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国际周刊)
专栏：
更加自信的中国人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 何立强
作者简介：何立强自1998年起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此前曾在中国工作多年，目睹了中国20多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
我从12岁时就对中国文化发生了兴趣，后来又被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哲学和文学所吸引，大学里选修了中文，对中国的古老文明有了更多的了解。1974年6月，我在大学时得到一次难得的机会访问中国大陆，我卖掉了自己心爱的大提琴，才凑足路费，跟随一个旅行团来到中国，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中国。当时，中国正在“批林批孔”，我们对中国发生的事情很难理解。但中国人民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的。我在北京一个人逛胡同迷了路，一个好心人带我去找我住的旅馆，途中我们谈起来，他很坦率地告诉我他家生活的情况。显然那时中国人的生活还比较困难，对国外的情况也不太了解。
从那时起，我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先是在美国做中文翻译，1980年开始在中国为美国公司工作，又到香港工作了几年，1998年我回美国担任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会长，这期间我一直与中国打交道。现在，我每年至少要去中国两三次。可以说，20多年来，中国的变化我都看到了。
比较中国这些年来的变化，物质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心态和对待外国人的态度的变化。他们更加开放自信，也更容易与人交谈。中国人也有更多的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他们更了解外面的世界，只要看看北京书店里有多少介绍外国的书籍，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开放为中国人开辟了广阔前途，释放出他们的巨大能量。他们努力工作，有自己的奋斗目标。特别是年轻人，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与我1974年第一次到中国时有天壤之别，与我1980年第一次到中国工作时也不可同日而语。
美国人这20多年来也在认识中国。上个世纪7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近乎白纸。中国开放以后，许多美国人去了中国，亲眼看到、感受到了中国。他们看到的并不一定完整，但是一个活生生的中国。在美国，学习中文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总体是好的：聪明、勤奋、重视教育、重视家庭，他们虽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不同看法，但认为中国在不断进步。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应当与中国多接触、交流，并开展合作。我们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也安排美国的各界人士访华，还要组织美国的金融记者访问中国，让美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变化。
展望10年以后，美中关系在各方面都会比目前更加密切。现在美中人民在交流与合作中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我对美中关系的前景很乐观，很有信心。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何洪泽采访、整理）（附图片）
第11版(国际周刊)
专栏：
中国的地位提高了
意大利前总理 安德雷奥蒂
作者简介：安德雷奥蒂为意大利前总理、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名誉主席，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曾先后四次作为意大利政府领导人访问中国。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84年，中国当时正在改革开放，建立合资企业和经济特区，这在当时是新事物。经济特区和其他地区保持着基本相同的政治制度，但享有发展经济的优惠政策。其他一些国家也建有发展经济的特别开发区，这是对外开放、发展经济的一种好办法。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这是明智的。比如市场经济，说起来好像是一种万能的魔法，其实一个国家的变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常对人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可能一个早上直接发布一个法令，全国立即就执行一种政策。就好比登山一样，如果一个人不熟悉，一开始跑得很快，一会儿就不行了。真正的登山队员是有计划地分段进行，最后才能登上顶峰。我记得与邓小平会见时，克拉克西（时任意大利总理）讲到要实现民主，更大地开放人权时，邓小平对克拉克西讲，我不知道你在意大利是否有99％的支持率（注：由克拉克西担任总书记的社会党当时在意大利只有12％左右的选票），我尽管有99％的支持率，我还有1100万人需要去做工作。当然这是幽默的谈话，但是，这些观点值得思考。
