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科技)
专栏：
科研杜绝盲人摸象
本报记者任建民
如果摸象的盲人互相交流一下信息，他们就不会得出大象是绳子或柱子之类的结论。今天，怎样把花大力气积累起来的科学数据充分利用起来，最大限度实现资源共享，成了科技界关注的焦点——
我国有关部门曾对青藏高原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调查、探测，取得了大量科学数据，但因为缺乏数据共享，谁也没有对青藏高原形成完整的认识。而一些国外学者利用资金优势，与我国不同单位分别开展合作，掌握了全面的科学数据，以致在有关青藏高原的国际学术舞台上，国外学者反而更有发言权。
日前，我国科学界权威人士会聚北京，举行香山科学会议，为改变这样的尴尬局面建言献策。
数据共享是国际潮流
科学数据一般指科技活动产生的原始基础数据及由此加工而成的数据信息库。科学数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例如，世界气候框架公约的谈判过程，就是围绕经济利益而展开的有关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的激烈斗争，各国只有拿出有说服力的数据，才能赢得主动权。
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近30年积累的科学数据量已经超过了过去5000年的总和。在计算机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的基础上，科学数据的传播和交换向标准化、数字化和网络化转变，使得以开放与共享为核心的科学数据共享管理应运而生。
美国从1990年开始建设分布式科学数据中心群，对公益性科学数据实行“完全与开放”的共享政策，科学数据高效使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有关研究表明，数据共享10年间，美国平均年经济增长率后5年比前5年增长了1.1％，其中0.5％应归功于数据共享。
英国、法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也制定了相应的科学数据共享政策。此外，国际科学数据组织还构建了世界天气监测网、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国际灾害信息资源网络和国际海洋资料交换系统等，初步形成了全球数据共享体系。
我国专业数据库多达五千
近20年来，我国投入巨资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气象、海洋、水文、环境、地震调查和观测，积累了海量科学数据，先后建设了5000多个科学数据库。在国家科技计划的经费中，约有30％—50％用于获取科学数据。“九五”期间，国家在资源环境领域直接投入探测、调查的费用就不低于200亿元。
但是，我国科学数据难以共享的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制约了我国科研水平的提高，造成了国家投资的浪费。类似本文开头提到的关于青藏高原科学数据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气象基本要素观测涉及气象、水利、海洋、航空、农业、环保、电力和军事等部门，各种业务职能不同、规模不等、规范标准各异的全国性气象观测站星罗棋布；再如，不同部门在同一地区布设内容雷同的观测监测站；一些地质勘控单位为同一勘探目的在咫尺相邻的地方重复打钻。同时，科学数据分别保存在众多部门、单位和专家手中，由于缺少共享技术平台，没有数据交换规范，流通渠道不畅，分散、失落现象严重。科学数据本来属于国家，但有些部门对外开展有偿服务，使购买者有限的科研经费难以发挥最大效用。部分数据价格过高，迫使使用者重复采集。
国家整体推动时机成熟
近年来，国家信息化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科学数据共享得到重视。
1999年，科技部启动了一批急需的科技基础数据库建设。2000年，科技部会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专家调研组，提出10年内建成我国科学数据共享服务体系。2001年，中国气象局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启动了气象数据共享试点，开展气象数据共享服务；2002年，在科技部的支持下，测绘、地震、水文水资源、林业、农业等也启动了数据共享试点。国家测绘局已无偿向30多个部委和省政府以及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专家提供基础地理数据服务。
今年6月，科技部在《关于加强科技基础平台建设的意见》中，向国务院提出了“近期启动科学数据共享工程”的建议。
与此同时，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科技网、教育科研网、金桥网、中国公用互联网和新一代的宽带网等网络基础设施相继建成，为数据共享提供了技术保障。随着数据库和可视化、虚拟现实技术等一系列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的形式也将向可视化、多维空间和动态变化显示的方向发展。
从国家层次整体推动科学数据共享，全面启动“科学数据共享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
数据共享工程箭在弦上
11月28日，由徐冠华、孙鸿烈、孙枢、程津
培等院士和秦大河、张先恩研究员发起申请，“中国科学数据共享”香山科学会议召开。
