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主持人语
一年又快到头了。2002年的国际大舞台仍旧盘根错节，变化纷繁。为帮助读者及时、准确、客观、全面、真实地了解这个“地球村”，本报驻外记者一年来做了大量报道工作。值岁末之际，我们再请本报常驻非洲、北美洲、欧洲、亚洲、南美洲、大洋洲和中东地区的7位记者从他们的身边小事谈起，意在或以小见大，谈些看法，或敞开心扉谈谈自己的“困惑”及日常工作、生活小插曲，就算是忙了一年，几位驻外记者和读者朋友聊聊天吧！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受到关注的“中国制造”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丁刚
回想起两年前刚到美国时，中国加入世贸的谈判还没有结束。美国很多专家学者当时谈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中国将如何应对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现在，当中国真的跨进了世贸的大门，有些人好像才意识到，如何与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也是一个挑战。有朋友因此建议，请那些担心“中国制造”会造成威胁的人去可口可乐总部看一看，听主管人员讲一讲可口可乐近年来在中国市场上的发展。这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又有机会多走了几个美国城市。亚特兰大便是其中之一。当地一位导游告诉我，这两年来亚特兰大参观访问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许多人都是为了一睹可口可乐总部的“芳容”。记得1979年中美建交的当天，可口可乐就重返中国市场。如今20多年过去了，它已成为在中国名声最响的美国品牌之一。在可口可乐的展馆，记者了解到，可口可乐生产300多个品牌的产品，销售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总收入的70％来自于美国之外，而中国市场当然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份额。
可口可乐的成功显然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由此，我想起了今年9月采访过的一家设在美国艾尔波顿市的中资企业——中石公司。这个由中国厦门万里石公司在美国开设的分公司主要经销中国出产的碑石。今年7月，《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突然使中石公司引起了媒体关注。文章说，一家中国石材公司打进了素有世界花岗岩之都美称的艾尔波顿市，抢走了当地许多美国公司的“饭碗”，“全球化的阴影扩散到了美国的石碑之都”。有的媒体甚至还煞有介事地提出：“美国墓碑镇如何应对中国威胁？”
中石的故事其实只是一个小例子。这一年来，记者感受最深的就是美国人对“中国制造”似乎越来越关注了。有人在竭力鼓动政府采取保障措施，对中国产品实施更严格的配额；有人说美国将面临“一切都是中国制造”的威胁；还有人指责中国是在“输出通货紧缩”。最近一段时间，此类报道更是不断见诸主流媒体。《纽约时报》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就用了一个酸溜溜的题目：《中国会出其不意地赶上西方吗？》
出现这些论调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在全球经济低迷不振之时，中国经济却一枝独秀。中国对美出口不仅有一定幅度的增加，而且也吸引了大量美国投资。普通美国百姓也许用不着去看那些枯燥的经济数据，他们从美国商店里越来越多的挂着“中国制造”标签的货物，就能够体会到中国经济的增长。
中国货的增加，对于面临经济衰退冲击的美国老百姓来说，好处自不用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就讲过，从中国进口的平价家庭用品和服装有助于在过去几年里控制住美国的通货膨胀，并提高了美国人的生活质量。但是，中国货带来的竞争也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可以预料，在未来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制造”还会是一个热门话题，因为中国是市场最大、潜力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一些中国企业会扩大自己的市场，另一些中国企业或许会失去原有的市场。这就像一些美国企业也许会落伍，另一些美国企业却会走到前面一样。可口可乐就是一个例子，据说它已经占有了中国饮料市场20％的份额，对中国的饮料业形成了严峻挑战。中石公司首席执行官苏弦对经济全球化就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它应该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否则，那就不叫经济全球化了”。（附图片）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姆贝基笑向记者收费
