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不知疲倦的雄狮
  ——记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
  刘彦顺
中国上海“申博”成功后,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通过波通社发表谈话,向中国表示祝贺。友好之情,跃然纸上。读后,我的思绪回到过去与他的交往上。
  1992年春天,我出使波兰,克瓦希涅夫斯基时任波兰社民党主席,我前往该党党部,对他作上任拜会。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留给我颇为鲜明的印象。此后,我在不同的场合同他多次会面,也从朋友那里听到了对他的评价和称赞,从报刊中看到了有关他的故事,这就加深了对他的了解。
  克瓦希涅夫斯基生于1954年11月15日,是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波兰新一代青年中的精英。他善于社交,广交朋友,有很强的亲和力,深得人们的尊重和信赖。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思想深邃,不受各种教条的束缚,能随着时代的脉搏前进。他善于求同存异,能在波兰200多个党派中寻求和解与妥协。他精力充沛,勇气过人,是“一头不知疲倦的雄狮”。他团结友爱,平易近人,同事们常用爱称称呼他奥莱克。他直言快语,敢于讲出最苦涩的真实,因此也有人叫他克瓦斯,这是他姓氏的第一个音节,意译为酸涩。他珍惜时间,深知只争朝夕的哲理,他说他信奉的格言是:“喜欢建设,喜欢解决疑难问题,喜欢从事有积极意义的工作,不喜欢浪费时间。”
  克瓦希涅夫斯基的大学岁月,是在革但斯克大学度过的。他是该校经济系的佼佼者,也是一位校园社会活动家。离开大学后,他开始在学联工作,担任学生杂志的主编。1984年他出任《青年旗帜报》主编。
  1985年,他步入政坛,时年30岁。说起克瓦希涅夫斯基当部长,还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当时的波兰是军管后的波兰,政治和经济生活正处于恢复时期,争取青年成为执政的当务之急。政府领导人急欲物色一位新的青年工作部部长,他们把目标锁定在克瓦希涅夫斯基身上。有一天政府办公厅主任奉命找他谈话,可他留恋《青年旗帜报》,不愿接受新的工作任务。他百般推托,最后无可奈何地指着自己的衣着说,“请您看看,我这个样子像部长吗?”办公厅主任端详片刻说,“如果政府部长们都像你这个样子,那就一切事情都好办了!”之后,克瓦希涅夫斯基先后在三届政府中担任青年工作部部长、青年和体育委员会主席、政府社会政策委员会主席。
  1991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终止存在。克瓦希涅夫斯基认为,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者退出政坛,或者组织起来,争取在新的政治框架中获得应有的地位。他选择了后者。他组建社会民主党,当选为该党最高委员会主席。年幼的社民党处境十分艰难,面临巨大压力。身处逆境的克瓦希涅夫斯基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经受了成功与失败的锻炼和考验。他领导社民党团结广大的左派,组成民主左派联盟,并使其力量不断壮大。1993年9月,民左盟在议会大选中获胜,同农民党一道组成中左派联合政府。短短几年,社民党即从在野党一跃而成为执政党。1995年11月,波兰总统换届选举,时年41岁的克瓦希涅夫斯基当选总统。就任总统后,他辞去了社民党主席的职务,作为全民总统,他要努力实现自己的宿愿,把波兰建成欧洲富强的国家。2000年10月,波兰再次进行总统换届选举,他再次胜出,蝉联总统。
