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编者的话
中日友好源泉在民间
时光荏苒，世事沧桑，中日邦交正常化迎来了30周年。
回望30年的中日关系，虽历经风雨毕竟多是晴空，虽有过低谷更有明丽高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揭开了两国关系史的新一页。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提出的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为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做出了明确定位。
中日关系的历史反复证明，中日两大民族，互助则共荣，相攻则两伤。中日作为永远的邻居，睦邻合作不仅利于两邦，也惠及亚洲邻国和世界八方。今天，中日两国已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的人员往来，经济文化交流，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前所未有，为两国带来巨大利益。
中日关系发展的历程还表明，友好睦邻合作的力量源泉在民间。江泽民主席指出，“中日友好归根到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无论是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还是其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民间友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本期《国际周刊》介绍了几位日本民间人士的事迹：视治沙为通向世界和平之路，虽年逾九旬而治沙不止的远山正瑛；从战前的右翼首领到和平战士，80多岁时还以“减去60岁的心情”执着地投身日中友好事业的笹川良一；以平民百姓之身寄情于中国留日学生，被中国留学生以“神大爷”亲切相称的神宫寺敬。他们是真心实践中日睦邻友好群像中的几位代表，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中日友好的人间真情。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莫道夕阳红来迟
——记为中日友好做实事的笹川父子
高海宽
近百年来的中日关系复杂曲折，亦有不少奇人奇事。常人很难想到一位日本战前的右翼首领，在他晚年成为著名日中友好活动家。他就是“笹川日中友好基金”创始人笹川良一先生。
笹川良一，日本社会活动家。上世纪30年代曾任“国粹大众党”总裁，有名的右翼首领。战后，他经营赛艇、赛车，积蓄了巨额财富。他长期担任日本船舶振兴会会长，曾是笹川和平财团、造船振兴财团等数十个团体的首脑。笹川主张“世界一家，人类皆兄弟”。他出资100多亿美元，开展医疗、教育、文化、赈灾等多项公益和慈善事业，在日本社会上的影响举足轻重。
由于历史的因素，笹川长期与中国没有交往。然而，随着世事沧桑巨变，在1972年中日复交，特别是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目睹中国和中日关系的重大发展变化，笹川先生思想深受触动。他认识到，日本应当对过去的侵华战争表示反省和忏悔，“日中友好才能保障亚洲的和平和发展”。他说，“日本历史上受惠于中国，中国是日本最可尊敬的兄长”。他表示要以实际行动顺应时代潮流，投入日中友好事业，向中国“报恩”。
笹川良一决心开展日中友好活动的毅然之举，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重视。邓小平赞扬笹川先生是位“重义气”的人士，指示要做好工作。1984年，笹川良一先生首次访华，第二年又以86岁高龄访华。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会见他时说，我们都是近百年来中日关系的见证人，要为两国在21世纪更加友好共同努力。笹川说，他要以“减去60岁的心情”为和平的日中友好做更多工作。
