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两会纵横)
专栏：热点话题
反映群众呼声 维护群众利益
——全国政协关注民生维护社会稳定综述
本报记者张玉来 刘成友 韩建清
联系广泛，作风民主，上通下达，是人民政协的优势。过去的一年，全国政协发挥自身优势，密切关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抓住一系列反映强烈的问题，积极服务群众、协调关系、促进团结、维护稳定，显示出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常委会到专门委员会，从主席、副主席到常委、委员，纷纷就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调研。在此基础上精心写就的考察报告、专题调研报告和提案，浸透了各个专门委员会、党派和委员们的真情和心血，体现了委员们对群众利益的热忱关注，展现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些报告或提案有些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批示，有些被有关部门及时采纳，为当前和今后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一枝一叶总关情
全国政协各界别委员在不同的行业和地区，深入群众，反映问题，参政议政。
贫困弱势群体的冷暖温饱牵动着政协委员的心。全国政协就此组成“城市贫困群体问题”专题调研组，邀请国家统计局、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和一些专家学者介绍情况，分赴北京、天津、重庆3个直辖市及东北、西北、中部、东部的贫困地区实地调查。委员们不辞辛苦，深入到困难企业、街道社区和一些贫困家庭，了解详情，征求意见。随后又举办了包括29个省、市、自治区政协参加的专题研讨会，最终形成了《关于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就开辟就业渠道、加大社会保障力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建立统一的扶贫解困工作机制和面向家庭的社会救助体系、出台政策要充分考虑群众意见和实际承受能力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真知灼见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这一调查报告高度重视，批示“保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水平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级财政都要逐年增大这方面的预算投入，扩大‘低保’面，确保‘低保’水平。”记者了解到，国务院已决定加大这方面的资金投入，民政部已就此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进一步扩大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面。
近年来，一些省市区的县乡干部工资拖欠问题普遍比较突出，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工资，损害了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针对这一问题，全国政协会同各省政协，历时9个月，对县乡干部工资发放问题进行了全国范围的重点调查和综合研究，并赴6个省市开展实地调研，形成了《关于确保县乡干部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的建议》，建议地、省、中央三级财政对财力确实不足的县和省给予足够的转移支付，并形成制度。此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根据各地的反馈意见，发现问题解决得不很理想，又形成了《关于确保县乡干部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必须从体制上采取措施的建议》。这份建议再次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视，并在2001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介绍了这一建议的主要意见。
一些专门委员会、党派和委员还就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两工”、农村义务教育、“五保户”供养、税费监管、转移支付、政府医卫经费投入、社区卫生服务、医疗机构财政补偿和疾病预防控制、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等诸多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尤其是农民利益的问题，提出了中肯建议。
尽心竭力为稳定
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高举大团结、大联合的旗帜，从自身特点出发，发挥界别优势，为沟通情况、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翻开全国政协的视察、调研报告和委员们的提案，改变少数民族地区落后面貌、县乡政府依法行政、保护妇女劳动就业和人身权益、维护宗教界合法权益、农村扶贫等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据统计，有关法制建设、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提案计911件，占提案总数的25.5％，展现委员情系大局、殚精竭虑维护稳定的拳拳之心。
当今世界，民族宗教纠纷频仍，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导致一些国家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如何客观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是许多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联络感情、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是人民政协民族宗教工作的特点。这些细微的工作润物无声，点点滴滴，对于赢得人心、巩固团结、维护稳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针对西方敌对势力借联合国人权会议即将召开之机，利用“法轮功”邪教问题干涉我国内政这一严重情况，全国政协与统战部、宗教局联合组织五大宗教领袖和宗教界知名人士，召开了“宗教反邪，去伪匡正”座谈会，并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国宗教界人士一致表示坚决支持我国政府揭批“法轮功”邪教的正义活动和取缔“法轮功”的重大决策，并积极投入到反对“法轮功”邪教的斗争，给西方敌对势力妄图利用“法轮功”邪教问题干涉我国内政的险恶企图以迎头痛击，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目前，我们国家少数民族地区仍普遍处于经济落后状态，改变、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和生活状况，是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多年的期盼。许多委员对此展开了调查研究。