我在任期间曾多次陪同我国访波代表团会见克瓦希涅夫斯基。每次会见,他都以波兰人特有的好客精神接待来访的客人,向大家深入浅出地介绍波兰政治和经济情况,阐述社民党的政策主张和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我感到他是以自己的言行努力地增进波中之间的了解和理解。
  1995年秋,我奉调离任。9月底的一天,我和我的夫人走进克瓦希涅夫斯基在议会大厦的办公室,向他作离任拜会。当时波兰总统换届选举在即,他全力以赴地投入竞选总统活动,话题自然也离不开竞选。他向我们介绍了竞选形势,言谈中充满必胜的信心。他还把一幅华沙风景画赠送给我们,并迅速地在画的背面写了两句话:“大使先生和夫人留念。感谢你们的友好合作,它有益于促进波中关系的发展。祝你们诸事顺遂。愿在华沙重逢。”我感谢他拨冗会见,预祝他竞选成功,希望他有机会到中国看看,希望在北京再见面。
  1997年11月,克瓦希涅夫斯基应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邀请正式来华访问。这是波兰剧变后波兰总统的首次访华,受到高规格的礼遇。我高兴的是“在北京再见面”这句话应验了。作为前任大使我出席了江泽民主席的国宴和波兰大使馆的招待会。克瓦希涅夫斯基还在波兰大使馆会见了中方的新老朋友,大家相见时格外亲切和兴奋。我请克瓦希涅夫斯基谈谈访华观感,他对访问表示十分高兴和满意。他说,波中两国虽然相距万里,但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存在长期的友好往来,相信通过这次访问一定会推动今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回味克瓦希涅夫斯基的话,我感到他说得好,这也是我和朋友们共同的祝愿和企盼。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记者专访

  北京让他们喜结姻缘
本报驻墨西哥记者张金江
记者在墨西哥结识了这样一个家庭:男方,墨西哥人;女方,马其顿人,20年前,北京相识,喜结姻缘。
  他们就是现在分别在墨西哥国立理工学院、墨西哥学院任教的罗伯托和莉莉亚娜。在他们墨西哥城的家里,一提起20年前的这段姻缘,他们就沉浸在幸福甜美的回忆中。
  罗伯托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医学专业毕业后,就迷上了中国针灸。1981年他就到北京学习。第一年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之后就到北京中医学院(现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
  莉莉亚娜1981年高中毕业后,马其顿学校的老师给了她3个到国外学习的选择,一到英国,一到美国,再就是到中国。她说,英国近,去很方便,美国,不喜欢,中国,很遥远,很神秘,就去中国吧。这样,莉莉亚娜就来到北京,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
  “我是9月16日到北京报到的,罗伯托是21日到的。我比他早5天到北京。当时我们并不认识。”莉莉亚娜说,很快就到了中国的国庆节。10月2日,学校组织留学生到长城游览。“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语言学院有来自52个国家的800多名外国留学生,好多人都去长城,来了好多大轿车。我发现拉美国家留学生乘坐的那辆车里最热闹,又唱,又叫,我就上了那辆车。一上车,一个小伙子就进了我的视野,我一眼就看上他了。他就是罗伯托。”
  罗伯托赶紧接过话茬儿:“她一上车,我的眼睛一亮,哇,真漂亮。我也一眼就看上了她。可是,当时她讲塞尔维亚语,我讲西班牙语,我们语言不通,我就唱墨西哥的情歌。她听懂了我唱的歌的含意。我们的心相通了。当时,我23岁,她18岁。”
  莉莉亚娜说:“这就叫一见钟情,后来,我们慢慢学会了汉语,汉语就成了我们恋爱和交流的共同语言。”