笹川先生携其麾下的日本船舶振兴会（后改为“日本财团”）、笹川和平财团、笹川保健协力财团、日本消防协会等多个民间团体热心开展日中友好活动。他曾亲自到广东无偿援建麻风病研究所；设立“笹川医学奖学金”，无偿提供20亿日元资助中国千名医生到日本研修；热情为大兴安岭火灾、江苏和安徽水灾、云南地震等捐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12月，笹川先生出资50亿日元设立“笹川日中友好基金”，无偿用于日中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一些领域的友好交流活动。1993年，笹川先生又决定将这项基金增至100亿日元，成为日本最大一笔民间对华友好基金，为日中民间友好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笹川先生亲率600名日本青年友好之船访华，热情推动天皇访华，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还曾引领南太平洋九个岛国元首访问中国。
1992年秋，笹川先生邀请以黄华为团长、叶选平为最高顾问的大型代表团访日，共同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他兴奋地说：“看到日中关系从安定走向发展，从交流走向合作，我感到非常高兴”。这话道出了笹川先生真实的心情。感悟有早晚，友好无先后。笹川先生在人生的最后十年奋起努力，为日中友好倾注了满腔热情。1987年11月，邓小平再次会见访华的笹川良一，赞扬他为发展中日友好所做的努力。直到1995年7月病故前，虽已届96岁耄耋之年，笹川良一在病榻上仍关心“友好基金”的交流情况。
世代友好，子承父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笹川先生的三子笹川阳平就一直协助父亲筹建“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为开展对华交流做了大量工作。笹川良一先生去世后，笹川阳平接任日本财团理事长、“笹川日中友好基金”委员长之职。他表示：“虽然家父已经过世，但我要继续把他所开创的‘笹川日中友好基金’这项事业搞下去。”他认为，“日中两国要用实际行动才能建立相互的信赖关系”。
笹川阳平先生不苟浮言，执着务实。他自1985年随父访华以来，已近50次访问中国，足迹遍及中国各地，“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事业愈加红火，中日双方已利用这笔基金开展了200多项交流；从市长到企业家，从金融证券、能源到海关、服装、第三产业，组织、接待过80多个城市及各地的近3000名中国人士访日；组派政府机关、行政管理、医学、残疾人、环保、青年等各类考察团访日；举办摄影和绘画艺术展览、进行新闻和电视等文化交流10余项。日方还在中国多次举办中小企业、市场经济、企业管理等学习班，介绍日本的市场经济、企业经营等经验，多次接收中方经济管理等各种专业人员赴日进修。日方还多次组派日本年轻议员代表团访华，实地考察中国的国企改革、农村经济、投资环境、南水北调等，为日本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服务。在教育方面，日方近几年又与中方合作，在中国的13所大学设立了“笹川日中友好奖学金”，已有500多名优秀学生获奖；在日本设立了“中国留学生奖学金”，资助中国在日留学生；还向中国组派多批近200名日语教学专家，并向中方多所大学赠送了大量图书。
在交流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笹川阳平先生事事躬行，亲自筹划组织、落实项目。近几年，在笹川阳平先生的主持下，又将“笹川医学奖学金”扩大为20年，再增培1000名中国医生，同时，加强了对中国西部开发、边远地区扶贫、环境保护、安全领域的合作与交流的力度。
笹川父子为日中友好交流所做的善事和实事受到各方称赞，他们倾心于日中友好的热情和执着，深深感染了与之接触过的中国人。从笹川良一到笹川阳平，在他们的身上，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中日关系的历史与发展。（附图片）
1987年11月，邓小平亲切会见日本船舶振兴会会长、笹川和平财团名誉会长笹川良一和日本船舶振兴会理事笹川阳平。（照片由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提供）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有这样一位96岁的日本老人——
播撒生命的绿色
——记远山正瑛和他的沙漠开发协力队
本报记者 孙东民 于宏建
