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
探求扬州文化的内蕴
季允石
在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中，扬州是一个文化个性十分鲜明的城市。如果说在中国文化版图上有诸多闪光点的话，那么，扬州正是这样的闪光点之一。扬州文化以其鲜明的特色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扬州地处南北走向的运河与东西走向的长江之交汇点上，自古即有楚尾吴头、江淮名邑之称。扬州作为交通枢纽与商贸重镇，擅舟楫之便，得人文之胜；这里风光明媚，物产富饶，文教昌盛，地灵人杰，历史文化积淀十分丰厚。这表现在独树一帜的园林胜迹、琳琅满目的工艺珍品、脍炙人口的美味佳肴、争奇斗妍的服饰民居等丰富多彩的物化形态上，表现在千姿百态的扬州戏曲、博大精深的扬州学派、蜚声中外的扬州画派等门类齐全的人文形态上，更表现在其文化创造的活跃、文化氛围的浓厚与文化心理的成熟上，等等。
扬州作为一个文化重镇，辐射出巨大的文化能量。这里产生过、活动过、寄寓过数不胜数的文化名人，从文人学者到书家画师，从巧匠能工到杏坛名家，其生动活泼的文化创造与传播、绵延不息的文化承续与延递，从来没有湮灭或消沉过。文化底蕴的深厚与文化内涵的博大，造就了令人神往的扬州，使其作为中华文化渊薮之区的鲜明形象日久弥新。
面对多姿多彩、浩瀚博大的扬州文化形态，我们感受到了其内在文化精神的律动。这种文化精神，体现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日日新、又日新的创造，体现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海纳百川与兼容并蓄，体现为精致入微、孜孜不倦而永无止境的文化追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扬州人民与时俱进的实践品质与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看到了其主体性的高扬与创造性的勃发。扬州文化不仅是扬州人民的骄傲，而且也是江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笔共同的巨大精神财富。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延续而创造，继承以发展。弘扬中国古代的优良文化传统，是为了建设当代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文化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之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重视发挥地域历史文化资源的作用，加强对江苏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对于推动文化大省建设、加快江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入探讨与研究扬州文化的内在价值，其主旨正在于此。
2000年10月下旬，江总书记在故乡会见法国总统希拉克期间，应扬州同志的请求，欣然题词：“把扬州建设成为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名城。”这为扬州也为江苏的城市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苏州大学出版社和扬州市委宣传部联合出版一套《扬州文化丛书》，分门别类地介绍扬州文化知识，阐述扬州文化的内在精神，这是江苏文化建设中一项大有益处的工作。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但对于扬州人了解其历史文化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对于所有关心与热爱扬州文化、关心与热爱中国文化的人来说，都会是很有意义的。（此文为《扬州文化丛书·序言》，作者系江苏省省长）
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论天地
绚丽多姿的艺术景观震撼心灵的时代旋律
——2001年电视剧创作回眸
胡家龙
去年是电视剧创作播出的一个丰收之年，可以称之为电视剧生产的一个大年。在这一年里，全国各电视生产单位实际生产发行的电视剧数量达8000多集。电视荧屏上播出的剧目令观众应接不暇，从年初到年末，从中央台到地方台，一部又一部作品形成观赏热点，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一大批优秀作品以积极向上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吸引和感染着广大电视观众，给人们带来艺术的享受、思想的丰富和精神的振奋，给电视艺术的发展史留下了步履坚实、鲜明有力的脚印。