  一年后,罗伯托转到北京中医学院学习针灸。那里有他的宿舍,可他几乎一天也没住,而是买了辆自行车,每天骑车从中医学院赶回语言学院。“我想,我每天都要见到莉莉亚娜。”
  他们在北京度过既紧张又愉快的4年学习生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双双回到墨西哥,并喜结连理,再以后,就有了2个儿子,2人变4人,一个幸福美满之家。
  回墨西哥后,罗伯托以针灸为职业,一边在墨西哥国立理工学院教授针灸课程,一边在自己开设的诊所用针灸为人治病。莉莉亚娜则在墨西哥学院给研究生教授现代汉语课程。在罗伯托的帮助下,莉莉亚娜的西班牙语也过了关,所以除了授课,她还经常应墨西哥政府、议会之邀,为墨中之间的交流活动当翻译。
  繁忙的工作之余,罗伯托和莉莉亚娜就致力于墨中文化交流。1996年,他们同北京中医药大学签订了交流协议,双方互派人员,到对方学习,交流经验。罗伯托说,“最近,我们刚带一个30多人的针灸学习小组到北京学习了一个月。”
  莉莉亚娜拿出两个红皮本子,颇为得意地说:“这是我最近到北京参加北京电视台举办的《我与北京》外国人征文演讲比赛的获奖证书。”记者接过两个本子翻看。好家伙,一人独得两个奖项,一个是征文第一名,一个是演讲第三名。“这次比赛,一共从世界各地选拔了15人到北京参加决赛,拉美地区只有我一个。我的文章题目是《我爱北京》。”
  莉莉亚娜高兴地说,她最近到北京,找到她的母校北京语言大学,办好了在职攻读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学位的手续。“我对汉语非常感兴趣。我一定要拿下这个博士学位。”罗伯特赶紧补充说:“我支持她。”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人品与画艺比肩本报记者李学江今年是中澳建交30周年,作为庆祝活动之一,由国务院侨办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联合举办的姚迪雄画展日前在北京展出。姚迪雄是著名的旅澳华人画家,在中国和澳洲都颇享盛誉。
  画展上有两幅惊世巨制:一幅是63米长卷《2000袋鼠图》,此画1988年曾被澳政府作为建国200周年的纪念作在世界各国巡回展出,并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另一幅是百米长卷《澳洲魂》,此画酝酿构思长达20年之久,完成于2000年。这两幅史诗性作品,是姚迪雄用传统的中国画工具,以现代中国画的意识与眼光,兼融东西方绘画的创作手法所作的大胆尝试。两画已在不少国家多次展出,好评如潮。此外,同时展出的还有从姚迪雄3次环澳旅行的数千幅写生画中选出的80幅速写,从中可以窥见姚迪雄在澳洲艰难中跋涉的足迹。
  展出的40幅马画更是姚迪雄呕心沥血的结晶之作。姚迪雄1949年出生于天马之乡新疆,像他的画一样,姚迪雄本人也是中西结合的宠儿——父亲为中国人,母亲则是俄罗斯人。姚迪雄与马有不解之缘,他5岁即被人抱上马背,12岁即能独自策马飞驰。他不仅下功夫从理论上仔细研究马的骨骼和肌肉结构,而且每天在马背上体验马的肌肉和筋骨如何在胯下收缩与伸张,从马的喘息声中感受那昂扬向上的拼搏精神。正因他数十年“与马为伍,拜马为师,胸有活马”,因此,创造出了有自己独特风格的马画。他笔下的马,都是些充满着生命爆发力与桀骜不驯精神的野马。一位专家在将他的马画与徐悲鸿的画作比较后写道:“徐马轻俏、秀逸、灵动;姚马剽悍、顽强、雄浑。”此言确是灼见。
  姚迪雄人品也如骏马一般高贵,其生活极为简朴,从不为钱作画。然而一旦中国发生天灾,他即慷慨捐献。10多年来,他捐给中国各地的画作总计100多幅。而祖国也没忘记这位海外赤子,他是应邀参加香港和澳门回归、国庆50周年观礼三项活动的唯一海外华人画家。(附图片)
一跃而过
澳洲魂(局部)
勇往直前
二○○○袋鼠图(局部)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走近普通人

塑造未来
  本报记者顾玉清
