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欢庆党的十六大特刊)
专栏：从一说起看巨变
一颗闪亮的“珍贝”
再乘东风向蓝天
本报记者 张强
14年前靠100多元起家的邱氏三兄弟当初
再借个胆也不敢做这样的大梦：今天他们三兄弟竟会拥有一个固定资产达5个亿、年产量达200多万件羊绒、羊毛衫的大型企业——浙江珍贝有限公司。
邱氏三兄弟数老二邱淦清学历最高，然而高中也没读完。老大以前是烧砖的，老三是搞运输的，邱淦清则当木匠。兄弟三人1988年开始联手经商。开始是当“贩子”，把上海产的羊毛衫倒到北京卖。几趟下来，腰包渐鼓，信心大增。他们便想在商场里设个柜台，可当时有关部门规定，只有生产厂家才能在商场设点。于是，他们弄回6台横机在自家院子里生产羊毛衫。
“那时候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政策会不会变，挣了1万元也只敢说5000元。”公司总经理邱淦清说，“我们是从企业一步一步的发展中深刻感受到党的政策英明的。”1992年，邱氏兄弟向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政府申请30亩地盖厂房。这在当时只有几千人的小镇上是破天荒的大事。没想到，镇政府竟爽快地批了。3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很快便拔地而起。到了1997年，他们又在政府鼓励下，投资1个多亿建了更大的厂房，而且引进了世界先进水平的纺纱机，产品也上了档次，开始涉足羊绒领域。“珍贝”从此跨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去年，“珍贝”的销售总额已达到5亿元，在国内名列前茅。
从100多元做到5个亿，其间的甘苦不言而喻。“一个人要想真正做点事，不流汗，不下苦功，是不可能轻易成功的。”回顾创业的艰辛，邱淦清说来却是淡淡的，甚至觉得不是什么多了不起的事。说到“珍贝”的成功，他最感慨也最感激的是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支持，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我们现在厂房占地500多亩，厂房面积已达12多万平方米，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可能吗？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邱淦清说，以前没有条件在学校课堂多学点知识，所以现在在经营企业的同时，抓紧时间充电，1999年他在北京大学的EMBA班学了整一年。“我也很注意学习中央政策。江总书记的‘五三一’讲话，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民营经济的那一段讲得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决心更坚定了，要把发展步子迈得更快。”“你一定会看到‘珍贝’下一步有个大发展的。”邱淦清信心十足地说，“‘珍贝’的目标是做成世界知名品牌。”（附图片）
上图：外国专家在调试珍贝公司引进的先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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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座古老的小镇
崛起鸡鸣三省处
吴俊
三省鸡鸣处，千年穷荒地。位于大别山区，鄂、豫、皖三省结合部的安徽省六安市的叶集，以前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叶集是个有400多年历史的古镇，然而直到10年前，所谓的“集”，不过只是从镇里穿过的狭窄公路两边上有零星几家店，唱主角的还数走街串巷的“提篮小卖”。
“我过去做买卖就拉个板车。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放宽了，我借钱赊了台车，带上几个穷弟兄，办起了运输公司。后来又办起了加油站、液化气站。”镇上一位板车拉成了轿车、草房变成了别墅的姓龚的经理对我们说。
在叶集新一代经商能人中，田保家思想更解放，发展步子迈得更大。他说：“叶集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作为突破口，不仅鼓励，还大力扶持。所以我彻底消除顾虑，经营家电，搞连锁，当代理，现在同时经营家电、摩托车、通讯产品等。前不久我还被授予安徽省劳动模范称号。”田保家的公司堂而皇之冠上自己的大名：田保家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小小叶集现在真的让人刮目相看，这个鸡鸣三省的深山小镇把地理上的劣势发展成了优势：拥有一个华东地区最大的木材交易市场，一个安徽省最大的边贸市场，是大别山区重要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和交易中心。小镇的贡献也不小，去年全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达6.5亿元，财政收入4320万元，分别是1992年的12倍和14倍。
叶集镇的领导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们，今天的叶集已建成1个农业科技示范区，1个工业园区，15个专业市场。最近，安徽省政府又批准叶集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我们要抢抓机遇，与时俱进，力争用5—8年的时间，把叶集建设成功能配套、设施齐全、规模适度、环境优美的花园式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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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崭新的社区
满眼春光满眼诗
章文
家住包头市东河区通顺社区的葛秀玲老人，说起十几年前儿子的婚事，至今心里还是闷闷的。