一、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讴歌中国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表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展示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业绩，唱响了时代主旋律。《少奇同志》以人民解放军进军东北拉开解放战争序幕的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展现了刘少奇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生动刻画了刘少奇同志果敢睿智、实事求是的战略家风度和人格魅力，热情歌颂了老一辈革命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英雄气概。《东北抗联》以青年赵林和白秀英、白秀珍姐妹俩在日本鬼子入侵东北后的悲欢离合构建故事，以赵林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全景式地展示了东北抗联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的英雄业绩，颂扬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浴血奋战的牺牲精神。《我亲爱的祖国》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华罗庚、钱三强等为原型进行创作，通过三代知识分子震撼人心的科学生涯、一波三折的人物命运、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讴歌了他们的拳拳赤子之心和为祖国奉献青春与才华的高尚情怀。《帕米尔医生》以感人至深的细节，展现了主人公吴天云扎根西部边远地区，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崇高思想境界和无怨无悔的献身精神。《鹰击长空》围绕“打得赢、不变质”这个主题，描写了我空军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展示了当代飞行员在社会变革中人生观、价值观的碰撞，歌颂了人民军队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和忠诚。《今天是个好日子》、《庄稼院里的年轻人》、《太阳不落山》等作品，反映了发生在伟大祖国广袤乡村的变迁，特别是展现了几代农民在精神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仰望昆仑》、《炮娃》、《中国仪仗兵》等军旅题材作品，以生动活泼的形式，鲜活充实的内容，反映了年轻的军人在部队大熔炉里经受锤炼、茁壮成长，表现了军营生活的勃勃生机、人民军队的崭新精神风貌。
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有了重大突破，以《长征》、《日出东方》等为代表的电视剧，把这类题材的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新的阶段。首先是同类题材再度创作上的出新。人们曾经用过多种文艺形式，对建党初期和长征这段历史的几乎每一个重要阶段都作过表现，其中许多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在以往的创作中都有所涉及。两部电视剧在遵循基本历史主干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新的史料，对长征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做了系统全面的再现，进行了新的艺术创造。其次是在表现历史生活的广度上出新。《长征》既写了我工农红军，也写了对立面的反动集团，既写了上层，也写了基层，吟就了一首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日出东方》写了“五四”运动前后的国内社会背景，也写到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联系，描绘了一幅中国革命的壮丽社会图景。创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他们掌握的丰富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的综合提炼，使作品表现出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
三、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内涵。去年的电视剧创作，现实题材的创作依然占据着大多数。在这当中，出现了一批直接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生活的优秀作品，如反映一个城市改革发展的《忠诚》、表现农村基层移民工作的《苍山如海》、反映国有企业改革的《杨总正传》、反映农村干部一心为民、带领老百姓致富的《党员金柱有点忙》；涌现了《大法官》、《仗义执言》等反映法制建设实践、塑造新一代法官和律师形象的作品；产生了《嫂子》、《有爱的日子》、《嫁到非洲》等普通人创造美好生活、追求真挚爱情的作品；创作了一批在充分肯定社会发展主流的同时尖锐触及社会生活负面现象和深层矛盾的作品，《大雪无痕》和《红色康乃馨》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两部作品都表现了反腐倡廉的主题，情节性、故事性、悬念性很强，矛盾冲突激烈，人物内心世界刻画细腻，社会负面现象的揭露和批判有力，弘扬了社会正气，给人以信心和力量。