  长发及肩的路易·路别郎先生的热情、坦率和真诚冰释了初次相识的拘谨,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被拉近。之后就像老熟人一样,海阔天空地神聊起来。从平时的接触到去他家做客,看他的工作录像,一起上山打猎,路别郎就这样成了我在法国最好的朋友之一。
  路别郎先生是法国的一位著名雕塑家,他的作品不仅经常在法国各城市巡回展出,而且还到加拿大、俄罗斯、卢森堡和中国举办过展览。尽管他身处大师荟萃的世界“艺术之都”,但名目繁多的奖项仍滚滚而来,且两度摘取了法国雕塑艺术银质奖。
  与他在我脑中的平实、传统、儒雅的印象相比,路别郎的雕塑作品却总是超乎想象、令人冲动。固有理念中蕴含着前卫,把握现实中不乏抽象,其造型之怪异,线条之流畅,力度之夸张,总能给人以良久的沉思和回味。他的作品来源于模特儿,但又不拘泥于模特儿,从而将雕塑艺术推到了一种新的境界。路别郎有自己的模特儿,自建的雕塑和冶炼工作间,无论是泥土拿捏、石膏制模,还是炼铜浇铸,除了一个助手外,一切都是亲自动手一气呵成。他的作品表达了个人的情感,展现了社会的发展,追述了时代的过去,在公众中极具影响力。因此,不管在法国乡村,都市的街道,还是博物馆或收藏者的家中都不难找到他的佳作。
  成为雕塑家并非路别郎先生的初衷。早年他曾专修钢琴。后来渐渐对色彩产生了兴趣,才改学油画和雕塑。他对这段经历的看法是,搞音乐不仅没有影响他学绘画和雕塑,还使他获得了更多的创作灵感,因为音乐和雕塑的艺术灵性是相通的。
  路别郎在潜心雕塑作品的同时,也在塑造法中文化交流的未来。他担任了法国法华文化交流促进会的顾问,为法中文化交流出谋划策并乐此不疲。通过他以及分布于法国各地的路易家族的影响,路别郎多次为法中城市互访、校际交流、艺术展览牵线搭桥,铺筑相互交往的渠道。每当法中双方举杯共祝合作成果时,他又总是隐身幕后。用他自己的话说,在黑天看不见什么的时候,我喜欢摸索着去做些事情,一旦月亮出来了,我就会悄悄地离开。
  每次谈及中国,路别郎总是津津乐道。在其好朋友里夏尔和伊莎贝尔的帮助和陪同下,他已三次访问过中国,最近的一次是2001年。他在上海、杭州进行了艺术交流和个人作品展,同时专门游览了北京和昆明。他对中华文明如此博大精深、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赞叹不已。他说,整个中国大地上如同一股春潮在涌动,到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中国人变得越来越自信,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工作不分白天黑夜,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中国的名胜古迹和传统文化的魅力更使他倾倒,他购买和保存了不少中国工艺品和字画。他甚至有感而发地说,目前中国建造了那么多现代化的大宾馆、大商场、大剧院,但作为文明古国,千万不要忘了投资盖一座像卢浮宫那样的世界级博物馆,以便向世人集中展示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附图片)
  图为路易·路别郎与他的作品。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圣诞树与圣诞老人
  汤铭新
圣诞树的来历
  圣诞树是基督教在庆祝圣诞节时用的一种装饰品。一般用杉、松、柏等塔形常绿树,树上挂着各种花彩、缎带、玩具和贺卡,现代也有饰以彩灯的,以增加节日气氛。其来源传说不一。一种说法是有一位农民在圣诞夜接待了一个忍饥挨饿的贫苦儿童,儿童为报答这位好心肠的农民,临行时折了一段松树枝,插在地上。一会儿树枝立即成树。儿童说“年年此日,礼物满树。留此美丽松树,报答你的好意”。消息传开,人们相信这是天意,圣诞树便成了基督教徒用来庆祝圣诞节时的标志。后来的历史资料都推断,大约在公元200年的时候,开始了用树枝作装饰品,作为庆祝圣诞节的方式。
