动全民族联合抗战。14日，党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赴西安与张、杨二将军共议抗日救国大计。16日周恩来到达西安，与张学良再度相逢。他们当即促膝长谈。周恩来赞同张学良对蒋的方针，并就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他的实力依然存在。西安与南京处于尖锐对立地位，因此对蒋的处置要十分慎重。在这方面周、张二人英雄所见略同，很快达成了共识。在日后的几天里，他们朝夕相处，密切配合，为抗日救国而奔波。然而，25日突然生变。由于东北军内部对先撤军（让国民党的中央军先撤离）、后放蒋，还是先放蒋、后撤军发生争执，张学良怕节外生枝，遂拉杨虎城陪着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悄悄离开住地，乘车直奔机场。行急之间也未通知周恩来。周恩来从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处得知此事后，大为惊愕，立即和孙驱车赶往机场，想劝阻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去南京。可是为时已晚，飞机已经腾空而起。周恩来只得扼腕长叹。他后来对人说：“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他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从此，这两个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号的挚友天各一方，遥相思念。
长相忆，勿相忘。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后，周恩来一直悬挂在心。每次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时，周恩来都要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的要求。可是，始终没有结果。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在即，周恩来再次提出释放张、杨二将军的请求。虽然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表面允诺，然而，蒋介石却背地里下了杀害杨虎城将军、押解张学良将军去台湾的密令。当国共谈判破裂，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准备启程回南京述职时，周恩来苦言相劝，并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他说，“我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不能再对不起另外一个姓张的朋友了。”张治中将军因此而幸免重蹈张学良将军的覆辙，而从周恩来的言辞之中我们也可以体察出他对张学良将军的无限怀念之情。
1961年，为了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设宴招待张学良、杨虎城两家亲属。席间，时任海军参谋长的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谈及哥哥至今被软禁、杨虎城将军惨遭杀害，不禁痛哭失声。一向以稳重著称的周恩来总理也为之动容。他高度评价了张、杨二位将军的历史功绩，称他们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这是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家和人民对张、杨二将军作出的最高褒奖。
周总理对张学良将军的怀念之情一直萦绕在心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已在弥留之际。当他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时，将我召唤到他的身边。嘱咐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虽然周总理没有点明“老朋友”是指谁，但从我平时和他的工作接触中即可理解这“老朋友”中肯定包括张学良将军。对张学良将军的怀念是总理临终都难以忘却的未了之情。
鸿雁传音，此情何了。自从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集团押解至台湾后，周恩来就一直想方设法向张将军传递思念之情。可是，当时两岸咫尺天涯，张将军又在囹圄之中，鸿雁传书谈何容易。1960年，周恩来总理得知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铭及夫人朱洛筠要到香港探亲，便在西花厅宴请张学铭夫妇，当时我在陪。席间，周总理谈到对张学良的牵挂，他手书了几句话托张学铭夫妇设法转达给张将军，这几句话是：“为国珍重，修心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周总理考虑得十分周到，他请张学铭夫妇到达香港后，再托台湾的友人将他的信装在口红盒里，到张学良夫妇经常作礼拜的教堂，趁人不备，交给赵四小姐，就说“大陆方面的朋友有话捎给少帅”。虽然周总理精心筹划，但当时政情险恶，此信不知所终。然而，总理的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周总理去世后，我一直惦念着总理的嘱托，设法将他对张学良将军的思念传递过去。1992年，张学良将军的儿子张闾琳到沈阳参加阎宝航烈士的纪念活动。我将周总理的四句话又手书托他转至张将军。1996年，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要到美国去看望张学良将军，临行前问我有什么话要捎，我再次手书周总理的四句话请她代转。这次，张将军真的看到了，欣喜之余，他问阎明光，“这是不是周先生说的？”从阎明光带回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张将军的表情中流露出对已故朋友的怀念、感激之情。两位世纪伟人的心终于历尽沧桑结合在一起了。
如今，这两位世纪伟人都已辞世，然而，他们的生死之交却传为永恒的佳话，流芳千古。周恩来和张学良的友情告诉我们，只要为民族大义着想尽力，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周恩来和张学良的友情也昭示我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是骨肉同胞，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我们应该尽快实现统一，了却骨肉团圆的夙愿，不要把太多的遗憾留给自己、留给后人。这也是周恩来总理和张学良将军所期盼的未尽之业，未了之情。
（附图片）
图为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周恩来在西安。
照片选自画册《张学良世纪风采》
图为发动西安事变的著名爱国将领、率领东北军的张学良。
照片选自画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录》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东北抗日战争中的周保中
王明贵 彭施鲁 蒋泽民