四、整体创作水平进一步提高，作品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统一的程度进一步提高。一是许多作品生活积累厚重，构思孕育成熟，文学基础扎实，剧本所提供的思想、故事、人物水平都较高。《长征》是剧作者在其著作《长征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已有思考基础上，结合大量新的文献档案和党史研究新成果进行创作的。《日出东方》和《大雪无痕》的创作起始，就把小说和电视剧本结合起来周密考虑。《忠诚》的原作是一本在文学界有了定评的小说《中国制造》。《天下粮仓》的剧本是编剧多年研究的结晶。二是作品塑造出了一些个性迥异的人物，给影视艺术画廊增添了新的艺术形象。《日》剧以大量的历史事件和细节，推出了一个不为人们熟悉的，知识渊博、才华横溢、勇猛刚强而又落拓不羁的先驱者陈独秀的形象，这是该剧的一个重要价值和贡献。《一代廉吏于成龙》里刚正不阿、机敏干练、悉心抚民、两袖清风的古代清官于成龙，《警察“李酒瓶”》里的有很多突出优点又有一些小毛病的普通警察李久平，《公家人》里的敬业、执着、甘于奉献的广播站长金占林，《党员金柱有点忙》里的开朗、干练、朴实的乡党委书记黄金柱等，这些鲜活艺术形象是作品“三性统一”的重要体现，也是去年电视艺术的可喜收获。三是拍摄制作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一个生命的倒计时》影像结构新颖独特，在以纪实手法表现真人真事的创作上，有创新之处，形式选择和内容表现结合得巧妙完整。《相依年年》拍摄画面精美，后期制作流畅考究。《康熙王朝》、《天下粮仓》和《大宅门》等作品在场面调度、美工置景、演员表演、气氛营造、电视制作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五、电视艺术样式、风格多样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电视喜剧、短剧、系列剧等的创作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兵哥兵妹》利用喜剧的形式，反映军人生活，不仅使人物、场面、动作、氛围充满了喜剧因素，使观众得到了愉快的艺术享受，而且很好地展现了新一代军人以及转业军人的风采。由文学名著改编的长篇电视剧《淘金记》，在完成由文学向电视转换的过程中，充分保留了原著的故事、人物和基本精神，也充分保留了原著的喜剧幽默风格，让观众领略了四川方言喜剧的韵味。百部电视短剧《咱老百姓》在长篇电视剧播映占优势的条件下，以电视短剧集锦的方式，把反映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的各种短剧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创作、安排播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受到各方的好评。系列剧《重案六组》，环环相扣，节奏紧凑，叙述了故事，塑造了人物。《其实不想走》描写当代校园生活，在青春剧的拍摄上做了新的探索。《闲人马大姐》、《老娘舅》、《七彩哈哈镜》采用开放的结构，使故事内容与现实社会生活同步，边拍边播，发挥了电视艺术快速反映生活的优势。
考察去年的电视剧创作，的确取得很大成绩很大进步，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一是部分作品在文化观念上存在偏颇，在反映历史生活时展示了一些落后文化，没有很好地进行分析和评判。二是部分作品为了追求收视率，存在媚俗化的倾向，品位不高，情趣不高。三是农村题材的作品和拍给农民观众看的作品不多。四是拍给少年儿童看的作品明显偏少等等。这些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并在新一年的电视艺术实践中努力克服，逐步解决。
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艺点评
创新：文艺的生机所系
仲言
从大量复制式的快餐类文化的勃兴、从不断克隆推出的娱乐性节目、从创作中时常出现的类同题材主题和人物以及某些传统文艺样式观众流失的现状看问题，创新，已经成为文艺工作的当务之急。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社会生活的巨大进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以及审美情趣的急剧嬗变等等，都迫切需要并呼唤着文艺的突破与创新，以适应人类社会不断变化的审美需求。事实表明，文艺作为一种复杂的不可重复的创造性劳动，即便在现代社会大众式文化消费批量生产迅猛发展的今天，真正的受人推崇的仍然是别具一格的独创性艺术品。因为，创作既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任何形式的重复都是没有出息的行为。无论就文艺创作、鉴赏，还是文化的积累而言，创新永远都是文学艺术与时俱进、出奇制胜的法宝。
人类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艺术经过一代又一代艺术家们的探索、建构、淬炼与升华，可资今人任意挥洒的独创空间微乎其微，因而，创新绝不那么轻而易举，而是一个难度系数极大的系统工程。不付出艰辛的劳动，企图一蹴而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耶夫说过：我们前辈的艺术大师们，在我们的前面垒起一座又一座不可企及的高峰，以至于我们要稍稍地有所建树，必须另辟蹊径。
另辟蹊径就是艺术的创新。创新不是异想天开、胡涂乱抹，而是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这需要对社会生活的透彻理解和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感悟，需要充足的知识储备和对艺术精髓的深切把握，需要严肃的态度、严谨的作风和立志为人类文化进步献身的精神。创新贵在“创”。创就是不断寻找、开发和展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和艺术真善美的无比丰富的潜质和底蕴，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要用开拓进取的精神，丰赡的思想内涵，健康的审美基调，气大道正的艺术形式，以及崭新的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艺术精品，为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作出有益贡献。