科学界和科技管理部门反响热烈，参加会议的有各学科领域的科学家和国务院信息办、科技部、教育部、上海市科委、陕西省科技厅等相关科技管理部门的主管领导。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也派人参加。
与会人士认为，我国现有的海量科学数据主要靠国家投入，是一种全民共同所有的资源。“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纳税人有理由共同享用所获取的数据资源，数据拥有者必须让科学数据进入公众领域，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服务。
通过科学数据共享，可以把社会各阶层都带进信息社会，让每一位公民有机会在“数据—信息—知识—理论—决策—效益”各个环节上发挥才华，让科学数据在流动和应用过程中充分发挥科学、应用和科普价值。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国民科学素质，而且有利于国家科技水平的整体提升。
与会专家呼吁，科学数据共享应作为国家信息化规划的重要内容，统一规划、协调力量、共同推进；要尽快起草相关管理条例，规范相关数据资料的管理。科学数据共享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工程，应抓紧组织实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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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技杂谈
“恶人”的善举
乔聿
“四大恶人”，本是金庸武侠小说中塑造的艺术形象，江湖人物而已。近闻中国科技会堂有《四大恶人丛书》出版座谈会举行，笔者觉得蹊跷而有趣，欣然前往。原来“四大恶人”者，乃于光远、何祚庥、郭正谊、司马南四人。《四大恶人丛书》共四本：《我是于光远》、《我是何祚庥》、《我是郭正谊》和《我是司马南》。丛书封底标有四行字：“恶贯满盈”于光远，“穷凶极恶”何祚庥，“凶神恶煞”郭正谊，“无恶不作”司马南。
手捧丛书，心中很不是滋味。四位先生或理论家、或科学家、或科普作家，德高望重，何“恶”之有？又何以取这样一个有自我作践之嫌的书名？
龚育之先生在丛书的总序中道出原委：他们是因为战斗在反邪教、反迷信、反伪科学的最前线，才被那些搞邪教、搞迷信、搞伪科学的人在匿名恐吓信中送上这个封号的。被邪恶视为“恶”，从保卫科学、保卫人权、保卫社会看来就是“善”。他说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为“四大恶人”出版这套丛书，是一项善举，他乐意为这套丛书作序，算是共襄善举。
对“四大恶人”有这样一段文字做注脚，让人释然于心。笔者这才悟出，丛书以“四大恶人”命名，别有一番深意，那就是“追求真理舍我其谁”的勇气、“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当然也有一点“我是恶人我怕谁”的诙谐。回望科学史，许多大科学家都曾被当时的邪恶势力当作十恶不赦的人：为了捍卫从比萨斜塔上落下的真理，伽利略被教会法庭判刑300年；继承了哥白尼“日心说”的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施以火刑。科学进步的历程留下过殷红的鲜血，反邪教、反迷信、反伪科学的道路当然也不会平坦。众所周知，因为揭露伪科学的真面目，何祚庥曾受威胁恐吓，司马南曾遭漫骂毒打，还有人要给郭正谊颁“螳臂挡车奖，”至于“恶贯满盈”、“穷凶极恶”之类的恶语中伤，则是那些搞伪科学的人在恐吓信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成语。
攀登科学高峰需要勇气，反对伪科学同样需要勇气。听“四大恶人”聚首论道，更觉得这“恶人”不当是不行的。虽然今天反伪科学、反邪教已由少数先觉者的行动变成社会主流意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愚昧迷信仍然无孔不入。一些台历、挂历上印有哪日适合安葬嫁娶，哪日诸事不宜，潜移默化地传播迷信，就连北京长安街上一家颇有名气的书店，也还在贴着“神秘现象”的标签，出售有关星座与人生、血型与命运之类的书籍。何祚庥说，反伪科学仍然任重道远。郭正谊说得好：自己既然是专业搞科普，就得求真反伪，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四大恶人”称，只要愚昧、迷信、邪教仍有市场，这“恶人”他们就要当仁不让地做下去，继续“自寻烦恼、自讨苦吃、自得其乐。”
“四大恶人”中三位已年逾古稀，仍战斗在反邪教、反迷信、反伪科学的前线，令人感佩，同时也启示我们，像这样勇气有加的“恶人”还嫌太少，应该多多益善，应该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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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宏邦的启示
蒋建科
被誉为世界营养研究先驱的卡尔·宏邦是纽崔莱营养食品的发明人。有趣的是，他是在中国获得灵感后发明营养食品的。
1915年，卡尔·宏邦来到上海。他发现，以新鲜蔬菜和谷