本报驻南非记者李新烽
一个玩笑稍纵即逝，而这轻松一笑却体现了姆贝基兼顾各方、顾全大局的宏观视野，讲究实际、追求实效的务实精神和把握时机、灵活机智的演说技巧。作为非盟主席和非洲经济强国的总统，他的这些个人品质，无不体现在今年非洲大陆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上。
今年7月，非盟第一届首脑会议在南非德班举行。在会前的迎客仪式上，数百名摄影记者争抢最佳位置，抓拍南非总统姆贝基与非统轮值主席和非统秘书长三人迎接与会首脑们的镜头。每当他们三人与刚到的首脑合影时，姆贝基总是提醒他们再面向左边，以照顾站立在左前方的记者们。在迎接首脑们的间歇中，姆贝基与记者们开玩笑说：“你们应该给我付费啊。”记者们笑着说出不同的钱数，逗得姆贝基笑声不止。
对今年3月津巴布韦大选的公正性，西方国家普遍持异议，要求取消其英联邦成员国资格的声音不绝于耳，而包括非统组织在内的广大非洲国家的态度与之针锋相对。就在讨论津巴布韦问题的“三驾马车”会议上，姆贝基运用其识大体、顾大局的宏观视觉，成功地说服各位与会者，使英联邦最后做出中止津巴布韦成员国资格一年的决定，避免了两者之间的截然对立。
非洲联盟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个别非洲国家领导人对此期待值过高，提出一些不合实际的想法，诸如短时间内统一非洲货币、组成非洲统一军队和过早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等。对此，姆贝基强调，“非洲发展新伙件计划”（非洲计划）既要目标明确，又要脚踏实地。作为非盟第一任首脑，他在会议闭幕式上着重强调非洲计划重在实施，“非洲复兴”，始于足下。
作为“非洲复兴”的倡导者，姆贝基认为非洲计划是通向“非洲复兴”的第一步，而要使非洲计划一步步得到落实，当务之急是尽快结束被称为“非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刚果（金）战火，为非洲大陆的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为此，他在非盟会议期间就与刚果（金）和卢旺达两国总统商讨扑灭战火之计，提出会议一结束就在南非举行和谈，由南非副总统祖马主持和谈。姆贝基务实求稳的精神在非盟首脑会议和刚卢两国和平协议签署这两个问题上再次得到成功验证。
如果说姆贝基的个人魅力无不体现在处理非洲事务上的话，那么，在今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期间，作为大会主席的姆贝基则展示了其为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与发达国家据理力争的游说才能。他一方面不失时机地利用美国总统罢会成为众矢之的的现实与欧盟成员国较为积极的态度，为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更多利益；一方面又提醒第三世界国家要面对现实，特别是在与发达国家之间事关经济利益的问题上，想法要切合实际，从而促使会议的主要文件如期通过。
在一定意义上，作为总统的姆贝基，其轻松与严肃、务实与进取、原则与灵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重大事件的发展与结果。如果把日常生活中的他同其参与处理的事件连接起来观察，一个活生生的姆贝基就站立在世人面前。（附图片）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电话线被掐断之后
本报驻澳大利亚记者李景卫
一个企业及其员工能自觉遵纪守法固然是好事，但教条到没有脑子的地步，或者说到了只顾保全自己，不管他人利益的地步，这样的做法就不能不叫人哭笑不得了。
最近，记者就碰到了这种哭笑不得的事。11月中旬，记者站的电话和传真线路双双被掐断。开始还以为是大风或某处施工所造成的问题，但几天过去了，依然如故。不得已，用手机拨打Optus电信公司的服务热线请求帮助。一男士询问电话号码和住址后说：“请拨打财务咨询电话，号码是133345。”我意识到可能出了账单方面的问题。
按该男士所示，我拨通电话，说出事由。一女士问完电话号码、姓名、住址后，又外加出生年月日。然后，那女士道：“你的出生年月日与注册人的不符，无权查询别人的账户。这是别人的隐私，受法律保护。”我再三解释说我没有打探他人隐私的意思，只是想知道电话为什么被掐，是否因为欠费。那女士反复强调：“你就是想探听别人的隐私。我无可奉告。这是法律！如有问题，请拨打1300300469。”那位女士不由分说地挂断了电话。
拨通那位女士甩下的一串号码，另一位女士应声道：“先生，请问你的电话号码、住址、姓名和生日。”我按序报上。回答如出一辙：“对不起，你不能打探他人的隐私。这是法律！”我向这位女士解释，这不是别人的隐私，被掐的两部电话是办公电话，不属于任何个人。几个月来我一直使用这两部电话。“使用别人的电话也是非法的，”这位女士在电话那端说道。“我按月付费。”我告诉这位女士。“那也是非法的。”这位女士措词坚定。我反问：“支票上明明是我的名字，如果我使用他人注册的电话非法，你们为什么将我的支票入账？”这位女士开始不讲理：“那是你愿意替别人付账。”