在江泽民的领导下，中国增强了与世界各国的接触与合作，这其中不仅有经济、贸易、投资等项目，还包括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交流，我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当地还举行了纪念利玛窦的活动。我担任各国议会联盟政治委员会主席，从中国正式开始参加各国议会联盟的会议工作后，由于代表团人数按国家人口比例分配，中国代表团是人数最多的代表团，中国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常常提出好的工作建议。
此外，“9·11”事件后，在上海举行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江泽民、布什、普京等全穿着唐装在一起开会，会议取得重要成果，开得非常成功，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提高了。今年欧洲实行了欧元，意大利政府赠送给意大利家庭1500万个里拉与欧元兑换器，全是中国制造的。现在中国的产品不仅价廉，质量也在提高。
（本报驻意大利记者史克栋采访、整理）（附图片）
第11版(国际周刊)
专栏：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几位留学生的述说——
我为什么喜欢中国
中国人救过我老师
田幡隼（日本）
一年的夏天，天气很热。我的日本老师向中野在北京旅行时不幸中暑，昏倒在一个胡同里，一个中国人救了他，把他救回家中，给老师吃药，让老师躺在床上。过了一会儿，老师的病好了。他怕给救他的中国人添麻烦，所以要走。但是那个中国人挽留向中野老师，请他在家中做客吃饭。老师说，那时候他感动地哭了。老师回到日本后就迷上了中国。后来他还写了几篇文章介绍这件事。
那时候听了老师的故事我也渐渐地喜欢上了中国。
2000年春天，我终于来到北京留学。一年后，随着我的汉
语水平提高，我结识了不少中国朋友。耳闻目睹了中国人帮助人的事情，感到了现代中国的好处，我迷上了北京。
有一天，我去一个中国朋友家吃饭，那时候我想，只是去他家吃饭，这就像去日本的朋友家吃饭一样很普通。但是没有想到，他和他的家人对我那么热情。阿姨教我怎样包饺子，她很耐心。我学了半天也包得不好，包了很多不好看的饺子。到了吃饭时，他们没完没了地让我吃东西，给我夹了很多很多的菜和饺子，就像对待亲戚一样对待我。我很受感动，那一刻我也有了与向中野老师一样的感觉。
当缺4元钱的时候
阿卜杜拉（沙特阿拉伯）
我来北京将近3年了，接触过很多的北京人，他们热情好客。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来和我攀谈，遇到困难时他们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有一次，我去西单购物，一路上买了许多东西，最后走进北京图书大厦。好家伙！我仿佛钻进了一座巨大的书山，真是眼花缭乱，手足无措。我原本没有什么目的，随便看看，不料却无意中发现了我到处寻找、盼望已久的阿汉词典！我兴奋极了，马上从书架上取下那本词典，赶紧到交款台排队付款。书价是85元，可该交钱时我却发现身上只剩81元了！我急得身上冒汗，嘴里连说“倒霉”。忽然，排在我身后的小伙子拍了我一下，关心地问：“怎么啦？”“钱不够了。”“差多少？”“就差4块钱。”心情不好正烦他多管闲事，他却打开钱包塞给我4块钱。4块钱，两张又轻又薄的纸币，此时却和厚厚的词典有着同样的分量，沉甸甸的，压出了我两眼激动的泪水。我像傻子一样，什么也没说，就迷迷糊糊地交了钱。直到小伙子也交完钱，我才抓住他的手说：“谢谢！谢谢你！请你告诉我联系方式，我一定要把钱还给你。”小伙子微微一笑：“这算什么，几块钱的事儿，不用挂在心上！”说完，他一转身跑了，看着他的背影，我从心底吐出了一句话：“多么可爱的北京人呀！”
其实，我在北京的三年里，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北京人的诚恳、热情温暖了我的心，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与北京有一种割不断的缘分。
忘不了那位中学生
哈里德·森迪（沙特阿拉伯）
一天早晨，我骑车去上学。因为天气有点儿冷，而且还有风，我顺手从口袋里掏手套的时候，把口袋里的钱也带了出来，撒落在了地上，但是，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一个名叫伟伟的北京中学生这时候也骑车去上学，看到我口袋里什么东西“飞”了出来，急忙喊：“东西掉了！东西掉了！”我根本就没有听见。伟伟到了掉东西的地方，下了车，定睛一看，哇！是钱！一张红色的100元，一张蓝色的100元，还有一张两块钱，共202元。
“202元”钱，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不能算是个小数目，用这些钱，可以买多少巧克力？多少雪碧、可乐呀？可是伟伟连想也没想，将钱捡起来，紧紧握在手里，赶忙去追我。我哪里知道身后发生的这一切呢？
路口的红绿灯不停地变换着颜色。伟伟和我总差一个路口的距离，就在第五个路口，我正好赶上红灯，不得不停下车来。这时，小伟伟终于追上了我，他用英文说明情况将钱给了我。
望着满头大汗的伟伟，我非常感动，用中文答谢，说，“这钱送给你好了，拿去玩游戏机吧！”
听到我说汉语，他高兴地跳了起来：“你会说汉语呀！太棒了！不过，谢谢您，别说这么多的钱，就是一分钱，我也不能留下。因为，学校的老师，还有我的爸爸、妈妈经常教育我，要拾金不昧。”他将钱硬塞到我手里。我接过这热乎乎的钱，心中暖暖的。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致谢。
回到家里，我特意找出从沙特带来的三个纯金相框，将这三张“纯洁”的人民币分别放在里边，并用红色的绸带将它们连结成一个“心”字，挂在屋子最显眼的地方，我要让每一个到我家来的人都知道：“北京的中学生心灵有多美！”