创新要防止两个方面的偏差，一是片面否定传统，完全照抄西方的东西；二是毫无章法的胡编乱造。有人把中国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与封建主义画等号，甚至连五四新文化也一概否定，仿佛只有匍匐在洋人的脚下才能实现中国文艺与世界的“接轨”，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绝不能把继承和借鉴对立起来。传统文艺中许多优秀的符合客观实际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有中华民族智慧的创造。我们要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从健康有益的外来文化中，从体现时代进步的最新成果中，汲取营养，推陈出新。“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语）。创新要以继承借鉴为前提，创新的成果应是继承借鉴的必然发展。同时，创新需要有审美理想的参与，既要符合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也不能损害人类社会基本的道德准则和审美鉴赏心理。那些追求稀奇古怪违背常理和美感的东西，以血腥、残忍、恐怖、色情、暴力来表现骇人听闻的假恶丑的病态的新是要不得的。不是任何新的东西都是好的，著名作家刘绍棠生前曾以艾滋病为例说明新的不一定是好的，是有道理的。“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堕其实”才是我们所要努力追求的。
创新是一个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前进的过程。探索就意味着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这是极其正常的。我们要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文艺创新的良好氛围，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冲破固步自封的樊篱，大胆开拓文艺新领域，要鼓励探索，允许失误，在失败和教训中找出差距，积累走向成功的经验。我们要通过创新，不断扩充文艺的表现内容，不断拓展新的审美体验，不断丰富文艺的表现手法，让文艺在探索与完善中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健康地向前发展。
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深入关注久远的历史
陈晓明
通过《遗忘》等一系列作品，李洱近年来一直关注当代知识分子的故事，探讨知识分子与现实环境间的深刻关系，并揭示出他们和历史的内在联系。这一次，李洱的《花腔》（人民文学出版社）把目光投向了更久远的历史，去关注更宏大的历史境遇中知识分子的命运。
不管从作品的叙事方法还是它所要把握的主题来看，《花腔》都是一部值得关注的小说。作者运用不断变换叙述视点的方法，来透视过往的一段历史。小说围绕葛任的死亡与营救展开叙事。葛任作为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历史现实深刻地胶合在一起，参与营救葛任的各路人马，也都是知识分子。中国现代性的革命也是知识分子参与的革命，不少革命史的西方传记记者，都写到了毛泽东等中国早期革命领袖身上的文人气质，写到他们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深深打动人心的浪漫气息。如何深入理解中国现代性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发掘的主题。
葛任这个人物使人想起一系列投身历史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家的形象，而这个名字所唤起的音位联想，又有如“个人”。事实上，《花腔》中的每个人物都有特殊的经历，都把自己的生命和理想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人就这样进入了历史，参与伟大历史的活动。这些生命虽然也参与到历史洪流的巨大合力之中，但也始终表现出一种坚定鲜明的个性。如此真切地写出历史中的个人，这得益于作者精细的叙述笔法始终把握住人物的性格心理，在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中，有分寸地显示人物的语言、行为和状态。知识分子无法拒绝革命——这是现代性的最重要主题之一。法国大革命无疑推动了现代历史的进程，它使革命成为变革社会最有效率的手段。但是任何革命都没有中国的“革命”来得彻底、伟大和壮阔。“革命”也一直是中国现代性文学表现的主题，但带有反思性的表现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的作品，则并不多见。李洱显然试图在以一个作家的眼光，重述历史，发现知识分子和历史潮流之间的深层关系。
《花腔》最显著的特征在于不断变换的叙述视点。通过每个人物的叙述，使历史产生丰富的涵义，作者贴切地抓住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展开叙述，使每个人的叙述都别有特色。但又保持了小说总体上的叙述风格。也许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角，小说的叙述始终散发着醇厚的诗情；也许是小说的叙述语言凝炼精致，小说复杂多变的故事又无不呈现出纯静舒畅的质感。它打开了一个个异常生动的革命史画卷，特别是有意变换真实与虚构界线的手法，使这段革命史显得真切而意味深长。不管是葛任这个人物，还是其中隐约可辨的早期革命者，都给人以强烈的亲历历史的感受。它所打开的每道历史之窗都显得异常清晰，每片历史风景都独具一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李洱打开的这个角度，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展开现代性反思的卓有成效的探索。他平易朴实地调动叙述视点，使历史在重述和叠加中显示出多种可能性，这不是把历史简单推翻，而是小心翼翼地打开，细心地重新联结，在重述中使过往的历史变得栩栩如生。重述历史决不是粗暴地损毁拆解历史，而是去发掘更多的可能性，去激发新的历史活力。