无可奈何，我只好从一位消费者的角度据理陈述。我告诉这位女士不要打断我的话：“一、我没收到账单，原因可能是投递失误。半年内，我收到并退还给邮递员10多封误投信件；二、我打电话只是想解决问题。这关系到我的方便和你们的利益。如果你不告诉我问题所在，就无法解决；三、如果你认为我没必要替他人付费，所欠费用你们永远也无法收回。对于我来说，很简单，找另一家电信公司申请一个号即解决问题。这也符合你们所谓的法律；四、按照你的使用他人电话即为违法的说法，你们收了我的钱更是违法。我将依照你们的法律对你们进行起诉。你应该知道后果由谁负责。”听到这里，这位女士有些心里没底，终于道出了他人的隐私：“你通过邮局补交336.41澳元即可。”
我及时补交了好不容易打听来的数额。几天后，我在悉尼采访时再次拨通这位女士的电话，请她查证收款情况。答案是：“收到了。”我请她负责重新开通我的电话。这位女士问是否开通拨打国际、国内、手机电话功能即可，没再查我的出生年月日是否与注册者的相一致。
我忘记告诉这位女士同时开通传真线路。待我采访回来时，传真依然不通。（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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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次难忘的取款经历
本报驻阿根廷记者李志明
在拉丁美洲这块大陆，没有危机的年头少，因此在拉美做记者，不赶上危机的也少。我从20年前开始在拉美当常驻记者，赶上过不少回危机。但是从去年开始的阿根廷经济、社会、政治危机，把我这样的“旁观者”也卷了进去，也切身感受到了危机对人们生存的威胁。
2001年底，阿根廷政府采取了限制银行提取现金的措施，没想到形势急转直下，政府垮台，走马灯似地换了4次总统，到杜阿尔德就职，总算平稳下来。新政府宣布了一系列金融政策，不仅将定、活期存款统统冻结，而且将原来的美元存款强制性转换成本国货币比索。记者站的经费大部分存在银行里，原来限制提现金，但还可以使用，现在全部都不能动了。强制变成比索意味着一瞬间损失50％，因为政府确定的比价只有市场上的一半。
得到这个消息，我的头都大了。当地一位银行家朋友建议我立即给阿根廷经济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各写一封信，说明存款是维持经费，请求作为例外处理，信由他来转交。我马上拟就两封信，送到银行家朋友处。回家路上仔细一想，现在国家形势这么乱，银行系统可能崩溃，即使我的朋友同经济部长、央行行长私交不错，他们此刻也很难顾得上这些小事。看来我还得自己想办法。
我想起政府在宣布冻结措施时，规定外交使团、在外交部注册的国际机构驻阿人员例外。这里面好像有文章可做。于是，我请使馆开具了一张证明本报地位的公函，带上外交部的记者证，在一位当地朋友的陪同下来到了存款银行。那时中央银行每天不知发出多少个指令，连各银行自己都弄不太明白。
银行里乱作一团，办手续的、咨询的客户排成长龙。当我总算排到接待小姐面前时，接待小姐当然说根据新法令钱不能动了。于是我把有关文书、证件以及中央银行关于特例的规定副本交给她，说明我们应该是例外。小姐倒很客气，说她需要请示银行法律顾问。这当儿，同来的朋友很自然地同小姐搭话，说是不是所有的银行接待员都像她这么漂亮？小姐笑了，气氛一下子缓和了。在等候银行负责人研究决定的时候，我们同小姐平静地聊天，其实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电话铃响了，小姐接听后说，您的钱可以提取，抱歉让您久等。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拿到钱后，我向其他新闻单位的同行介绍了经验。他们立即如法炮制，从另外一家银行取出了大部分存款。然而第三天他们到我存款的这家银行取款时却碰了壁。得到的回答竟是：李先生取走款是我们的一个错误！
那时阿根廷的政策混乱不堪，朝令夕改，我取出钱完全是运气好，同行们没有取出钱来只能自认倒霉了。自从有了这段取款经历之后，我对阿根廷人敲锅打碗抗议示威时的愤怒有了更深的理解。（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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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年回首说反恐
本报驻巴基斯坦记者丁子
一年中，追踪着打打杀杀的事件，记者到过阿富汗，到过印巴边境，到过恐怖袭击后被炸毁的教堂废墟；而为了报道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权建设，记者采访过全民公决，采访过议会选举，采访过巴国内宗教政党领袖。当新闻事件接踵而至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思考它们之间的联系。一年过后回头看，这些事件虽错综复杂，但又都被反恐这个主线串连起来。