为中国默默祝福
陈氏琼香（越南）
10年前，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有机会来到中国首都北京留学。记得当时在国内，电视播放了中国的电视连续剧《渴望》。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尤其是片头片尾的主题歌《好人一生平安》和《渴望》深深打动了我，从此我就开始喜欢中国了。
俗话道：“有缘千里来相会”。6年后，我惊喜地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赴北京留学。从此，我就与中国和汉语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又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看了自己最爱看的电视连续剧《渴望》。
我是1998年来北京的，四年的大学生活如梦如烟。我亲眼看到了一个日新月异的北京，一个喜事盈门的北京。
生活在北京的这几年使我亲身感受到了这里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刚来时曾经走过的几条小路现已焕然一新，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我们留学生的生活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奖学金提高了，校园里的环境更加优美了……特别是在过去的2001年，我又看到了、听到了北京接二连三的喜事：首先是北京在众多城市之中脱颖而出，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接着又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北京圆满举行，再后来又是中国足球队经过44年的努力终于获得2002年韩日世界杯参赛资格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留意过身边的每一位北京人，无论男女老幼，个个脸上都洋溢着青春的光彩。他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感到了无比的自豪和骄傲，而我也默默为他们祝福，同他们分享这一切来之不易的快乐与喜悦。
（本报记者吴迎春采访、整理）
第11版(国际周刊)
专栏：
预祝中共十六大圆满成功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 米哈伊尔·季塔连科
作者简介：米哈伊尔·季塔连科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通讯院士，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会长、俄罗斯亚非人民团结合作协会会长，曾多次访问中国。
中国共产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政党之一。不论是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整个中国来说，十六大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在我看来，十六大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并进一步深化党的理论，这已经在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中得到反映。实践这一理论将增强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各个阶层的联系，使其更加关注科学技术最新成就。只有这种态度才能使中国保持经济增长。
谈到中国的外交，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国际地位从未像今天这样牢固，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得到最广泛的承认并享有崇高的威望。我认为，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的重大功绩在于他们批判性地吸收了历史经验，奠定了独立自主外交的新理论基石。这一理论强调积极利用外部环境为国内改革和现代化服务。今天，中国不回避国内存在的问题，并努力加以解决。这是最为明智的态度，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作为俄罗斯学者，我想着重指出的是，近10年来，俄中两国关系获得了积极发展。去年普京总统和江泽民主席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俄中关系奠定了牢固的法律基础。这一条约是两个大国发展关系的典范，是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条约确立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新模式。
中国在外交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同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某些大国试图在反恐过程中绕开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以武力方式干涉他国内政。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平衡因素。中国的立场某种程度上阻止了有可能给国际稳定带来破坏作用的单边行动。