时令3月底的鄂尔多斯地区乍暖还寒。从包头驱车南行，路边的景物渐显荒凉，卷起的黄沙贴着地面飞舞。但进入恩格贝生态开发示范区，却见到不同的景象：一排排齐整的白杨树，顽强与风沙抗争的灌木丛，远处的防护林带、果园和扬水站，织成一幅北国的田园风景。
恩格贝，地处我国八大沙漠之一的库布其沙漠腹地，北临黄河，南倚鄂尔多斯高原，历史上曾是一方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乐土。然而，人类的掠夺性开发也曾使这里退化成遍野枯黄、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
恩格贝，如同在蒙语中“吉祥平安”
的含意，而今又在库布其沙漠之中奇迹般升腾起一片绿洲。这是恩格贝的治沙人用汗水和坚忍不拔的毅力绘就的吉祥画卷。人们都记得在与沙魔拼搏的行列中，走着一位日本老人，他的名字叫远山正瑛。
远山正瑛，日本著名的农学博士。
这位年届96岁的老人早在学生时代起就对开发中国沙漠有浓厚兴趣。远山在30多年前从大学退休后，潜心研究沙漠的治理和开发。记者在15年前曾去他任教的鸟取大学采访过远山，他说他是在1980年知遇了王震将军后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的。他怀着“要为黄龙披上绿衣”的愿望，带领他的中国沙漠开发日本协力队，奔走于甘肃、宁夏等黄河流域，从事治沙绿化活动。
1989年，时任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公司副总裁的王明海带领一班人开进恩格贝植树造林，围建草牧场，远山被他的沙漠综合开发示范区的计划所吸引，于是在1990年来到恩格贝实地考察，那时他已是84岁的耄耋老人。
远山的真诚，王明海的执着，使他们从此结下了不解的治沙缘。几年后，王明海毅然辞职承包恩格贝示范区，远山先生也本着“治理沙漠是世界和平之道”的精神，发誓在有生之年倾力治理开发恩格贝。从此，凝聚着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情谊的生命绿色在库布其沙漠扎下了根。
为了再次访问远山老人，我们拨通了日本沙漠绿化实践协会的电话，得知老先生正忙于在日本福岛建中国白杨林荫道的活动，还有绿化沙漠讲演会等，使来华的计划推迟。我们虽然对不能在恩格贝与老人见面感到遗憾，然而在示范区，听到所有人都对这位“绿色使者”表达着崇敬之情。
恩格贝宾馆的前面，有一尊远山老人的铜像，基座上有这样一段文字：“远山先生视治沙为通向世界和平之路，虽九十高龄，仍孜孜以求，矢志不渝，其情可佩，其志可鉴，其功可彰。”
站在示范区高处远望，可以清晰地看到林区与荒漠之间有一条“沙线”，这是恩格贝人为征服库布其沙漠创造出的一个奇迹，它同时也警示人们，人进沙退，人退沙进，荒漠仍在威胁着人类。
由于生态条件恶劣，恩格贝曾被认为是难治的“癌症”，然而，远山老人坚信任何沙漠都能治理，治沙重在开发，应向沙漠要效益。在远山的倡导下，示范区建起了沙漠产业开发研究所。远山心中还有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创办一所世界沙漠大学，让恩格贝成为世界沙漠的研究基地。
今天，恩格贝沙漠治理和开发已初显成效：示范区内栽植树木成方连片，沙柳、杨柴、柠条等灌木300多万丛，承包的30万亩沙地已有1／3披上了绿装。恩格贝人还在示范区兴修水库，培育优质种羊，兴办鸵鸟养殖，种植药材、果树，培育花籽、草籽。此外，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检测鉴定，他们利用沙漠中的自涌泉生产的矿泉水已获准使用“绿色食品”标志。恩格贝人正在走一条由防风固沙到沙产业开发，让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体现的路子。
开发区经理王文清介绍说，11年来，远山先生奔波于中日两国，辛劳于库布其沙漠，每年都要在恩格贝住上大半年的时间。人们常常看到一位头戴遮阳帽，身着工作服，脚穿高筒雨靴，肩背工具袋和一把小铁锹，手拿整枝剪的老人的身影。远山多次说过，恩格贝是他的第二故乡，也将是他最终的归宿。
远山先生每次从恩格贝回到日本，总要四处奔走，在报刊、电视和集会上宣讲沙漠的开发治理，积极为治沙募集资金。在远山的感召下，一批批日本协力队员来到恩格贝，种下了一棵棵象征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长青树。
我们到达恩格贝的那天，正遇到今年的第一批日本协力队员20多人抵达恩格贝，这也是第106支中国沙漠开发协力队。志愿者中有老人、有孩子，更多的则是在校学生，他们每个人都佩带着写有“中国沙漠开发日本协力队”的绿色袖标。客人们一下车就受到热情的迎接，身着传统民族服装的蒙古族姑娘向每一位志愿者献上美酒和哈达，以蒙古族的最高礼仪迎接远道而来的日本朋友。