牟本理委员耗费大量精力和心血调研，提出了《将扶持22个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列入国家“十五”计划案》。国家计委对这一提案中的具体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已正式下发文件，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中央财政支持等方面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全国政协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十五”计划开端之年的机遇，从与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密切相关、国家正在给予关注、地方又急盼解决的问题入手，邀请科技部的有关人员深入新疆、内蒙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联合调研，其中一些调研成果已转化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建设项目。
城乡差距拉大，农民增收减缓，农民负担减而不轻，由此产生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委员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针对城乡差距拉大，任玉岭委员呼吁，为预防我国农业可能遇到的危机和农民可能遇到的困难，中央需要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程道喜委员在提案中分析认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面临的困难，原因在于投入不足，他建议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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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漫笔
一词之改待真功
胡果
据报道，经国务院批准，在我国使用了16年之久的“国定贫困县”改称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一词之改，在来自西部地区的代表、委员中，引起反响。
名称的改变，反映了实际情况的变化，也顺应了形势发展的要求。贵州团一位代表提供了一组数据：从1986年大规模扶贫行动起步，1994年“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至2000年底计划基本完成，中国农村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2.5亿降到3000万，目前只占农村总人口的3％。中华民族丰衣足食的梦想初步实现。从“国定贫困县”到“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一词之改，反映了我国扶贫开发的历史性成就。
3000万，相对数不大，绝对数不小。这3％，或是社会保障对象，或是残疾人，或是因自然条件恶劣而难以脱贫。跨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没有忽略这3％，而是转变观念，加大帮扶力度。新确定的500多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遍及21个省区市的老、少、边及特困地区，覆盖全国50％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60％以上的低收入人口。党和政府下决心要消除贫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一词之改，也引出代表、委员们求深、求新、求变的许多议论。有人说，从“国定贫困县”到“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前者只提贫困现状，后者既言现状更明出路。有人说，将“扶贫”和“开发”相提并论，看到劣势也看到潜力，是对贫困地区全面、辩证认识的结果。贫困地区需要资金，更需技术；需要项目，更需市场；需要捐款捐物，更需智力帮扶。东西协作也好，社会支援也好，都应探索新方法，拓展新领域，在扶贫与开发的结合上下功夫，帮助贫困地区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还有不少来自基层的代表、委员表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确定，特别是“工作”二字的增加，突出了县级政府的扶贫责任，呼唤着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只要心怀改天换地的壮志，不等不靠不要，带领群众同心协力，实干苦干，脱贫的法子就会越来越多，致富的路子也会越走越宽……
这些肺腑之言，让人听了心头发热。加快贫困地区发展，关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关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一词之改，见深意，更待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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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访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袁行霈
本报记者 温红彦
“哲学社会科学是以净化人类精神，促进社会发展为指归的。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在3月4日上午召开的民盟、致公党联组讨论会上第一个发言。
他说，去年暑期江主席在北戴河接见部分国防科技和哲学社会科学家时，深刻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得到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热烈拥护。
去年4月，袁行霈在北大文科教师大会上做了《学术的风气与学者的风范》的讲话，呼唤学术精品，呼吁学术创新，倡导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起来。讲话不仅震撼了北大，而且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联组讨论会上，袁教授就如何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了四点建议：
一、要建立适合哲学社会科学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职能部门在进行成果评估、职称晋升、等级评定和学位授予时，不能照搬理工科的评估标准，不能采取简单量化的方法，必须坚持质量第一。
二、要大力提倡和组织跨学科的研究。这既包括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各个分支相互的交叉和融合，也包括文理之间相互的渗透。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发展规划，可否考虑制定国家级的攻关计划，类似科技方面的863计划、973计划，集中人力财力解决一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问题。
三、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要像组织院士写作科普读物那样，组织社科领域内高水平的学者撰写面向广大群众的社科普及读物。