过去的一年，是我在巴基斯坦工作最忙碌的一年。去年这个时候，阿富汗武装派别塔利班在美国的军事打击下溃败，巴基斯坦的社会动荡却是刚刚开始。从2001年10月到2002年8月，在巴发生的针对西方人或基督教徒的恐怖袭击事件就有8起，造成80余人死伤。除了恐怖袭击，印巴关系也是一波三折。5月，两国几乎濒临战争边缘，一时间人心惶惶，大战似乎一触即发。在这些内忧外患并存的同时，巴基斯坦还在5月进行了对总统地位的全民公决，10月，又进行了议会选举。
过去一年中，面对接连发生的恐怖袭击，巴政府严打恐怖分子，同时限制国内宗教极端分子，在巴境内抓获“基地”武装分子400余人，稳定了巴国内局面；坚持反恐、承诺打击越境恐怖活动，以不变应万变处理印巴关系，使印巴间没有爆发战争。巴基斯坦的做法和立场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由于坚持反恐，穆沙拉夫政府维护了国家利益，在全民公决中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这也为10月议会选举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正是由于坚持反恐，穆沙拉夫政府才在过去一年中度过了内政外交上的一个又一个急流险滩。
但沿着反恐这条主线，也可以看到反恐斗争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最为引人注目的新情况是，巴国内民众反美情绪不断高涨。一年多来，美军事人员在巴不停地搜查、抓人、审讯，激起了巴民众的不满。巴媒体称，美国借口反恐，在巴安装了大量的监听、监视设备，通过电话、手机、电脑传递的信息随时可能被截取、被监听，这也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反感。美国不久前处死了一名杀害中央情报局探员的巴籍男子，而在这名男子的老家，却有数万人参加了为他举行的追悼会。
其次，南亚地区局势的不稳定与美国的反恐策略有关。为了取得穆沙拉夫政府对反恐的支持，美国在印巴之间搞平衡政策，而美国对巴基斯坦的“示好”常常引起印度的反弹，这种反弹反过来又成为美向巴施压的手段。印巴关系时紧时缓，持久和平遥遥无期。现在回头看，反恐战争一年后，阿富汗局势说稳不稳，说乱不乱，南亚地区也不稳定。
面对诸如此类的新情况，今后在南亚反恐这篇文章恐怕越来越难做。这除了因为彻底打击恐怖主义本身任务艰巨外，还要警惕一些国家以反恐为由，在南亚地区及其国家之间玩弄权谋之术，推行霸权主义，使原本正义的反恐斗争多少有些变味。在这种情况下，反恐要想取得彻底的胜利，怕真是难而又难了。（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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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舞台上唱大戏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姚立
同巴黎、伦敦这样的欧洲大都市比较起来，布鲁塞尔算是个“小兄弟”。但由于这里是欧盟和北约两大总部所在地，不少牵动欧洲乃至国际格局变化的决定往往从这里传向世界。布鲁塞尔的“舞台”虽小，却常常能唱“大戏”，引得世界媒体对她格外关注。
在即将逝去的一年里，布鲁塞尔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大戏”是一出接一出，令人目不暇接。年初一开始，欧元就粉墨登场，作为12个欧元区国家的统一货币进入普通百姓家，而那些早已被人们祖祖辈辈用惯了的本国货币永远地成为历史。十几个主权国家，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中厮杀了多年的冤家对头，经过几十年的磨合，最终同意放弃本国货币，启用一种全新的、属于一个“大家庭”的单一货币，堪称是欧盟经济一体化中的一个“壮举”。当欧元区不同国度的人们拿着同种货币，跨越边界到欧元区国家购物、旅游或出差而不必再为兑换货币烦恼时，人们切实地感到了欧盟向前跨越的步伐。尽管欧元这个陌生的货币还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为所有人所熟悉，但毕竟旧的去了，新的来了，而这一步的跨越需要那些操不同语言、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的人们克服多少障碍，浸透了欧盟多少一体化先驱者的心血，真是来之不易！
同欧元问世相比，欧盟、北约的“双东扩”进程更是今年欧洲舞台上的连轴“重头戏”，涉及十几个国家的未来命运及欧洲格局的走向，而围绕“双东扩”进程的谈判也充满了起伏跌宕，演绎了一幕幕“扣人心弦”的剧目。其间不仅欧盟和申请国间的谈判历经艰难，就是欧盟内部也因东扩带来的问题争论激烈，有时甚至使人对东扩还能否按期实现提出疑问。例如，在欧盟10月份的布鲁塞尔首脑会议前，舆论普遍对欧盟内部能否就扩大后的财政问题达成协议表示怀疑，对法、德两家各持己见的立场表示担忧。但出人意料的是，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在会前“神速地”达成妥协，为会议的成功扫清了道路。照理，与会国应对法、德协议感到高兴，但英国却老大不快，希拉克与布莱尔在会上甚至因言语不和打起了少有的“嘴仗”，害得两国外交部事后赶紧出面澄清，收拾残局。这桩法、英间的不愉快虽只是个插曲，但也如实反映了东扩道路上的坎坷及欧盟大国关系间的微妙。在影响冷战后的欧洲格局发展方面，谁都想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欧盟内部英、法、德间的三角关系自然也要经历一些波折与变化。