物为主要食物的穷人很少患脚气病，相反，以吃精制白米和肉类为主的富裕人家大多患有脚气病。卡尔·宏邦认定，糙米的稻壳中含有一种能治疗脚气病的物质，于是开始动手试制营养食品。1926年，卡尔·宏邦回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广阔的平原上普遍种植了多年生草本植物“紫花苜蓿”，宏邦发现，这实际上就是在中国江南一带很受欢迎的野菜“草头”，他用从中国获得的灵感，把营养食品开发的重点转移到了“紫花苜蓿”上。1934年，宏邦终于研制出第一批营养食品，创造出享誉中外的品牌。卡尔·宏邦的经历，给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是要以不断创新的理念开展研究工作。卡尔·宏邦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首先在于他能大胆设想、不断创新，这种创新不仅是技术的创新，更是思维的创新，观念的创新。由此可见，创新不只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才能进行的，日常生活中到处都存在着创新的机遇，关键是要用创新的眼光观察事物，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启示之二是要以人为本来开展科学研究。卡尔·宏邦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还在于他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健康，是以人为本的，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实，农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类提供充足、健康、有营养的食物，如果我们把追求产量、追求数量作为衡量农业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而忽视了食物的安全与营养，不仅会影响农业的发展，还会影响人类的健康。
启示之三是要经得起挫折，耐得住寂寞。1926年，当卡尔·宏邦搭乘一艘美国货船回到美国时，兜里只剩下20美元。他只得靠打工挣几个小钱维持生活，但他仍然利用工余时间研究营养食品。笔者也曾见过一些有识之士开发农业项目，项目选得也不错，前景也看好，创业者起初干劲也很大。可是过了几年，再去看他们，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原因是农业科技出成果较慢，研究人员耐不住寂寞，只能半途而废，令人惋惜。
现在，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农业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同时也迎来了空前的机遇。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曾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新的世纪里，只要我们充分挖掘我们的文化宝库，吸收其中的精华，再结合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大胆创新，那么，我们就一定能为人类的农业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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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干细胞产业化基地——天津市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日前运行。干细胞是重建或修复病损或衰老组织器官功能的理想种子细胞。图为技术人员在进行血液主细胞培养。新华社记者杨宗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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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快发展数字化医疗设备产业
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李健
近年来，X射线扫描断层检查仪（CT）、磁共振成像装置（MRI）等国外数字化医疗设备大量涌入中国，不仅对处于起步阶段的民族数字化医疗设备产业造成巨大冲击，而且对医疗费用的高速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些进口设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发达国家已经淘汰的二手设备，在诊断的准确性和安全性方面存在诸多隐患。因此，加快发展我国自己的数字化医疗设备产业已刻不容缓。
国产数字化医疗设备为何难以立足中国市场？我们通过调查，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是政策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政府采购政策不到位。虽然我们已能批量生产性能可靠的CT扫描机和磁共振成像装置，但由于进口产品“先入为主”，如果不借助政府采购政策很难收复失地。其次是买方信贷不到位。购买进口高档大型医疗设备往往可以拿到出口国的买方信贷，而国产设备的买方信贷则没有保证。再次是医疗设备使用收费标准不合理。在进口设备与国产设备的收费问题上，大部分医疗机构执行的是同质不同价的双重标准，由于进口设备收费标准远远高于国产同类设备的收费标准，导致医院宁愿花大钱进口国外设备而不愿买国产设备。
第二是技术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产业技术标准落后，就贸易技术壁垒而言，在数字化医疗设备领域几乎处于不设防状态，以致国外产品包括二手设备长驱直入。其次是研发与产业化投入不足。虽然科技部、卫生部等在“九五”、“十五”期间都安排了一些项目和经费，但与产业发展的需求还有很大距离，这使得我们高档大型数字化医疗设备的研制从总体水平上看，与发达国家还存在阶段性的差距。