四、要合理开发和配置研究资源，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对于缺少其他经费来源的人文学科，例如文、史、哲、考古等，政府应当给予更多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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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专访
无党派人士畅谈“无党派”
——访全国政协常委徐至展院士
本报记者 王君超
在人民政协的34个界别中，有一个由58位委员组成的“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3月4日下午，在江泽民总书记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看望该界别委员并听取意见之后，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常委、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小组召集人之一徐至展委员。
“今天，江泽民总书记和李瑞环主席等领导同志亲自看望了我们并听取意见，我作了关于本界别如何参政议政方面的发言，我的内心深为感动，这也再一次体现了党中央对无党派人士的关怀与爱护。”徐至展激动地说：“我深切感受到，无党派民主人士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深受党和国家的重视。我们无党派人士也正努力体现界别的特点，积极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中发挥作用。”
现任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的徐至展委员，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他说：“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由党外较高层次的专家、学者等知识分子组成，也颇能体现全国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委员参政议政的热情非常高，实事求是地反映社情民意，在历次政协会议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利用每年两次视察、考察的机会，就水资源利用及保护、文物保护、基础教育、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热点问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可操作的积极建议，有的被中央采纳和受到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的重视。采访结束时，徐至展委员充满信心地说：“无党派民主人士一定会一如既往地积极参政议政，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能，与其他界别的委员一起，将这次政协会议开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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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半年与六年半看政府作风转变
——九三学社委员讨论侧记
本报记者 廖玒
3月4日上午，住在华润饭店的九三学社的全国政协委员开始讨论叶选平所作的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罗豪才所作的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龚振栋委员首先发言。他说，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感到政协的工作越来越实，每年都有新进展。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也很实在、精炼。去年一些很好的经验经过总结后，提高到了工作方法的高度。报告提出的几点不足，也实事求是，有利于今后的工作。张叔英等委员说，去年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方面，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进展。政协委员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深入分析问题，提出的许多建议被中央有关部门采纳。
几位委员表示，中央有关部门对政协提案越来越重视，他们对提案办理情况表示满意，但各部委之间、国务院部委与一些地方之间，办理提案的情况也不平衡，从中也可以看出对提案的态度。
龚振栋委员说，他去年有个提案，半年内国家经贸委专门派了两名同志找他了解情况，而另一个部的答复则是满纸官腔，只告诉他，发了这个文件那个文件，具体措施却没有。他在地方提了个提案，六年半没人理他，而那个部门距他的工作地点不到3公里。不是要转变政府工作作风吗？北京到他们那里3000多公里，这3000多公里和3公里，半年和六年半就是差距。许多委员还建议全国政协表彰办理提案优秀单位。
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许多法律问题，许多提案也涉及法律问题，为此，李昌道委员建议增加法律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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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畅言录
人才政策要倾斜
本报记者 王方杰
“对西部要有倾斜的人才政策。”3月4日，兰州大学校长李发伸代表一见记者便呼吁。
他告诉记者，兰州大学10年间流失的教师，可办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兰州大学的干旱农业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干旱农业生态实验室。在国家实施“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计划”时，兰州大学就为该实验室的学科带头人申请了一个特聘教授指标。与此同时，北京一个高校也申请了一个生态学方面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指标。结果，兰州大学的这名学科带头人被北京的高校挖走了。
他还注意到，山西的两所重点大学1990年到1997年流失教师300余人，其中一所高校的一个学院仅今年春节期间就有6位教师不辞而别。李发伸因此建议，国家在制定人才政策时，要考虑地区差异。同样是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兰州给10万元，北京也给10万元，人家怎么可能留在兰州？如果不考虑已经存在的东西部之间的差异，出台的政策也许初衷非常好，但最后的实际效果，却可能会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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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畅言录
抢救民族民间文化
本报记者 万秀斌