那时，葛大娘住的地方叫复成元巷，儿子结婚那一年，好不容易买来一条“凤凰”烟、一条“牡丹”烟，放在凉房里，准备婚宴上待客用。不曾想，一天下大雨，雨水依地势从巷子流进院里，又从院里流进大娘家的凉房里。等下班回来，两条名贵的喜烟已泡成一团。
在包头老城区生活过的人们，对葛大娘的感受都体会很深。时过境迁，葛大娘过去住的复成元巷，与附近的大文明巷、先天巷、小文明巷，已成了如今东河区通顺社区的“前身”。以前这里街巷狭窄得连辆小汽车都无法通过，刮风一天土，下雨一路泥。高高低低的平房上空是蛛网一样的电线和电视天线。平房年久失修，一遇雨天，几乎家家漏雨，盆盆罐罐甚至西瓜壳子都成了接雨的用具。
1996年5月3日，包头发生一场地震，经历了近百年风雨的老城区损失最重。东河区委书记孙桂珍说：“党和政府及时组织旧城改造，重建家园。让灾民们以每平方米650元的优惠价成了新楼房的主人。”葛大娘便是他们中的一个。
住进通顺社区的居民们，常常情不自禁地将新旧居住环境做对比。他们说：以前要是下雨，首先想到的是自家的小院是否会被淹；现在下雨，想到的是社区的绿色会更多一些。以前大人、小孩出行离不了的雨鞋，现在都翻出来卖给收旧货的了。以前住的小街巷全是死胡同，现在社区里道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小区还建了2460平方米的中心花园，让居民休闲健身，喷泉、雕塑、凉亭、花坛、健身器材等应有尽有，社区里便民公用电话亭、垃圾箱、果皮箱、公厕等一应俱全；医疗卫生、科普、法律、再就业、消费者协会、“低保”等组织也走进了社区，使居民不出社区就可以享受到各种各样的服务。还有，社区里还经常组织居民开展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
说起变化，这里的居民们最爱用的一个词是：今非昔比。一位居民借用一位诗人的话对记者说：我们在这里诗意地栖居！（附图片）
题图：通顺社区一角。 高凌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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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潮澎湃
最了不起的事情
裴智勇
浙江珍贝有限公司从一个只有100多元的手工作坊起步，成长为资产5亿元的公司。地处大别山区的偏僻小镇叶集解放思想，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作为突破口，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托起国内生产总值6亿元的现代化小镇……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改变了一家家企业、一个个乡村、一座座城镇的面貌，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一位经济学家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近十几年来我们中国做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回顾过去，让人不由感慨万千。在20多年前，人们还讳谈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似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是模糊的。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有了党的英明决策，才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动的实践。据专家测算，到1999底，我国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达50％，而国家定价商品仅剩13种。国家富强了，13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3％，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成为世界第六，“中国制造”行销于国际市场。人民富裕了，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轿车、手提电话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与此同时，各项社会制度开始趋向健全，政府部门及其成员转变职能和作风，服务意识更强了。更可贵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人们适应了平等、竞争，意气风发地创造美好的新生活。
不可否认，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也还面临困难和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法律体系的完备、各种生产要素市场的建立都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紧密，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我们有信心把工作做好，因为我们有了10多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
党的十六大必将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坚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将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这件事关国计民生的“最了不起的事情”继续做好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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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侨胞的行李轻了