第三是人才方面的原因。数字化医疗设备涉及医学、物理学、生物学、电子学等诸多学科，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不同专业的人联合攻关。由于办学体制方面的原因，过去绝大多数医科院校都是自立门户，与理工科院校基本上老死不相往来，使得懂医的不懂机械电子，懂机械电子的不懂医。
从世界上看，数字化是医疗设备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从国内来看，由于我国有13亿人口，加之人们的保健意识不断增强，数字化医疗设备产业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有可能形成一个大产业。数字化医疗设备产业与诸多高新技术产业有关联，这个产业发展起来了，还能够有效地带动我国嵌入式软件、集成电路、新材料、精密制造等一大批相关产业。从长远看，发展远程医疗也离不开数字化医疗设备。经过多年努力，我们现已突破了一批数字化医疗设备的关键核心技术，并初步实现了产业化。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支持，推动我国数字化医疗设备产业的发展：
——将数字化医疗设备产业纳入国家重点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并给予支持。
——对国产数字化医疗设备实行政府采购。根据不久前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建议将国内能够生产且可以满足要求的数字化医疗设备纳入政府采购目录，同时修改不合理的大型医疗设备使用收费标准，实行国产设备与进口设备使用收费同质同价。
——为购置国产高档大型数字化医疗设备提供买方信贷。建议银行设立专门的买方信贷，这样既有利于国产设备和进口设备平等竞争，又能解医院燃眉之急，还能盘活银行沉淀资金，实现多赢。
——加快建立我国的数字化医疗设备技术标准体系。医疗设备与人种有关，我们在积极采用国际标准的同时，还可以从中国人身体的特殊需求出发，建立自己的标准，在WTO规则框架内，形成限制国外产品长驱直入的贸易技术壁垒。
——加强数字化医疗设备产业人才的培养。进一步加强医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工程技术的融合，尽快开设数字化医疗设备专业，培养既懂医学又懂机械电子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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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幼时人人钟爱大时招惹麻烦老来改头换面
“最糟糕发明”的百年历程
尹卫国
100年前的10月24日，奥地利人马克斯·舒施尼发明了塑料袋，这种包装物既轻便又结实，在当时无异于一场科技革命。从此以后，人们外出购物时顿感一身轻松，不需要携带任何东西，因为商店、菜场都备有免费的塑料袋。可舒施尼做梦也没想到，到塑料袋百岁“诞辰”纪念日时，它竟然被评为20世纪人类“最糟糕的发明”。
塑料袋“糟糕”，是因为它大都是用不可降解和再生的材料生产的，处理这些白色垃圾很多时候都只能挖土填埋或高温焚烧。据科学家测试，塑料袋埋在地里需要200年以上才能腐烂，并且严重污染土壤；而焚烧所产生的有害烟尘和有毒气体，同样会造成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现在全世界每年生产多少塑料袋？消费者又使用多少塑料袋？这无疑是个很难统计的天文数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个形象的比喻，说如果把人们每年使用的塑料袋覆盖在地球表面，足以使地球穿上好几件“白色外衣”。
一时间，“远离塑料袋”、“拒用塑料袋”、“禁用塑料袋”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事实上，要在短时间内完全禁止使用塑料袋是不现实的。积极的态度是依靠科技进步，即采用回收利用和降解相结合的办法去解决。工业包装膜、商品包装袋（膜）用后较干净，应作为主要回收利用对象，分类收集再生利用，这在国内外都已有许多成功经验。而对于那些量大、分散、脏乱、难于收集或再生利用经济效益甚微的一次性塑料包装袋，则应该使用可降解塑料生产。
然而环保意识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树立的，一方面，塑料袋像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因为它的确有它的便利之处；另一方面，许多消费者认为，塑料袋是免费赠送的，不花钱的东西不用白不用。针对这种情况，1989年7月起，美国近半数的州实施了塑料袋“禁用法”，禁止所有不能分解和还原处理的食品塑料包装袋上市。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禁用厚度不到20微米的塑料袋，并控制生产这种塑料袋的原料。从1998年11月起，在该邦乱扔、乱用、乱发塑料袋者，最高可被判5年监禁，并处10万卢比的罚款。意大利则实行“塑料袋课税法”，根据这项法律，每生产一只塑料袋要交8美分税，商店每卖一个价值50里拉的塑料袋，要交100里拉税。自去年3月起，爱尔兰政府也开始征收塑料袋税，每个塑料袋9便士。