恩格贝人也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有位名叫泉智彦的日本大学生报名参加了中国沙漠开发协力队，然而在临行前却不幸病逝。为了完成儿子的心愿，他的父母每年都来恩格贝植树，并把儿子的骨灰永远安葬在了恩格贝，圆了他绿色的梦。
长期为中国沙漠开发协力队担任翻译的姚先生说，过去每当协力队来到恩格贝，远山先生都要亲自向他们作“战前动员”。他每次必讲“绿色代表生命，绿化是和平之路”的道理。他也不止一次地讲述选择恩格贝治沙的缘由：日中两国人民有着久远的友好关系，鉴真大师东渡扶桑使两国关系亲上加亲；战后中国百姓抚养了许多日本孤儿，应该报答这种恩情。老人还坦率表示，日本过去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战争，对不起中国人民，在中国治沙就是要洗刷日本过去的罪孽。
在示范区我们还遇到了两位日本老人，一位叫安田，另一位叫小野田，他们都是常驻恩格贝并为协力队提供服务的志愿人员。安田在退休前经营文具店，因参加环境保护活动结识了远山而来到了恩格贝；小野田当过38年的教师，退休后喜欢搞水利工程设计，从1992年开始，他每年都要在这里生活半年多的时间。老人说，他志愿来此的动机就是“绿色赎罪”。远山老人和日本志愿者的行动，带给人们的是宽广的胸怀和人类的良知。
我们在示范区看到，有日本友人参与的治沙绿化已初具规模，一大片“中日合作十周年纪念林”生长在示范区的一角。据日本沙漠绿化实践协会的记录，在远山的带领下，从1991年至2001年底，共有335批、6600多名日本志愿者自费前往恩格贝，完成了3个“百万株植树工程”。
“远山是一个伟大的老人，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这句话也许最能表达人们对远山的评价。每年除了日本友人来恩格贝治沙以外，中国各地大批的志愿者也纷纷来这里义务植树。远山的精神感动了人们，同时也赢得了人们的敬重。为表彰远山先生的贡献，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授予他“荣誉公民”的称号。远山先生还荣获联合国“人类贡献奖”。江泽民主席曾两次亲切会见了远山，高度评价他为中国治沙作出的贡献。
人们将会永远记住这位绿色使者，这位伟大的地球村民。（附图片）
压题照片：恩格贝生态开发示范区远景。本报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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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中日两国政府决定在中国举办“日本文化年”、在日本举办“中国文化年”活动。左图为中国设计的文化年标志，右图为日本设计的文化年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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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富士山麓家族情
——和神宫寺敬一家相处的日子
傅颖
在樱花盛开的时候，我来到富士山下的美丽城市——甲府，开始了在日本半年的研修生活，于是，和日本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神宫寺敬先生一家，结下了一份不解的情缘。
其实以前就从前辈口中听说，有这样一对日本的老夫妇，每年总会邀请一名国际广播电台日语部的女播音员到他们家，把她当女儿一样看待，照顾她的饮食起居，为她联系当地的电视台研修。他们的愿望，就是让异国的女孩们快快成才，能为他们常听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多出一份力，让越来越多能讲纯正日语的中国人通过电波传递来自异国的友情。
这是一对传奇式的老夫妇，他们的故事在我的脑海中定格成一个美丽的传说，直到自己踏上了这段樱花之旅。
神宫寺敬先生被日语部的女孩们昵称为“神大爷”，这的确是当之无愧。因为他每年金秋十月，总要偕夫人绫子同游北京，几乎令人怀疑他80岁的高龄是否虚报。
