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
紫禁城还能保存多久
紫禁城建成已580年，我们还能让它再保存600年吗？
北京故宫，又称紫禁城，金碧辉煌，雄伟壮观，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在中华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一要保护，二要展示，三要留给后人。多年来国家对紫禁城的保护成就斐然，但目前仍有需要大力改进之处。
国家应明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紫禁城的任何地方拍摄影视片和举办演出。近年来很多明清帝王故事都在紫禁城内拍摄过，数年前还发生过梁木嵌钉事件。如今已经不允许拍摄内景了，但每当拍摄外景时，仍有上千人马齐集三大殿前广场，若干吨器材隆隆驶进紫禁城，这势必对古建筑及草木砖石造成破坏。
故宫周围的筒子河已经疏浚治理，其内侧临城墙沿岸已进行清理，但外侧规划尚未完全落实。东华门外，“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碑常年湮没在大大小小的旅游车辆中，紫禁城阙左右门依然车辆通行。对这种情况应加大力度进行整管、治理，直至条件成熟时完全禁止。
2000年开始实行长假制度以来，故宫的游客成倍增长，去年的5月2日更创下了日接待12万人的历史纪录，而故宫每天接待游客的恰当值应为三四万人次，今年的统计数字也显示，年客流量将达到700万人次的历史最高纪录。据建筑专家罗哲文介绍，游客过多除增加古建直接意外损伤的可能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还会使古建内的温度、湿度等各项指标发生变化，对已保存了数百年的彩画、雕刻都会有不可挽回的影响。
拆除古城墙，已使北京的风貌面目全非。四合院的大量拆除，更使故宫失去了烘托和参照系，周围的人文环境大为改变。数百年后，如果失去了故宫，北京还能称得上是古都吗？
据国家文物局的消息，故宫将于近期展开一次大规模的维修，这次维修将持续到2007年左右，但愿通过这次维修，故宫的生命力能够更加旺盛。
新华社记者吕诺孙玉波
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
2000年前的汉简、800年前的西夏文佛经和贝多芬的乐谱、歌德的著作手稿一样都是人类记忆的珍贵组成部分，和“世界记忆工程”一样，“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让尘封的文献重获生机
我们的记忆世界的记忆
本报记者杨雪梅
你知道中国的“女书”吗？它是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体系，由2000多个字符组成，是在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一带流传的仅供妇女日常生活交流的专用符号。妇女们用它“创作”七言或五言诗体唱本，书写在精致的布面本、扇面或布帕上，抒发自己的悲喜哀乐。
由于在史书与方志中均没有记载，我们今天已经很难讲清它的产生背景，历代的“女书”作品大都与所有者一起焚化，遗存的只是近代的少数文本。“女书”自1983年被中南民族学院学者发现后，散落在民间的许多珍贵的“女书”原件被高价购买走，纷纷流落异国他乡。湖南省江永县档案馆目前保存有女书传本27册、唱读录音带一盒、照片63张，构成了比较完整“女书”文献，这批弥足珍贵的文献，因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入选了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2000年启动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旨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抢救、保护我国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2002年3月8日第一批共48件（组）珍贵档案文献，经“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审定，入选第一册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标志着我国对于档案文献的管理正迈向新的阶段。
建立国家级名录势在必行
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保存着大量的珍贵文献，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档案文献分散在文物、图书馆、博物馆等不同部门，有的则流散在民间，社会各界甚至档案界本身对于我国档案文献的收藏情况都不够了解，何谈保护与利用，通过“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将零散的档案文献串起来，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举。
负责此项活动的国家档案局档案馆（室）业务指导司的杨继波司长说，我国的档案文献数量巨大，浩如烟海，建立国家级的名录势在必行。实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全国性的档案文献名录，并对全国的档案文献进行梳理，摸清自己的家底，做到心中有数。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与我国近年以来开展的重点档案的抢救工作是一脉相承的。通过对档案文献的评审，确立重点保护对象，将钱用在刀刃上。凡是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档案文献，均需建立专门的特藏室，制作复制件减少使用原件，用现代化的技术进行管理和保护。同时改变目前文献研究落后的状况，组织人力加大研究力度。