这些法律的推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以爱尔兰为例，自从征收塑料袋税之后，全国塑料袋的使用量降低了90％。与此同时，各国都加强了对可降解塑料包装材料的研制，并加大了开发塑料回收利用技术的力度。舒施尼那项“最糟糕的发明”将以一种全新的形式继续为人类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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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科院来了“科技采购团”
万里征
12月3日，由福建省莆田市委、市政府领导带队，该市50多家企业组成声势浩大的“科技采购团”，走进了中国科学院的大门，和中科院高技术产业局及相关研究所商讨科技项目对接事宜。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杨柏龄由衷地说：“科技采购团”这一称呼，让我们感到了莆田市对科技需求的心诚意切，中国科学院愿意和你们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科技经济合作，双方选派的科技副职也将在这一合作中发挥更大的效能和作用。
为了加强与中国科学院的合作，莆田市委组织部早在去年国庆节就派出了仙游县县长助理、全国劳动模范叶羽纺到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产业发展局挂职，继而又派莆田市商会副会长车进平挂职。而中国科学院今年初也派出了刘竣明等5位科技人员到莆田市任科技副职。就在莆田市“科技采购团”到达北京的当天，莆田市人民代表大会又通过选举，任命中科院选派的一位研究员任莆田市的副市长，莆田学院也将有中科院选派的一位科技人员任院长助理。这次“科技采购团”在中国科学院的科技项目活动，就有这些或是“上挂”或是“下派”的科技副职在“里应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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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张小发票科技含量高
李柯勇
新版发票自今年8月1日由北京市地税局正式启用以来，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但很少有人知道，每张发票中都综合运用了数字喷码丝网印刷、电子和密码学、数据库、计算机网络等多种技术。
据介绍，新版发票采用的数字喷码丝网工位印刷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技术之一，有效提高了字迹的分辨率。如将新版发票放在5倍放大镜下，可以发现票面字迹呈点状分布，而普通技术印刷的字迹油墨结成一团。这项技术大大提高了造假的难度和成本。
在每张发票上，人们都可以看到“发票号”和“密码”两项。密码是在印制发票时随机生成的，与发票号保持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并且每张发票由哪个商家买走在税务局的数据库里都留有记录。消费者要想知道一张发票的真伪，打地税局的查询电话或登录相关网站一查便知。
新版发票分为手撕式定额发票和税控装置机打发票两种，前者使用简便，但面额较小，交易额较大或生意繁忙的商家一般采用后者。机打发票的票面上比定额发票多了“税控装置防伪码”和“税控装置号”两项，这一内容采用了目前居国内领先水平的税控装置安全管理系统和税控加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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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波“一号工程”创造一流效益
“一号工程”是浙江宁波市于1999年开始实施的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引进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工程。截至去年底，宁波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430亿多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26％，“一号工程”成为该市第一经济增长点，产生了一流的经济效益。
经过3年的发展，宁波市已累计建设省市级企业工程中心和重点实验室127家，引进和开发各类高新技术产业项目1200多项。2001年该市专利授权量是1998年2.9倍，名列浙江省第一，全国城市第五。到去年底，宁波市人才总量已达32.5万人，净增长9.5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总量25.5万人，年递增8.5％，先后获得“国家新材料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基地”、“全国专利试点城市”、“国家科技兴市重点城市”等殊荣。（赵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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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最近，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在人工控制条件下首次规模繁殖出授粉熊蜂，为中国温室果类菜生产提供大量的商品化授粉昆虫。图为科技人员在塑料大棚内观察熊蜂工蜂对番茄花期的传粉效果。新华社记者刘海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