侯伟生（本报驻汕头记者）：家里有台日本产的“乐声”牌彩电，那是我1992年结婚时托一个华侨亲戚帮忙，从香港买回来的，花了5500元。汕头是经济特区，也是著名的侨乡，那时候购一台彩电尚且如此之难，在内地就可想而知了。上个世纪80年代，那些从国外回家乡探亲的侨胞，每次回来时总是这样，惦着给亲戚朋友带这个捎那个的，行李总是大包加小包。
前几天，一位海外回来的亲戚上门小坐，说起这些年的变化，他哈哈一笑说：我们这些人感受最深了，现在回国多潇洒呀。一句话提醒了我，真的，侨胞们现在回来时行李变轻了，不再大包小包的。再一想，这不很正常么？如今，“中国制造”不仅价格便宜，质量也过硬了，谁还托人情大老远地从海外往回捎东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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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合肥成倍长
刘杰（本报驻安徽记者）：我是“老合肥”。由于工作关系到外地工作了两年，前不久又回到合肥。才离开两年，合肥就变得我快认不出来了。这不，前两天，太原的一位朋友来合肥出差，说是住在长江西路新文采国际大酒店。我马上开车去接他。哪知一路找去，问来问去，竟然半天才找到。朋友坐上车，一路走一路看，感慨大发：“好一个长江路，真有点十里长街的味道！”我说：“是啊，就连我这个‘老合肥’也常迷路呢！”
有人给合肥这个城市名字编了个谜语，叫“两个胖子”。说起合肥这13年的变化，真的是一个城变成了两个城。刚解放时，合肥只是个小县城，发展了40年，到1989年时，城区“长”到近80平方公里，人口为80万。而最近这13年，合肥城区“长”到15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160万，整翻一番，可不真的是“两个胖子”么？
合肥长大了，也更美了。以前一个逍遥津公园让人看了几十年，如今城里城外有七八个大公园，城里城外到处都是大花园。今年初香港10多名摄影师来安徽采风，合肥市委宣传部根据他们的要求，安排了两个小时。结果，他们一拍就是半天，直说没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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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谈东西南北
山城有片海世界
孙海涛（本报驻贵州记者）：一到下午4点以后，坐落在贵州省贵阳市普陀路的大白鲨海鲜超市里就人头攒动。一位买了2斤基围虾的女士感叹道：“真不敢相信，3年前还是近百元一斤的基围虾，今天只卖16元一斤！”
一排排的水柜里是鲜活的鱼虾蟹贝。除了北海的，湛江、广州、上海、大连的海产品也应有尽有。还有从深圳进关的澳洲大象蚌、皇帝蟹、贵妃蟹等名贵海产，足有上百个品种。
如今，深居大西南腹地的贵州人想吃便宜的海鲜已成了很方便的一桩小事。这可得感谢交通的变化。以前，贵阳的海鲜主要通过空运，每天的供应量不到2吨。去年底，贵阳至北海的高等级公路贯通，构筑起西南地区便捷的出海通道。贵州大白鲨海产品有限公司瞄准市场，用10多辆保鲜车跑起了海鲜专运。从北海到贵阳，夕发朝至，12个小时就可上柜。这以后，贵阳的海鲜销量至少翻了三番。
这不，大白鲨海鲜超市又在市区开了两家分店。听说，顺着高等级公路，大白鲨海鲜超市要北上遵义，有一家很快就要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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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部手机访天下
冉永平（本报记者）：如今通信技术发展之日新月异，让我这个最早使用电脑、数码相机的记者都觉得自己缺乏想象力。11月4日，我参加了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和诺基亚公司支持的全球新闻史上首次不带纸笔，甚至不带笔记本电脑、相机，而仅带一部手机进行新闻摄影采访的体验活动。
我1997年7月初到四川大凉山采访马班邮路时，在大凉山深处的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彝寨，看到一条鲜艳的标语：“普天同庆香港回归”。在如此偏僻的一隅，也同步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我激动地按下了快门。但等从山里出来，冲洗出照片，已是一周后的事，很好的一张新闻图片因为时效差只好过期了。
在这次的采访活动中，每个记者及时用手机拍到新闻图片后，数秒钟内就发回到各自的媒体。比如，我们在上海街头一家便利店里买饮料时，店里发售的“环保移动充值卡”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充值卡怎么还环保？过去充值卡是塑料的，卡内金额充进手机后，卡就没用了。回收很复杂，搞不好还影响环境，因此上海移动把卡改为纸制。一个小小举措，利国利民。这个偶然收获马上用随身携带的带照相功能的手机抓拍下来，并直接通过中国移动GPRS彩信中心用电子邮件发回了所在媒体（见左图）。网络媒体在一两分钟内就发表出来。这样的速度，就是三五年前，也是不敢想象的。
而且，在移动数据网络日益发达、手机功能日益完善的今天，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上海等地已可用手机买饮料、香烟等。像信用卡一样，住店、买机票甚至吃饭都可以用手机支付的日子也不再遥远。那时，记者带上一部手机，就真的可以访天下了。（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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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图为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街道群众载歌载舞，庆祝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本报记者 刘龙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