周保中同志在东北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等职务。他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始人之一。在领导东北人民坚持14年的抗日斗争中，他表现出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对民族的无限忠诚。2002年2月7日是周保中同志百年诞辰日。此刻，我们深深缅怀他的崇高革命精神。
（一）
周保中同志是东北人民坚持14年抗日斗争的自始至终的参加者和领导者。他出生于云南大理县，白族。青年时代参加北伐战争，任北伐军副师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派他到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到任后，他立即起草了《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游击运动纲领》。1932年4月，他到牡丹江地区发动抗日武装斗争，参与了以王德林为总司令的有数万人之众的抗日救国军的领导工作。在救国军主力于1933年春被日军击溃并撤至苏联境内之际，他将一部分愿意坚持抗日斗争的救国军将领和部队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与当地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组建成绥宁抗日同盟军。1935年，经他的努力，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他任军长兼党委书记。1937年秋，抗联第四、五、七、八、十军改编为第二路军，他任总指挥。抗日联军主力转移到苏联整训后，于1942年8月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他任旅长。他与政治副旅长李兆麟共同领导了军政训练。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为了回国后统一领导东北的革命斗争，他担任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旋即，他率抗联部队回国进入东北各大中等城市及重要县城，配合苏军肃清日伪残余势力，并做好迎接八路军、新四军进入东北的准备工作。在东北被日军侵占的14年中，他自始至终在东北坚持同日军进行浴血奋战。周保中始终号召部队指战员坚定一个信念：“抗日战争必胜！”
（二）
周保中同志坚持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发展壮大了抗日武装。他刚到东北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时，中共党组织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非常弱小，他所在牡丹江地区有一支党领导的宁安游击队不过几十人，而在同一地区的抗日义勇军队伍却有数万人之众。因此，他到东北后不久即深入到抗日义勇军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2年5月9日，他在宁安县被吉林自卫军误认是“日本侦探”而被捕。在“审问”中，他大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提出六条“抗日大计”，使自卫军将领大为折服，遂留其在左路军宣传部任指导。同年7月，他又到王德林任总司令的中国国民救国军，周保中的“抗日大计”使王德林深受感动，遂聘请他任救国军前方总指挥部总参议兼参谋处长。他率领救国军在宁安、敦化、安图、桦甸、抚松等广大地区英勇地打击日军。1933年1月，在日军大举进攻下，自卫军、救国军将领相继退入苏联境内。在这严峻形势下，他重整救国军队伍，继续在东北开展抗日斗争。这支抗日武装经周保中的整顿、改造，后来成为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五军的骨干力量，一直坚持战斗到抗战胜利。
要发展和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必须有一批政治立场坚定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周保中同志深知培养干部的重要，在他的教育和培养下，原救国军中的一大批中层将领（其中有的曾是绿林好汉、红枪会首领）和广大士兵走上了坚决抗日的道路，如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副军长柴世荣，第一师师长李荆璞，第二师师长傅显明，参谋长刘汉兴、陈翰章，第一师二团团长王毓峰，三团团长王汝起等，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东北抗日联军高、中级军事指挥员。由于他始终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使宁安成为当时绥宁地区抗日斗争的中心。
（三）
周保中同志在斗争中一贯从大局出发，维护抗联部队的团结，不断开创抗日斗争的新局面。1936年，他率领第五军向日伪统治较薄弱的穆棱、勃利、刁翎、依兰、方正、桦川等地开辟抗日游击区。此时，在这一地区开展抗日活动的除第五军外，还有抗联第三、四、六、八、九军等部。他在同各军接触中了解到，由于对活动地域、征收给养、筹措军费等方面没有统一协调，各部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大敌当前，他深感团结一致的重要性。为抗日救国大业，他于1937年初冲破日军的封锁，顶风雪，冒严寒，历尽艰辛，终于找到抗联第三军和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负责人，他们共同商定尽早召开会议解决各军协调问题。同年2月21日至26日，在方正县洼洪召开了联军会议（亦称洼洪会议）。周保中同志从抗日救国大局出发，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会议最后确定了各军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征收给养、筹措军费的具体办法。决定成立抗日联军依东办事处、哈东办事处和牡丹江稽查处，对给养和军费进行统一征收和分配。3月19日，根据洼洪会议决定，周保中以总指挥的身份，指挥抗联第三、四、五、八、九军等部联合攻打依兰县城。此战，充分显示了联军各部团结一致，联合作战的威力，极大地鼓舞了这一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由于抗联部队之间统一了认识，进一步加强团结和协作，在1937年的夏秋之间，三江地区的抗日联军人数达2万余人。抗日游击区西起通河、方正，东至富锦、饶河、虎林，南起勃利、桦南，北至松花江以北的汤原、萝北等20多个县连成一片。在如此广大的游击区内，各县、区的伪警察署、自卫团等纷纷被抗联部队缴械或起义，凡日伪军出动的“讨伐队”几乎都受到重创。对此，日本关东军惊恐万分，哀叹“三江地区已成为共产党的乐园”！
（四）