神大爷在北京见到我时气宇轩昂地说：“放心来吧，到时候大爷开车来车站接你！”开车？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待到几个月之后终于跟在神大爷身后走出甲府车站的那一刻到来时，不由揉揉自己的眼睛——眼前分明是一辆等着人去开的汽车，我身旁的80岁老人正向驾驶座走过去，我只剩下目瞪口呆的份儿，而神大爷兀自在那里气定神闲：“你坐左边儿，注意日本和中国是相反的哦。系好安全带！”
沿着樱花盛开的小路到了神大爷的家，饭厅里是绫子夫人亲切的笑容，一碗热腾腾的汤面已经放在了餐桌上。刹那间，旅途的劳顿，来到异国的不安，似乎都在那热气中被蒸发掉了。我有了一种到家的感觉。于是，在这个日本的“家”中，我和两位老人一起度过了难忘的半年时光。
每天早晨，总会从楼下传来一声吆喝：“吃饭喽！”
离家多年的我，耳边已久疏于这一声只有在家中才能享受的吆喝，每每至此，总会有一种湿润的感觉从心中涌来，于是脆亮地应一声：“来啦！”——楼下有一份家庭的温馨在等着我。
日本人的心目中，上班是一件大事，尤其是第一天上班，是一定要祝贺的。到达甲府的第三天，是我第一次到山梨电视台拜会的日子。绫子夫人起了个大早，在忙忙碌碌。因为几年前的一次意外，她的左手已经残废，所以平时由神大爷料理三餐。可是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绫子夫人从头天晚上就在念叨，她要为中国来的女儿做一顿特别的早饭——赤豆饭，来纪念在日本的第一天工作的日子，同时也祝福我在日本的半年研修顺利圆满。经过一番忙碌，早餐时，热腾腾的一大钵赤豆饭端上了饭桌。用糯米做的赤豆饭软软的、甜甜的，缀上了淡淡的粉红，像樱花的颜色。而神大爷和绫子夫人不停地劝我，“多吃点，多吃点！”于是我便也像在家里似地毫不客气把这份情意接纳了下来。这件事让一位日本朋友听说后，她大为惊叹：“赤豆饭呵！这可是对家里人才有的难得的祝福。”是的，那一种淡淡的甜，已经慢慢溢满了我的心房。
神大爷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儿女们都已自立门户，家族事业也有后继之人。而对中国，以及中国来的女儿们的这份爱，可以说是这段家族爱的延伸吧。每当碰到相识，老人总是自豪地介绍：“这是我的中国女儿！”在电视台研修，总是会有在节目中出现的机会，每当此时，两位老人总是守在电视机旁，看他们的中国女儿的表现。“今天很镇定呀！”“日语说得流畅多了。”“加油！加油！”——几乎全是鼓励之词。对于他们来说，我已是第十四名中国女儿，但那份关怀与亲情却丝毫没有减少。
电视台的工作没有规律，直播节目结束时通常夜色已深。怕老人们担心，我总是提前打一个电话回去，而绫子夫人总是很高兴：“看你还这么惦记着。”其实老人们才是真正地在惦记和担心。节目结束后，那间亮着灯的客厅总是默默地在等待，每当此时，温馨的感觉油然而起，情不自禁大叫一声：“我回来啦！”而有一次，和同事相聚稍晚了一些，回来的时候，居然看到两位老人正站在屋前翘首以待！不由得有一种负疚之感。从此每当出门，总是让他们能及时得知我这个女儿的下落。
每次出门去外地，神大爷总要为我细细查一遍交通时刻表，叮嘱我路上的注意事项。那份认真和严肃，和小时候爸爸给我讲解上学路线时的神情如出一辙。从神大爷家到电车站是一段不短的路，平日里总有公交车来往，但到公休日便少得可怜，于是我为了赶早班电车，悄悄出了门。走了没多远，后面有汽车声传来，“傅穎ちゃん！”（日语里特有的昵称）神大爷驱车赶来了，执意要送我去车站，看着老人不容分说的表情，我带着歉疚坐上了助手席——老人为了送我，周末早上还要如此折腾。
神宫寺敬夫妇对中国的那份爱，真挚而执著。每天晚上总有一段固定的时间，是专门为放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节目留出的。对于电台节目的每一点变化，每一位播音员的特征，他们都了如指掌。而对于每年的中国之旅，他们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在中国有太多他们的老朋友，但老朋友们不可能经常有机会来日本，所以便由他们每年去中国创造相聚的机会。于是密密的日程上都是朋友们的名字，而且这份名单越来越长。绫子夫人去年在北京因为水土不服，中途病倒，被紧急送入医院打点滴，回国良久才终于康复，但被问到来年的中国之旅时，还是那句毫不犹豫的回答：“去！当然要去了。”我被这句回答感动，那是一种矛盾的心情，既心疼老人们的旅途劳顿，又希望能早日相见。因为，我也成了期待他们的众多“老朋友”的一分子。
短短半年，成为我生命中难忘的片断，富士山麓的老夫妇，成为我家乡之外的又一份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