“去年我就民族民间文化的抢救问题提过建议，今年我将再次就此提出建议。”这是来自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歌舞团的代表王佳敏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
她指出，目前多数歌舞团、群艺馆、博物馆等都缺乏深入民族民间“采风”的资金，出现老人逐渐离世，年轻人下不去，以致这些承载民族民间文化的机体离真正民族民间的文化艺术越来越远。而民族民间文化如果不及早地发掘、传承，不被承认和肯定，它们也很可能被当地民族民间的民众视为“老土”和“落伍”而加以排斥，其结果就只能是任由这些文化逐渐消亡。
王佳敏认为，云南省民族文化艺术之所以影响甚广，就在于相继出现了《阿诗玛》等经典名剧。如果我们现在停滞在“采风下不去，艺术上不来”的局面，那么即使将来我们有了可以下去的经费了，恐怕许多文化也早已“作古”。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性。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与其有56个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密不可分。因此，为了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底蕴丰厚的中华文化，我们就十分有必要在民族民间文化的“抢”与“救”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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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畅言录
解决牧民定居问题
本报记者 陈沸宇
来自新疆奇台县大泉塔塔尔乡的木合买提代表一见面就告诉记者，他们那里是全国唯一的塔塔尔族乡，以牧业为主，有近4000人，但定居的不到30％。漂泊的游牧生活给人们的生产及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影响着当地的进一步发展。牧民都想定居，但苦于没有启动资金，到当地信用社也贷不上款。若是能尽快解决资金使大家定居下来，那无疑会大大促进生产。
据了解，那里牧民的定居每户大概需要2万元的贷款。但为什么贷不上呢？
木合买提说，不是当地的信用社为难大家，而是因为他们这个乡的基础较差，牧民们本身的存款就少，当地信用社也很为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木合买提说，能否请有关方面支持一下他们的信用社，再让信用社支持当地的牧民。
“我们所在地的牧业条件很好，现在制约我们发展的就是牲畜品质差、饲养技术落后等因素。若我们定居下来，这些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至于还那点贷款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最后，木合买提代表充满信心地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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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道德建设要有针对性
本报记者 王科
“道德建设也要防止‘眉毛胡子一把抓’”，辽宁省葫芦岛市委书记张东生代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在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过程中，要区分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领域，不断完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又有较强针对性的社会主义道德内容。”
张东生进一步说，从不同层次来看，应该有共产党员的道德规范、共青团员的道德规范、现役军人的道德规范、公民的道德规范等。一个社会道德风尚的转变和道德素质的提高，总是由先进分子倡导，从而影响到一般老百姓；总是由上而下，由领导到群众。因此，建立完善的先进分子的道德规范，并促其身体力行，是改善社会道德面貌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应根据全体公民道德素质的实际状况，有针对性地进行道德教育，力求有效地提高全体公民的道德水平。
从职业道德来看，除了有全国统一的职业道德规范外，还应当针对各种具体的职业制定不同的道德规范，如工人的道德规范、农民的道德规范、教师的道德规范、医务工作者的道德规范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职业的分类也愈来愈细，因此相应的职业道德也就愈来愈多。
从不同领域来看，如在经济生活和经济行为中，应当有讲诚信的行为准则；在文化教育活动中，应当有教书育人、以德治教的道德规范，等等。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应当有适合自身特点的市民守则、社区规章或乡规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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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自四川的马贵珍代表带着资料向人们宣传自己的家乡。
本报记者 顾兆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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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畅言录
山区农民盼服务
本报记者 武卫政
“咱是承德山区来的，就说说农民的心里话。”见到记者，人大代表、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绊马河村党支部书记张焕余快人快语：“农村搞农业结构调整，没有技术和信息肯定调不好。这需要有人带着调，有人搞服务，农民在这方面有两盼。”
张焕余细细道来：“一盼科技服务，既然是结构调整，就得掌握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所以农民最盼农业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常指导，也盼村干部、乡镇干部多掌握几门农业生产技术，乡村两级干部与农民直接打交道，如果不懂行，不是调不对路，就是瞎指挥。二盼销售服务，农民不管是种粮栽果，还是养鸡养兔，都得卖出去才见效益，特别是现在搞规模种植、养殖，产量那么大，找销路可是门大学问，非得专门有人跑销售、搞流通不可，农民最希望干部多琢磨市场，多组织人打通销路，多给大伙提供些市场信息。”
他说：“农民盼服务，也是希望干部们多为他们办好事、办实事。结构要调整，农民要增收，形势逼人呐，老百姓讽刺的那些‘开会干部、要账的官’越来越难混了，在此我对乡村干部说句真心话：多学几手真本事，别让乡亲们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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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月四日上午，科技界委员讨论政协工作报告。图为工作人员在用笔记本电脑作会议现场记录。本报记者 刘成友 宋丽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