  17世纪初期,大约1605年前后,在德国开始用松树或杉树装饰,来庆贺耶稣降生。到1829年,英国公主丽温第一次在王宫庭院种了一棵松树,以庆祝圣诞节。1841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贝托在圣诞节用松树枝来装饰温莎宫城堡,把圣诞节的温馨和庄重气氛衬托得无与伦比,人们才认可了这一美好的习俗。
  圣诞老人是谁
  圣诞老人究系何方人士说法不一。有推断认为,这位圣诞老人出生于小亚细亚港口城市帕达拉,后来成为每拉城主教圣尼古拉的化身。圣尼古拉倾心于社会慈善事业,经常向无家可归的儿童和孤寡妇女分送救济品。他因而以乐善好施而名震四方。他死后被神秘化,传说每逢其忌辰——12月6日,他又重新出现,为流浪儿童和穷人分送礼品。到了16世纪,圣尼古拉的善举被蒙上了宗教色彩,他被称为圣克劳斯,改在圣诞之夜叩拜四邻,向孩子们分送礼品。
  圣诞老人的形象在各种文学艺术作品中得到了升华。
  1823年,一位名叫克利门特·莫尔的业余诗人为他的儿子写了一首诗,题为《圣尼古拉叩门造访的故事》,诗中把圣尼古拉描绘为身穿修士式长袍,披着皮坎肩,蓄着大胡子的慈祥老人,在圣诞之夜挨门挨户为小朋友送去礼品和欢乐。
  1880年,一位居住在纽约的德国人托马斯·纳斯特,创作了一幅漫画:一位丰盈富态的老人,头戴红帽子,蓄着长长的白胡子,乘坐在由几头鹿牵拉的雪橇上,在圣诞之夜向远方疾驰。
  最后,圣诞老人成为西方童话故事人物,说他是一位白须红袍老人,于每年圣诞节夜,驾鹿橇自北方来,由烟囱进入各家各户,把礼物留给儿童。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旅人心语

  斑马线
  常玉生
  同事初到德国工作,开车外出时不熟悉当地的交通规则,因此我总坐在他的旁边作指导。一次,发现前方十几米处的人行道上有一名七八岁的小男孩正要踏入斑马线横过马路,我的同事便减慢车速,向斑马线靠近。这时小男孩又把迈出的一只脚缩了回去。同事嘟囔道:到底过不过嘛!我说:你得把车停下来。当汽车完全停稳,小男孩才礼貌地望着我们走到了马路对面。
  德国人向来以遵守法规、做事严谨著称,开车、走路也不例外,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汽车避让行人、行人不乱穿马路。
  刚到德国时,站在斑马线前等待疾驶的车辆通过,但汽车却主动停下来,开车人打手势示意让我先行,我便特意摆手致谢!当我到驾校学车时才知道,这是行人的权利,无需致谢。驾校学车路考时,哪怕考生在斑马线前稍微有一点和行人抢行的意识,考官便立即终止考试,绝不原谅!因为驾校的教科书上明确写着:当发现人行道上的行人有要横过马路的意识时,汽车必须减速示意,只要行人迈向斑马线,汽车就必须在斑马线以外停下,以免使行人心理上产生不安全感。
  在德国城市交通繁忙的地段,路口和人行横道的信号灯一般昼夜工作,不设斑马线,行人、车辆都遵守信号灯。而在非交通繁忙地段,则是斑马线和信号灯并设,以信号灯为准;如果信号灯停止工作,则以斑马线为准,斑马线上的行人有先行权。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是保持良好交通秩序的前提。德国人是否人人都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对此我专门作了观察。我曾陪同国内去的代表团站在车水马龙的旅游景区路口处观察,斑马线上人群川流不息,20多分钟过去了,没有发现一辆车在斑马线上与行人抢行。有一次,夜里10点多,我见人行横道的信号灯是红的,马路上一辆车也没有,而站在马路边上的德国老太太就是不过马路。德国人的自觉性,折射出这个民族的文明水平。
  从德国回到北京以后,面对有些马路上汽车不让斑马线上的行人、行人乱穿马路的现象,我确实感到,在自觉维护交通秩序方面,我们应该向德国人学习。衷心希望通过加强管理和教育,使遵守交通法规成为每个北京人的自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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