北约的东扩相对于欧盟东扩要平静一些，毕竟其中对双方牵扯的经济利益要大大小于欧盟东扩。但围绕北约调整和欧盟扩大后的发展方向及机制运转的讨论就要热闹多了，前者是在特定的范围内进行，表面看不动声色，媒体渲染不多，但实则充满了欧美间的暗中角力。而后者则是在欧盟制宪会议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各成员国也以不同方式参与。由于利益不同，对欧盟未来的考虑各异，因而各方观点交锋激烈。这台制宪“大戏”事关欧盟未来，如何收尾，也颇令人瞩目。
总之，以“双东扩”为主线的欧洲舞台在过去的一年里变化不小，北约已扩到了俄罗斯门口，欧盟从15国向25国的扩大也已敲定。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版图将要重新划分。“小舞台”上的“大戏”还要唱下去。（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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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面对“暴力怪圈”的困惑
本报驻埃及记者徐平
中东局势复杂多变，但脉络是清楚的。工作虽紧张，但对记者来说倒也无所谓。可是面对无休止的巴以暴力冲突，总感到说不清道不明。
就让具体事例来说话吧。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杰哈德”11月15日针对以色列总理沙龙的“中东反恐”成功地发动了一次伏击：以色列士兵护送一些犹太定居者从附近的卡亚特·阿巴定居点到希伯伦中心的陵墓去朝圣。穆斯林和犹太人都相信亚伯拉罕及其妻子沙拉葬于此地，所以都把那个陵墓奉为圣地。但当犹太定居者祈祷后返回时却遭到伏击，共有12名以色列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
此事首先使双方1997年达成的一项过渡性和平协议受到威胁。根据该协议，希伯伦大部分地区由近13万名巴勒斯坦居民自己管理，以色列在希伯伦只有少量驻军以保护约450名犹太定居者的安全。伏击事件发生后，沙龙随即指示加强希伯伦犹太人聚居区与附近一个犹太人定居点之间的“联系”，大量增加希伯伦驻军，更多地将这座西岸巴勒斯坦城市纳入以军控制范围。沙龙这么做自然进一步激起巴勒斯坦人的反抗，除被阿拉伯人指责为对和平不感兴趣外，来自伯利恒的“哈马斯”成员11月21日晨在耶路撒冷西南部梅纳海姆地区一辆载满乘客的公共汽车上引爆了自杀炸弹，炸死12人，炸伤40多人。于是沙龙在与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将领紧急磋商后于当晚宣布巴以双方8月达成的协议无效，下令对巴勒斯坦发动大规模报复行动。仅几个小时以后以色列军队的坦克和装甲车又重新封锁和占领了此前不久刚刚宣布“自治”的伯利恒。以军的报复又使巴勒斯坦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国际社会明确谴责并要求双方停止一切形式的暴力行动，但没有什么效果。暴力冲突的恶性循环仍在继续，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无辜百姓仍在流血丧命，冲突双方似乎无意从自己的角度来检讨，只是一味指责对方。为什么没有哪一方首先作出让步？比如，以色列先从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全部撤军——但谁又来保证以色列的安全与生存权？再比如，巴勒斯坦首先停止一切反占领的反抗——可又有谁保证以色列肯定会撤出全部阿拉伯领土、并让巴勒斯坦立国？于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流血怪圈还将继续这么转下去。地区局势无法稳定，世界也不得安宁。
为什么国际社会的调停斡旋收效甚微，且显得那么软弱无力？是事情太过复杂，还是当事方的立场态度有问题？是地区有关国家只强调自己的理由，还是参与调停的国家本身首先考虑自身利益？巴以冲突如何了？巴以冲突何时了？
以色列应该归还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巴勒斯坦人民应该享有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同样，以色列人的安全与生存权也应该得到保证。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目标似乎相当清晰明白，可为什么总是可望而不可及呢？（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