中国同所有周边国家积极发展友好合作的外交政策赢得人们的普遍赞扬。中国努力解决同邻国之间存在的问题，某些问题虽然尚未彻底解决，但是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尖锐。我认为，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三方对话对本地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正以积极的态度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地区化提出的挑战。中国不仅加入了世贸组织，还进一步密切同东盟的对话，努力同亚太国家一道建立共同的经济空间。
我认为，中国同美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也在加深。美国承认一个中国，这是中国对美外交的一项重大成就。美国已经认识到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威望的提高，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表现得较为克制。
总体上讲，中国在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威望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现在看来，无论是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都有助于中国实现改革和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目前面临的是增长、前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相信十六大一定会为解决这些问题找到深思熟虑的方案。我们对这次大会充满希望，期待着大会的决议进一步增强俄中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我们祝愿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取得新的成就，预祝十六大圆满成功。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吕岩松采访、整理）（附图片）
第11版(国际周刊)
专栏：
带领人民奔小康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事长 中田庆雄
作者简介：中田庆雄生于1930年。1953年至1958年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学习。1963年起进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工作至今。中田理事长担任了吉林、云南、辽宁、内蒙古等省、区的经济顾问，在半个多世纪里曾300次访问中国。
中共十六大的召开将稳定中国的经济和发展，并将对亚洲和世界的稳定、发展及和平发挥积极影响。作为日本经济界的一员，我对此寄托了很大期望。
在中共80多年的历史上，以第一代领导人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的中国人民浴血奋斗，解决了中国独立解放的问题，建立了新中国；第二代领导以邓小平先生为核心，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确定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并付诸实践；以江泽民先生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以“不断改革开放”实践了邓小平理论，并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这一新时期理论。通过10多年的实践，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很大成绩，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使中国人民走上了小康之路。
十六大将更加深入地总结和深化23年来中国两代领导实践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成果。十六大还将深入明确不断改革开放的政策。今后10年是中国从小康发展到中等发达国家的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业绩（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顺应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产物。在我50多年与中国朋友开展经济合作的切身体验中，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一，我亲眼看见并亲身体会到中共优良的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希望6000多万党员朋友团结一致，在新的历史时期为13亿中国人民，为亚洲和世界的经济合作、和平与幸福做出努力和贡献。
（本报驻东京记者孙东民采访、整理）（附图片）
第11版(国际周刊)
专栏：
投资环境越来越好
法国PAS标致雪铁龙集团国际部主任 米歇尔·布里库
作者简介：米歇尔·布里库曾任法国PAS标致雪铁龙集团金融主管，1998年起任该集团雪铁龙公司国际部主任，多次访问中国。