周保中同志有坚强的抗日救国的信念，战胜艰险，超越生存极限，坚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到底。在与党中央联系不上的情况下，他派人到处搜集延安《新华日报》、巴黎《救国时报》，从中了解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以此指导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为粉碎敌人企图将三江地区抗联“聚而歼之”的阴谋，开辟新的游击区，进而打通与战斗在东南满一带杨靖宇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和战斗在热河的八路军的联系，他果断决定派主力部队西征。这次西征，由于敌人过于强大，虽遭严重挫折，但其历史意义非常重大。西征部队消灭和牵制了日伪军的大量兵力，涌现了“八女投江”等许多英雄壮举，在历史上，乃至现在，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路军主力部队西征后，日伪军将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列为重点“讨伐”对象，悬赏周保中的首级由1万元增至10万元，后来甚至增至周保中身上的一两肉换一两黄金。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他志坚如钢，特别是1938年入冬以后长达7个月的漫长寒冷季节里，他率部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吃树皮、住雪地，同日军在茫茫雪海里进行一次次恶战。当历史学者在研究抗日联军历史时，无不惊叹：在已不具备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情况下，抗联部队仍能坚持战斗，真是创造了奇迹。这就是“抗联精神”！
东北抗日联军主力转移到苏联后，周保中同志在领导抗联部队坚持军政训练的同时，经常派遣小部队回东北继续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和搜集日伪军情报工作，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旗帜一直高高矗立在东北抗日战场上。1945年8月，周保中同志指挥抗联部队配合苏联红军打败日本关东军，解放了全东北，为夺取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团结各族干部 维护边疆稳定
韩光
周保中同志青年时代曾在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1928年，又留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被党派到东北地区工作。
在东北抗日战争时期，他同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等同志一起，领导东北人民和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牵制了日本关东军约70万兵力，使其无法从东北战场调遣到华北及其他战场。他领导的东北抗联在东北坚持14年的战斗，积极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
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周保中担任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吉林军区司令员、吉林省政府主席等职，仍然奋力斗争在第一线。他亲自指挥了攻打长春、桦甸等战斗，亲自领导剿匪、土改、参军、支前、建党、建政等工作，为解放东北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8月，毛主席在北京接见周保中同志时，高兴地说：“我们的民族英雄来了。”主席并传达了中央的决定，派保中南下担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2月到贵阳后，中央又决定由陈赓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周改任副主席，对此，他毫无怨言，愉快地服从中央的安排，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严格的党性修养和不计较个人得失、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
由于陈赓军务繁重，云南省人民政府的日常工作实际由周保中同志负责。在人民政权建立初期的艰苦岁月里，周保中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冲破重重阻力，渡过道道难关，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接管征粮、统一货币、禁绝烟毒和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等工作。在顺利完成接管的同时，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在建立和巩固革命新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到1950年10月，全省基本渡过了难关，保证了军需民食的供给和工业生产的需要，基本上控制住了物价波动，人心安定，当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5.6％。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加强各民族干部和群众的团结，维护边疆的稳定、边防的巩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些方面，周保中同志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他在党中央和省委领导下，认真贯彻了中央“团结第一，工作第二”和民族工作要“慎重稳进”等方针，注重搞好党内团结、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大力团结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疏通民族关系，以自己特殊的久经考验和磨砺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的身份，发挥了别人不能替代的作用。在工作和生活中，他不仅廉洁奉公，严格要求自己和家属，事事以身作则，而且对于违反原则的人和事，从不迁就，嫉恶如仇，刚正不阿。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深深地教育和影响着广大干部群众。
1952年11月，周保中同志调到重庆任西南行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主任兼民政部部长。从1954年9月起，他相继当选为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八大中央候补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由于长期艰苦环境的侵害和工作的超负荷运转，周保中同志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但他仍念念不忘党的事业，只要病痛稍有减轻，都要坚持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朽的业绩和高尚的品德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宁都起义精神长存——访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袁血卒