实施这一工程也是为了配合“世界记忆工程”项目在中国的开展，做好中国档案文献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前期准备工作。“世界记忆工程”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发起的，是“世界遗产目录”项目的延伸。“世界自然遗产”与“世界文化遗产”关注的是自然和人工环境中珍贵的遗产，而“世界记忆工程”关注的是文献遗产，主要包括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以及口述历史的记录，它旨在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人类记录进行抢救和保护，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
“世界记忆工程”建立有世界记忆基金，用于保护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文献遗产，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档案文献可以使用“世界记忆工程”的标志进行宣传，这将大大提高文献遗产的知名度和收藏这份遗产的档案馆的知名度。
据国家档案局的同志介绍，“世界记忆工程”鼓励建立地区和国家名录，收集具有地区和国家意义的文献遗产，地区名录与国家名录并非次于世界记忆名录，而是保护地区和国家文献的重要手段。《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其实就是中国的国家级名录。
档案文献的认识需要引导
并不是所有的档案文献遗产都具有世界意义，入选《世界记忆名录》需要符合一定的标准。目前全世界共有69项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奇迹，关于苏伊士运河的相关文献更能加深人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记忆；贝多芬、肖邦、舒伯特的音乐，歌德、易卜生的著作超越了国界成为滋养世界人民的精神食粮，他们的曲谱原稿自然也成为世界人类记忆的珍贵组成部分；德国古登堡1455年印制的欧洲第一部印本书《四十二行圣经》、俄帝国时代的地图、法国占领毛里求斯的文件等也都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从已经入选的名录看，除了文献所必须具有的重要影响力，在时间、地理上的信息含量，以及与重要历史人物的相关性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注重文献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当然档案文献的完整性和唯一性也是决定其是否具有世界意义的主要原因。
中国也有两项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一是中国的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二是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清代内阁秘本档中有关17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满文档案文献》。可以说“世界记忆工程”的一些理念为中国的文献整理提供了一种参照。“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正是根据这些标准来遴选档案文献遗产。
正如国家档案局局长毛福民所说，“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档案学、历史学、文献学专家的通力合作，共同促进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国家咨询委员会作为专门对文献遗产进行评审的权威机构，由国内文献、图书、古籍、史学界的著名的学者专家组成，负责对各地所申报的档案文献进行准确的评估，以确保入选的档案文献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季羡林、戴逸、傅璇琮、李致忠等著名学者都参加了这次中国档案文献工程的评审工作。
在第一批48件（组）珍贵档案文献中，既有来自百万卷以上的大博物馆的收藏，也有来自县市级的小的档案馆的特色文献；既有反映开国大典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献，也有老舍名著《四世同堂》的手稿；除了明清皇家档案，也有被称为“古代纳西族的百科全书”的东巴文字古籍。这些档案文献与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文献在性质与范围方面有很大的接近性，为今后我国档案文献的申报工作提供了“引导”。
从口口相传到文字的产生，从简陋的羊皮纸到棕榈叶，人类的记忆因档案文献的丰盈而丰盈。然而每一天都有我们从未发现的文献和大量的现存文献正在悄无声息地消失，人类在恢复记忆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丧失记忆。我们只能希望通过“世界记忆工程”以及“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使这样的缺憾越来越少。（附图片）
图为有“古代纳西族的百科全书”之誉的东巴古籍文献。 国家档案局提供
图为关于开国大典的档案文献。 国家档案局提供
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
重温远古时代