作为少数称得上是“学者型”的作家，李洱一直有相当充裕的知识和思想准备。他写作这部小说时，显然在历史档案方面下过相当的功夫，在梳理、重述的过程中展开了一层又一层新的丰富内涵。《花腔》细致地呈现了那个时期的历史过程，其艺术提炼则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呈现出革命年代的精神地形图。90年代后期以来，某些小说已经越来越多地靠近商业主义，消费社会的时尚趣味也在支配着某些文学写作，在此情形下，李洱的探索就更加显得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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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鉴赏
人格与真情的艺术再现
——喜读《敬宜笔记》
吴泰昌
《敬宜笔记》是范敬宜近几年在《新民晚报》开设的同名专栏的结集。许多文章发表时就赢得了读者的喜爱与关注。
从文体上说，《敬宜笔记》基本上属于随笔类。随笔每篇虽短小，但要做到随而不恣，短而不薄，直而不露，完全凭借作者的经历、阅历和思想文化修养。作者从事新闻工作近半个世纪，从省报的助理编辑到《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总编辑。作者特定的职业生涯和坎坷曲折的经历，使他见多识广，积累厚实。《敬宜笔记》题材内容丰富，有对往事的追忆，有对故旧的怀念，有触景生情的随想，也有对现实生活中诸多现象的思索……作者视野开阔又不漫无边际，长于敏锐地捕捉视点，紧紧地扣住视点，一人，一事，一场，一景，并由此生发开去，明细事理，抒发情怀。“笔记”不仅给读者提供了众多鲜为人知的人和事，也帮助读者加深了解了众多的人和事。作者在对满濡着文化品味、人情味的平实叙述描绘中，自然而然地透出自己的处世原则和人生追求。在《柯灵在我家疗伤》中，作者记述了著名老作家柯灵1945年6月，被日本宪兵追捕时，作者母亲蔡佩秋将他安置到苏州故居养伤。蔡女士对这不避杀头危险掩护进步人士的义举，守口如瓶，从不张扬。儿子范敬宜1951年大学毕业前夕曾想去《文汇报》，母亲也不曾让他去请求时任《文汇报》负责人之一的柯灵“照顾”。作者是在母亲逝去10多年后，从苏州地方志记载中才详知此事的来龙去脉。作者深情地称赞自己的母亲，一名普通的中国女性，深明大义侠肝义胆的精神，称赞她做好事不图相报的优秀品德。在《红楼忆吴梅》中，作者从参观北大旧址沙滩红楼发现北大校歌是蔡元培校长挽请文科教授吴梅撰写并谱曲的，由此怀念起这位他母亲的老师、近代词曲大师的点点滴滴，作者母亲晚年记忆殆尽，居然还能记起老师的诗句，作者感到惊讶，生出感慨：“从此知道，对于心中最敬仰的人，是永远不可能从记忆中完全消失的——即使得了老年性痴呆症。”这实际上也是作者本人的内心写照。
《敬宜笔记》不全是往事拾遗，更多的是现实生活中某些现象和问题的探讨。在《人走茶凉属正常》中，作者以平和的心态、商量的语气对“人走茶凉”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作了入木三分的分析，他认为因“势利眼”而造成的“人走茶凉”外，余属一种“自然现象”。作者侧重从离退休干部方面说，阐明如何正确认识、对待日益滋长的“人走茶凉”现象。文章虽没有说到防止这一现象发生的另一面，但是我想，任何人看了此文，不能不有所触动。难怪此文一经发表和转载，许多老干部传抄、复印。“笔记”中洋溢着作者的优良品德和坦荡胸怀，作者的人格和真情得以真实地再现。他所表达的并不完全是个人的怀念与宣泄，他的所念、所思、所议，他的喜怒哀乐与大多数人是相通的。我以为，这正是“笔记”引人爱读发人深省的魅力所在。
“笔记”行文秀丽、洒脱，构思布局讲究，有明显的艺术特色。作者在青少年时期有过一段勤学苦练习诗书画的经历，使他在中国古典诗书画方面有较扎实的功底，达到了相当的造诣。在《敬宜笔记》稍前出版的《范敬宜诗书画》一书自序中，作者曾说：“诗、书、画作为一件‘余事’，对我的新闻生涯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它们经常在我审时度势，谋篇布局之际，给我以灵感，给我以启发”。“物艺相通”，既然作者对诗、书、画的喜爱与钻研，对他从事的新闻工作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不难想象，对他所写的同属文艺门类的“随笔”其影响就更直接了。《惜哉·樊伯炎先生》一文，记叙了作者13岁从樊伯炎老师学画的经历。樊伯炎是被郑逸梅称为“满门风雅”的艺术世家，其父樊少云的绘画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苏州吴湖帆、吴子深、吴待秋并称“吴门四杰”。“吴门四杰”画风的传承，向上可追溯到明代苏州吴门画派，而吴门画派四位画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都主张并追求诗风、书风、画风的一致与和谐，在一致与和谐中努力再现画家的人格与真情。这种风格同样体现在范敬宜的文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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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和平家园朱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