马玉川 王晓建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在江西宁都发动了起义，全军1.7万余人全部开赴苏区参加了红军，使红一方面军由4万余人增加到6万人。在宁都起义7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敬仰的心情，走访了当年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中共二十六路军特别支部组织委员、93岁高龄的袁血卒同志。
当我们向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老提到宁都起义时，他立刻精神焕发，侃侃而谈。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系冯玉祥先生的西北军。西北军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失败，残部被蒋介石收编为二十六路军。
蒋介石于1931年2月将二十六路军调往江西“剿共”，袁血卒在江西宜黄与隐蔽在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员刘振亚接上了组织关系。袁老说：当时在中央军委工作的，有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朱瑞等同志。中央军委派遣我等随中央特派员王超前往江西，开展争取二十六路军转向革命的工作。
途中，他们在浦口遇到刘振亚，刘振亚介绍了二十六路军的近况和参谋长赵博生等军官的思想动向。到江西后，刘振亚回七十三旅，袁血卒分到七十九旅二团团部，王超以差遣名义驻二十六路军指挥部。不久，他们与二十六路军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等接上党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号召。二十六路军官兵强烈要求“回北方，打日本！”蒋介石却强迫他们留在江西打红军。内战外患使官兵们反蒋抗日的情绪更加高涨。袁血卒等地下党员积极开展活动，广交朋友，扩大组织，发展了20余名党员，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就是其中之一。中央军委审时度势，批准在二十六路军成立中国共产党秘密支部，刘振亚任书记，袁血卒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为发动和领导宁都起义奠定了组织基础。
正当特别支部抓紧工作，起义条件日趋成熟时，蒋介石的南昌行营突然于12月5日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责令二十六路军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袁血卒当时的名字）、王铭五3名共匪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这突然变故是王超引起的，他把署有特别支部委员姓名的两份决议带到南昌，误交给了已被敌人破坏的地下党联络站。
蒋介石行营的密电被罗亚平截获，刘振亚、袁血卒紧急商量对策，决定立即组织起义，袁老追忆说：“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他那十万火急的电报，竟成了二十六路军提早起义的导火线。”
赵博生先找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董振堂当即表态：“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听你的！”他俩又一同找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季振同亦明确表态：“联合红军，北上抗日。”
同时，刘振亚派袁血卒到苏区联络红军，联络暗语是：“朱瑞叫我来的。”袁血卒默诵着联络暗语走了一夜，进入苏区。找到县委书记霍步青。霍步青一听是“朱瑞叫我来的”，便立即派通讯员把袁血卒送到了红都瑞金。
在叶坪村，袁血卒先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向他详细汇报了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准备工作。朱德笑着说：“你们想领导他们当红军，那太好了！你们的策反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我们中革军委要开个会，听听你们是怎样准备起义的。这是件大事，还要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
第二天，袁血卒在中革军委会议室做了汇报。到会的有朱德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总参谋长叶剑英，以及左权和刘伯坚等同志。经过讨论由叶剑英归纳为应付各种局面的七条指示，袁血卒一字一句牢记在脑子里。
第三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接见了袁血卒，他听过汇报后说：“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起义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全部起义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万一不能全部起义，局部起义也是好的。”
袁血卒返回宁都，向刘振亚详细汇报了情况，又与赵博生商讨了中革军委的决策和指示。当谈到要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互推领导人时，赵博生以大局为重，主动提出推举季振同。但季振同却嫌编为红十六军的番号太小，要求重新考虑。为此，特别支部派袁血卒二次去苏区。中革军委研究后认为：满足季振同的要求对革命有利。于是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一天，起义后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红五军团，下辖三个军。叶剑英郑重地将毛泽东和朱德签署的委任状交给袁血卒。
袁血卒二次返回宁都，特别支部按照中革军委的决定，对起义方案做了最后的部署。12月13日夜，袁血卒受刘振亚委派，在七十三旅旅部主持召开了起义前的行动会议，袁血卒传达了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批示。赵博生说明了全部起义的条件，会议很快决定了起义的具体行动步骤。这时季振同也行动起来，在他的住处召开会议，动员部下北上抗日。
12月14日黄昏，赵博生在二十六路军指挥部宴请全军团以上主官，席间宣布起义参加红军，北上抗日。随着赵博生的一声令下，地下党员孙步霞鸣枪三响，发出了起义开始的信号。
刹时间，宁都沸腾了，枪声、呐喊声、奔跑声汇成一部雄壮的交响乐章。至15日黎明，起义获得了成功，起义部队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率领下开赴中央苏区，不久便改编成红五军团，参加了反“围剿”的战斗。
回顾宁都起义的历史，袁老思索着说：1938年，毛泽东同志曾在会见宁都起义参加者时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什么是宁都起义的精神呢？我认为就是高度的爱国主义和献身革命理想、事业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战争年代需要，和平建设时期也需要，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