——国图馆藏民族古文献珍品展印象
本报记者施芳
走进国家图书馆馆藏民族古文献珍品展，眼前是一些难以释读的“天书”，千姿百态的文字记载着过往岁月里的一个个传奇故事，那些随着岁月远去的记忆在这一刻被激活。
古文字为历史存照
我国少数民族古文字总数不少于30种，从遗留的文献形式看更是琳琅满目，有图书、碑铭、档案、符牌、钱币、印章等，文献材质除纸张外还有石、玉、树叶、木材、丝织品。
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举办的民族古文献珍品展，展出馆藏的16个文种约120余件展品，最早的是5至7世纪的焉耆—龟兹文写经残片，最晚的是19世纪满蒙文图书。从地域上看，从汉北的草原，到西域的山谷，从敦煌的藏经洞到云南西双版纳；从文字情况看，有仅为少数专家认识的死文字，也有现在还大多能释读的古籍，有被称为文字活化石的东巴图画文字，也有使用字母的拼音文字。
有的少数民族文字目前还很难辨认，展览中特设一专柜，陈列三种语文的展品，其中两件尚不知是何种文字，另一个是用汉字记录的一种尚不知名的少数民族语言。
抢救回来的历史
若不是国图在过去的近百年间为抢救古文献四处奔走，这些珍贵的史料也许早就在岁月的更迭中灰飞烟灭了。
1909年为筹建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清政府将内阁大库的一批图书拨交学部，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满蒙文书籍，开了国家图书馆收藏民族文字图书之先河。
1929年国图用重金购入从宁夏出土的一批西夏文经，在学术界引起轰动，至今国图仍是国内收藏西夏文献最多的单位。20世纪30年代初，新疆出土了一部回鹘文《玄奘法师传》，馆方获讯后立即派专人前往采集，虽只得到半部，但如不及时采集，这半部可能也流失海外了。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国图还委托著名学者马学良、万斯年先生到云南收集彝文图书。50年代，在于道泉教授的主持下，与中央民族学院合作，派专人到四川德格，将德格印经院全部藏文刻板印刷七套运回北京，这七套所印的刻经如今成为德格藏文文献中最完整的文献了。
新中国成立后，收藏现行的民族文字出版物成为国图的重要日常工作。到目前为止，共收集全国40家出版社出版的29个文种图书104241册，期刊207种，报纸5种。
据统计，国图目前收藏的少数民族古文献共16个文种约34555册件，是我国收藏民族古籍文种最多，收藏数量最大的图书馆。
谁解历史之谜
这样一场极具文化及历史内涵的展览得来并不容易。
正如展览负责人黄润华所言，这是近几年来国家图书馆所办展览中最难筹备的一次，因为很难找到一位熟识全部展品的人，也很难邀请到所有文种的专家共同参与。展出的文种也无法包括民族古文献的全部，有些文种如白文、方块壮字等因馆藏未收而只能付诸阙如。
随着时间推移，少数民族古文献研究的境况将更为窘迫。这次展出的契丹墓志铭目前只能释读寥寥几个字，而这方面的专家很少，也许这些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最终将成为“历史之谜”。目前国内研究西夏文的专家屈指可数，他们大多年事已高，不知道是否有人承继这份寂寞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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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BIBF社长论坛
第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将于5月举行，这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主办的第一次图书博览会。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作为承办方，近日组织了一次社长论坛，请出版社的老总就出版界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畅所欲言，现摘编部分发言，以供参考。
出版人要有主导意识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聂震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文化交流的加强，出版业跟文化更是密不可分。我们强调市场的开放，但并不是说，市场就是完全的自为状态，出版人要有主导意识。采取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都是有害的，因为文化既不是保守就可以保守得住的，也不是你想虚无就可以虚无掉的。
中国说了100多年的“拿来主义”，现在应该说说“拿去主义”。科学文化的传播有很多路径，出版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告诉学界、出版界、著作界，什么样的作品能满足国外读者的需求，我们的科技文化有哪些是可以走向世界的，出版界在这方面思考得不够。
掌握核心竞争力
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李家强：在当今世界，出版社最核心的竞争力是看出版物在你所覆盖的领域里面有没有原创的、传世的、对国民经济影响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图书，同时看出版物有没有与国际同类领先的出版物接轨，是否挖掘出了某一领域潜在的出版资源。版权贸易就是间接找到好的出版资源的重要途径。
在博览会期间，我们可以探讨中国出版业和国外出版业深层次合作的问题，同时展示一下具有我们自己民族特色的东西，实践证明通过引进、消化、甚至创新，国内的东西是可以进入到国外市场的。
市场的规范更重要