雪铁龙是PAS标致雪铁龙集团的汽车公司，1987年开始探索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找到了理想的合作伙伴——东风汽车公司，两家于1992年建立了合资企业——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10年来，我们与中国伙伴亲密合作，在武汉建了总装厂，在襄樊建了发动机厂，此外还建起一个销售与维修网络。我们实行共同平台战略，于1998年将雪铁龙当时的优势产品——雪铁龙ZX引进中国，在中国的平台上生产出ZX富康轿车，迄今已在中国售出23万辆，到今年9月底，在中国汽车市场占有率达到7.7％。雪铁龙能在中国存在下去，树立品牌形象并形成某种竞争优势，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好了。
我们与中国汽车工业界的领导人多有接触，他们对本国及世界的汽车市场的动向很了解，十分关心汽车的安全性能和环保性能，了解电动汽车的发展情况。我们与合资伙伴的沟通达到了相当高的层次。前几年，神龙汽车公司每个部门都设立中法两位主任，而今已取消“双主任制”，部门领导可由中国人担任，也可由法国人担任。这是因为双方在经营、生产等方面的共识越来越多，不存在理解上的困难。
中国的消费者很现代化。由于电视、报刊、因特网普及，新技术、新产品的信息传递很快，消费者了解新产品、新款式，他们要求产品的技术含量高，要求设计风格新颖，他们对产品的期待与西方消费者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还以老眼光看待中国消费者，就会犯决策上的错误。正是中国的消费者使我们认识到，应该适时地在中国推出新车型。
基于对中国投资环境的信心，PAS集团决定完善投资战略。今年10月25日，我们与东风汽车公司在北京签订了扩大投资合作协议，合资双方计划给神龙公司再注资1.23亿欧元，PAS集团还打算把两个新车平台迁到中国来，其中一个生产标致307，另一个生产微型轿车。
我大半辈子的业务生涯是在欧洲度过的。1986年西班牙加入欧共体时，我正派驻西班牙，亲自感受到了西班牙向欧洲开放，拥抱欧洲的热情。中国目前的开放势头比当年的西班牙更为高涨——中国拥抱整个世界。4年前我被任命为国际部主任，有幸与中国结缘，这是我的福分。上个世纪30年代初，雪铁龙组织过“亚洲之行”汽车拉力赛，目的地就是中国。70年前雪铁龙对中国的热情，在21世纪之初变成了美好的现实。我期待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希望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成功，因为这不仅是中国发展的机遇，也是雪铁龙及世界各国有志于与中国合作的企业的机遇。
（本报驻法国记者郑园园采访、整理）（附图片）
第11版(国际周刊)
专栏：
与时俱进 人心所向
印度前外交部联合秘书 白春晖
作者简介：白春晖曾担任过印度外交部负责东亚事务联合秘书，先后5次踏访中国，在中国度过了11年的学习和工作生涯。
我是印度人，白春晖是我的中国名字。我记得第一次到中国是1947年。那时候我很年轻，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1949年2月，古城北平解放了，我和许多中国同学一起，自发地加入到欢迎解放军的队伍中。当时所有的人心里都急切盼着解放军能早点进城。现在仔细想想，新中国诞生、共产党胜利的确是人心所向。
1950年初，我学成回国。当时，印度刚与中国建交，急需精通汉语的人才，我很快就被招入印度外交部，同年我又被派往印度驻华使馆，一直到1958年卸任回国，前后共8年的时间。那些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朝气蓬勃的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建设家园，中国可真是大变样了。
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印以及尼赫鲁总理访华期间，我担任了主要翻译工作。毛泽东的坚毅果断、周恩来的豁达机敏、刘少奇的沉稳睿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都是在长期艰苦的环境中磨炼出来的，个个能力非同一般。如果没有他们，中国革命无疑还要继续摸索很长时间。
1979年，印度时任外交部长、现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时，我在韩国当大使，印度外交部紧急把我从汉城召到北京，参与瓦杰帕伊与邓小平的会谈。邓小平是一位很有魄力的领导人。我记得当时会谈时，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两国应找出一个妥善解决边界和历史遗留问题的一揽子方案。尽管那一次行程匆忙，但从邓小平身上，我隐约感觉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正在酝酿着一次全新的变革。1995年和1998年，我又两次应邀访问中国，我看到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车水马龙的街道和朝气蓬勃的行路人，中国的巨大变化让我感到惊叹。毛泽东领导中国实现了第一次解放，邓小平领导中国迎来了第二次解放。
1996年12月，我在新德里见到了来印度访问的江泽民主席，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的第三代领导人。江主席向世人展现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风貌。江主席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充分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等一系列主张，这是中国第三代领导人顺应潮流、与时俱进的体现。
有时候，我托人从中国带一些中国文化书籍和最新人物传记，因为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
（本报驻印度记者钱峰采访、整理）（附图片)