华艺出版社副社长金丽红：在国外，除了几家大的出版垄断集团在市场上呼风唤雨，大量小而特的出版社生存得也很好，市场的细分决定了不同出版社的专业分工。目前国内中小出版社面临的主要还是来自国内同行的竞争。竞争是正常的，但是竞争手段有好坏，选题的重复、抄袭、市场的大量盗版，这些都使国内出版物市场处于无序状态，因此出版物市场的规范非常重要，出版人的自律也非常必要。出版社要有比较成熟的市场运营的能力才能面对激烈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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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街头雕塑——凝固的文化景观
随着北京城市建设不断发展，街头的雕像越来越多，这些生动活泼的造型，将我国的民族文化与西方的文化艺术融为一体，形成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给人们带来了愉悦的精神享受。 本报记者王景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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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联手打造文化品牌
张晓明章建刚
2001年10月，上海APEC会议期间，一组以“世纪玫瑰图”和“大唐贵妃图”为首的“国粹油画”出现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在出席会议的世界各国政要及国内外媒体中引起了轰动。
上述新闻背后的故事更吸引人。以“国粹油画”为题的系列作品是上海宽视有限公司签约画家刘令华所作。作为一家文化媒体公司，上海宽视于1999年与刘令华签约，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推出了这个响当当的艺术名牌，从单价30万元（2000年上海艺博会）抬升到100万元（2001年上海东方国际拍卖公司春季拍卖会），再蹿升到500万元（2001年10月APEC会议期间一位工商人士出价），成长为“APEC名画”。进入2002年，宽视公司将酝酿更大的举措：联手打造多个系列的文化品牌，实现一次艺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跨产业运作！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文化蓝皮书：2001—2002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宽视案例的成功之处被归结为“建立艺术产品增值的价值链”，我们看到，随着宽视跨产业运作新举措的出台，这一价值链在决定性地加宽、加深，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艺术产业本身。
首先，宽视将推出一个完全新型的“艺术投资＋品牌投资产品”。在当代艺术市场上，艺术品是一种投资产品，这已经是常识。一般地说，艺术品在画廊类艺术企业组成的“低端结构”和由博览会、拍卖会等构成的“高端结构”之间循环增值，其投资价值越来越高。宽视公司的“大唐贵妃图”积累了巨大的艺术和社会历史价值，无疑已是一个典型的艺术投资产品。向文化品牌的转移，将令其成为一种完全新型的艺术投资＋品牌投资产品。
这是一件没有先例的事情。如果这一交易实现，艺术企业不仅出卖艺术产品，而且附带出卖文化品牌潜在市场价值；接盘企业不仅购买艺术品，而且购买负载艺术符号的文化品牌及其市场价值。这两方面都是开启新增价值的可靠途径。
其次，宽视将启动中国艺术产业与传统产业联姻的浪潮。我们已经进入的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高技术”与“高文化”两轮驱动的时代，发达国家出现了文化产业与传统产业普遍“联姻”的趋势，艺术作品经过艺术设计和工业设计，被普遍地再创造；大量流行艺术符号越来越被加工成负载艺术符号的产品品牌，植入大众日常生活环境；传统消费品因而日益因其高文化附加值而行销全球，而消费活动则日益具有“体验”性质。米老鼠和唐老鸭的形象早已不是仅仅存在于动画片中的卡通形象，而是主题公园的娱乐形象，孩子们心爱的玩具，以及他们衣服上赏心悦目的图案。
宽视“跨产业运作”的象征性意义在于，通过将一个具有深厚中国文化底蕴、并且已经积累了巨大市场价值的艺术符号“移植”到一系列产品品牌上，打破艺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界限，提示应对加入WTO的挑战的中国企业：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开发具有民族文化底蕴的品牌，将为他们加入知识经济时代国际文化经济游戏带来新的机遇。
第三，宽视模式也显示了我国艺术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已经启动了艺术品消费市场，但是相比较发达国家而言，这还是一个初步的、不完善的、产业链条残缺不全的市场。有艺术产业专家认为，中国的艺术产业将以一种跨越式的方式发展，即画廊等“低端结构”和博览会、拍卖会等“高端结构”同时发育，一并完善，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宽视显示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艺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同时成长，在传统产业的巨大市场力量的推动下，抬升艺术产业，又在艺术产业成型的同时，提升传统产业。
宽视的想法有些“超前”，但决不是幻想。我们期待着下一个新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